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所大学相比，我的住地不仅更适宜于苦思冥想，而且更适宜于认真阅读。尽管我阅读的书都在图书馆一般流通范围外，但我受到在全世界流通的图书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那些书最早是写在树皮上，如今时不时地抄在亚麻布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丁·马斯特[133]说：“静心打坐，任凭神思驰骋在心灵世界，我从书中得到了莫大好处。一杯美酒足以使人陶醉，我读深奥学说如饮玉液琼浆，其乐无比。”整个夏天，我将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子上，只是偶尔看过几页。起初，我手上有忙不完的活儿，既要把房子造好，又要锄豆子地，不可能读更多的书。但赶明儿可以读得更多些的前景，始终支持着我。我在工作之余读过一两本浅显的谈旅行的书，后来自己都脸红了，我不禁反躬自问，此时此刻，我究竟置身在何方？
学生可以阅读希腊文的荷马或埃斯库罗斯[134]的原著，不会有放荡或奢侈的危险，因为学生读了原著多少会仿效诗篇中的英雄人物，把他们的清晨时间奉献给他们的诗章。这些英雄诗篇，即使用我们的母语印出来，在当前日渐衰退的时代，也常常会变成一种僵死的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孜孜矻（kū）矻于每一个词儿、每一个诗行的原意，以我们固有的智慧、胆识和气量细心琢磨出它们的弦外之音。现代廉价而多产的印刷业尽管出版了那么多翻译作品，却一点也没有使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看上去依然寂寞，被印出来的文字跟从前一样稀奇古怪。年轻时花珍贵的光阴去学一种古代语言，哪怕学到几个词语，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是从街头巷尾的俚俗生活里提炼出来的，具有恒久的联想和激励作用。农夫听了几个拉丁文词语，就记在心上，时常念叨着，并非徒劳。有时候，人们说过，古典作品的研究好像最终会让位于更现代化的实用研究。但是，富于进取心的学生始终不渝地研究古典作品，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出来的，也不管它们是如何古老。古典作品乃是人类最高贵的思想的记载，舍此以外，还能是什么？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谕，对大多数现代质询都会做出是德尔斐[135]和多多那[136]也从没给予过的解答。我们不妨暂且不去研究大自然，因为她毕竟太老了。读好书，就是说，要读名至实归的理想的书，这是一种高尚的锻炼，这种累得读者精疲力竭的锻炼，超过当今任何时尚的运动锻炼。它要求读者如同运动员经受过的训练那样，几乎毕生矢志不渝、苦心修炼。书本是经过审慎思考后写出来，所以阅读原著如同写作原著一样，务必审慎、含蓄。即便能说原著所用的那个国家语言也还不够，因为口语与书面语（亦即听到的语言与阅读的语言）两者有显著的差异；口语通常都是瞬息万变，仅仅是用一种声音，一种俚俗方言，几乎有点野腔野调，我们多少就像野兽似的，不知不觉地从母亲那儿学会这种口语。至于书面语呢，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渐臻成熟的经验总结。如果前一种是我们的母语，那么后一种就是我们的父语，一种含蓄而又洗练的词语，它的含义光靠耳朵还听不出来，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投胎才能学会这种词语。在中世纪，仅仅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老百姓，由于出身的偶然因素没有资格读天才们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知道的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而是用洗练的文学语言写成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更高贵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这些高贵的语言写出来的书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他们反而看重廉价的当代文学。但是，到了欧洲好几个国家获得他们自己虽然粗俗但很鲜明的语言后，达到他们的文学崛起的目的已是绰绰有余，初始的学问也随之复兴，学者们能够鉴别遥远的古代珍藏了。过去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听懂的作品，经过好几个世纪之后，已有少数学者在阅读，而且至今也只有少数学者在阅读。不管演说家偶尔迸发出令我们赞赏不已滔滔不绝的辩才，但最高贵的书面语，通常隐藏在转瞬即逝的口语之后，或者凌驾于转瞬即逝的口语之上，如同繁星闪烁的苍穹隐藏在转瞬即逝的浮云后面。繁星就在那里，能看到的人就可以识读它们。天文学家始终不渝地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不会散发出像我们日常口语和模糊词语的气息。演讲台上的所谓“辩才”，一般来说就是文学习作中的修辞。演说家凭借转瞬即逝的灵感，向他面前的听众和那些能够倾听他的人演讲。作家需要更宁静的生活，那些激发演说家灵感的人群和事件反而使他分神，所以，他是向着人类的心智说话，向着任何时代一切能理解他的人说话。
