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不想跟读者讲述太多和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可是镇上的人特别关注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觉得那是荒唐和不可行的，但我并不这么想，综合种种情况来看，我认为那是非常自然而可行的。有人问我吃什么，是否感到寂寞，是否害怕，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有人很好奇地想了解我捐了多少收入去做善事，那些拖家带口的人则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贫苦的儿童。所以我要恳请对我个人毫无兴趣的读者原谅，我会在本书中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图书里，“我”，或者说第一人称，是遭到忽略的；但在这本书中，它会得到保留；这种自我意识是本书的主要特征。我们常常忘记正在说话的终究是第一人称。我也不想过多地谈论自己，可惜其他人我又不是很了解。所以非常遗憾，我只能受制于这个主题，因为我的见识实在是很浅陋。除此之外，我认为每个作家迟早应该朴实真诚地记录他自己的生活，而非只是描述他听来的别人的人生；这种记录仿佛是他从遥远的地方写给亲友看的；因为在我看来，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够真诚地活着。我这本书也许更加适合贫穷的学生阅读。至于其他读者，他们将会接受对自身适用的篇章。我相信没有人会硬要撑破尺寸偏小的外套，因为它对合身的人来说可能是有用的。
我想要说的话跟中国人和三明治群岛[1]的岛民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跟阅读这些文字的你，跟住在新英格兰地区[2]的你有很大的关系；我要谈论的是你的处境，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座城镇里的境况和遭遇，以及这种境遇的本质，它何以会如此糟糕，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我走访了康科德的许多地方；在所到之处，无论是商店、办公楼还是田地，我发现这里的居民都好像正在赎罪似的，做着各种费心劳力的苦役。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3]会坐在四个火堆中间，抬头仰望着太阳；或者把自己吊起来，头下脚上，经受烈焰的炙烤；或者扭头凝视天空，“直到他们再也恢复不了自然的姿势，而且由于脖子是扭曲的，只有液体能够流进他们的胃”；或者终生戴着锁链，生活在某棵树木之下；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他们的身体去丈量广袤的国土；或者单足站立在木柱之上[4]——但即使这些有意为之的苦行，也不比我日常所见的场景更为令人难以置信和震惊。赫拉克勒斯[5]的十二大苦役和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为它们只有十二件，毕竟有结束的时候；但我从不曾看见这些人杀死或捕获任何怪兽，或者完成过任何劳役。他们没有伊奥劳斯[6]这样的朋友来用火红的铁块去烙海德拉[7]的脖子，每当砍掉一个头，会有两个新的头生出来。
我看见许多年轻的同乡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各种农具，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东西得来容易，要摆脱却很难。他们倒不如出生在旷野中，吮吸着狼奶长大，那样反而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如此辛劳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谁让他们变成土地的奴隶呢？既然人总有一死，他们为什么要承受那么多苦难呢？他们为什么要从刚出生就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不得不过着凡人的生活，推着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竭尽全力地向前迈进。我曾见过太多可怜的不朽灵魂[8]，背负着几乎将他们压扁的重担，弯着腰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吃力地推动身前那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永远洗不干净的奥革阿斯牛栏[9]，以及上百英亩的土地，还要犁地、锄草、放牧和造林！没有祖产的人固然不必对付这些多余的负累，但也只好卖命地开荒种田，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人们劳动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人们的身体很快会被埋进土里变成肥料。他们甘愿受通常所谓的命运摆布，变得非常贪婪，正如某本老书[10]上说的，积攒着会被虫蛀和锈蚀、会被窃贼偷走的财宝[11]。这是愚人的生活，这个道理他们就算平时茫然不觉，在临终时肯定也将会恍然大悟。据说杜卡利翁和皮拉[12]当初造人的方式是将石块从头顶抛到身后：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gine nati. [13]
雷利[14]曾经很漂亮地把这两句诗翻译出来：
自此冷酷的人类就忍受着痛苦和烦恼，
以此证明我们的身体是石头变出来的。
他们对那个错误的神谕实在是太盲从了，就那样把石块从头顶扔到身后，也不去看石块到底落在什么地方。
绝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仅仅由于无知和失误，在生活中疲于应付各种自找的烦恼和多余的劳役，乃至没有余力去采摘那些更美好的人生果实。他们的手指太过劳累，变得非常笨拙，而且抖个不停，所以无法去采摘。实际上，人们每天都在奔波劳碌，根本没有闲暇享受真正完整的生活；他无法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他的劳力在市场上卖不起价钱。他没有时间做别的，只能做一部机器。人只有想起自己的无知才能有长进，但他如此忙于使用已有的知识，又如何能想得起来呢？我们有时候应该免费让他吃饱穿暖，用琼浆玉液重振他的精神，然后再对他进行评判。人性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水果表皮的白霜，只有通过最谨慎的处理才能得到保留。然而我们无论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他人，都不曾如此温柔。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很穷，觉得活着真难，有时候简直喘不过气来。我毫不怀疑有些读者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身上穿的衣服和鞋子很旧或者已经磨破，看这本书的时间也是借来或者偷来的，是从你们的债主那里抢来的。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们过着卑贱凄惨的生活，因为我的目光已经被阅历磨得很尖锐；你们总是背负着各种枷锁，想要把生意做成，想要把债务偿清，深陷在非常古老的泥沼[15]里，沉迷于拉丁人所说的aesalienum，也就是别人的铜板，因为他们有些钱币是铜铸的；你们为别人的铜板而生，为别人的铜板而死，也被别人的铜板埋葬；你们总是承诺还钱，承诺明天就还钱，而到死还欠着许多债务；你们总是曲意逢迎，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为此不惜使尽各种手段，只要不违法乱纪，无论什么事你们都肯去做；你们说谎、阿谀、投票，让自己龟缩在文明的果壳[16]里，或者勉强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以便能够说服邻居愿意让你们制作他的鞋子、帽子、衣服或者马车，或者向你们购买各种日常所需的商品；你们不惜把自己累到生病，为的只是能够存下些许防病的钱财，为的只是能够把这点钱财藏在某个古旧的箱子里，或者藏在墙壁中的袜子里，或者更安全地藏到砖头垒成的小金库里；你们不管藏在哪里，不管藏的是多还是少，反正就是想存点钱。
我有时候感到很奇怪，我们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地去看待那种野蛮但又有点异域色彩[17]的奴役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黑奴制；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有着许多狂热而凶残的奴隶主[18]。南方的监工很残暴，北方的监工更恶毒，但最糟糕的奴役是你们对自己的折磨。这样的人哪有神圣性可言呢！看看马路上的车夫吧，他不分昼夜地向市场赶去；他体内有什么神圣的悸动吗？他最高的职责就是让马匹吃草喝水！他的命运和运费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他赶车有什么神圣的目的吗？他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的呢？你看他战战兢兢、鬼鬼祟祟的样子，每日不知道担心些什么，完全没有不朽和神圣的气派，而是变成了奴隶和囚徒，受制于他对自己的看法，也受制于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所赢得的名誉。公众的看法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我们自己的看法那么大。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或者说影响着他的命运。哪怕是在西印度群岛[19]，威尔伯福斯[20]不也带去了心灵和思想的自我解放吗？再想想这个国家的妇女吧，她们整天忙着给梳妆台的椅子编织坐垫，对自身的命运完全没有丝毫的兴趣！仿佛她们能够在浪费时间中永生。
大多数人生活在无言的绝望中。所谓的委曲求全其实是积重难返的绝望。你们从绝望的城市走进绝望的乡村，只能以水貂皮和麝鼠皮做成的华贵服装来自我安慰。就连各种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也隐藏着一种反复出现然而谁也没有察觉的绝望。这些游戏和娱乐并不愉快，因为它们是在工作之后才出现的。但智慧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去做绝望的事。
如果仔细考虑什么是——用教义问答[21]的话来说——人生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真正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大家都选择了相同的生活模式，好像这种模式是他们在清醒时做出的选择。然而其实他们并不认为还有其他模式可选。但聪敏而健康的人记得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现在放弃我们的偏见还不算太晚。没有哪种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无论它是多么的古老，值得我们盲目地去跟从。今天每个人宣称或默认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到明天也许就会被证明是谬误，只是黑色的烟雾，而非有些人曾经以为的雨云，将会普降甘霖滋润他们的田地。有些事从前的人说你不能去做，结果你尝试之后发现你是可以去做的。老人有老习惯，新人有新办法。从前的人也许由于知识不够，并不知道添加新的燃料可以让火继续燃烧；今天的人却懂得把干柴放到水锅下面，以飞鸟的速度环游地球[22]；这就像谚语说的，一代新人胜旧人。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不是更优秀、更有资格的导师，因为岁月让他得不偿失。不妨这么说吧，最明智的人不曾从生活中学到任何有绝对价值的知识。实际上，老年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年轻人，他们自身的经验很局限，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可悲的失败，而且都是由各种个人原因造成，这他们肯定也知道；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些许和经验不符的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年轻。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然而未曾从长辈那里听到任何有价值的忠告，甚至连热诚的忠告也不曾听见。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过，可能也没有什么有用的建议给我。生活就是实验，它的大部分我尚未测试过；他们虽然测试过了，但那对我来说没有用。假如拥有某种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必然会想，这是我那些导师从来不曾提及的。
有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是吃素啊，因为蔬菜并不包含骨骼所需的养分。”于是他每天虔诚地将部分时间用于向他的身体供应骨骼所需的原料；他说那句话时正好走在他的牛后面，那头只吃素然而长出骨头的耕牛排除万难，拉着他和笨重的铁犁吃力地前进。有些东西对某些人——比如赤贫者和重病者——来说确实是必需品，但对其他人来说纯粹是奢侈品，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在某些人看来，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地，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都已被前人走遍，所有的事情都已得到处理。伊福林[23]曾经说：“圣明的所罗门王[24]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距离；古罗马的官员规定你每隔多久可以越界到邻居的土地上捡拾橡子，其中有多少要分给你的邻居。”[25]希波克拉底甚至还指示我们应该如何剪指甲[26]，就是要剪得和手指的末端对齐，不能留得更长，也不能剪得更短。毫无疑问，这种假定生活的诸种变化和欢乐都已被穷尽的观点是非常沉闷和无聊的，它就像亚当[27]那么古老。但人的能力从未得到测量；我们也不能依照任何先例来判断他能做些什么，因为他做过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无论你遭遇了多少失败，“别伤心，我的孩子，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自己不去做，谁又会来替你完成呢？”[28]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验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太阳，它既能催熟我的菜豆，同时也照亮了许多行星，比如我们的地球。要是以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可以少犯几个错误。可惜我在豆田锄草时并没有沐浴着这种光明。星星组成的三角是多么漂亮啊！在宇宙各座华美的殿堂里，有许多遥远而不同的生灵正在同时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呢！大自然和人类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们的各种法律。谁能说得准别人会有什么前程呢？还有什么比我们瞬间相互了解更大的奇迹吗？那就是我们可以只花一个小时，就能彻底认识这个世界的所有历程，甚至是各个世界的所有历程。去读历史、诗歌和神话吧！——我想和了解别人的经历相比，阅读这些书我们会更加感到震惊，也会吸取更多的知识。
