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即使来访者众多，超出了预想，也仍然只有三把椅子供他们支配。通常他们为了节省空间，就会在一侧站着。这小小的屋子竟然能够容纳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实在令人惊奇，在我的屋顶下，同时就有二十五到三十个灵魂，外加他们的躯体存在。而往往即使他们离开之后，也还意识不到我们曾彼此相隔那么近的距离。我们的许多房子，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都有数不清的房间，还有巨大的客厅和藏酒的地窖，地窖里即使在和平年代也储备着军火。但在我看来，这些空间对于居住者来说实在是大得奢侈，每间房子都那么宽敞与巨大，住在里面的人就像出没在里面的寄生虫。有时我看到下面这幅景象会大吃一惊，在像特莱蒙特、阿斯托尔或米德尔塞克斯这样的府邸有客来访时，仆人像令人发笑的小老鼠一样匆匆穿过宽似广场的门廊进去通报，顷刻间在铺道旁的小窟窿里消失不见了。
在我狭小的房间里，有时我会遇到的一项不便就是，当我与我的客人用深奥的语言谈论大学问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彼此间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你的思想需要一定的空间，才能扬帆远航，转一两个来回，最终抵达海港。你思维的子弹必须要克服会使它发生偏离和弹飞的障碍，笔直前进，才能最终射入听者的耳朵，否则它就可能在听者脑袋的一侧擦过去了。同样地，我们的语句在停顿时，也需要空间来舒展腰身，排成一列纵队。个体之间，就像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样，必须有宽度适当的自然边界，甚至彼此间要相隔一片面积广阔的中间地带才可。我发现，要是能与湖对岸的同伴隔着湖聊天，那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啊。在我的小屋里，我们离得太近了，以至于一开始我们就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我们都无法把声音压低到能够听清的程度。这就好像你将两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由于石子离得太近，它们彼此打破了对方激荡起的波纹。倘若我们仅仅是高谈阔论、喋喋不休的人，那么我们完全能够谈话时彼此靠得很近，脸贴着脸，感受彼此的呼吸；但是如果我们的谈话含蓄又深沉，我们就需要彼此离得更远一些，留出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身体的热量和湿气消散掉。若要领会我们密友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我们就必须要保持沉默，同时身体之间也要离开远远的距离，远到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由此可见，言谈是给听力不佳者提供方便的；很多奇妙的事物，如果我们非要大喊大叫，那么它们的美就无法言传了。往往随着谈话的深入，当逐渐进入到一个更崇高，更宏大的层次时，我们就随之慢慢地向后推移我们的椅子，直到我们的椅子抵到了彼此相对的墙角里，这时才发现原来房间不够大。
我“最好的”房间，我的遁隐之室，随时准备迎接我到访的客人。太阳很难照射到那儿的地毯上，那儿就是我屋后的松林。在夏日，当有贵客登门，我就带他到那儿去，免费的用人已经清扫了地面，擦拭了家具上的灰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
假若只有一位客人到访，此人往往就会留下，陪我享用粗茶淡饭。我们一边煮玉米糊，或是照看炉子里正在膨胀、即将烤熟的面包，一边谈话，丝毫不受影响。但假若是有二十个客人同时光临，那我就绝口不提共进晚餐的事了，我的面包还够两个人吃，这么多人的需求就满足不了了，只好作罢。于是每个人都很自觉地节制自己的食欲，不会有人认为我有失礼节，不够好客，反而认为这是考虑周全并且非常合适的一种做法。生命机能的流失一向需要及时地补救，此时却奇迹般地停止了衰退，而生命的活力居然可以继续下去。如果这样招待客人，我不光能招待二十人，还能招待上千人呢；如果我在家，有人从我的屋子里饥肠辘辘，沮丧失望地离开，他们至少应该肯定，我是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的。虽然很多管家会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建立起新的规矩和更好的传统来代替旧的，真的是很容易呢。一个人不需要用请客来博取他的名望。对我来说，即使是冥界长着三个头的怪物刻耳柏洛斯也不会把我吓得退避三舍，不敢登门拜访某人的家，但倘若此人扬言要大摆筵席款待我，我就只能把这视作是他礼貌又委婉的暗示，让我以后不要去他那里做客了。我当然也不会再造访这些地方了。曾有一位来访者将斯宾塞的诗句写在一片黄色胡桃叶子上，作为卡片赠与我，我很自豪地将这奉为我小屋的陋室铭：