难怪亚历山大大帝[137]远征时，还要在他的宝匣里带上《伊利亚特》。书面文字是文物珍遗中的精品，比其他艺术品更与我们亲密，也更具有普遍性。它是最贴近生活本身的艺术作品。它可以翻译成各种文字，不仅供人们阅读，实际上还可以朗诵，朗朗上口——不仅描摹在画布上或镌刻在大理石上，而且从生活本身的话语中脱颖而出。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变成了现代人的言语。两千个盛夏就像赋予希腊的大理石雕刻品一样，已赋予希腊文学的丰碑更加成熟的金灿灿的秋天色彩，因为它们将自己的静谧、圣洁的氛围遍及世界各地，保护它们不受时间的侵蚀。书是世界的珍宝，各个国家都可以世代相传。最古老、最优秀的书，自然应当置放在每户人家的书架上。它们可没有什么理由求情，当它们开导与激励读者时，读者却通情达理，不会拒不接受。它们的作者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成了富有魅力的天然贵族，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国王和皇帝。目不识丁、也许还瞧不起别人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获得了垂涎已久的闲暇和独立，跻身于富有和时尚的阶层，最后，他不可避免地会转向更高级却又高不可攀的天才和知识精英的世界，此时此刻，他才感到自身文化底气不足，自己的全部财富无非显示了虚荣和缺憾。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还算头脑清醒，他煞费苦心地让子女们获得他深感匮乏的知识文化，这么着，他却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那些还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著的人，人类的历史知识肯定非常欠缺。显而易见，这些古典作品一直没有现代语的译本，除非我们的文明本身可以当作诸如此类的译本。荷马至今还从来没有用英文印行过，埃斯库罗斯也没有过，甚至维吉尔[138]也都没有——这些大师的作品，写得这么优雅、这么坚实、这么壮丽，宛若晨曦。后来的作家，我们尽管赞赏他们的天才，但能与这些古典作家笔下精美、完整、不朽的英雄诗篇相媲美，就算有，也是寥寥无几。那些从来不知道它们的人，谈的只是莫要再提到它们。等我们有了学问和才识，能够阅读、欣赏它们时，也就很快忘掉了这些话。当我们称之为古典作品的遗产，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老、更古典却又鲜为人知的各国经典著作积累得越来越多时，梵蒂冈教廷里堆满了《吠陀经》、《阿维斯塔古经》[139]和各种《圣经》，以及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作品，而且后继的世纪不断将它们的胜利纪念品提供机会给世人公开讨论，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时代才真的是富丽辉煌。有了这么一大堆精品，也许我们就有最终登上天堂的希望。
伟大诗人的作品，迄今人类还没有读懂呢，因为，唯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懂它们。阅读这些作品的水平，只是像众人观望星辰，至多是从星象学的角度，而不是天文学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大多数人学会阅读，仅仅为了得到一丁点儿方便，有如他们学会阿拉伯数字只是为了记账，免得做生意时上当受骗。对于阅读作为一种高尚的智力练习，他们就知之甚少，乃至于一无所知。但是，从高尚的意义上来说，唯有这样才算是阅读，断断乎不是像奢侈品那样吸引我们的阅读，也不是使我们更高贵的官能昏昏欲睡的阅读，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踮起脚尖去阅读，把最警觉、最清醒的时光奉献给阅读。
我想，我们认识字母以后，就该阅读最好的文字作品，而不是像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永远重复念叨a—b—ab以及单音节的词儿，一辈子坐在最低年级最前排的座位上。大多数人只要自己能够阅读，或者听别人阅读，就心满意足了，或许他们还坚信有了一本好书《圣经》里的智慧也差不离，于是，在生命剩余岁月里所谓“轻松阅读”中浪费自己的才能，无所事事。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有一部多卷本的作品，名叫“小读物”，我想恐怕是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小镇的名字。有那么一些人，就像鸬（lú）鹚（cí）和鸵鸟，各种各样食物都能消化，甚至在暴食一顿荤菜之后，照样也消化得了，因为他们不让东西白白浪费掉。如果别人是供应这种饲料的机器，那么，他们就是阅读这种饲料的机器。他们读过了九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弗罗尼亚的传说故事，说他们如何相爱，过去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么相爱过，而且他们真正相爱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不管怎么说，他们如何相爱，绊倒在地，再站起来，继续相爱！