我的邻居说的好事在我看来大多都是坏事；如果说我有什么懊悔的话，那就是恼恨我自己太过循规蹈矩。从前我真是鬼迷心窍了，怎么会表现得那么安分守己呢？你有什么箴言就说吧，老家伙——你已经活了七十年[29]，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荣耀了——然而我听见一个无法抵抗的声音，它建议我统统不要听你的。新世代应该抛弃旧世代的业绩，就像抛弃搁浅的船那样。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去做更多的事。要是把心思花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许就不会如此庸人自扰。大自然既为强者提供用武之地，也为弱者提供容身之所。有些人总是忧心忡忡，简直像患了不可治愈的绝症。我们天生爱夸大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不停地担心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或者忧虑万一我们生病了怎么办？我们真是太过多虑了！我们并没有怀着信仰去生活；白天时提心吊胆，到了晚上不情不愿地祷告，丝毫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就这样谨小慎微地活着，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敬畏之情，顽固地认为它没有改变的可能性。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我们说；但你能从圆心画出多少半径，生活就有多少种方式。所有的改变都是奇迹，但这种奇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孔子说过：“要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那才是真正的知道。” [30] 既然已经有人把一切未知事物排除在他的认知之外，那么人们不敢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不妨来谈谈普通人最为烦恼和焦虑的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烦恼，或者说谨慎，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身处文明社会的我们其实应该到蛮荒的边疆去生活，才能更好地了解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获得这些必需品；要不然应该去查看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购买的是什么，他们都储备了什么商品，也就是说，最常见的日常用品都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进步几乎没有影响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比如说我们的骨骼就很可能和祖辈的骨骼没有太大的区别。
说到“生活的必需品”，我指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东西，对人类的生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或者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而变得如此，乃至很少有人会尝试去摆脱它，就算有也是出于野蛮、贫穷或者哲学的缘故。对许多动物而言，这种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唯有一种，那就是食物。草原上的野牛所需的是几英寸长的能下咽的青草，以及适合饮用的水；也许他还需要森林的遮蔽或者山谷的庇护。野兽需要的无非是食物和藏身之所。就本地的气候而言，人的生活必需品细究起来的话，可以具体分为如下几种：食物、住所、衣物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取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才能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才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可言。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也发明了衣服和熟食；而且可能由于偶然还发现了火的温暖，以及后来对它的使用，坐在火边取暖原本是奢侈品，现在已经变成必需品。我们可以看到猫和狗也养成了这种习性。有了寓所和衣服，我们就能保留自己内在的热量；但如果住得太好或者穿得太厚，或者是火烧得太旺，也就是说，外在的热量比我们内在的热量还要高，那我们岂不是在烘烤自己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31]谈起火地群岛[32]的居民时说，他自己那伙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火堆旁边还是觉得很冷；然而他吃惊地发现，这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离火堆很远，却“被这堆火烤得浑身流汗”[33]。我们也听说过在新荷兰人[34]若无其事地裸露身体到处走的时候，欧洲人穿着衣服还哆嗦。有没有可能把这些野蛮人的健壮和文明人的聪慧结合起来呢？按照李比希[35]的说法，人的身体像火炉，而食物就是燃料，保持肺里的内在燃烧。天冷时我们吃得多，天热时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燃烧的结果，生病或者死亡是因为这种燃烧发生得太快，或者缺乏燃料，或者通风口出了问题，最终导致火焰熄灭。当然，生命的热量不能混同于火焰，但这是个相当贴切的比喻。因此，按照上面的说法，“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几乎可以算是同义词；因为食物固然可以被视为维持我们的内在之火的燃料——燃料的用途无非是煮熟食物，或者通过外在的热量来增加我们的体温——寓所和衣服也只是为了保留因此而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那么我们身体的最大需求就是保暖，在我们体内维持生命的热量。于是我们千辛万苦地谋求的，不仅是食物、衣服和寓所，还有床铺，这是我们在夜间的衣服；我们抢夺了飞鸟的巢穴和羽毛，做成这个寓所之内的容身之处，就像老鼠在它的洞里用青草和树叶做成窝那样！穷人总是抱怨这是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把大部分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社会的，都归咎于寒冷。在某些地区，夏天让人能够过上快乐的生活。燃料只用于烹调食物，此外再无用处；太阳就是他的火堆，其光线把许多水果煮得足够熟；那里的食物更为多样，也更容易得到，衣服或者寓所完全或者说泰半是多余的。就目前这个季节而言，如果想在这个地区生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需要几件工具，比如说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根铲子和一辆独轮车，那就足够了，爱读书的人还需要油灯、文具和几本书，这些算是准必需品吧，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然而有些不是很明智的人却跑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野蛮而不健康的地方做生意，在那里待上十几二十年，图的是能够舒适而温暖地活着，并且最终在新英格兰死去[36]。这些奢侈的富人不仅很温暖，甚至热得很反常；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们是在烘烤自己，当然他们用的方式很时髦。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非但是多余的，而且还会妨碍人类的提升。说到奢侈和舒适，最聪明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还要简单和俭朴的生活。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古代的哲学家都是身外财物比谁都少、内心财富比谁都多的人。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并不多。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已经很难得。近代的改革家和各个对自己的民族做出贡献的人也都是如此。我们只有站在安贫乐道的立场上，才能够无私地或者明智地去观察人类的生活。要是过着奢侈的生活，不管是在农业、商业还是文学、艺术等领域，我们只能得到奢侈的结果。如今有许多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然而传授哲学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倡导的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生活方式。成为哲学家的先决条件不仅是拥有深奥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创建了某个学派，而是由衷地热爱智慧，从而依照智慧的吩咐，过着朴素、独立、淡泊和坚定的生活。哲学家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还要从实践上解决部分人生问题。伟大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或者英雄式的成功，而是朝臣式的。他们完全依照传统去生活，因循父辈的做法，根本不是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尚境界的先驱。但人们为何会堕落？是什么导致家族的破败？那种使民族衰落乃至败亡的奢侈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真的没有半点的奢侈吗？哪怕是就外在的生活方式而言，哲学家也是领先于他的时代的。他进食、居住、穿衣和取暖的方式并不像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个人既然成为哲学家，他用以维持生命热量的方式怎能不比其他人高明呢？
假如有人已经用我上面描述几种方式得到温暖，那么他接下来想要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更多同类的温暖，诸如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好更充足的衣服、更多更炙热的火堆之类的。当他获得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之后，除了追求奢靡的生活，他还能有别的选择；那就是真正去体验生活的历程，他的假期开始了，可以不用继续劳碌奔波了。土壤显然是适合种子的，因为它的胚芽已经向下扎稳了根，它的枝叶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上茁长。其实人是可以向空中发展的，为什么要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呢？——就拿较为珍贵的植物来说吧，它们的价值来自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中生长出来的、远离地面的果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于较为低贱的蔬菜；那些蔬菜尽管可能是两年生的，但人们种植它们，只是为了得到完美的块茎，所以经常把茎叶剪掉，导致大多数人在它们开花的季节也认不出它们来。
我想要开列的生活指南，并不是给坚强勇敢者看的，那些人不管在天堂还是地狱，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和最富裕的人比起来，他们盖的楼房可能更华丽，花起钱来可能更豪爽，又不会把自己弄得很穷，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假如真有这种人的话——过着的是人们向来梦寐以求的生活；也不是给那些在当前的境况中找到他们的勇气和灵感的人看的，他们怀着恋人般的怜爱和热情，珍惜着此时此刻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也属于这类人；我想说的话，并不是说给那些无论处境如何都能过得很好的人听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否过得好；我的话是说给一类为数众多的人听的，那些人满腹牢骚，总是徒劳地抱怨他们的命运或者时代很艰难，其实他们原本是可以去予以改善的。有些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激烈地、痛苦地抱怨，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尽了本分的。我的目标读者还有那些貌似富裕实则极其贫穷的人，他们积聚了钱财，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或者说如何摆脱它，因而给自己打造了黄金或者白银的镣铐。
假如我尝试讲述自己在过去几年所过的生活，那么对这段日子的实际情况多少有点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意外，而对其毫无所知的人肯定会感到很吃惊。下面我只挑几件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来讲讲。
无论天气如何，无论白天黑夜，我都想要改善每个此刻，也把它刻在我的拐杖上[37]；我想要站在永恒之过去和永恒之未来的交会点，也就是纯粹的此刻；我想要活在当下。请原谅我写得有点晦涩，因为我这个行业的秘密比其他绝大多数行业要多，我这么写倒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这个行业的本质就是如此。我会很高兴地说出我了解的一切，不会在我的门口写上“严禁入内”。
我在很久之前丢失过一条猎狗、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到现在还没找着[38]。我曾向许多路人打听，描述它们的特征，以及怎么呼唤它们就会回应。我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过那猎狗的吠声、那枣红马的蹄声，甚至还看见那斑鸠消失在云团后面；他们似乎很急着要找回这几只动物，倒好像是他们自己的牲畜走丢了。
要期待日出和黎明，但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对大自然本身充满期待！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无论是夏日抑或冬天，在邻居尚未起来干活之前，我早已做完了我的差事！不用怀疑，镇上许多人曾看见我办完事回来，他们有的是在晨曦中赶去波士顿[39]的农夫，有的是出发去伐木的工人。诚然，我其实并没有帮助太阳升起，但在日出时已经起床是极其重要的。
曾有许多个秋天和冬天的日子，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聆听风中的消息，并迅速地将它传播出去！我几乎投入了所有的资金，全副身心扑在这门生意上，为了新闻而奔走。假如我听到的消息和两个政党有关，那么它肯定会最先出现在《公报》[40]上。其他时间我会在悬崖或者大树顶部的瞭望塔上，观察着通过旗语[41]传来的新消息；或者在黄昏爬上山顶等待夜幕降临，看能不能得到某些新闻，可惜我得到的并不多，而且那就像从天而降的食物，到了天亮就会再次消失[42]。
曾有很长时间我是记者，我服务的那家刊物发行量不是非常大，该刊的编辑始终认为我写的大部分稿件不适合刊登[43]；就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我付出了劳动，得到的却只有痛苦。然而，就这件事来说，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曾有许多年我自任为雨雪勘察员，并且很尽心地完成我的职责；公路虽然不用我操心，但我视察过许多林中小路和所有的阡陌，让它们保持畅通；我也给许多沟壑架上桥梁，让它们四季都能通行，大众的脚跟已经证实这些桥梁是有用的。
我曾看管镇上的野兽，它们经常跨越篱笆，给尽忠职守的牧人造成许多麻烦；我查看农场里人们不经常走到的边缘和角落；不过我并不知道今天的约拿和所罗门[44]到底在哪块田地干活；这完全不关我的事。我曾浇灌红越橘[45]、沙樱桃[46]、朴树[47]、红松[48]、黑梣[49]、白葡萄[50]和黄堇[51]，它们在干旱的季节可能会枯萎[52]。
总而言之，我就这样过了许多年，毫不吹嘘地说，我做这些事情原本是很尽心的；但后来我渐渐明白，镇上的居民根本不愿意让我进入镇政府当公务员，也不愿让我挂个虚职领点微薄的薪水。我付出了很多，却从来没有得到认可，没有得到赞扬，更没有得到酬劳。幸而我对此倒也并不在意。
不久之前，有个上门推销的印第安人来到我住的街区，想把篮子卖给某位知名律师[53]。“你们要买篮子吗？”他问。“不要啦，我们不想买，”律师回答。“岂有此理！”印第安人走出门口，愤愤地说，“这是想让我们饿死吗？”看到勤奋的白人邻居过得那么好，那律师只要编几句辩词，财富和地位就像变魔法似的随之而来，于是他心里想：我也要做生意，我会编竹篮，这是我能做的事。他以为只要把竹篮编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就该轮到那个白人来购买了。他不明白的是，他必须把竹篮做得值得别人购买，或者至少要让别人觉得买下来很值，或者做其他值得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过几个做工精致的竹篮，但我编得不够好，不值得别人购买[54]。然而对我来说，我认为编织它们还是很值得的，只是我并没有去研究如何让别人来购买我的篮子，我研究的是如何避免非得去卖篮子不可。人们交口称赞和认为成功的生活，无非是生活的一种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夸耀一种，而牺牲其他各种呢？
既然镇上的居民不太可能让我到法院、教会或者其他机构工作，那么我只能自谋生路了，于是我更加彻底地把目光投向了森林，那个地方对我比较了解。我决定立刻启动我的事业，不像通常那样等资金到位再说，而是先利用手头已有的些许钱财。我想到瓦尔登湖去，倒不是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更加低廉或者昂贵，而是因为在那里经营私人事业[55]遇到的障碍最少；如果由于缺乏常识和营商才能而导致失败，那不仅可悲，而且也很愚蠢。