“驻足于此，宾朋满座的小屋
不寻求娱乐，这在那儿本是乌有；
休息就是盛宴，一切心随人愿：
知遇最高尚的心灵，最能心满意足。”
温斯洛后来担任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他曾与他的同伴徒步穿过森林，去拜访马萨索伊特酋长。当他们最终饥渴难耐，疲惫不堪地来到酋长的棚屋时，他们受到了这位印第安人首领极大的礼遇，但那天酋长关于用餐的事却只字未提。夜幕降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把我们安顿在他和他妻子的床上，他们睡一头，我俩睡另一头。床就是离地一英尺支起的一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张薄薄的草席。他手下的两个头目，没有地方睡，就跟我们挤在一处。那天晚上比我们经受的旅途之苦更不堪忍受。”第二天下午一点钟，马萨索伊特酋长“拿来了两条他捕的鱼”，每条都有三条鲤鱼那么大。“鱼被煮熟了，但至少有四十个人眼巴巴地望着它，最终大部分人还是都吃到了一点。两夜一天，我们就吃了这点东西。要不是我俩在途中买过一只鹧鸪，此行真就成了绝食之旅了。”温斯洛他们非常缺乏食物与睡眠，夜里还要受到“野蛮歌声”的惊扰（他们本族人用唱歌来为自己催眠），因为担心他们会体力不支，趁自己还有点力气能够回家，他们就赶忙离开了。说起住宿，他们的确没有受到好的招待，虽然他们深感不便，但在那部落里这无疑是上等的礼遇呢。至于他们的饮食，我看不出印第安人还有什么法子能做到更好，他们自己都没有什么吃的，他们已经很明智了，懂得道歉代替不了食物，不能用来招待客人。于是他们把腰带束得更紧，对此一言不发。后来温斯洛又去拜访过一次，当时正值食物丰富的季节，他也就没有在这方面再受什么委屈。
至于说人，哪儿都少不了人的。我独居林中之时接待的访客，比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也就是说，我有了一些客人。若要会见客人，这儿的环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优越。极少有人会拿琐事来烦扰我。可以说，我的朋友都是经由我与村镇间这段遥远的路程筛选过的。我已经隐退到这片幽僻之地，沉浸在孤寂这片无尽的大海之中，汇入这大海的河流本不是什么宾客带来的，但若我需要，最珍贵的朋友会像沉积物一样在河口处集聚起来，而同时随他们漂浮而来的还有关于另一端的蛮夷之地的讯息。
今天早晨光临我寒舍的是一位真正像荷马一样，或是帕菲拉戈尼亚式[42]的人物——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对于他再合适不过，只可惜我不能写在这里——来拜访我的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是一个伐木工，兼做木柱，一天可以削凿出五十根柱子呐。他昨天晚上刚刚吃了一只他的狗叼回来的土拨鼠。他竟然也听说过荷马，“要是没有了书，”他说，“下雨天我可真不知道该做什么呢。”他这样说，虽然或许很多雨季过去了，他还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在距这儿遥远的他故乡的教区，某位略懂希腊文的牧师曾教他念过一点圣经中的诗句；现在我不得不将他手中所持书中的章节翻译给他听。看到帕特洛克罗斯满面愁容，阿喀琉斯不禁责怪道：“帕特洛克罗斯，你为何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泪流满面？”——
“难道单单只是你听到了来自匹斯亚[43]的消息？
他们说亚克托之子墨诺提俄斯还活着，
依卡斯之子珀琉斯也还活着，他们与忠诚的密阿同的子民们在一起，
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死去，我们才会悲恸欲绝啊。”
