我的屋子里备有三把椅子：一把独处时用，两把给友人来访时坐，三把交往活动时用。要是来客很多，始料不及，也还是三把椅子招待，不过，通常他们都在屋子里站着，节省空间。巴掌大的一个小房间居然能容纳那么多男男女女，端的令人吃惊。有一回，在我的屋顶下，来了二十五个或三十个灵魂，外加他们的躯体，可我们在分手时，往往不觉得相互挨得那么近。我们有许许多多房子，不管公产的还是私产的，照例都有多得几乎数不清的房间，宽敞的厅堂和储藏名酒与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窨子，依我看，里头的人只不过是寄生在屋子里的一些蛀虫。我吃惊地看到，在特雷蒙、阿斯托，或者米德尔塞克斯酒店[184]门前，侍应生通报来客时，活像一只滑稽可笑的耗子，从宾客们经过的游廊那儿爬出来，眨眼间又钻进了过道上一个窟窿里去。
我的屋子这么小，有时也有一些不便之处，那就是说，我们高谈阔论重大思想时，客人和我之间很难保持适当距离。思想需要足够的空间，方可准备扬帆起航，按照一两条航线航行，最后到达目的港。那思想的子弹万万不可打偏、跳飞，这样方能稳准地直达听者的耳朵里，要不然它就会从听者的脑袋一侧擦过。再说，我们的句子也需要空间，便于渐次展开、排列成行。个人就像国家一样，必须有合适的、宽阔的天然边界，乃至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立地带。我发现，跟友人隔湖交谈，端的是一种奢华的享受。在我的屋子里，我们挨得太近，反而听不清楚说话——可我们又不能让话音压得太低，要不然别人就听不到。这就像把两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因为石子挨得太近，彼此的涟漪都搅乱了。如果我们仅仅是惯于大声聒絮的人，那么，不妨站得更近些，紧紧地挨在一起，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讲话很含蓄，富于思想性，那么，最好还是相互隔开得更远一点，以便我们的活力和朝气有机会散发出去。我们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话语，要是喜欢与之进行最亲密的交流，那么，我们不仅要默不作声，而且身体往往要隔开得远些，使我们怎么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才好。按照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了方便那些耳朵背的人。但有好多美好的事情，如果大声嚷嚷，那我们就怎么也表述不出来。只要谈话的声调开始越发崇高、庄严时，我们就会把椅子渐渐往后挪，挪得远远的，挪到对面屋角落的墙根前，到了那时候，常常就觉得房间不够大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最好”的房间，我的客厅，就是屋子后面那片松树林，随时准备接待来客，而且太阳几乎很难照到地毯上。入夏以来，贵宾来访时，我就带他们上那儿去。那儿有一位不可多得的管家早已打扫过地板，还给家具掸去了尘土，样样东西都拾掇得井然有序。
如果来客只有一位，有时跟我共进便餐，我们一边交谈，一边搅动玉米粥，或者瞧着一块面包在火上渐渐膨胀、渐渐烤熟，反正两人话语声不绝于耳。万一客人来了二十个，就只在我的屋子里歇息，用餐一事只好免谈，也许我有足够两个人吃的面包，无奈这时候吃饭仿佛成了一种禁忌，我们自然而然地实行禁食了。这断断乎不会使人觉得怠慢客人，反倒是不失为最妥当、考虑最周到的一种办法。物质生活受到耗损，通常急需加以补救，在那时却出奇地滞后了，好在生命的活力还能挺得过去。就这么着，不管来二十个人，还是一千个人，我照样都能接待。如果有人看到我正好在家里，离开我屋子时却饿了肚子，不免十分扫兴，那么有一点他们会肯定，我也是爱莫能助。建立新的更好的风俗习惯取代旧的风俗习惯，原本一点不难，尽管许多管家对此表示怀疑。一个人的声誉好不好，并不取决于是否请客吃饭。就我来说，我不时拜访人家，从来都没有被什么克耳柏洛斯[185]吓住过，倒是设宴款待我的人反而使我退避三舍。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客气兜着圈子的暗示，要我往后再也别去麻烦他。我想，赶明儿我断断乎再也不去这些地方了。我引为自豪的是，有一位客人在一张权充名片的黄澄澄胡桃木叶子上，留下了斯宾塞[186]的几行诗，我不妨拿它来做我的《陋室铭》——
到了那里，他们挤满了小屋子，