我向来致力于培养各种严格的经商习惯，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是跟天朝[56]做生意，那么你只要在海边，比如说在萨勒姆港[57]，有座记账的小房子就足够了。你将会出口各种本国出产的物品，纯粹是本地的土特产，主要是冰块、松木，还有部分花岗石，用的总是本国生产的船只。这将会是很好的生意。你要亲自监管所有的细节；你要既是舵手也是船长，既是所有者也是担保人；你要进货、销售和记账；你要读所有的来函，写每一封回信；你要日夜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你要在不同的港口来回奔忙——最有价值的货物通常会在泽西海岸卸货[58]；你自己发旗语，不知疲倦地扫视海面，和所有沿岸航行的过往船只联络；你要保证稳定地输送商品，这样才能满足如此遥远而庞大的市场；你要亲自了解各个市场的行情，展望各地未来是战争还是和平，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势；你要借鉴所有探险队的成果，利用新的航道和航海技术的所有进步；你要研究海图，探测礁石、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还有最重要的是确保对数表[59]是正确的，因为计算错误往往会导致船只触礁，而它本来应该停靠在某个友好的码头的——拉彼鲁兹[60]就遭遇了这种不测的命运；你要跟上科学的发展，研究所有伟大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生平，从古代的汉诺[61]、腓尼基人[62]到现代的这些伟大人物，你都要有所了解；你要时刻记录库存的货物，了解你的经营状况。此外你要厘定获利和亏蚀，计算利息、皮重和备损，以及其他各种测量问题，这是很繁重的，需要你发挥各种能力，还要有渊博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是考虑到铁路[63]和冰块贸易[64]；它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优点；它是很好的定居点，地基也很牢固。它不像涅瓦河[65]流域有很多沼泽，不过你要盖房子的话还是得自己打桩。据说涅瓦河要是发洪水，再加上吹西风，河里的冰块就足以将圣彼得堡[66]夷为平地。
虽说我不像通常那样有了足够的资金再来做这门生意，但仍有很多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到底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我仍然不得而知。最实际的问题首先就是衣服；说到衣服，我们在购买它时，考虑得更多的往往是款式是否新潮，别人会怎么看，而不是其真正的用途。让有工作尚待完成的人回想一下穿衣的目标吧：首先是维持生命的热量，其次，在当今这种社会状况中，是遮蔽赤裸的身体；他可以想想看，如果不再给他的衣柜增添服装，他可以完成多少必须的或者重要的工作。皇帝和皇后的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他们无须亲自动手，都是裁缝给他们做的，但他们无法知道穿着合身的衣服有多么舒适。他们比挂着干净衣服的木架好不了多少。我们的衣服每天都变得更加贴合我们的身体，渐渐烙上了穿衣者的性格，乃至经过缝缝补补、穿了又穿，最终到了要将其抛弃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恋恋不舍，有些人甚至还会觉得很难过，就好像要丢弃的是我们的身体。在我看来，没有人会因为衣服上有补丁而显得卑贱；然而我敢说，普遍而言，人们追求衣服时髦或者至少干净并且没有补丁的心情，远比追求良知完整无损的心情要迫切。但即使衣服破了没有修补，所显露出来的缺点也无非是这人不修边幅而已。我有时会用这个问题来试探我的熟人——谁愿意穿着膝盖处有一个补丁或者两道额外缝线的裤子？从大多数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认为穿着这样的裤子会让他们前程尽毁。他们宁肯瘸着破腿到镇上去，也绝不肯穿着破裤子去。假如某位绅士的两条腿有问题，它们通常会得到医治，但假如有问题的是他的两条裤管，他却不愿意缝补；因为他在乎的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东西，而是表面上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没几个，但认识的上衣和裤子倒是很多。要是把你最新的衣服给稻草人穿上，而你赤裸着身体、死气沉沉地站在旁边，有谁不赶紧和那稻草人打招呼呢？前些天我路过一片玉米田，直到走近挂着帽子和衣服的木桩，我才认出在田里干活那人正是农场主。和我上次见到他相比，他只是被晒得更黑了一点而已。我听说狗看到穿着衣服的陌生人接近其主人的地盘就会吠叫，但一丝不挂的盗贼反而能很容易地让他安静下来。大家要是都不穿衣服了，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相对的等级地位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身边都是文明人，你能有把握地分辨出哪些人属于更受尊敬的阶级吗？派弗夫人[67]在那次自东向西环游世界途中，曾经路过接近其家乡的亚洲俄罗斯地区，当时她要去见某些政府官员，她觉得有必要换掉她的旅行装，因为她“来到了文明的国家——这里的人都以衣取人”。[68]即使在我们新英格兰地区各个民主的城镇，暴得横财的人只要穿着华贵的服饰，几乎就能得到普遍的尊重。对此表示尊重的人非常多，但这些人都不懂基督教的真谛，需要给他们派个传教士去。此外，衣服是需要缝纫的，你可以说那是没有尽头的工作；至少女人的衣服是永远做不完的。
终于找到某些事情来做的人其实无需去弄新行头，对他来说，那套不知道在阁楼里蒙尘多久的旧衣服就够用了。英雄的旧鞋比其仆从的旧鞋更耐穿——假如英雄有仆从的话[69]——在有鞋子之前，人类都是打赤脚的，所以英雄不穿鞋也行。只有那些经常赴宴或者在法院工作的人才需要新外套；外套经常有变化，外套里的人也经常有变化。但既然我朝拜上帝时可以穿这身衣裤鞋帽，那么它们对新工作来说不就够用了吗？谁会注意到他穿着的是旧衣服呢——他的旧外套确实穿坏了，变成了一堆破布，哪怕送给某个贫穷的孩子也算不上是善举，后者可能会转送给更穷的孩子，或者我们应该说那是更富裕的孩子？因为他用更少的东西便可以生存。照我说，我们应该提防的是所有需要新衣服的工作，而不是那些只能穿别人淘汰的旧衣服的穷人。假如没有新的人[70]，新衣服做来给谁穿呢？如果你面前有事情要做，就穿着旧衣服去做吧。人想要的不是器物，而是功业，或者声名。也许我们应该永远不买新衣服，无论旧的有多破多脏，除非我们有过的行为、做过的事业或者经过的航程已经让我们感到自己变成新的人，如果再穿着旧衣服会有旧瓶装新酒之虞[71]。我们换外壳的季节，就像禽鸟换羽毛那样，是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潜鸟 [72] 会退隐到偏僻的池塘去度过这段光阴。蛇蜕皮、蝶破蛹时也是如此，都是由内在的努力和生长引起的；而衣服不过是我们外表的壳层和尘世的束缚。否则我们将会打着虚假的旗号航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自己和其他人唾弃。
我们套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仿佛我们是外生植物，借助外来增加物生长。我们外表那层通常轻薄而美丽的服装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可以随时脱掉，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而较厚的衣物，常常穿着的那层，是我们的细胞膜或者皮层；至于内衣，则是我们的内皮或者真皮，要是把它除掉，人是会受到伤害的。我相信所有物种在某些季节都穿着等同于内衣的东西。人穿衣应该讲求简单，最好简单到他在夜里能用手摸到自己；而在生活中则应该做到坚强和淡定，哪怕敌人侵占了他所在的城区，他也能像那个古代的哲学家，毫不紧张地空手走出大门[73]。一件厚衣服基本抵得上三件薄衣服，而且有些衣服的价格很低廉，是顾客能买得起的；比如说有的厚衣服只卖五美元，那可以穿很多年，有的厚裤子卖两美元，牛皮靴每双卖一点五美元，夏天戴的帽子卖二十五美分，冬天戴的帽子卖六十二点五美分；如果有人很穷，那他可以用很少的成本亲手缝制更好的服装；看到有人穿着亲自制作的衣服，明智的人难道不会向他致敬吗？
我曾请裁缝替我做某款样式的衣服，她严肃地对我说：“大家现在都不做这种衣服啦。”她并没有强调“大家”这两个字，仿佛她说的那句话就像无情的命运女神那么权威；我发现很难请她做我想要的衣服，因为她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相信我会如此鲁莽。听到这句神谕般的话之后，我沉思了片刻，逐字默念它，以便我能理解它的含义，以便我能发现“大家”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拥有哪种权威，居然能够在这种事情上影响到我；最后我决定用同样费解的话来回答她，而且也不强调“大家”——“是啊，大家最近不做这种衣服，但现在做的啊。”假如她不量我的性格，只是量我肩膀的宽度，仿佛那是挂衣服的钉子，那么这种测量有什么用呢？我们崇拜的不是优美女神，也不是命运女神，而是时尚女神。她在纺纱、织布和剪裁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游客的帽子，美国所有的猴子都会争相仿效[74]。我有时候感到很绝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简单朴实的事情，如果你要找人们帮忙，那总是很难的。首先你要使劲地去挤压他们，把他们的旧观念挤掉，让他们不再固执己见；然而有些人脑袋里是长蛆的，谁也不知道这蛆是藏在哪里的卵孵出来的，因为就连大火也烧不死这些东西，所以到最后你的力气还是白费了。话又说回来，我们可别忘了，在木乃伊身上发现的古希腊麦种，到今天还能栽种呢[75]。
总的来说，我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穿戴已经上升到艺术的层次。目前的人是有什么就随便穿什么。他们就像遭遇海难的水手，在沙滩上找到什么都往身上披；而不同地区或者时代的人，则会相互嘲笑对方的衣着。每个世代总是嘲笑旧的时尚，但又虔诚地追随新的时尚。我们看到亨利八世[76]或者伊丽莎白女王[77]的服装就想笑，好像那是食人群岛[78]的国王和女王的打扮。所有没人穿的衣服都是可怜或者怪异的。只有穿衣者严肃的双眼，以及真诚的人生，才能抑制人们的嘲笑，让衣服变得神圣。假如在台上表演的小丑突然肚子疼，他华丽的戏服也将会表现出那种痛楚。当战场上的士兵被炮弹击中，他破旧的军服将会变成高贵的紫袍。
许多男人和女人都热爱新款式，这种幼稚而低级的趣味促使他们眯起眼睛朝万花筒里看，希望能发现这代人目前需要的是哪种衣服。制衣厂已经发现这种趣味完全是变幻莫测的。两款衣服只在个别地方的颜色多少有点区别，其中一款卖得很好，另外一款则很滞销，不过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换季之后，后者反而变成最畅销的。比较起来，纹身其实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荒唐。就单凭图案纹到皮肤里并且不能更改这一点，它也算不上是粗俗的行为。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人们得到衣物的最佳模式。这里的生产环境日渐趋同于英国[79]，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奇，因为根据我的所见和所闻，制衣业的主要目标无疑不是给人们提供优质而朴素的服装，而是让各个制衣厂变得富裕。从长远来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终归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尽管可能立刻遭受失败，他们的目标最好还是定得比较高尚。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这如今是生活的必需品，不过许多事例表明，有些人长期没有住所，也能在比这里寒冷的国家生活。萨缪尔·拉因[80]说：“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又用皮袋套住头脑和肩膀，夜复一夜地睡在雪地上——而那里的寒冷足以冻死穿毛衣的人。”他见过他们就那样睡觉。可是他又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为健壮。”[81]但也许人在地球上生活不久就发现了寓居的便利，以及家室的温馨——这个词组最初指的可能是居有其所的满足，而非合家团聚的欢乐；不过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肯定是极其个别和罕见的，在那些地方，人们往往在冬天或者雨季才想起来房子，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只需要一把遮阳的伞。就我们这里的气候而言，以前在夏天，夜里只要盖一层薄被便已足够。在印第安人的纪事中，一座茅屋标志着一天的行程，树皮上刻着或者画着多少座茅屋，就表示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多少天。人生来不够高大强壮，只好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壁围出适合自身的空间。他原本裸露着身体，居住在户外；尽管这样的生活在宁静煦暖的白天相当舒适，但雨季和寒冬，还有那炎炎烈日，都可能在人尚处于萌芽阶段时就将其掐断，幸亏他匆匆躲进了房屋的庇护之下。亚当和夏娃，按照那个寓言的说法，最初以枝叶遮羞，后来才穿上衣服。人想要一个家庭，一个地方来给他温暖或者舒适，他先是想要身体的温暖，然后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不妨想象在从前，在人类的婴儿期，有些勇于探索的凡躯钻进岩洞去寻找荫庇。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儿童来到人世之后都会重复这样的历程，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天气潮湿又寒冷。除了玩骑马的游戏，他们也玩盖房子的游戏，而且是本能地去玩。谁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发现可以遮风挡雨的岩石或者某条通往洞穴的曲径时的好奇之心呢？这种向往是人类最原始的先祖遗传给我们的天性。我们已经走出洞穴，屋顶变成了棕榈树叶、树皮和树枝、拉直的亚麻布、青草和干草、木板和木条、石头与砖块。最后我们不知道露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局限于室内。从壁炉到原野，那是很遥远的距离。假如有更多的日夜，我们和各种天体间并没有障碍，假如诗人并没有在屋顶下说那么多话，而圣徒也没有在那里居住那么长久，这个世界也许会美好得多。鸟儿不在洞里歌唱，鸽子也并不在巢里爱护它们的纯洁。
然而，如果有人准备建造住宅，那他最好学学精明的新英格兰人，免得到最后发现他自己修好的不是住人的房子，而是一座工场、没有指示的迷宫、博物馆、救济院、监狱，或者是豪华的陵墓。首先要注意的是，其实只要很小的住所便足以满足需求了。我曾见过佩诺斯科特印第安人[82]，就在这座城镇；他们住的是薄棉布帐篷，而周围的积雪将近一英尺深，我想如果雪积得更深，能把风挡住，他们应该会更加高兴。在从前，如何诚实地生活，却又保留追求理想的自由，是一个让我感到很烦恼的问题。现在我不那么烦恼了，因为很不幸，我已经变得有些粗心和麻木。以前我常常看见铁路边有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夜里就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那里面[83]。这让我想到，每个奔波劳碌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个这样的木箱，在箱子上钻几个孔通风透气，每逢下雨或者夜晚就躲到里面去，把盖子拉上，这样他的爱就自由了，他的灵魂也会自由的[84]。这个选择并不糟糕，也绝不令人鄙视。你想在里面坐多久就可以坐多久，当你站起来走到箱子外面，没有地主或者房东会追着你要租金。有多少人疲于奔命，只是为了支付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但其实他们住在这样的箱子里也不见得会被冻死。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生计这门学问固然经常遭到轻视，但你也不能将其完全置之不理。从前这里的人不怕风吹日晒，主要生活在户外，对他们来说，在大自然里唾手可得的材料足以建造起舒适的房子。曾担任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总督的顾金[85]在1647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覆盖着树皮，非常整洁，紧密而温暖；树皮是在干枯的季节掉下来的，他们趁树皮还青的时候，用粗重的木材将其压成巨大的薄片……较差的房子则覆盖着草席，是他们用芦苇编的，也是毫无二致的紧密而温暖，但不如前面那种房子好……我见过有些是六十或者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茅屋里，并发现它们的暖和程度并不亚于英国最好的房子。”他还补充说，这些房子通常都铺着和挂着做工精细的草席，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器具。印第安人已经先进到能够在屋顶上开个洞，洞上悬挂着用绳子控制的草席，以此来调节通风效果。这种房子首先最多只要一两天就能建起来，再者拆卸和安装也只要几个小时；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座房子，或者是这种房子里的一个房间。[86]