他赞道：“写得好。”他的胳膊下夹着一大捆白橡树皮，是这星期日的早晨收集来送给一位病人的。“我想今天做完这些事再去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他说。对他来说，荷马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虽然他对他的作品并不了解。很难再找出比他更单纯更朴实的人了。邪恶与疾病，给全世界都蒙上了一层暗淡忧郁的色调，但在他这里却几乎不存在。他大约有二十八岁了，十二年以前他就离开了加拿大，离开了他父亲家，来到美国谋生，期望能有朝一日购得一份田产，大概是想回他的故乡购置吧。他是被上帝投入到最粗糙的模具里制造出来的。他身材高大结实，行动迟缓，但举止中却持有一种优雅。他脖子粗黑，一头深色浓密的毛发，一双倦怠浑浊的蓝眼睛里偶尔会闪过一丝情感的光芒。他头戴一顶扁平的灰布帽，身披一件肮脏不堪的羊毛大衣，脚蹬一双牛皮靴。我经常可以看到他用铁皮桶装了晚饭，从我的门前经过，把饭带到几英里之外他工作的地方去——他整个夏天都在那里伐木头。他生性喜好吃肉，铁皮桶里装着冷肉，经常是冰凉的土拨鼠的肉，皮带上吊着装有咖啡的石头瓶子，有时候还会请我喝一口。他一大早就走过来，从容不迫地穿过我的豆子地，就像北方佬表现出来的一样，丝毫不会焦急慌张。他可绝不想因为工作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只能混个吃穿，他也不在乎。他经常会把他的晚饭留在灌木丛里，那是当他的狗在路边咬住了一只土拨鼠，他就转头再走一英里半的路程，回到他住的房子里，将土拨鼠宰杀好，藏在地窖里，而在这之前，他还要足足思考上半个小时，考虑能否将土拨鼠浸到湖里，一直安全地浸到晚上——他就喜欢老是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清晨，他从我门前经过的时候，他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看鸽子飞得多么密集啊！如果每天工作不是我必须要做的，我靠打猎就能获得我想要的各种肉——鸽子，土拨鼠，野兔，鹧鸪——噢，天哪！我一天之内捕到的，我一周都享用不尽了。”
他是一位技艺熟练的伐木工，致力并纵情于这项艺术的繁荣与修饰之中。他能贴着地表将树砍下，这样以后从根部萌发出来的芽就能长得更茁壮，运木料的雪橇也可以更容易地从树根上划过去。并且，他从来不是将平砍过一半的大树用绳子拉倒，而是在刀口处砍削出一个尖尖的豁口，这样最后用手一推，树干就能轰然倒下。
他如此安静，平和，又如此快乐。一双眼睛充溢着满满的愉悦与满足。他的快乐是不掺有一丝杂质的。有时，我看到他在林间劳作，砍伐树木，他会笑声朗朗地欢迎我，笑声中带着无法言表的满足，并用带有加拿大口音的法语向我致意，虽然他英语讲得更好。当我向他走近，他就停下手里的活儿，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躺在他刚刚伐下的一棵松树旁边，削下树皮里层的嫩皮，攒成一个小球，放到嘴里，一边咀嚼，一边与我谈笑。他是如此地单纯，富有童心，以至有时候，若是谈到了某件他认为有趣的事，触到了他的痒处，他就会倒在地上，大笑着打着滚儿。环顾四周的树木，他不禁叫起来：“噢，我的老天！我在这儿伐木玩得可真够劲；我不需要更好的娱乐了。”有时候闲下来，他就一整天在森林里自娱自乐，口袋里装一把小手枪，隔一段时间就朝天鸣枪向自己致意。到了寒冷的冬季，他生起火，正午的时候就在火上温一下他壶里的咖啡。偶尔，当他坐在原木上吃晚餐的时候，几只小鸟会飞过来，停歇在他的胳膊上，啄食他手上的土豆。他说他就“喜欢旁边围着几个小家伙”。
在他身上，人类的活力与能量得到了释放。论他健壮的体格与毅力，他足以与松柏和岩石称兄道弟。我曾问他，劳作了一天，到了夜晚是不是会感到劳累；他带着一副真诚、严肃的表情回答说：“老天知道，我这辈子都没觉得累过。”但是他身上的智慧和灵气却还像一个熟睡的婴儿一样，没有被开发出来。他受到的教育，仅仅是天主教神父用来教育土著人的，幼稚又无用，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童永远不会觉醒，只会敬畏与盲从，这样的孩子没有被塑造成人，而是永远停留在孩子的阶段。当大自然赋予他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他强健的气魄和对生活的满足，在一片敬意与信赖的包围之中，他可以无忧无虑地像孩子一样活上个六七十年。他是那么地纯真，那么地心无城府，关于他你都无需做任何介绍，就好像无需对你的邻居介绍一只土拨鼠一样，人们会很快地像你一样地了解他，他从不耍花招。人们付给他工钱，让他做工，他就靠这个混口饭吃，赢得衣穿。除了干活，他从不会与别人交流思想。他是如此简单，如此天性卑微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可以把没有奢求的人称作卑微的话——卑微已经算不上他身上什么突出的品质，他对此也浑然不觉。