不寻求那里原来没有的娱乐；
休息赛过宴会，一切悉听尊便。
崇高的心灵就是最能心满意足。
后来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温斯洛[187]，偕同一个伙伴，安步当车穿过森林，对马萨索伊特[188]做礼节性的访问。他们到达马萨索伊特的棚屋时又累又饿，受到马萨索伊特酋长的热情款待，那一天却只字未提进餐一事。黑夜来临，不妨援引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让我们睡在他自己与妻子的床上，他们睡在一头，我们睡在另一头，这床仅仅用木板搭成，离地一英尺高，上面铺了一条薄薄的席子。他手下两个部属因为没有地方睡，也挤在我们身边。本来我们一路上已经够劳累，没承想下榻在这儿让我们更劳累不堪。”转天一点钟，马萨索伊特“带来两条给他逮住的鱼”，个儿有鳊（biān）鱼的三倍那么大。“两条鱼就放在水里煮，至少有四十个人在等着分而食之。好歹大多数人都吃到了。两夜一天，我们只吃上这么一顿饭。要不是我们俩中的一个人买到了一只鹑鸡，那么我们一路上风尘仆仆，几乎都在禁食”。他们一来没食物可吃，二来因为“野人们的野蛮歌声（他们经常就这样唱着歌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睡不好觉，生怕自己也可能会晕倒，因此，他们趁自己还有点力气走路时就动身，好赶回家去。说到住宿，确实亏待了他们，虽然他们所碰到有诸多不便，但无疑已属款待贵宾的礼遇。不过，就吃食一事来说，依我看，印第安人所做的真是极妙的一招。他们自个儿也是一点吃的都没有，倒是很聪明，知道向客人一再道歉也代替不了食物，所以，他们干脆勒紧裤带，只字不提了。后来，温斯洛又去拜访了他们，真巧，赶上他们的丰收季节，再也不存在食物匮乏的问题了。
至于人，到哪儿都有。我在林中居住期间，接待过的客人比一生中任何时候还要多。我的意思是说，我虽然独居深林，但依然不乏知音。我在林中接待过好几位朋友，林中的环境比任何地方要好得多。不过，很少有人是为了一丁点儿的小事来找我，在这方面，由于我住得离镇很远，仅仅这一段距离就把我的朋友筛选了出来。如今，我已退隐到孤独的汪洋大海深处，虽然还有好多社会河流汇合入海，但就我的需求来说，只有最优良的沉积物才麇（qún）集在我周围。此外，还有地球另一面尚待探索。尚待开化的各种证物，也随之漂流到了我跟前。
今儿个早上，要不是一位真正的荷马式的或帕菲拉格尼亚[189]式的人物，还会有谁光临我的小屋呢？他的名字，端的是名如其人、富有诗情画意，可惜我不能如实写在这里——一个加拿大人，专门伐木，制造标杆，一天能给五十根标杆凿出洞眼儿来。他的狗逮住了一只土拨鼠，于是，他拿它来做“最后的晚餐”。他也听说过荷马其人其诗，而且，“要不是因为有了那几本书”，他可真“不知道怎么个把下雨天打发过去”，尽管好多个雨季过去了，也许他压根儿还没有读完一本书。他那遥远的老家教区内有一个牧师懂得希腊文，曾经教过他读《圣经》里头的诗篇，现在我就得给他翻译《荷马史诗》了。他手里拿着那本书，阿喀琉斯在责备愁容满面的帕特洛克勒斯[190]：“帕特洛克勒斯，你干吗哭得泪汪汪，像一个小姑娘似的？”
是不是你从毕蒂亚那儿听到什么消息？
据说阿克托之子麦诺提俄斯还活着，
爱考斯之子帕琉斯也在密耳弥冬人那里，
他们不论谁死了，我们都会心痛如绞。
他说，“写得真棒”。他腋下夹了一大捆白色橡树皮，是他这个星期天早上替一个病人捡的。“我想，今儿个做这种事，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他说。他觉得，荷马是一位大作家，尽管荷马的诗里写了些什么，他并不知道。恐怕很难觅到比他更简单、更本色的人了。罪恶与疾病，已给世人思想上投下如此阴暗的色彩，但在他看来，仿佛压根儿不存在似的。他二十八岁左右，十二年前，他离开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到美国来打工，想挣点钱买个农场，也许是在他老家买吧。他是从最粗糙的模子里铸出来的：身材壮实而不太好动，但举止还算文雅，粗脖子晒得黑黝黝的，头发也乌黑而又乱蓬蓬，蓝眼睛有些昏昏欲睡、没精打采，不过偶尔会发出富有表情的闪光来。他头上戴着一顶扁平的灰色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肮脏的本色羊毛大衣，脚蹬一双长筒牛皮靴。他是“吃肉大王”，经常用一个铁皮桶带上他的午饭，走过我的屋子，到两英里开外去干活儿——因为他整个夏天都在砍伐树木——他带的都是冷肉，常常是冷土拨鼠肉。