在蒙昧的阶段，每个家庭都拥有最好的房子，那足以满足其较为基本和简单的需求；但我想下面这句话应该不算言过其实：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属于它们的巢，狐狸有属于它们的洞[87]，野蛮人有属于他们的茅屋，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拥有居所的家庭却连一半都没有。在规模很大的镇区或者城市，就是文明尤其发达的地方，拥有居所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其他家庭要为这件全家人的外套付年租，因为这在夏天和冬天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可是租金又很贵，买下整座印第安人村庄也已绰绰有余，于是他们只好毕生穷苦着了。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并不是租赁房屋和拥有房屋相比的缺点，而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野蛮人拥有居所，是因为造价很低廉，而文明人普遍租房子住，是因为他没钱把房子买下来；而且就长远来看，他很可能连租金都交不起。但有人回答说，穷困的文明人只要支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座砖瓦房，那跟野蛮人的茅屋比起来简直是皇宫了。按照乡下地区的行情，每年支付二十五到一百美元的租金，他便有权利享受经过几个世纪来不断改进的设施，比如说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88]、抹上泥灰的墙壁、百叶窗、铜制水泵、弹簧门锁、阔大的地窖，以及其他各种东西。但享受着这些玩意的文明人往往很贫乏，而一无所有的野蛮人却显得很富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文明真的意味着生活环境的进步——我觉得确实是，可惜只有智者改善了他们的处境——那么它必须向大家证明，它建造了更好的房屋，却没有让这些房屋变得更加昂贵；在我看来，商品的价格就是你用来换它的那部分生命，有的是立刻就能换到手，有的需要你慢慢偿还。在这个地区，一座普通房子的价格也许是八百美元，而要拿出这么多钱，一个人即使没有家庭的拖累，也得搭上十年到十五年的劳动——目前每个人的平均工钱大约是一天一美元，因为如果有人拿多了，其他人就会拿少了——所以普遍而言，他必须在生命过半之后，才能够赚到他的茅屋。就算我们假定他只租不买，那也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向来聪明的野蛮人愿意用他的茅屋来换附带这些条件的皇宫吗？
或者有人会想，我几乎彻底忽略了持有这种多余财产的好处：这是一笔未来有需要时可以动用的资金。这对个人来说，主要就是支付丧葬的费用。但人也许不需要埋葬自己。不管怎么说，这其实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毫无疑问是为我们好，可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个人的生活，目的是保存和完善整体的生活。但我想要指出的是，为了得到这种好处，我们目前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我还想向大家表明，我们在生活中完全可以得到这套制度带来的好处，而又不用忍受它的种种缺陷。你们怎么会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89]，或者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呢？[90]
“我发誓，主耶和华说，在以色列，你们必将不再有说这句话的机会。”
“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父亲的灵魂属于我，儿子的灵魂也属于我：有罪的灵魂啊，我必叫它灭亡。”[91]
我有时会想起我的邻人，康科德镇的农夫，他们的日子至少不比其他阶级差；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经过二十、三十或者四十年的劳碌，有些可能已经变成农场的真正主人，因为一般来说，这些农场原本是已经做了抵押的祖产，或者是他们借钱买来的——我们可以把那些劳动的三分之一当作他们为得到家产而付出的代价——但大多数人还是没能把欠下的债务偿清。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有时候抵押的债务超过了农场的价值，所以农场本身变成了沉重的负累，然而还是会有人来继承它，因为，正如继承的人所说的，他对农场太过熟悉了。在向几位财税官员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说出十来个彻底拥有农场的人的名字。假如想了解这些家族农场的历史，你不妨去问问贷款给它们的银行。通过劳动偿清农场欠款的人是非常少的，如果有这样的人，周边的邻居肯定都知道。我怀疑这样的人在康科德镇还不到三个。据说商人绝大部分，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七个，是注定要失败的；农夫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说到商人，有个商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很多时候并不是金钱方面的失败，而纯粹是无法履行约定的失败，因为履行约定太麻烦了；也就是说，破产的其实是他们的道德品质。但这让事情变得更加严重，让人不禁想到，那三个成功的人非但不能成功地救赎他们的灵魂，和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失败的人相比，他们在道德上的破产反倒是更为糟糕的。破产和毁约就好像跳板，许多文明人都在上面栽了跟头，但野蛮人所站着的却是饥馑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然而这里每年都会大张旗鼓地举办米德塞克斯畜牧展销会[92]，仿佛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零配件都运转如常。
农夫努力地想要解决生计的问题，可是他所用的方法却比问题本身还要复杂。为了得到几根鞋带[93]，他竟然养起了成群的牲畜。技巧精熟的他用细丝弹簧布置了圈套，想要捕获舒适和自立，殊不知一转身却把自己的腿踩进去了。这就是他穷困的原因；我们身边虽然有许多奢侈品，却不如野蛮人过得自在舒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如夏普曼[94]曾经歌唱的：
“错误的人类社会
追求尘世的伟大，
于是天堂的安逸
全都化为乌有。”[95]
拥有房子之后，农夫也许不是变得更富裕了，而是变得更贫穷了，实际上是房子拥有了他。在我看来，摩墨斯[96]反对密涅瓦[97]造房子的理由是很正确的，当时他说密涅瓦“造的房子又不能移动，这意味着必须避开讨厌的邻居”[98]。或许我们也应该反对造房子，因为房子这种财产是毫无用处的，它往往不是提供了住所，而是囚禁了我们；而需要避开的讨厌邻居其实就是我们那可耻的自我。我知道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想要把他们在近郊的房子卖掉，搬到乡下去住；他们这个愿望持续了二三十年，但却没办法实现，看来只有到死那天才能获得自由了。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能够拥有或者租赁设施完善的现代房屋吧。可是文明虽然改善了我们的房屋，却没有同样改善居住在房屋里的人。它创造了皇宫，但创造贵族和国王却没有那么容易。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假如他把生命的大部分都只用于谋取基本的必需品和舒适品，那么他为什么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但少数穷人又怎样呢？也许有多少人的外在环境比野蛮人要好，就会有多少人比野蛮人要差。一个阶级的奢靡，需要另一个阶级的穷苦来支撑。这边是皇宫，那边就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99]。那些修建金字塔给法老当坟墓的劳苦大众吃的是大蒜[100]，他们自身的葬礼估计也不是太体面。石匠雕刻了宫殿的飞檐，夜晚返回的也许是一个跟印第安人的茅屋差不多的破棚。别以为在文明的迹象随处可见的国家，大多数居民的环境就不会比野蛮人恶劣，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现在说的不是品行恶劣的富人，而是生活恶劣的穷人。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哪里都不用看，就看铁路沿线到处都有的破木屋，文明可没有给它们带来什么改善。平常散步时，我看到人们住在猪圈般的地方，冬天时门都敞开着，为的是让光线照进去，屋子里没有柴火，那通常只存在他们的想象里，而且因为寒冷和凄凉的境况，无论老少都养成了蜷缩的习惯，他们的身体因之永久变了形，四肢和技能的发展也遭到阻碍。我们理应多为这个阶级考虑，因为他们为这个时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英国是世界的大工厂，那里各行各业的工人的遭际也大抵如此。或者我可以跟你说说爱尔兰[101]，那个国家在地图上是白色的[102]，算是个比较荒凉的地方。我们不妨拿爱尔兰人的身体和北美印第安人、南太平洋的岛民，或者其他任何尚未因和文明人有所接触而堕落的蛮族来做对比。我并不认为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要比文明人的统治者聪明。他们健壮的身体只证明了文明社会的肮脏污秽。至于南方诸州的劳动者，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但生产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出口产品，甚至连他们本身也变成了南方的产品[103]。这些我就都不说了，只来谈谈那些据说境遇还算可以的人。
绝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想过房子到底是什么，只是看到邻居有房子，便想着自己也必须有一座，于是落得终生穷困，而这其实是毫无必要的。这就好比有人已经穿着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皮衣，逐渐抛弃了棕榈叶做的草帽[104]或者土拨鼠皮做的皮帽[105]，却还抱怨生活太过艰难，因为他没钱给自己买一顶皇冠！我们完全可以把房子造得比现在更加舒适和奢华，只是到时候恐怕谁也买不起。我们总是想要学会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有时候应该学学如何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吧？正派的市民总是通过言传身教，郑重其事地告诉年轻人，他有必要为客人额外准备几双橡胶鞋和几把雨伞，当然还有一间客厅，哪怕客人并不经常登门拜访，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者印第安人那么简单呢？当我想起护佑人类的神明，就是我们敬奉的那些将神圣的礼物带给人类的天使，我可想不起来他们有前呼后拥的扈从，或是满载的时髦家具。就算我同意下面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未免也太过奇怪），认为我们的家具确实应该比阿拉伯人更加复杂，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应该也比他们更加高级才对！现今我们的房子都让家具挤满了、弄脏了，优秀的主妇应该将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洞[106]，把时间用来完成她的晨课。就是晨课！当欧若拉[107]泛起红晕，门农[108]奏响乐曲，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晨课应该是什么呢？我的写字台上曾经摆着三块石灰石[109]，但我吃惊地发现，它们每天都有灰尘需要擦拭，可是我连头脑里的家具都来不及抹净呢，于是我厌恶地将它们扔到窗外去。既然如此，我的房子里应该摆些什么家具呢？我宁可坐在露天的地方，因为草丛上不会有灰尘，除非那片草地已经遭到人类的践踏。
让群众热切地跟风的时尚其实都是奢靡浪费的人设定的。旅行者若是投宿在所谓最好的旅馆，很快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店家会把他当作萨达纳帕鲁斯[110]来招待，假如他竟然屈从于他们温柔的善意，那么他很快就会任由他们摆布。就拿火车车厢来说，我们花在奢侈摆设上的钱，比花在安全和便捷上的钱还要多；可是假如缺乏安全和便捷，它无非就是一个现代的会客厅，有阿拉伯的贵妃榻、土耳其的脚凳、遮光的窗帘，以及其他上百种东方的物品[111]。我们把这些物品带到西方来，但它们本来都是给中东地区的女人和软弱的中国人[112]用的，我们美国人就连知道它们的名字也应该感到惭愧。我宁可独自坐在南瓜上，也不愿跟人挤着坐在天鹅绒垫子上。我宁可乘坐一辆没有路线的牛车，也不愿搭乘花里胡哨的火车、沿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前往天堂。
在原始时代，人虽然过着简单的生活，浑身一丝不挂，但他至少得到这个好处：他依然旅居在大自然里。每当吃饱睡足之后，他又重新思考他的旅途。他就住在苍茫大地上的帐篷里，时而趟过山谷，时而穿越平原，时而爬上高山。可惜啊，现在的人反而受他们的工具所役使。原本在饥饿时独立地采摘水果的人变成了农夫；原本悠然站在树下乘凉的人变成了管家。我们不再随意露宿，而是在大地上安了家，浑然忘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却只是为了种出更多的粮食。我们为今生盖了房子，也为来世修了坟墓。最好的艺术作品应该表现人如何奋斗着将自己从这种境况中解放出来，但我们的艺术却只致力于使这种低级的境界变得舒适，并让人忘记更高级的境界。这座村庄确实没有高尚艺术的立足之地，哪怕有作品流传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的生活、房子和街道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安放它。我们没有挂画的铁钉，也没有供奉英雄或圣徒塑像的木架。每当想起我们的房子是如何盖起来的，款项是结清了还是拖欠着，那些家庭如何管理和维持它们的生计，我就会感到很奇怪，在客人对着壁炉台上花哨的纹饰大表赞叹的时候，地板为什么不哗然裂开，让他掉进地窖里，掉到某些牢固而坚实的地基上呢？我忍不住想，这种所谓富裕而精致的生活，其实是悬在空中的、需要跳跃起来才能摸到的东西，而对于装饰着这种生活的艺术品，我是没有福气去欣赏的，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跳跃上；因为我记得，由于受肌肉所限，人类是跳不高的，最高的记录是某个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曾经跳了二十五英尺那么高。假如没有实质性的支撑，在超过这个高度之后，人注定要再次落到地上。说到那些拥有多得过分的财产的人，我最想提出的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属于那九十七个失败者吗？还是属于取得成功的那三个人？先回答我这些问题，然后我也许会看看你那些玩意，并发现它们的美丽之处。把车放到马之前[113]，非但不美，而且也没用。在用美丽的物品来装饰房子之前，我们必须清理墙壁，清理我们的生活，还必须有美丽的家务管理和美丽的生活方式做基础：喏，要培养欣赏美的品味，最好要在户外，那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114]在他的《熙雍山救世主护佑下的新英格兰奇迹》中谈到这座城市最早的拓殖者，那些人跟他生活在相同的年代。他告诉我们：“他们最早的容身之所就是在山边的地上挖洞，洞口搭了木板，再涂上泥巴，然后生火把最上面的泥土烘干。”他说他们“并没有造房子，直到土地在神的护佑之下给他们带来了糊口的面包”，而且第一年的收成非常差，所以“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迫每天吃得很少”。[115]新尼德兰省的省长[116]在1650年用荷兰语写了文章给那些希望迁居那里的人看，他说得更加详细：“新尼德兰地区的人，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起初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盖房子；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方形的土坑，像地窖那样，六七英尺深，至于长宽则取决于各人所需，接着用木条将坑内四周的泥土挡住，又用树皮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把木条固定好，防止泥土脱落；这种地窖的地面铺了木板，顶部也用木板搭了天花，还有隆起的屋架，再铺上树皮和绿色的草皮，这样他们就拥有了干燥而温暖的房子，全家人可以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四年，如果家里人比较多，这些地窖还会被隔成几个小间。在刚开始殖民的时候，新英格兰地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住这样的房子，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这可以节省盖房子的时间，以免搞得第二年粮食不够吃；其次，这也照顾了他们从祖国带来的大量穷人的感受，以免他们感到沮丧。就这样过了三四年，当农业已经发展起来之后，那些富人才给自己盖了房子，花的钱可是数以千计。”[117]