聪明一点的人在他看来就像天神一般。如果你告诉他有这样一个人就要到来，他会认为要有隆重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丝毫与他无关，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办好的，他宁愿自己被默默地遗忘掉。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对他的赞美之辞。他特别地崇拜作家和传教士，在他眼里，这些人的工作非常神奇。当我告诉他说我也曾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时，他想了很长时间，以为我指的是书法，他自己的字就写得非常漂亮。有时候，我会发现在路边的雪地里，工工整整地用法语书写着他故乡教区的名字，并且还标出了重音，于是我就知道他肯定从这里经过。我曾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回答说他替不认字的人写过信件，但它从来没有试图写下过他的想法——不，是他不能写，他不知道应该先写什么，这会要了他的命，更何况还要同时考虑到拼写！
我曾听到一位智者，一位卓越的改革家问他，愿不愿意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他听了一惊，继而操着加拿大口音失笑道，他还从没想到过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不必了，我觉得现在过得很好。”哲学家若与他来往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在陌生人面前，他又好像一无所知；于是有时候我望着他，就好像望着一个从不认识的人。我说不清他到底是像莎士比亚一样智慧，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幼稚。到底我是应该对他寄予厚望，期待他萌生出诗人般奇妙的感知呢，还是将其视为一个蠢材，如朽木般不可雕琢。一个同镇人告诉我，当他看到这个伐木工头上紧扣着他的小鸭舌帽，嘴里吹着口哨，悠闲地穿过村子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了乔装成百姓，微服出行的王子。
他仅有两本书，一本历法，一本算术，他可是精通算术的行家。历法书对他来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他认为里面包含了很多抽象的人类知识，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喜欢听他回答我提出的各种有关现代变革的问题，他没有哪次不是带着一种最为简单和实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的。对于我的提问，许多他闻所未闻。“没有工厂行不行呢？”我问。他回答说，穿着家里织的佛蒙特灰布也很好嘛。“要是不喝茶或咖啡行不行呢？”“这个国家除了水还是否供应其他的饮料？”他说他曾把铁杉叶浸在水里，天气暖和时泡出的味道比喝清水好得多。我又问他，如果没有了钱行不行。他给我举了个例子，以显示钱的便捷之处，那派头就好像一位哲学家在讲解货币起源的奥秘，或是在解释Pecunia[44]这个词根从何而来。他说，如果他的财产是一头牛，但他想去铺子里买针线，若是每次都取牛身上的一小部分去做交换，实在是既不方便，又不可能。他可以为许多制度辩护，胜过任何的哲学家，因为他描述的这些事物都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凭他的观察，他能够为它们的存在找到最好的理由。又有一次，他听到了柏拉图对人的定义——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这时一个人拿来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公鸡，指着它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他立刻反驳说人与鸡膝盖弯曲的方向不同，这是它们之间很重要的不同点。有时候他会大声叫喊：“我是多么喜欢闲谈啊！老天啊，我能谈上一整天呐！”有一次，时隔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他，再见到他时我问他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我的主啊，”他说，“像我一样劳作的人，若是还没有忘记自己曾有的旧思想，就已经很不错啦。