他的腰带上用绳子挂着一听粗制陶罐头，里头装上咖啡，有时还会让我喝一口。他很早就过来了，穿过我的豆子地，不紧不慢、笃悠悠去干活儿，逼肖北方佬。他不想干活儿伤了自己元气，即使挣到的钱只够吃住，他也满不在乎。他经常把饭菜撂在灌木丛里，万一他的狗在半路上逮住一只土拨鼠，他就往回走一英里半路，把土拨鼠煮熟，放在他借宿的房子的地窨子里。不过在这以前，他曾经捉摸过半个钟头，想一想能不能把土拨鼠浸在湖里，万无一失地浸到天色黑下来——反正对于这一类问题，他就是喜欢长时间来回捉摸。一大早，他路过的时候总会说：“这儿有的是鸽子啊！赶明儿我不用每天去打工啦，那我光打猎，管保想吃肉就有肉吃啦！——什么鸽子啦，土拨鼠啦，兔子啦，鹑鸡啦——我的天哪！一星期的肉食，我管保一天内搞定。”
他是一个熟练的伐木工，整日价痴迷于砍伐树木这门子工艺。他贴着地面将树木齐根砍倒，这么一来，日后新长出来的树苗儿会更加茁壮，雪橇也可以从树茬上头滑了过去。他不是把树根先砍去一大半，再用绳子将整棵大树拉倒，而是把大树砍到只剩下细细的一根，或者薄薄的一片，最后只消用手一推，大树就倒下了。
他之所以使我感兴趣，是因为他是那么安静，那么孤寂，而内心又是那么快乐，两眼流露着喜悦和满足的神情。他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掺杂别的成分。有时候，我看到他在树林子里砍伐树木，他会笑吟吟跟我打招呼，那种心满意足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尽管他英语讲得也很好，但他跟我打招呼时用的是带着加拿大腔调的法语。我走到他身边时，他会撂下手头的活儿，好容易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躺在被他砍倒的松树边。他把松树里层的树皮剥下来，卷成小球儿，把它放在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说笑笑。他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儿，有时想着想着，碰到不知怎的引他发笑的事，他就会哈哈大笑，倒在地上连着打滚儿。眼看着周围的树木，他会大声嚷道：“我的天哪！在这儿砍砍树，我已开心死啦，天底下最棒的乐子我也不稀罕。”有时候，他闲下来了，就会带着小手枪，整天价在树林子里，一边溜溜达达，一边时不时鸣枪向自己致敬，净给自己寻开心。入冬以后，他生了火，中午时分就在火上用小壶热他的咖啡。他坐在一根原木上头吃午餐时，无冠山雀有时会飞过来，落在他的胳臂上，啄着他手里的土豆，他说他“很喜欢身边有些小东西”。
在他身上最发达的乃是阳刚之气。论体力和满足，他可以跟松树和岩石称兄道弟。有一回，我问他溜溜儿干了一天活儿，到了夜里觉不觉得很累，他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回答：“天知道，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就没觉得累过。”反正在他身上，智力亦即所谓的“灵性”还在沉睡中，就像婴儿时一模一样。他接受过只是采用天真的、无效的方式下进行的教育，天主教神甫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导土著。而采用这种方式，小学生永远达不到有自我意识的境界，仅仅达到了信任和崇敬的程度，孩子并没有经过培养而长大成人，依然是个小伢儿罢了。大自然创造他时赋予他健壮体魄，使他乐天知命，并在方方面面尊敬他，信任他，做他的后盾，这样，他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一直活到七十岁。他生性是如此率真，不谙世事，因此，就用不着正经八百地来介绍他，犹如你大可不必向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样。他得慢慢地认识自己，就像我们得慢慢地认识自己一样。他可不会装腔作势。他干了活儿，人家给他钱，这就帮助他不愁温饱，但他从来不跟人们计较。他是那么单纯，而且天生卑微——如果胸无大志的人可以叫作卑微——这种卑微在他身上既不是明显的品质，也不是他自个儿能意想得到的。在他心目中，聪明一点的人几乎成了天上诸神。如果你告诉他一个大人物正要驾到，那么，他会觉得如此至关紧要的事肯定跟他不搭界似的，用不着自己去瞎操心，还不如干脆忘掉就得了。他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赞扬过他。他特别尊重作家和传教士，他们的言传身教使他惊叹不已。我告诉他，说我写过不少作品，他想了好半天，以为我是在说写字，因为他自个儿也能写一手好字。有时候，我看见他把老家堂区的名字写在公路旁雪地上，字体挺漂亮，还标上正确的法语重音符号，由此我便知道他曾经打从这里走过。我问他是不是想过把自己心里的感想写下来。他说他倒是给不识字的人念过和写过一些来往信件，但从没试过写自己的感想——不。他写不了，他可不知道开头应该先写点什么，真的要他的命，写的时候还得留意切莫把单词拼错了！