我们的先辈走这条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首先要满足的是较为迫切的需求。但在如今，较为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每当想到要给自己置办一座奢华的居所，我就会感到很沮丧，因为这个国家看来尚未采纳人性的文化[118]，而我们依然不得不大量削减我们的灵性面包，削减得比我们的先辈节省的口粮还要多。倒不是说建筑不能有任何装饰品，哪怕在最艰苦的时期，那也是可以有的，但房屋的装潢应该只限于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地方，就像水贝，有个壳就够了，不用把它弄得花里胡哨。可是啊，我曾经走进几座房子，它们的装潢那真是太奢靡了。
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堕落到不愿意住洞穴茅屋或者穿兽皮的地步，但更好的做法肯定还是接受人类的工业和发明所提供的种种好处，那些可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来的。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和适宜居住的洞穴、整根的原木、大量的树皮或者适用的黏土或石片相比，木板、木条、石灰和砖块反而更便宜，也更容易得到。我说起来好像对这方面很了解，这是因为就盖房子而言，我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践经验。若是再聪明一些，我们就能好好利用这些材料，让自己变得比当今最富裕的人还要富裕，让我们的文明变得更加美好。所谓文明人，无非是更有经验、更为明智的野蛮人而已。但还是赶紧来谈谈我的实验吧[119]。
1845年3月底，我借了把斧头[120]，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树林，当时我选了几个准备盖房子的地方，那是离得最近的。到了之后，我就开始砍伐几株又高又细、尚在青春期的白松[121]，准备用它们来做木材。刚开始时难免要向人借东西，这倒没什么，关键是你不能白借，至少要给人家一些好处。在把斧头交给我时，主人说，他是很看重这把斧头的；但我后来把它磨得比原本更加锋利才还回去。我动工的地方是个景色宜人的山坡，长满了松树；从坡上望出去，我看见瓦尔登湖，还有林间的小片空地，那里生长着松树和山核桃[122]。湖里的冰还没融化，不过破开了几个洞，里面全是深色的湖水。在我砍树的日子里，那边下过几场小雪；但大部分时间是晴天，当我沿着铁路[123]走回家[124]，沿线黄色的沙地伸延而去，在迷蒙的空气中闪闪发亮，而铁轨则反射着春日的阳光，我听见草地鹨[125]、霸鹟[126]和其他飞鸟已经来和我们共度又一年。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不为人类所喜的冬天正在慢慢远去，大地正在渐渐解冻，原本冬眠的生命也开始舒展。那天我的斧头脱柄了，于是我砍了一株幼小的山核桃树，拿它做了楔子，用石头把楔子敲进去，再将整把斧头泡在湖面化开的冰洞里，让楔子吸了水膨胀起来；当时我看见一条满身花纹的蛇[127]溜进水去，然后就躺在湖底，显得非常安然自在，一直到我离开他还是在水底，我看时间超过一刻钟了吧；也许是因为他尚未完全脱离冬眠的状态。在我看来，人类停留在目前这种低级而原始的境况中，也是由于相似的原因；但如果能够感受到春天正在将他们唤醒，他们必定可以过上一种更为高级、更具灵性的生活。从前，我曾在寒冷的清晨看见路边有些蛇，他们的身体依然麻木僵硬，等待太阳来给他们解冻。4月1日那天下雨，冰都融化了；那天早上浓雾弥漫，我听到有只离群的大雁似乎迷路了，在湖上摸索着，不停地啼唤，好像是雾的精灵。
我就这样过了许多天，每天砍伐木材，把它们做成立柱和横梁，一切都靠我那把小小的斧头；其间我也没有什么值得一说或者深刻的想法，只是自吟自唱：
人们都说自己知道很多事
可是啊，他们借助了羽翅
那就是科学和艺术
以及千种别的器物
吹拂的风
是他们仅有的所懂[128]
我把大量的木材劈成六英寸见方的长条，绝大多数立柱只削了两面，横梁和铺地用的木板则只削一面，其他各面都留着树皮，这样它们既像锯出来的那样笔直，又要结实得多。在每根木料的末端，我仔细地挖了卯眼，或者刻出榫子，因为这时我已经借到了别的工具。我每天在树林里劳动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不过我经常带着面包和黄油，到了中午就坐在我砍倒的青翠松枝间用它们充饥，翻阅包扎它们的报纸；我的面包会染上松树的芬芳，因为我的双手沾满了厚厚的松脂。还没到完工的时候，我和松树非但没有结下仇怨，反而成了朋友；我虽然砍了几株松树，可对它的了解也变得更多。有时候，我的斧头声会引来某个在树林里闲逛的人，我们就对着满地的碎木屑愉快地谈天。
由于我并不赶工，大部分时间都很从容，所以直到4月中旬，我才把屋子的框架做好，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搭建了。在此之前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科林斯[129]的木屋，准备将其木板拆下来用[130]；他是个爱尔兰人，原先在费奇堡铁路上工作。大家都觉得詹姆斯·科林斯的木屋盖得特别好。我登门拜访时，他并不在家。我就在屋子外面看看，起初是看不到里面的，因为窗子又高又深。那是座小木屋，屋顶是尖的，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周围的垃圾足足有五英尺高，看上去活像肥料堆。屋顶是最牢固的部位，不过由于久经日晒，弯曲得很厉害，而且变得有点酥脆。门框是没有的，门板下面有道缝，许多母鸡经常通过那道缝走进走出。科林斯太太来到门前，邀请我进去看看。我进门的时候挤跑了几只母鸡。屋里很暗，地面大半裸露着，既潮湿又黏糊糊的，让人感觉很寒冷，仅有的少数几块地板估计一搬动就会碎裂。她点燃了油灯，让我看看屋顶和墙壁内部的情况，以及铺在床底的地板，并提醒我当心别踩进地窖，那是个两英尺深的土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上面的木板很好，四周的木板很好，窗户也很好”——那窗其实是两个方框，近来变成了猫进出屋子的通道。屋子里有火炉、床铺、坐的地方、在这座屋子出生的婴儿、丝绸伞、镀了金边的镜子、钉在橡木板上的新咖啡磨，全部家当就是这些。我们很快谈好价钱，因为在这过程中詹姆斯回来了。我要在今晚支付四美元二十五美分，他要在明天早晨五点前搬走，不能再卖给别人，到了六点，这座房子就是我的。他说我最好早点到，而且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有人不讲道理地要求我支付数额不定的地租和燃料费。他向我保证这是仅有的麻烦。第二天六点，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全家。他们把全副家产都带走了，床铺、咖啡磨、镜子、母鸡，但是没有带走那只猫。她跑进树林里，变成野猫了，后来我听说她落进捕捉土拨鼠的陷阱，终于就这样变成了死猫。
那天早晨我拆掉了这座木屋，起出铁钉，用小推车分几次将木板搬到湖边，然后在草地上铺开，让太阳把它们晒干和晒直。当我推车沿着小径走进树林时，一只早起的鸫鸟[131]啁啾了几声。有个年轻的帕特里克[132]跟我说了一件不知真假的事，他说每当我推车离开，住在附近的爱尔兰人希利就会把还能用的、笔直的、可以敲钉的铁钉、马钉和长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后来等我搬完了回到那里，心情畅快、逸兴遄飞地望着那堆废墟时，他就站在旁边；正如那个帕特里克所说的，已经没有什么好搬的了。希利总是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着，搞得这件显然微不足道的小事活像众神离开特洛伊城那样引人注目[133]。
我把地窖挖在山坡的南面[134]，那里有个土拨鼠[135]挖的洞，再往下是漆树[136]和黑莓[137]的根，以及植被的最底层；地窖长宽各六英尺，深七英尺，挖到沙层为止，土豆放那里冬天绝对不会冻坏。地窖的四壁是平缓下降的，也没有砌上石块，但由于太阳照不到里面，所以壁上的沙子不会往下掉。这只花了我两个小时。我在掘土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无论纬度高低，人们只要往下挖，总能挖到恒温的地层。城市里的房屋哪怕再豪华，依旧会有个地窖，那里存放着人们的根；等到地面上的建筑早已烟消云散，后世也还能在地里找到它留下的痕迹。房屋无非是地穴入口的某种门廊而已。
最后，到了五月初，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之下，我搭起了屋子的框架；其实我倒不是很需要他们帮忙，只是想趁此机会加强睦邻友好。他们高尚的品德让我感到很荣幸。我相信他们将来肯定会帮别人搭起更高的结构。我开始住进我的屋子，是在7月4日那天[138]，当时屋顶的木板才刚刚铺好；我很仔细地将那些木板交叠着钉好，所以这座屋子完全不会漏雨；但在铺地板之前，我在屋子的一头先把烟囱的基础砌好，用的石块足足有两车，都是我亲手从湖边抱到山坡上来的。正式修建烟囱，是在我锄过秋草之后，当时天还不冷，不需要生火取暖；在此期间，每天早晨我都在屋外的空地上弄吃的：直到如今，我依然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模式要比常见的办法更加便捷和愉快。如果天下雨，而我的面包还没烤好，我就找几块木板架在火堆上，坐在木板下面看着我的面包，就那样快乐地度过几个小时。那些天因为要忙的事情很多，我很少看书，但散落在地上的碎纸片，以及我用来包食物和当桌布的报纸，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实际上就算看《伊利亚特》[139]也不外如此了。
其实盖房子这种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比如说要想清楚门窗、地窖、阁楼和人性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没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或许我们最好不要贸然为了各种世俗的需求而去盖房子。人自己盖房子，就像鸟自己筑巢，都是天经地义的。要是人类能够亲手建造自己的寓所，足够朴素地、诚实地养活他们自己和家人，那么诗歌的才能应该得到普遍的发展吧？飞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它们普遍都能歌唱。可是啊，我们就像牛鹂[140]和杜鹃[141]，总是把蛋下在其他鸟筑好的巢里，没有哪个游客会喜欢它们嘈杂而难听的鸣叫。我们应该永远将建设的快乐让给木匠吗？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建筑又有多重要呢？我经常在路上走，但从来没碰到有谁从事着给自己盖房子这样简单而自然的职业。我们生在社会里。并非只有裁缝才是九分之一个人[142]，牧师、商人、农夫也都是。这种劳动分工到底要分到哪里为止呢？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无疑是让别人来替我思考；但如果别人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自己不要思考，那我觉得这种目标还是不要实现的好。
诚然，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据我所知，其中至少有一位[143]认为，建筑的装潢有其真理性和必要性，因而也就具备了美，他把这种观点说得天花乱坠，好像是上帝给他的天启。他的看法似乎都是非常好的，但其实只比普通的艺术爱好者高明一点点。他是个多愁善感的建筑改良者，他最先要改造的居然是屋檐而不是地基。他关注的是如何用装饰把真理裹起来，这其实和如何用白糖包着杏仁或者香芹籽差不多——不过我向来认为，不裹白糖的杏仁才是最健康的。他并不考虑居住者如何才能真正地把房子由里到外都盖好，如何让装潢成为顺其自然的事情。有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外部的装饰只是肤浅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呢？龟甲之于乌龟，贝壳之于水贝，三一大教堂之于百老汇[144]的居民，都是很重要的。但龟甲的形状无论如何，乌龟终究还是乌龟，同样道理，人和其房子的建筑风格也没有多大关系，战士更不必百无聊赖地将象征其品格的颜色涂到旗帜上[145]。敌人自然会发现的。他临阵时脸色可能会吓得煞白。我觉得这个人就好像站在屋檐上，战战兢兢地向粗俗的住户诉说着他的一知半解，其实那些住户知道的比他还要多。在我看来，建筑的美应该是由内向外逐渐生长出来的，它来自居住者的需求和品德，而居住者应该是唯一的建筑者；这种美来自毫不做作的真实和高贵的品格，跟外观完全没有关系；房子要呈现这种建筑之美，那么其居住者必定先拥有一种自然的生活之美。正如画家知道的，这个乡村地区最有意思的居所，通常是穷苦大众那些最不装模作样、最破落的木屋和茅屋；房屋有如贝壳，让它们变得秀丽的，是寄居在内者的生活，而不是外表的任何纹饰；城市居民在郊区的箱子[146]也可以很有意思，只要他的生活确实简单又愉快，并且对这种居住方式感到怡然自乐。绝大多数建筑装饰其实都是空洞的，哪怕九月的秋风将它们像借来的羽毛那样吹落[147]，本质的东西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地窖里没有储藏着橄榄或红酒的人，就算没有建筑也能活得好好的。要是文学领域也兴起这种浮夸的文饰之风，《圣经》的作者就像教堂的建筑师那样，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细枝末节的装饰上，那会怎么样呢？那只会造就所谓的美文、美术和专研这些学科的教授。实际上，人太过重视那几根柱子怎么摆，以及他的箱子该涂什么颜色。假如他真的用心去把柱子摆好、把颜色涂上，那倒也不失为有意义的事情；但要是这位住户徒有躯壳没有灵魂，那他正在打造的不过是自己的棺材而已——这时盖房等于修坟，而“木匠”也无非是“造棺人”的代称罢了[148]。有人曾说，你可以抓起脚下的泥土，它是什么颜色，就把你的房子涂成什么颜色[149]；我看他对生活不是感到绝望，就是漠不关心。他想到的是那最终的、狭长的房子[150]吗？这就不得而知了。他的闲暇时间还真是多啊！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呢？那还不如给房子涂上你自己的肤色，是白的就涂白的，是红的就涂红的。何必为木屋的建筑风格煞费苦心呢！对此我就完全无所谓。
我赶在冬天来临前修好了烟囱[151]，又给本来就已经不漏雨的房子的四周多贴了一层木板；那些木板不是很好，都是从圆木上削下来的带树皮的薄片，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弄平。
就这样，我拥有了一座牢固的砖木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几根柱子高八英尺，有阁楼和储物间，两面墙壁各有一个大窗，两扇通往地窖的活板门，一扇大门，对面是砖砌的壁炉。我在下面列明了这座房子的准确造价，我使用的材料都是按市价买的，但工钱没有算在内，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我之所以详细地把成本列出来，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盖房子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各种材料的成本分开列出的人就更少了。具体的开支如下：
木板…………………………………八元三分五厘（大多数是旧的）[152]
屋顶和墙壁所用的廉价木片………四元
木条…………………………………一元二角五分
两扇带玻璃的窗……………………二元四角三分
旧砖一千块…………………………四元
两桶石灰……………………………二元四角（真贵啊）
马毛[153]………………………………三角一分（买多了）
壁炉上方的铁档……………………一角五分
铁钉…………………………………三元九角
铰链和螺丝钉………………………一角四分
门闩…………………………………一角
粉笔…………………………………一分
运费…………………………………一元四角（很多是我亲自搬的）
以上共计……………………………二十八元一角二分五厘
材料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木料、石块和沙子，不过那是从荒地上取用的，并不要钱。我还盖了一座相连的棚屋，用的主要是盖木屋余下的边角料。
我倒也愿意给自己盖一座比康科德镇大街上任何建筑都要豪华气派的房子，不过前提是它能让我住得同样高兴，而且造价也不比目前这座木屋高。