要是与你一起锄地的人暗地与你较劲儿，啊哈，你的心思就一定是在那儿，你想的就只有锄草了。”碰到这种时候，常常是他先问我有没有什么进步。冬日里的一天，我问他是不是一直对自己很满意，是否期望在体内找到一样东西，替代体外的牧师，找到生活更大的动机。“当然满意！”他回答说，“有的人对这件事满意，有的人对那件满意。一个人，如果他拥有的足够多了，会很知足地坐上一整天，背烤着火，肚皮贴着饭桌，我的老天！”无论我如何地煞费苦心，我都不能引导他，使他从精神层面看待问题。他所信服的最高的准则就是“纯粹的方便”，与动物的喜好无异；关于这点，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对他的生活方式提出任何的改进意见，他就会仅仅回答说：“太晚啦！”语气中丝毫不带有一丝遗憾。然而，他却彻底信奉诚实，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
在他身上，我能够察觉到一定的积极的独创性，无论这独创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偶尔我会看到他在独立思考，或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太稀少了，就是让我步行上十英里去观察它也是值得的，这无异于在重温各种社会制度的起源。这时候虽然他看上去很迟疑，或许还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至少，他是心怀一定的见解和想法的。但是他的想法深深扎根于他纯肉体的生活，太过原始，虽然比一个单单受过教育的人的想法更具有生命力，但却很少能够结出成熟的值得宣传或报道的果实。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向是多么地卑微，多么地目不识丁，他们中间也可能涌现出一些天资卓越的人。这些人一直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会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他们甚至如瓦尔登湖一样深不可测，虽然他们或许灰暗，或许深陷泥淖之中。
很多旅客绕道来拜访我，看我小屋内部的居室。为了给自己的打扰找个借口，他们就说是来要水喝的。我会手指着瓦尔登湖的方向告诉他们，我是直接从湖中舀水喝，并表示愿意借给他们一柄长勺。虽然我住得偏僻，但总也免不了在每年的四月初受到人们定期的拜访，我想，大概那时正是出行的好时机吧。我运气还不错，虽然在这些访客中也不乏有古怪者出现，比如一些从贫济院以及别处来的脑子缺根筋的傻瓜。我会努力使他们调动起他们所有的智慧，让他们对我吐露真言。在这种情况下，开动脑筋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我们也从谈话中各自受益。真的，我发现他们中的某些人比所谓的穷人的监管人，或是村镇里的行政管理员更聪明，是到了该换换位的时候了。至于说智力，我认为脑子缺筋与头脑完好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有一天，一个并不令人讨厌的，头脑简单的贫民特地来拜访我，并表示希望像我一样生活。我常常看到他和其他人一起，像田野里竖起的篱笆一样，站着或是坐在箩斗上看护牛羊和他自己，以免丢失。他带着极大的纯朴与真诚，以超出或者不如说是低于所谓的谦卑的口吻对我说，他“智力有缺陷”，这就是他的原话。是上帝把他造成这个样子的，但他却认为上帝关爱他，像关爱其他人一样。“从童年时代起，我就一直是这样，”他说，“我从没有很多的想法，不像其他的孩子。我头脑简单。我想，这应该是上帝的旨意。”他就呆头呆脑地站在那儿，似乎本身就证明了他说的是真的。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哲学之谜。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有希望的家伙——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简洁、诚恳与真实。他越是贬低自己，越是使自己显得高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起先并不知道，这竟是一个明智之举会产生的结果。在这位智商不高的贫民铺垫的真诚与坦率的基础上，我们之间的谈话要比与圣贤之间的谈话更深入，更有价值。