我听说，一个知名的聪明人兼改革家问过他乐意不乐意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不料，他惊讶地咯咯大笑，因为这个问题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不，这个世界我可喜欢来着。”哪个哲学家跟他闲扯一下，准会受到许多启发。在陌生人看来，他仿佛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有时候，我在他身上却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聪明，还是像小伢儿一样单纯天真。我也不知道他是富有诗人的才气呢，还是愚笨透顶？一个镇上的乡友告诉我，看见他头戴一顶紧绷绷的小帽儿，笃悠悠地穿过了村子，还独自吹着口哨，就不由想起了活脱儿一个乔装打扮的王子呢。
他拢共只有一本历书和一本算术书，他特别擅长算术。前一本书在他看来乃是一部大百科全书，那里头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精华，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如此。我喜欢问问他对当前种种改革问题有何看法，对此他从来都能做出最简单、最实际的回答。反正这样的问题，他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工厂，他行不行？我问他。他一直穿的就是家庭手工织的佛蒙特灰布，他说，还不是挺好吗？那么没有茶和咖啡，他行吗？除了水，这儿还提供别的什么饮料来着？他说，他常常把铁杉叶子泡在水里，他觉得热天喝上它，可比水还要好哩。我问他没有钱，行不行？他举例说明钱给人带来的便利，他的表述富于哲学意味，竟然跟货币起源和“Pecunia”[191]词源不谋而合。如果他的家产是一头牛，现在他想到商店里买些针线，可每次买这么一点针线，都要拿牛的一部分抵押，他就觉得既不方便，又很难办到。他可以替许多制度做辩护，这可比哲学家还高明，因为他的说法都跟本人直接有关，他指出了它们如何盛行的真正理由，并没有胡思乱想出什么别的理由。有一回，听了柏拉图关于人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还听说，有人拿来一只公鸡，把毛全给拔掉了，管它叫作“柏拉图的人”，他当即说明，公鸡膝盖的弯曲方向不一样，这可是人与公鸡的一个重大区别。有时，他会大声嚷道：“我可喜欢侃大山呢！天哪，我可以侃上溜溜儿一天呢！”有一回，我已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见到他，问他对今年夏天有没有新的想法。“老天，”他说，“一个可得像我这样干活的人，要是他有过一些想法，而且能念念不忘，那他就一定干得不赖的。也许跟你一起锄地的人想和你比试一下呢，天哪，那你就得一门心思扑在锄地上，心里只想着杂草。”在这种场合，有时候他会抢先问我有没有什么改进。入冬后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常常感到自我满足，希望在内心能有一种东西来取代外部的牧师，达到更高的生活目的。“满足啦！”他说，“有人满足于这件事，有人满足于另一件事。有人已经要啥就有啥，也许只满足于背烤着火，肚子顶着餐桌，打坐一整天，我的天哪！”可是，哪怕我使尽花招，也没找到他看待事物时所持的教会观点。仿佛在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就是简单方便，有如指望野蛮人会觉察到的那样。实际上，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如果我建议他不妨改进一下生活方式，那他只回答：“太晚了，来不及啦。”毫无遗憾的表情。但是，他全心全意地信奉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美德。