我因此发现，希望有个住所的学生其实可以得到一座能终生居住的房子，而且所花的钱甚至不比他每年交的住宿费多。假如你觉得我是在吹牛，那么我要解释的是，我如此大吹大擂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我的诸多缺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并不影响我这句话的真实性。我固然很虚伪（我发现自己很难去除这种性格瑕疵，但同时也感到很惭愧），然而就这件事而言，我要理直气壮地说出我的看法，这能让我的身心都感到如释重负；我决定不要显得很谦虚，以免成为魔鬼的辩护者[154]。我将会努力说出真相。在剑桥学院[155]，光是学生宿舍的租金，每年就要三十元，而那些宿舍其实比我自己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建筑商倒是省事，可以在一个屋顶下盖起三十二个房间，可住户就没那么方便了，邻居既多且吵不说，也许还得住四楼[156]。我忍不住想，要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拥有真正的智慧，那么非但需要的教育会变少，因为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知识，而且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金钱将会大大减少。无论在剑桥还是其他地方，这些设施让学生或者别的某个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他们只要花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这些最需要花钱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学生最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在每个学期的账单[157]中，学费占了很大的部分，而他要是能够跟同时代最有学识的人往来，得到的教育会有价值得多，并且不需要交费。设立大学的模式通常是这样的，先弄到捐款，然后盲目地遵从极度劳动分工的原则（其实在遵从这种原则之前，是应该经过深思熟虑的），随便找个把盖房当成生意的承包商，承包商再雇佣爱尔兰人[158]或者其他工人，就这样把大学建起来；至于将来的学生，对这所大学只有被动适应的份，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只能为这些过失埋单。我认为大学的基础倒不如由学生或者那些想要从大学获益的人来奠定，这是个更好的办法。有的学生贪图闲暇和休息，彻底逃避各种对人来说很有必要的劳动，他得到的是可耻而无益的闲适，失去的却是那种能够将闲暇变成收获的经验。“但是，”有人质问，“你不是真的提倡学生应该动手而不是动脑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我想说的是，既然社会花大钱让他们有书念，那么对于生活，他们不应抱着玩乐的态度，也不应只是研究它，而是自始至终真诚地去过好它。年轻人学习生活的最佳方式难道不是立刻展开生活实验吗？我认为这对他们头脑的锻炼作用不亚于数学。举个例子说吧，假如我希望我的孩子学习一些科学艺术知识，我不会依照常规的做法，也就是把他送到某个学校，那里什么都教，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学校里的教授会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世界，就是不用天生的双眼；会研究化学，就是不研究面包是怎么做的；会研究各种技术，就是不研究如何得到它们；能够发现海王星的卫星[159]，却发现不了他眼里的灰尘[160]，也发现不了他本人是哪个流浪汉的卫星；会观察醋滴里的怪物，却被身边的怪物包围而不自知。假如在一个月之内，有个孩子从书上学到足够的知识，亲手挖矿铸铁，打造了折叠刀；另外有个孩子在技工学院[161]上了冶金学的课，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铅笔刀[162]，那么在这个月里，哪个孩子进步更大呢？哪个孩子更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呢？……在大学毕业时，我得知我已经学过航海课[163]，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唉，其实我只要到港口转个身，就能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哪怕是再贫穷的学生，也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可是生活经济学呢，也就是哲学，我们的大学是不传授的。结果就是，穷学生在阅读亚当·斯密[164]、李嘉图[165]和塞伊[166]的同时，让他的父亲背上了无法偿清的债务。
不仅我们的大学如此，其他上百种“先进的现代设施”也概莫能外；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有种幻觉；其实它们未必是有积极意义的进步。这些东西是我们向魔鬼借了高利贷做出来的，魔鬼不断地从中收取利滚利的回报。我们的发明往往是漂亮的玩具，只会分散我们的心神，让我们忽略各种正经的事情。它们是得到改善的手段，可是目的却未经改善，本来就非常容易达到；就好比连结波士顿和纽约的铁路。我们忙不迭地要在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167]之间设立电磁电报系统[168]，但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重要的信息要交流。同样尴尬的还有那个人，他特别渴望结识某位耳聋的著名女士[169]，可是当他来到那位女士面前，手里拿着助听器的话筒，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谈论重大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们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170]，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但第一道传过来敲打美国人耳朵的新闻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171]罹患了百日咳。总而言之，如果有人骑着马，每分钟跑一英里，那他携带的消息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他既不是传播福音的人，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蜜的[172]。我怀疑飞马柴德斯[173]从未驮过一粒谷物到磨坊去。
有人对我说：“你怎么不存点钱呢？你那么喜欢旅行，存了钱你就可以随时坐车到费奇堡去，沿途可以看看乡村的风光。”但我没有那么笨。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游方式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今天我们来比赛谁先到那里。路上的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分钱。那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当时修这条铁路的工人每天只能挣六十分钱。好啦，我现在徒步出发，晚上就能走到那里。我曾经以这样的速度走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在我赶路的时候，你要先赚取车费，假如你运气足够好，能及时找到工作，那么到了今天半夜或者明天某个时候，你也能抵达那里。今天的大部分时间你并没有在去往费奇堡的路上，而是在劳动。所以就算铁路通遍全世界，我想我也会走在你前面；至于看看乡村的风光和诸如此类的体验，你肯定是与之无缘的。
人世间本没有两全其美的事物，铁路自然也是如此。要修建一条环绕全世界、供全人类使用的铁路，其难度无异于将整个地球的表面铲平。人们隐约觉得，只要继续那种募集资金和破土修路的行为，终有一天所有人都能乘车到某个地方去，方便快捷不说，还不用花什么钱；但是等到人群蜂拥向车站，乘务员大喊“全体乘客已上车”，白烟随风飘散，蒸汽机突突发动之后，你将会发现乘车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坐不起——这就是所谓的“可悲的事故”[174]，确实是很可悲。诚然，赚够车费的人终究还是可以乘车的，但只怕他们到时已经丧失了旅行的活力和欲望。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用来赚钱，以便能够在人生中最没有价值的阶段享受一点值得怀疑的自由，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想起了某个英国人[175]，他先是到印度去发财，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英国当诗人。他应该立刻就躲到阁楼里。“岂有此理！”上百万个爱尔兰人从遍布这个国度的许多破屋子里高声抗议，“难道我们修的这条铁路不是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说，算是好东西吧，也就是说，你们修得不算差；但既然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消磨时间，而不是在这里挖土。
木屋尚未盖好的时候，我就希望通过某些诚实而愉快的方式赚个十几块钱，以便补贴各种额外的花销；于是我在屋子附近翻耕了两英亩半沙地，主要种菜豆[176]，也有少数土豆、玉米、豌豆和芜菁[177]。这块地总共有十一英亩，大部分长满了松树和山核桃，去年卖出的价格是每英亩八元八分[178]。有个农夫说这块地“没什么用，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并没有在这块地上施肥，我不是主人，只是垦殖者而已，再说我本来也不想再种这么多地，所以只开垦了一部分。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了几考得[179]的树木残根，这些都变成燃料，让我烧了很久；而挖出残根的田地则变成了蓬松的沃土，夏天时那里的菜豆长得特别茂盛，跟周围的大不相同。我的木屋后面有许多枯木，绝大部分是卖不掉的，湖里也有些浮木，这些也都被我拿来当柴火烧了。犁地的事情我只能请两头牛和一个人来完成，不过扶犁的是我本人。我的农场在第一年的开支，包括农具、种子、劳力等方面，总共是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种子是别人送的。这种东西根本不用花钱，除非你要种的地实在是很多。我收割了十二蒲式耳[180]菜豆，十八蒲式耳土豆，另外还有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芜菁种得太晚，没有任何收成。这个农场带来的收入总共是二十三元四角四分，减去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的支出后，还剩下八元七角一分五厘。有些已经被我消费掉了，目前手头剩下的大概值四元五角——这笔钱用来买我没有种而又需要的蔬菜绰绰有余了。考虑到种种因素，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类灵魂的重要性和当今时代的状况，尽管我的实验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也许正因为它很短暂，我相信我当年做得比康科德镇所有农夫都要好。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了，因为我用铁铲翻耕了全部我需要种的地，大概是三分之一英亩；这两年的经验让我明白，许多著名的农业书籍，包括阿瑟·扬格[181]的著作，都是毫无道理的，其实人要是简单地生活，只吃他种的粮食，只种他吃的粮食，别用粮食去交换那些多余、奢侈而昂贵的东西，那么他只要种几丈地就够了；我还发现，用铁铲松土要比用耕牛犁地便宜得多，每年换块新地也比给旧地施肥便宜得多，所有必需的农活他只要在夏天空闲时用左手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像当今的农夫，不得不和耕牛、马匹、奶牛或者家猪绑在一起。我想要不带任何偏见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这个人对当今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成功和失败是毫无兴趣的。和康科德镇的农夫相比，我更加独立，因为我并没有房子或者农场的拖累，随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非但过得比他们更好，而且就算我的木屋失火了，或者我的庄稼歉收了，我也能一如既往地过得好。
我常常想，与其说人在役使牲畜，倒不如说牲畜在役使人，牲畜比人自由多了。人和牛交换劳动；但假如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劳动，那么牛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它们的农场远比我们的广袤。人为了和牛交换劳动，光是收割牧草，就得花上六个星期，而且这种活可不是儿戏。各方面都很朴素的国家，也就是传说中的哲人国[182]，是绝对不会犯下利用动物劳力这种大错的。当然，以前并没有哲人国，短期内不太可能有，而且我觉得有这种国家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反正我是不会去驯养马或者牛，好让他替我干活的，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成马夫或者牧民；有人说这么做对社会有益，但我们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收获并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马童和他的主人会因为相同的事情而感到满意？假如有的公共设施需要牲畜协助才能建造起来，那就让人和牛马分享这种光荣吧；然而这意味着人不能在这些劳动中更多地体现自身的价值吗？如果人们在牲畜的帮助下，开始做那些不仅多余或浮夸，而且奢靡而无聊的事情，那么少数人就难免要和牛马交换劳力，也就是说，难免要变成强者的奴隶。因此人不仅要为他心内的兽性劳动，还要为他身外的牲畜劳动。尽管我们有许多牢固的砖房或石屋，但农夫是否富裕，依然要看他的牛棚马厩是否比房屋大。据说镇上给耕牛、奶牛和马匹住的房子是临近地区最大的，这里的公共楼宇也并不落后；但本郡可供自由朝拜和自由演讲的厅堂非常少[183]。民族想要千古流芳，靠的应该不是建筑，而是强大的抽象思想吧？东方所有的废墟加起来，也不及《薄伽梵歌》[184]令人钦佩！高塔与殿堂无非是王公的奢侈。独立自主的人绝对不会为权贵卖命。文治武功并不能使帝王万世不朽，将其刻在白银、黄金或岩石上也于事无补，顶多只能让他留下些许微不足道的残迹。凿刻这么多石头，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曾走访过阿卡狄亚[185]，那里可没有任何经过雕琢的石头。许多民族疯狂地认为，它们遗留的建筑越多，后世就越能记住它们。它们又何妨花同样的力气来改善和提高为人处世的方式呢？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和月亮等高的丰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看到原封未动的石头。底比斯[186]的宏伟是庸俗的宏伟。普通诚实人家的石墙也许周长只有几丈，但和底比斯那有着一百个城门的城墙相比，却更加有意义，因为后者已经远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野蛮异端的宗教和文明会修建辉煌的殿堂，但基督教则不会。一个民族所雕凿的石头，大多数都被砌成了它的坟墓。它活埋了自己。说到金字塔，它们根本不值得惊奇，更值得惊奇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自甘下贱，卖命为某个异想天开的白痴修坟；那白痴要是跳进尼罗河淹死，用自己的尸体去喂狗，反而会显得更加睿智和勇猛。我倒是可以替他们和那白痴设想几个理由，但我没空那么做。至于建筑者的宗教和艺术趣味，全世界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无论他们营造的是埃及神庙还是美国银行[187]。这些建筑耗费的成本，总是多过它们带来的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兴建者的虚荣，工人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88]。巴尔坎先生[189]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他用铅笔和直尺在维特鲁威[190]那本书的封底画好设计图，然后把它交给道博森父子石匠公司[191]去施工。等到三千年后，这座平庸的建筑变成了名胜古迹，人们也会开始瞻仰它的。说到高塔和丰碑，这镇上曾经有个疯子，他居然想要挖个地洞通到中国去；他说他挖得很深，已经能听见中国人的锅碗瓢盆的声音；但我想我是不会大老远跑去赞赏他挖的那个地洞。许多人关心西方和东方的古迹，想要知道是谁修建了它们。对我个人来说，我想知道的是那些不去修建它们的人，那些超脱于这种无聊琐事的人。但接下来还是谈谈我的账目吧。
这段时期我做过勘测、木匠和其他各种临时的活计，因为我掌握的手艺就像我的手指那么多，总共赚了十三元三角四分。这些钱是我从7月4日到3月4日赚的，我在那边住了两年多，如果不计自己种的土豆、一点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考虑到最后剩下的食物的价值，那么前面八个月的食物开支是这样的：
大米……………………一元七角三分五厘
糖浆……………………一元七角三分（用最便宜的糖精做的）
全麦面粉………………一元四分七厘五毫
粗磨玉米粉……………九角九分七厘五毫
猪肉……………………二角二分
精面粉…………………八角八分（比粗磨玉米粉贵，又费钱又麻烦）
白糖……………………八角
猪油……………………六角五分
苹果……………………二角五分
苹果干…………………二角二分
甜土豆…………………一角
南瓜一个………………六分
西瓜一个………………二分
盐………………………三分