我还有一些客人，本来没有被归为村镇的穷人阶级，但他们应该算是穷人。不论从各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世界上的穷人。他们到你这里来，不是受了你热情好客的感染，而是极大地有求于你。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能够得到援助，在作出恳求前，他们会直接坦言，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一句话，永远不自己帮助自己。为此，我请求来访者千万不要饿着肚子来拜访我，即使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胃口，也不管这胃口是如何形成的。摇尾乞怜的人，不应该成为我这里的客人。对于这类无休止地来烦扰我的人，我会低头忙自己的事务，而对他们越来越疏远与怠慢。到了游人频频出行的时节，形形色色，智力各不相同的人都会来拜访我。有些人的智力超出了他们认为的已有的现状；到这里来的还有逃亡的奴隶，他们依然摆脱不掉种植园里的那副神态，时不时地侧耳倾听，就像寓言故事里的狐狸，随时留心是否有猎犬追踪而来，他们以恳求的眼神望着我，好像在说——
“啊，基督徒，你不会把我送回去的，对吗？”
其中，有一个真正的逃亡者，我帮助他向着北极星的方向逃去。他是只心怀逃亡一个念头的人，就像只带着一只小鸡，甚至是一只小鸭的母鸡。而有些人头脑里杂念丛生，心存几千个想法，就像那看管着几百只小鸡的母鸡一样，为了找寻一条虫，把几十只小鸡遗忘在清晨的露水中——结果还弄得自己羽毛凌乱脱落，污秽不堪。那种长了一百个念头，而不是一百只脚的人，就是智力上的百脚虫，令人不寒而栗。有人曾提议我准备一个记录簿，让所有造访者留下他们的名字，就像所有登临白山的人必须做的那样。啊哈！但凭我的好记性，记录薄的事大可不必。
我不自然地总能注意到来访者的一些特点。男孩女孩，以及年轻姑娘们在林子里会过得非常快活。他们时而凝望着湖泊，时而采摘树丛中的野花，时光从指缝间轻快地流过。但那些做生意的男人们，还有农夫，想到的只有他们的活计。他们在这里感到寂寞，抱怨这里离某地实在太远；虽然他们嘴上说自己也喜欢偶尔来林子里转转，但很显然他们并不享受这个过程。这些焦灼不安，杂务缠身的人呐，他们的时间都花在谋生或是维持生计上了；那些开口闭口都是上帝的牧师，却容不下各种不同的观点；医生、律师和总是心神不宁的主妇们，趁我不在家时来审察我的碗橱和床铺——不然某某夫人怎么知道我的床单没有她的干净？——那些刚刚褪去稚气的年轻小伙儿，认为不论从事何种行业，遵循前人开辟出的老路无疑是最安全可靠的，因此这些人通常会指摘我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好处。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年老体衰，胆小怕事的人，不论是何种年龄，何种性别，满脑子想的只有疾病、意外与死亡。在他们的眼中，生活里充满了潜在的危险——但如果你不去想它，生活里又有什么危险可言呢？他们认为，一个谨慎明智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选一处最安全的藏身之地，能够保证B医生随叫随到。对他们来说，村落的意义就是“共同体”这个词字面的含义，就是一个共同防御的联盟，你可以想象，他们连采摘越橘时都要背上药箱呢。总而言之，只要一个人活着，就总要面临可能死亡的危险，其实鉴于从一开始他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地生活，这种死亡的危险已经相对地减小了。一个人若是不得不死亡，坐在屋里和出门在外是一样危险的。最后，还有一种人，自诩为改革家，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令人讨厌的了，他们以为我一直在歌唱——
“这是我建的小屋；
我就是住在小屋里的那个人；”
殊不知接下来的一行却是——
“这些就是让住在小屋里的那个人感到厌烦的家伙。”
我不惧怕捉小鸡的老鹰，因为我没有养小鸡；但我唯独惧怕专捉人的秃鹫。
除去这后一种人，我这里还有更多能给人带来欢乐的旅客。孩子们跑来采浆果，铁路上的工人们穿上整洁的衬衫，在星期天的早晨来林中散步，到这里来的还有渔夫、猎人、诗人以及哲学家，总之，所有诚实的朝圣者，都来膜拜自由，他们踱出门外，步入林中，将村子完全抛在脑后。我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到来，“欢迎你们，新英格兰的人们！欢迎你们！”因为我曾与这个民族有过友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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