从他身上可以觉察到某种确实存在的独创性，不管多么微乎其微，而且，我偶尔还发现过他在独自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真是难得。我非常乐意在哪天跑上十英里路去观察这种现象，这无异于重温一下许多社会制度的起源。虽然他有时迟疑不决，也许还不能有棱有角地表达他自己，但是，他在话语间常常隐含一种不俗的见解。话又说回来，他的思想非常原始，又沉浸于他那粗犷不羁的生活中，尽管要比仅仅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更有出息，但还是没有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说过，在生活的最底层，不管他们出身低微，又自不识丁，说不定也不乏天才人物，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人们都说瓦尔登湖深不见底，而他们就像瓦尔登湖一样，尽管也许有些浑浊不清。
许多观光客偏离游览路线，特意过来看看我和我的室内摆设，还为登门造访找个借口，说是要讨一杯水喝。我告诉他们，我喝的是湖里的水，用手指着湖，还借一把舀水勺给他们。我虽然离群索居，但每年仍免不了有人来看我，我想，大抵是在每年四月一日，人人都想出门踏青吧。我好歹交了好运，尽管来客里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来自济贫院或别处的弱智族也跑来看我，不过，我总是竭力使他们的智力都施展出来，向我说说心里话。在这种场合，智力往往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我也从中获益匪浅。说实话，我发现他们里头有些人倒是怪聪明的，一点不比所谓教会执事济贫助理或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逊色。我觉得，现在该是他们相互易位的时候了。说到智力，我认为“弱智”与“大智”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一个头脑简单但很随和的贫民特地过来看看我，过去我倒是常常见到他和别的一拨人仿佛栅篱一样，要么站在地头上，要么坐在栲（kǎo）栳（lǎo）[192]上，照看着牛和他自个儿不至于走失，这一回，他却表示自己要像我一样生活。他流露出非常单纯、真实，以及远远超出了或者还不如说低于一般的所谓的“自卑”的神情，告诉我他自己“缺乏才智”，“缺乏才智”就是他说的原话。上帝把他打造成了这副德行，可他认为上帝关心他，就像关心别人一样。“我一向就是如此。”他说，“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脑瓜儿从小就不管用，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的脑子可不灵啦。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想。”而他就在我跟前证实了他说的话没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玄乎的谜。我难得碰上一个这样大有希望的人——他说的话儿都是那么单纯，那么诚恳，那么真实。说真的，他越是显得谦卑，反而越是高贵。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聪明策略取得的结果。这么看来，在这个弱智贫民所建立的真实又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交谈倒是可以达到比跟智者交谈还要好的效果。
我还有一些来客，通常也算不上什么城市贫民，其实，他们应该都算是贫民，不管怎么说，他们理应称为“世界贫民”：这些来客吁求的不是你的殷勤好客，而是你的乐善好施。他们急巴巴地期盼着你的帮助，一开头就说明来意，他们已经发了狠，就是说，他们断断乎不帮助自己了。但我要求来客可别饿着肚子来看我，虽然说不定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胃口，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得来的。慈善事业的对象，可不是来客。尽管我又开始张罗自己的事儿，回答他们的问话不免越发冷淡，越发怠慢，殊不知有些客人还是不明白他们的访问早已结束了。候鸟迁移的季节，来我这儿访问的，几乎有各种智力程度殊异的人。有些人智力较高，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加以运用。一些逃亡的奴隶，一举手、一投足，活脱儿仍在种植园里似的，有如寓言中的狐狸时时听到猎犬在追踪，苦苦哀求地直瞅着我，仿佛在说——