是的，我确实吃掉了八元七角四分；但我敢于如此不知羞耻地将自己的罪行公之于众，是因为我知道大多数读者也犯了这种罪，他们的行径印在纸上也不会显得更好看。第二年我抓过几次鱼来吃，有一次竟然还宰了一只在我的豆田肆虐的土拨鼠（按照鞑靼人[192]的说法，这是帮它投胎转世）并把它给吃了，部分原因是我想尝尝它的味道。土拨鼠尽管带点麝香，但吃起来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觉得长期抓土拨鼠吃也不是好办法，哪怕你能请村里的屠夫帮你把它们都洗净杀好。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衣物的费用和其他几笔偶然的支出，虽然不是很多，但加起来也有八元四角七厘五毫，而煤油和几件家用器皿的开销是两元。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拿到外面去浆洗和缝补，账单至今尚未收到[193]，除去这笔费用，以上就是你在世界的这个角落生活八个月所需的金钱了。所以总的开销是：
房屋……………………………………二十八元一角二分五厘
一年的耕种……………………………十四元七角二分五厘
八个月的食物…………………………八元七角四分
八个月的穿衣等………………………八元四角七厘五毫
八个月的煤油等………………………二元
总共……………………………………六十一元九角九分七厘五毫
现在我要来跟读者中比较穷的人说几句话。为了支付这些开销，我卖掉农场的部分收成，得到二十三元四角四分，打短工又赚了十三元三角四分，加起来是三十六元七角八分。这笔钱减去总的支出，尚需补上二十五元二角一分七厘五毫——刚好跟我开始时准备的启动资金差不多。我虽然付出了这些钱，但得到了闲暇、独立和健康，而且还有一座舒服的房屋，可以让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数字虽然没有条理，显得缺乏借鉴意义，但算是比较完整了，所以也有一定的价值。所有发生的开支我都已经列出。依照上述账目估计，单算食物一项的话，每周耗费的是二十七分钱。在这之后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吃的是全麦面粉、未发酵的粗磨玉米粉、土豆、大米、非常少量的腌猪肉、糖浆和盐，喝的是白水。我以大米为主食是很合适的，因为我这人很热爱印度的哲学。为了避免有人吹毛求疵地提出质疑，或许我也应该声明，我有时会到外面吃饭[194]；我以前总是这么做，我相信将来还会这么做，这常常扰乱我的家务安排。但我想指出的是，虽然我经常出去吃饭，但这完全不影响每周食物只需耗费很少钱的结论。
这两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两个道理：哪怕是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获取必需的食物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吃的东西可以像动物那么简单，而且还能保持健康和强壮。我曾经吃过一顿很满意的饭，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很满意，当时我吃的是猪母菜（马齿苋）[195]，在玉米地里摘的，然后用水煮熟，也加了盐。我给出这种植物的学名，是因为它的俗称听起来不是很好吃。对一个理智的人来说，在和平的年代，在平常的日子里，有用水煮熟的甜玉米，还有盐，这样的食物不就足够了吗？虽然我吃的食物有好几种，但那也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不是为了维持健康。可是人们饿肚子却很常见，那不是因为缺少必要的食物，而是由于他们想吃奢侈的菜肴；我认识某位善良的女士[196]，这位女士居然认为她儿子会死，是因为他只喜欢喝白水。
读者将会发现，我谈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从节省开支而不是吸收营养的角度出发，所以诸位最好不要轻易学我这样过着无欲无求的生活，除非你们家里已经储备了很多食物。
我最早烤的面包全是用粗磨玉米粉和盐做的，那是正宗的玉米饼，我在户外用木条或者盖屋子时锯掉的边角木料来烤它；但玉米饼通常会被熏黑，而且会染上松树的气味。我也试过精面粉，但最后发现还是全麦面粉和粗磨玉米粉混着用最方便，味道也最好。烤饼的时候要像埃及人孵鸡蛋那样仔细地翻转它们[197]，这在寒冷的日子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这些烤饼是我亲手催熟的果实，我觉得它们有一种芳香，宛如其他珍贵的水果——那些水果我通常舍不得吃，会用布包裹它们，尽可能久地保存起来。我研究了古老而必不可少的面包制作工艺，参考了许多权威的资料，我从中了解到，未发酵的面包最早是在原始时代被发明的，于是原本茹毛饮血的人类在当时第一次尝到这种温暖而精致的食物；后来人们偶然发现面团会变酸，并自此学到了发酵的原理，从而掌握了各种发酵的技术；到最后我们终于拥有了“优质、甜香和有益健康的面包”[198]，也就是所谓的活命的口粮。在某些人看来，酵母是面包的灵魂，是充斥于面粉里的精气；它就像灶神的圣火[199]，被虔诚地保存着。我想当初五月花号[200]上应该有几瓶宝贵的酵母吧，它就这样传入了美国，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在上升和膨胀，如同翻涌的麦浪般在这片土地上扩散。我以前常常虔敬地从村里请来这火种，直到最后，在某天早晨，我忘记了惯常的做法，用开水把酵母给烫坏了；这次意外事故让我发现，其实酵母也并非不可或缺，因为我发现这个道理，依靠的不是综合的思维，而是分析的思考方法。自那以后，我高高兴兴地不再使用酵母，不过大多数家庭主妇都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没有酵母就做不出安全卫生的面包，还有些老人预言我的活力会迅速地衰退。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要的营养素，我有一年没吃它，还不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还很高兴地摆脱了在口袋里装个玻璃瓶的繁琐，那瓶子有时会掉下来，把里面装的酵母洒掉，弄得我很郁闷。人是最能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的动物。我也没有给我的面包放苏打粉或者其他酸碱添加剂。我用的面包配方跟老加图[201]在基督诞生之前两个世纪列出的配方差不多。他曾经写到：“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 [202] 我想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以下是捏制面包的办法。洗净双手和面槽。将面粉放进槽里，慢慢加水，彻底地揉捏面粉。揉完后捏好形状，盖上锅盖烘烤，”也就是说，要放到烤锅里。根本没有提到酵母。但我并非总是有这种活命的口粮可以吃。有时候，由于囊中羞涩，我会一个多月都看不到它。
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轻松地获取制造面包的原料，而不必依靠那些遥远而价格波动不定的市场。可惜我们早已远离了勤俭朴素和自力更生，所以在康科德镇，新鲜而甜美的玉米粉很难在商店里买到，碎玉米和其他磨得较粗的谷类更是谁也不会吃。农夫自己种植的粮食，大部分都拿来喂牛喂猪，然后又花大价钱到商店去买未必更有营养的精面粉。我发现我收获一两蒲式耳的黑麦或者印第安玉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前者能在最贫瘠的田地上生长，后者也不需要最肥沃的土壤，收割后再用手磨将它们磨成粉，这样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凑合；如果需要吸收糖分，我通过实验发现，我可以用南瓜或者甜菜[203]做出非常好的糖浆，我知道要是种几株枫树[204]，那要得到糖浆就更容易了；而在这些植物还没长好的时候，我还有其他几种替代品可以使用。“因为，”正如《先辈之歌》中所唱的——
“我们可以造酒来甜润嘴唇，
原料就是南瓜、欧防风[205]和胡桃木。”[206]
最后要说的是家用调料中最重要的盐，想得到盐，最好还是到海边去，或者干脆就别要了，那样的话还可以少喝几杯水。据我所知，印第安人可没有费心去获取这种东西。
所以就食物而言，我完全不用跟商贩打交道，而且居所的问题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得到衣服和燃料。我现在穿的裤子是某个农夫家里织的——谢天谢地，人身上还是有许多美德的，因为我觉得农夫堕落为工匠，其落差之大和引人注目的程度，并不亚于人被贬为农夫[207]——而燃料在初来乍到的乡村地区倒是个大麻烦。至于居住地，要是主人不允许我继续垦殖这块地，那我可以按照我耕种这块地当初的售价，自己买入一英亩，那也不过是八元八分钱而已。但话又说回来，我认为我的垦殖已经增加了这块地的价值。
有些人很是怀疑我，他们偶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认为我光吃蔬菜能活下去吗？为了切中问题的肯綮，让他们彻底相信我，我往往会这么回答：“我吃木板上的铁钉也能活下去。”假如他们连这句话都听不明白，那他们就无法理解我想传达的意思。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很乐于听到有人进行这种实验的；好比说曾经有个年轻人把他的牙齿当作研钵，接连十四天只吃坚硬的生玉米穗。松鼠同样做过这个实验，并且取得了成功。人类对这些实验是有兴趣的，不过少数老掉牙或者在面粉厂有三分之一权益的老太婆[208]也许会感到吃惊。
我的家具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他的也没花钱，所以我没列入账目；这些家具包括床铺、餐桌、书桌、三把椅子、周长三英寸的镜子、铁钳和摆放木柴的铁架、水壶、铜鼎、平底锅、水瓢、面盆、两套刀叉、三个盘子、水杯、勺子、油罐、糖浆罐，还有涂过漆的日本式油灯。没有人会穷到要拿南瓜当凳子。只有懒鬼才会那样。村里许多人家的阁楼堆满了我喜欢的椅子，想要的话去拿就可以了。家具啊！感谢上帝，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根本无需家具厂来帮忙。除了哲学家，有谁能够毫不羞愧地将自己的家具堆到手推车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前，将这些不值钱的东西运往乡下呢？它们是从斯波尔丁[209]家拿来的。看着这车货物，我无法判断它属于所谓的富人还是穷人；它的主人总是显得一贫如洗。其实啊，这种东西你拥有得越多，就越是贫穷。这样一车家具看上去足够供十二座破木屋使用；如果说住破木屋的人很穷，那么拥有这车东西的人比他还要穷十二倍。唉，我们为什么要搬走而不是丢弃我们的家具、我们的负累呢？既然我们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往另外一个拥有新家具的世界，那么何不就把旧家具付诸一炬呢？这些身外之物就好像是陷阱，如果有人随身带着它们，走在崎岖的乡间，那是难免要陷进去的。他要是像狐狸那样，只把尾巴丢在陷阱里，那还算是幸运的[210]。麝鼠为了活命，连第三条腿都舍得咬掉[211]。怪不得人们早就丧失了随遇而安的能力，常常陷入了死局！“先生，请恕我鲁莽，请问什么是死局呢？”假如你用心去观察，那么当你遇到一个人，你不但能看到他表面上拥有的一切，还能看到他背后拥有的大部分东西，甚至包括他厨房里的家具，以及各种他存起来不肯烧掉的玩意，你会发现他背负着所有这些东西，竭尽全力地前进。我想这个人就是陷入了死局，他钻得过树洞或者门户，可他身后拖着的大堆家具却钻不过去。有的人衣冠楚楚，看上去自由自在、有恃无恐的样子，却会说起他的“家具”，为那些家具而担忧：“但我该怎么处理我的家具呢？”每当听到这种话，我就忍不住感到同情。这种人就像快乐的蝴蝶，却落入了蜘蛛的罗网。就连那些向来显得一无所有的人，你要是仔细追问，也会发现他们有什么东西储藏在别人的谷仓里。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个糟老头子，明明在外旅行，却携带着大量的行李，那都是持家多年积聚下来的玩意，他没有勇气将其烧掉，于是乎就拖着大皮箱、小皮箱、薄板箱和包裹。至少把前三种扔掉吧。时至今日，哪怕是健康的人，也无法带着他的褥子行走[212]；至于身体有病的人，我肯定会建议他放下褥子快跑。我曾见到某个移民，背着全副家当蹒跚地前行，那包裹看上去就像长在他脖子后面的大肿瘤；我觉得他很可怜，倒不是因为他全部家当就那么多，而是因为他居然要把全部家当都搬走。假如我必须带着机关上路，我宁可带个轻点的，以免被它咬中要害部位。但也许最聪明的做法是永远不要把手伸到机关里去。
对了，我也没有花钱去买窗帘，因为我不需要遮挡，会来窥视我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而我又很愿意让它们看进来。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不会让我的牛肉变臭[213]；太阳不会让我的家具坏掉，不会让我的地毯褪色[214]；如果这位朋友有时候太过热情，我发现更好的办法是躲到某些大自然提供的帘幕之后，这比在家里增加一样东西省钱多了。有位女士曾送我一块门垫，但我屋里没有地方放，也没有时间拎着它在屋里或者屋外抖干净，所以我谢绝了，我宁可在门前的草地上擦脚。坏事最好从一开始就别去做。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某位教会执事[215]的财产拍卖会，因为他的生活还是很丰产的，正所谓：“人们做的坏事，在他们身后依然流毒无穷。”[216]和常见的情况相同，这些财产大部分是无用的玩意，是在他父亲仍活着时就累积下来的。其中还有条干死的绦虫呢。而如今，在他的阁楼和其他坑洞蒙尘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居然没有被烧掉；人们不是放把火将其烧个干净，反而拿来拍卖，继续让其流传。许多邻居热切地围观，把它们都买走，小心翼翼地运到他们的阁楼和坑洞，然后就存放在那里，直到他们的财产被清理的那天，到时这些东西又会重新出现在拍卖会上。人临死难免要踢动灰尘[217]。
效仿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也许对我们来说不无裨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都会举行类似毒蛇蜕去旧皮的仪式；他们就是有这种去旧迎新的观念，实际上倒未必会真的把旧东西烧掉。假如我们也来庆祝“巴斯克节”或者说“水果丰收节”[218]，模仿巴特拉姆[219]描述的这种穆克拉希族印第安人[220]传统风俗，那不也是很好的吗？“在某个城镇庆祝巴斯克节之前，”他说，“那些印第安人已经弄到了新衣服、新的水壶、铁锅和其他家具和家用器皿，于是在节日当天他们会收拾所有的旧衣服和其他应该扔掉的东西，把房屋、广场和整座城镇打扫得干干净净，再将清理出来的垃圾、所有剩余的粮食和旧的食物堆到一起，然后放火烧掉。他们会吃药，然后斋戒三天，城里全部人家都不生火。斋戒期间，他们除了禁食之外，也兼禁欲。各个部落会宣布赦免的政策；所有犯过错的部落成员都可以重返他们的城镇……”
“到第四天早晨，大祭司摩擦干柴，在公共广场点燃新的火焰，然后镇上每家每户再把这纯洁的新火请回家里去。”
随后他们尽情享用新的谷物和水果，载歌载舞，接连三天，“跟着四天他们在家里接待客人，也会去拜访他们在临近城镇那些以同样的方式破旧纳新的朋友。”[221]
墨西哥人每隔五十二年也会举行一次相似的净化仪式，他们认为世界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重新开始。[222]
我未曾听说过比这更加恰当的圣礼——按照字典上的定义，圣礼就是“外在的、可见的仪式，标志着内在的、灵性的恩典”[223]；所以我毫不怀疑最初他们这么做，是直接受到天国的启发，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用经文把这次天启记录下来。
过去五年多来，我就这样完全靠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我发现每年只要劳动六个星期，便足以支付所有的生活开销。在那几个冬天，以及夏天的大多数日子里，我都没做事，把时间用来学习。我尝试过当教师[224]，发现这份工作的收获和付出有点不成比例，因为我必须买衣服穿和给学生上课，更麻烦的是，我的思维和信仰也要遵从学校的规定[225]；我在这件不划算的事情上耗费了不少时间。由于我教书的目标并非维护同僚的利益，而是赚取生活的费用，所以这次尝试是很失败的。我也尝试过做生意[226]，但我发现至少要花十年才能精通做生意的窍门，而到那时我恐怕已经走上歪门邪道了。其实我很担心到时我的生意就像人们所说的，做得非常兴隆。从前我在考虑以何为生时，曾听取朋友的意见，结果却弄得很惨[227]；我对这段惨痛的经历记忆犹新，所以现在要自己想办法。我经常很认真地考虑以捡浆果为生；当时我傻乎乎地想，这种活我肯定是能做的，而且它带来的收益虽然少，但也已足够（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清心寡欲），再说它需要投入的资本很少，跟我向来的性情也很合拍。身边的熟人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者学手艺，而我认为这份职业跟他们的差不多；整个夏天在群山中漫步，沿途捡拾各种浆果，而后毫不经意地将它们丢弃；这就像是替阿德墨托斯[228]放牧。我也曾梦想在野外采集草药，或者是常绿的枝叶，用运牧草的手推车运送，卖给怀念森林的村民，甚至卖到城市里去。但我后来终于明白，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一经买卖，都会变得不祥；哪怕你交易的是来自天堂的福音，生意的本质也会将这件事变得很邪恶。