某个可怜的倒霉鬼如何爬到了教堂的尖顶上，但愿他从来没有爬到钟楼高头就好了。现在，既然毫无必要地让他爬到了尖顶那儿，这位兴高采烈的小说家却使劲儿敲起钟来，让全世界的人都赶过来听，哦，老天哪！瞧那个小子如何下来！依我看，全球小说世界里有的是这类向上爬的英雄人物，他们还不如把这些人物写成风信子鸡好了（如同他们过去常把英雄人物置身于星座中一样），让风信子鸡在那里不停地旋转，直到生锈为止，莫让它们下地来胡闹，打扰老实人。下一回，这位小说家敲钟时，就算那座礼拜堂烧掉了，我也照样岿然不动。《踮起脚尖单足跳》，“一部中世纪传奇故事，写《铁特尔—托尔—谭》的著名作者的新著，按月连载，购者摩肩接踵，欲购从速”。读着这一切，有人满怀有如原始人的好奇心，眼睛睁得像盘子似的，而且胃口特别好，也用不着担心有损胃壁，犹如一个四岁大的小伢儿坐在板凳上，看两美分一本烫金封面的《灰姑娘》——可是，他们读后，反正我看得出，在发音上、语气上、重音上，都没有什么长进，在题旨的提炼或修饰上也没有学到什么技巧。阅读的结果是视力模糊，生死攸关的循环凝滞，一切智能衰退，仿佛蜕了皮。这类“姜汁面包”差不离每天每个烤箱里都在烤出来，而且烤得比纯正小麦面粉或黑麦加粗玉米粉做的面包更卖力，也更加适销对路。
即使是所谓的“好读者”，也不阅读那些最好的书。我们康科德的又算是什么？甚至英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或顶呱呱的好书，尽管作品里头的单词大家都能读懂，也能拼写，可是，这个小镇上除了极少例外，人们对这些好书一概不感兴趣。就是在大学里读过书、算得上受过所谓文科教育的人，不管在这里或者别处都一样，对英国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至于记载人类智慧的书籍，比方说，古代经典著作和各种《圣经》，只要愿意了解它们的人都很容易得到，可惜只有极少数人肯下力气去阅读它们。我认识一个中年伐木工，他订阅了一份法文报纸，说不是为了看新闻（因为他对新闻不屑一顾），而是为了“让自个儿不断练练法语”，因为他出生在加拿大。我问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儿是什么，他回答说，除了法文之外还得下工夫，把英语也学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般说来，所做到的或者想做的，也就是如此，他们订阅英国报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一个人刚刚读过一本也许是最好的英文书，可他能寻摸到几个可以一起对这本书交谈交谈的人吗？或者假定说，他刚刚读完一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经典作品，即便所谓的文盲都知道要对它赞扬一番，他却寻摸不到一个可以一起聊聊的人，就只好对它保持沉默了。一位大学教授如果擅长破解希腊文中各种疑点，也就相应地擅长破解一位古希腊诗人的才智和诗篇中的深奥之处，并且相应地将这种情投意合的同感传授给那些灵敏和满怀豪情的读者，可惜这样的教授在我们的大学里确乎绝无仅有。至于神圣的经文，或者人类的各种《圣经》，这个镇上又有谁能把它们的名字向我一一道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唯独希伯来这个民族拥有一部经文。任何一个人，为了拾到一枚银币该有多费劲儿，可这儿有的是赛过黄金的文字，那是古代最聪慧的人说出来的，其价值是历代智者都向我们证实过的——殊不知我们学的不过是一些简易读物、识字课本和班级点名记分册，离校后读的是“小读物”和专门给孩子和初学者看的故事书。我们的阅读，我们的交谈和思想，水平之低，跟“小人国”里的侏儒倒是很般配。
我倒是巴不得结识一些在康科德本土出生的更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儿几乎都没听说过。难道我会听到过柏拉图的名字，却从来不去读他的书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我却从来没见过他——好像他跟我比邻而居，我却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或者从来没有倾听到他那智慧的隽语。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柏拉图的《对话录》，包含着他的不朽思想，就搁在书架上，可我还从来没有读过它哩。我们是教养不良、粗俗无知的文盲。文盲有两种：一种是我镇上目不识丁的老乡，一种是只读过儿童作品和适合阅读极低智力读物的老乡，这两种文盲究竟有什么显著区别，我承认，我还看不出来。我们应该像古代圣贤一样优秀，但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是如何优秀的。而我们是一群小山雀，在智力的飞跃上只比日报专栏稍微高出一点。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样愚钝。书里头的文字也许就是针对我们的境况而说的，我们要是果真倾听到了，并且有所感悟，那么，它们会比清晨或春天更有利于我们的生活，而且还有可能为我们揭开事物的新面目。既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向我们揭示新的奇迹，这本书也许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眼下好多说不出来的事情，我们也许会发现在别处已经说出来了。这些问题使我们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也同样让所有聪明人碰到过。