哦，基督徒，你会把我送回去吗？
这些人里头，有一个真正逃亡的奴隶，我引导他朝北极星的方向逃去。有的人只有一个心眼儿，就像带着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像带着一只鸭子的母鸭；有的人私心杂念特别多，脑子里乱糟糟，就像那些要照料上百只小鸡的老母鸡，个个都在追逐一只小虫子，每天在晨露中管保丢失一二十只——到头来都变得羽毛蓬乱、遍体疥癣；有的人光有想法而没有长腿，像一条智力不俗的蜈蚣，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建议不妨置备一本签名簿供来访者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怀特山[193]那儿一样。可是，天哪！我的记性非常好，用不着那个玩意儿。
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来客的一些特点。少男少女和少妇好像都挺喜欢到树林子里去。他们看湖水，看野花，消磨时光。一些商人，乃至于农场主，想到的只是孤独和“生意经”，认为我住得不是离这儿太远，就是离那儿太远，实在诸多不便，尽管他们说过偶尔也喜欢到树林子里溜达溜达，其实，一望可知，他们并不喜欢。那些焦灼不安的人，他们的时间通通拿去谋生或维持生活；那些“上帝”不离口的牧师，仿佛把这个话题当成他们的专利品，因此对所有别的意见也难以容忍；医生、律师以及那个不安分的女管家，在我外出时，她会窥探我的碗橱和床铺——要不然某某太太怎么会知道，我的床单就没有她家的床单干净呢？还有那些“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却认为跟着各行各业的老路走才最保险，他们都说我当前的生活境况不会有多大好处。得了！问题正好在这里。体弱多病的以及胆子小的人，不管年龄、性别如何，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活似乎充满了危险——其实，只要不去想这想那，又哪来危险不危险呢？他们认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应该精心选择最最安全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有一位B大夫[194]可以随叫随到。在他们看来，“村子”按字面来讲，就是一个Community[195]，意谓“共同抵御的联盟”，不妨想一想，他们连去采摘乌饭树浆果时都要带着医药箱。这就是说，一个人活着总会有死亡的危险，只是由于此人活着跟死去无甚差别，这种死亡的危险也就相对地减少了。其实，一个人在家中闭门打坐，跟外出跑步一样，都有危险。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命为改革家，所有来客里头就数他们最最讨厌，他们还以为我是一直在歌唱——
这就是我亲手修造的屋子；
这就是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第三行诗是——
正是这些家伙烦死了
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我不怕捉小鸡的凶鹞（yào），因为我没有饲养小鸡，但我怕捉人的凶鹞。
撇开最后这种人，我还有一些更令人愉快的来客。孩子们来这儿采摘浆果，铁路工人穿着干净的衬衫，星期天早上来遛弯儿，渔夫和猎户、诗人和哲学家，总而言之，一切老实巴交的朝圣者，为了自由，全都来到树林子里，他们真的把村子甩在了身后。我已准备好欢迎词：“欢迎，英国人！欢迎，英国人！”[196]因为过去我跟这一个民族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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