一个问题都没有漏掉，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话和自己的生活，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回答。再说，有了智慧，我们将学会宽宏大量。康科德郊外某农场有一个孤独的雇工，曾有过第二次出生和特殊的宗教经历，他相信自己由于信仰，进入了静穆庄重和遗世独立的境界。也许他会觉得上面的话是不真实的，但好几千年以前，琐罗亚斯德[140]就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也有过同样的经验。琐罗亚斯德很有灵性，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因此善待众邻居，据说甚至还在人间发明并首创了拜神活动。那么，就让那位孤独的雇工谦逊地与琐罗亚斯德亲密交谈吧，并在所有圣贤的宽容思想影响下，与耶稣基督本人亲密交谈吧，让“我们的教会”垮掉吧。
我们夸口，我们属于十九世纪，正在迈着比哪个国家都要快的步子前进。可是，想一想这个村镇为自己的文化所做的又何其微不足道！我可不想去恭维镇上的乡友们，也不想他们来恭维我，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谁都不会有长进。我们应当像公牛那样需要刺激——受驱赶——才会快快跑。我们已有一个相当像样的公立学校[141]的体制，可惜仅仅为婴儿开设。不过，冬天就有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吕克昂学府[142]，近来还有根据政府建议开办的一个小小图书馆，除此以外，没有我们自己的学院。我们花在肉体的食粮或病患上的钱，要比花在精神食粮上的钱多得多。现在该是我们创办不同凡响的学校的时候了，一个个村子应该都成为大学的时候了，村子里老年居民（如果他们确实那么富裕）就有闲暇成为各大学里的研究员，可以在晚年进行大学文科研究。难道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巴黎（大学）或一个牛津（大学）吗？难道学生们不可以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德的蓝天底下接受文科教育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出资聘请某个阿伯拉尔[143]来给我们讲学吗？天哪！我们净是忙于喂牛、开店，好长好长时间没上学校了。我们的教育挺惨地被淡然置之。我国的村镇在某些方面应该取代欧洲的贵族的地位，应该是美术的赞助人，它可富得很。它欠缺的就是宽宏大量和优雅。在农场主和商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事情上，它肯一掷千金，而对更有知识的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事，如果要它出钱，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空想。感谢好运或政治，这个村镇花掉一万七千块钱造了一幢连栋房子，但要培育生动活泼的风趣就宛如贝壳里头的蚌珠，哪怕过了一百年，它也不肯花这么多的钱。为了冬天开办吕克昂学府，每年募捐一百二十五块钱，其实比镇上同样数目的任何筹款都要花得更有意义。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为什么不该享受十九世纪提供的种种好处呢？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还过得如此乡里乡气呢？如果我们看报纸，为什么不跳过波士顿的闲谈，马上订阅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呢？——不要吮吸“中立派系”报纸的奶头，或者咀嚼新英格兰这儿的“橄榄枝”[144]。让各种学术团体来我们这儿做报告吧，我们将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点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哈珀兄弟图书公司和雷丁出版公司[145]代替我们选择读物呢？这就好比趣味高雅的贵族，在他周围的一切必然有利于自己的文化修养——比方说，天才——学问——风趣——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等。那么，让村镇也就这么着吧——不要只请一名教师，一名牧师，一名司事，不要只办一个堂区[146]图书馆，不要只选三名市政委员就算万事大吉了，因为我们清教徒前辈移民[147]，就是仰仗以上这些人物，在荒凉的岩石上挨过了寒风凛冽的冬天。集体行动是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我坚信，随着我们经济状况日益兴旺发达，我们的财力一定会比贵族更雄厚。新英格兰可以出资聘请世界上的哲人贤达来教育开导她，要他们膳宿在这里，让我们完全摒除粗野的乡气。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不同凡响的学校。让我们拥有高贵的村镇居民，而不是贵族。如果有必要，我们宁可河上少造一座桥，绕着多走一些路，但在周围黑暗无知的深渊上，至少架起一座拱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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