由于我知所取舍，尤其重视我的自由，也由于我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而且还能过得很好，所以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谋取华美的地毯或者其他高级的家具，或者佳肴美食，或者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子[229]。如果有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这些东西，并且获得后知道合理地使用它们，那么我也并不反对他们的追求。有些人很“勤劳”，他们或是没有来由地热爱劳动，或是生怕自己有时间会做坏事而热爱劳动，对这些人我目前没有什么要说的。有些人假使得到比现在更多的闲暇时间，将会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建议他们加倍努力地工作——直到他们为自己赎了身，拿到自由的文件[230]。在我个人看来，临时工是最独立的职业，更何况你要是做临时工的话，每年只要劳动三四十天就能养活自己。劳动者日落而息，剩余的时间可以不管他的工作，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他的雇主就不同啦，每个月都要费尽心机去算计，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时间。
总而言之，信念和经验都让我深深地相信，只要朴素地、明智地生活，在这世间谋生并非痛苦的差事，而是欢快的娱乐；就现在那些较为朴素的民族来说吧，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更像是娱乐活动。一个人为了谋生未必要弄得汗流满面[231]，除非他比我还容易出汗。
有个跟我颇有来往的年轻人[232]继承了几英亩土地，他曾对我说，他也想学我这样生活，可惜他做不到。其实我倒不强求别人采取我的生活模式，既因为在他熟练地掌握这种方式之前，我自己可能已经过上另一种生活，也因为我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与众不同的人；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非常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那个年轻人可以去盖房、种树或者航海，反正无论他想做什么，大家都不要阻拦他就好。我们之所以聪明，无非就在于会计算，比如说水手或者逃亡的奴隶都知道要盯紧北极星；但这种能力足以为我们的生活引路了。我们也许没法依照预定的日子如期抵达我们的港口，但终归航行在正确的线路上。
毫无疑问，就这件事而言，个体的情况是可以推断到整体的，因为大房子的单位建筑成本并不比小房子高，不外乎上面有屋顶，下面有地窖，中间再有几面把房间隔开的墙。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独居。再说亲自盖好整座房子，总比说服别人共用墙壁来得省钱；就算跟别人共建房子会更为便宜，那么共用的墙壁肯定是很薄的，而且隔壁住的可能是个很糟糕的邻居，从来不维护他那边的墙壁。常见的合作都是片面而肤浅的，真正的合作非常少，那虽然表面上不像、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人们无法感知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有信仰，那么他无论到哪里都会跟有相同信仰的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仰，那么无论他处在哪些人当中，他都会继续过着浑浑僵僵的日子。合作，无论是何种意义的合作，都意味着大家要共同生活。最近我听说了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想要结伴环游世界，其中一个没有钱，只好沿途当水手或者干农活，另外那个则在口袋里装着支票。不难看出他们无法长久地结伴或者合作，因为一个巴掌根本是拍不响的。当他们在旅途中遭遇第一次有趣的纠纷时，他们立刻就会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独行的人今天就可以上路，而有同伴的旅客则必须等别人做好准备，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发。
但我这番话显得非常自私，我曾听到镇上有几个人这么说。平心而论，到目前为止，我投给慈善事业的精力确实很少。为了某种责任感，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其中就包括了做好事的快乐。有人曾想方设法劝说我去扶持镇上几户贫困的家庭；假如我无所事事，由于魔鬼会给闲人找事做，我也许会尝试去做那种消遣活动吧。我考虑过献身于这种事业，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某些穷人置身天堂之中，过着各方面都像我这么舒适的生活，甚至还向他们提供过这种帮助，然而那些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宁愿继续过着穷苦的日子。看到镇上有那么多男人和女人热衷于造福同胞，我相信人至少是可以不去做那些下贱之事的。做好事和做其他事情相同，你得有这方面的才华。说到做好事，从事这门职业的人已经足够多。再说我也曾努力地尝试去做，说起来倒是奇怪，我发现做好事不投合我的性情，反而感到很高兴。也许我不该处心积虑地逃避这种做好事的天职，而应该遵循社会的要求，去拯救宇宙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在其他地方自有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在维护着宇宙的安全。但我不会阻拦别人去做他们擅长的事情；我虽然不做好事，但对那些全心全意去做善事的人，哪怕世人认为他们是在做坏事——实际情况往往如此——我也要跟他们说：坚持啊！
我完全不认为自己的情况很特殊，相信许多读者也是像我这样。就做某些事——我并不认为我的邻居会说那是好事——而言，我敢说我是很在行的；但我做得到底有多好，这要由我的雇主来判断。做好事，做人们常说的好事，绝不应成为我人生的主要目标，而且基本上绝不应刻意为之。人们常常说：“你现在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别想着要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而是要怀着善意努力地去做好事。”但假如让我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我会这么说：“与其去做好事，不如做个好人。”就拿太阳来说吧，在其光芒只达到月球或者六等星[233]那么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此不思进取，像幽灵罗宾[234]那样到处乱跑，满足于窥视每座木屋的窗户、促使人们的心神变得错乱、导致牛肉发臭和为黑夜提供些许亮光，而是应该继续提高他的热度和亮度，直到没有人能够直视他，与此同时又依照自身的轨迹运转，这样他才能把事情做好，或者像某种更真实的哲学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让围绕他转动的地球变得更好。辉腾[235]曾经想通过做好事来证明他是天之骄子，于是在某一天，他竟然驾驶太阳神的马车，却偏离了既定的轨道，结果烧毁了天国好几条街的房子，烤焦了地球的表面，烘干了所有的水泉，还制造了撒哈拉大沙漠；最后宙斯[236]只好用闪电把他劈到地球上，太阳为了哀悼他的死亡，整整一年都没有发光。[237]
人世间最难闻的莫过于变了味的好事。那简直就像人或者神的尸体那么臭。假如我清楚地知道有人带着做好事的想法要来我家，那我肯定会没命地逃跑，就像躲开非洲沙漠那种所谓的西蒙风[238]（那种干燥而炙热的烈风会将沙子吹进你的嘴巴、鼻子、耳朵和眼睛，直到你窒息而亡），因为我害怕他要给我做好事——我怕我的血液会染上做好事的病毒。那是不行的——如果是这样，我宁可顺其自然地忍受坏事。就算有人在我饿时给我饭吃，在我冷时给我衣穿，在我掉进水沟时施以援手，我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他是个好人。我可以给你找条纽芬兰犬[239]，这些事情他也都做得到。慈善其实不是给予同胞最广义的爱。霍华德[240]诚然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行事颇有可取之处，也得到了善报，但平心而论，如果当我们处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当我们最配得到帮助的时候，这些做慈善的人并不来帮助我们，那么就算有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我从来没听见有人在慈善会议上真诚地提出要帮助我，或者跟我差不多的人。
耶稣会的传教士遇到印第安人就束手无策，因为有些印第安人在身受火刑的时候，竟然还建议行刑者采用各种其他处罚方式。他们既然对肉体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传教士所提供的安慰自然也就毫无用处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在那些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们的人听来，是没什么说服力的；这些人以新的方式去爱他们的敌人[241]，几乎毫不怨恨地原谅了他们所做的一切[242]。
要确保你给穷人的帮助是他们最需要的，不过正是因为有了你的映衬，他们才远远地落在后面。如果你要给钱，最好是亲自用掉，而不是单纯地把钱给他们。我们有时会犯一些奇怪的错误。穷人往往不是特别饥寒交迫，他只是浑身肮脏、衣裳褴褛和举止粗鲁。这跟他的品味有关，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穷。如果你给他钱，他也许会用来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以前常常觉得那些在瓦尔登湖上凿冰[243]的爱尔兰工人很可怜，他们身形臃肿，穿着破破烂烂的衫裤，而我穿着较为整洁时髦的衣服，在岸上还冻得浑身哆嗦；后来，在某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有个不慎落水的工人到我的木屋来取暖，我发现他居然穿了三条长裤和两双袜子，不过它们确实非常肮脏和破旧；我想我就没有必要额外再给他几件衣服穿了，因为他已经穿了这么多。他需要的正是这种破衣服。随后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如果有人想做好事，还不如把钱给我买件法兰绒衬衣，那总比把整个旧衣铺买下来给他好。正所谓斩恶树千枝，不如断其一根，更何况富人虽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接济穷人，但置穷人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的，也许正是富人的生活方式。让奴隶在礼拜天自由活动的，不正是那些虔诚的奴隶主吗？有些人为了显示他们很好心，于是请穷人到厨房去打杂。但他们要是亲自到厨房去干活，那不是更好心吗？你得意洋洋地说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去做好事，也许你应该把十分之九拿出来，用这么多钱去做好事。照你的做法，社会只能收回十分之一的财富。这到底是体现了拥有财富者的慷慨，还是维护公正者的疏忽呢？
做好事几乎是人人都称赞的美德。人们不仅称赞它，还给予它过高的评价；而高估它的，正是我们的自私心。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康科德这里有个健壮的穷人向我赞扬镇上某个人，他说那人对穷人很好心；而所谓的穷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做好事的人得到的评价，甚至比那些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有过杰出贡献的人还要高。我曾听某个牧师[244]在演讲时谈论英格兰，这位博学而聪明的人先是列举了英国许多科学、文学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人物，有莎士比亚[245]、培根[246]、克伦威尔[247]、弥尔顿[248]、牛顿[249]和其他人，然后又说起该国有名的基督教徒；大概是由于他的职业使然吧，他把那些基督教徒捧得比其他人要高，认为他们是历史伟人中最伟大的。他提到的基督徒包括佩恩[250]、霍华德[251]和弗莱夫人[252]。大家肯定会觉得这种论调很荒唐。后面这几个人并不是英格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顶多只能算是该国最好的慈善家。
我倒不是说做好事的人不值得称颂，而只是希望大家公平地对待那些用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正直和好心并不算主要的美德，这些不过是他的枝叶而已。这些优点就像某些草药，晒干后可以熬汤给病人喝，功效其实很小，基本上只有江湖游医才会使用。我想要的是一个人的鲜花和果实；我希望他身上有某种芬芳来熏陶我，在我们的交往中能够感受到他的成熟。他的好心必须不是片面的、短暂的行动，而是持续不断的漫溢，并且这种漫溢是毫不做作、纯属自发的。这才是能够遮盖各种罪恶的善行[253]。如今的慈善家往往不忘装出可怜对方的样子，用凄惨氛围将人们笼罩，并美其名曰同情。我们应该散发出去的，不是绝望，而是勇气，不是病态，而是健全；要当心别让绝望和病态像传染病那样传开。南方的平原[254]不是传来了哀恸的声音[255]吗？北方不是居住着我们想要让其开化的异教徒吗？不是有许多残暴野蛮的人等着我们去挽救吗？一个人要是生了病，导致身体机能不全，或者是患了腹痛（因为同情是从小腹生出来的[256]），那他就会立刻着手改革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小宇宙的他[257]发现——这真是个大发现，而且发现者可是他呀——原来这世界一直在吃青苹果[258]；其实在他看来，地球就是个巨大的青苹果，幼稚的人类可能在其成熟之前就去吃它，想到这种危险他不由心急如焚；于是在强烈的善心催促下，他立刻去找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也踏足了人烟稠密的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村庄[259]；就这样，在从事了几年的慈善活动——当权者在这几年也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之后，他果然治好了自己腹部的疾病，地球一边或两边的脸颊也泛起了红晕，仿佛开始渐渐成熟起来，而生活也变得不再粗鄙，或者再次成为甜蜜而美好的事。但我不像这种慈善家，我认为人世间没有什么罪行比我曾经犯过的更为恶劣。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不认识任何比我更加糟糕的人。
我相信这位改革家会感到郁闷，并不是因为他怜悯那些凄惨同胞，而是他自己有病，尽管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只要治好他这种病，只要春风吹拂他的面庞，只要晨曦照耀他的病榻，他将会彻底离开那些慷慨大方的慈善家同行，连一句道歉都不说。我不呼吁反对食用烟草的理由是我从未品尝过它；那种苦役应该由戒烟的人去承担；不过有许多事情是我品尝过的，我可以呼吁大家予以反对。如果你曾经上当做过慈善的事，请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的所作所为[260]，因为那并不值得了解。一旦救起落水的人，就系好你的鞋带吧。然后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做一些自由的事。
我们的为人处世已经被我们和圣徒的交流破坏。我们的圣歌簿唱响的是上帝的诅咒和我们对他永远的忍受。其实就连先知和救主，也不过是安抚人们的恐惧，而不是肯定人们的希望。在基督教的经书上，我们看不到人们对生活的礼物有一种纯粹而不可抑制的满足感，也看不到人们对上帝进行令人过目难忘的称赞。所有的健康和成功都对我有益处，哪怕它可能显得遥不可及；所有的疾病和失败只会让我感到悲伤和对我有坏处，哪怕它能引起我的怜悯，或者让我得到许多的同情。因而，假如正宗的印第安医术、草药、磁疗或者自然疗法真的能够让我们恢复人类的健康，那么我们自己首先要像大自然那样简单而安好，驱散挂在我们自己眉间的愁云吧，给我们的毛孔灌入些许活力。我们不要去做管理穷人的官员，而是要努力成为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
我在古代波斯诗人萨迪[261]的作品《蔷薇园》中读到：“他们问一个智者说，至高的真主创造了许多名木，它们都很高大和茂密，却只有从不结果的柏树被称为自由之树，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智者回答说，每棵树都有其相应而固定的开花结果的季节，其间它枝密叶茂、繁华满树，而后则枯萎凋零；柏树和这两种状态无缘，它总是苍苍郁郁，而这正是自由者或者说不受宗教羁绊者的特性——别让你的心牵挂那些短暂易变的东西；因为哪怕哈里发[262]的种族灭绝了，底格里斯河[263]依然会流经巴格达[264]：如果你手上很宽裕，像枣树那样慷慨大方吧；如果你没有可以送出去的余财，那就像效仿柏树，当一个自由的人吧。”[265]
附录
质问贫穷[266]
你太厚颜无耻了，可怜的穷光蛋，
竟然妄图到天国去占有一席之地，
也不看看你那破屋子或者木澡盆，
在廉价的阳光下和荫蔽的水泉边，
你用各种根菜和叶菜喂养了多少
懒惰和迂腐的德性；你僵硬的手[267]
从人们的精神中剥夺了许多激情，
那些是各种美德赖以生长的沃土，
你贬低天性，你麻木人们的情感，
你就像蛇发女妖[268]把活人变成石头。
我们不想要那种沉闷无聊的社会，
大家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节衣缩食，
或者是愚蠢得违背了我们的天性，
不懂得欢乐不认识悲伤；你逼迫
许多人错误地将逆来顺受的态度，
捧得高于积极进取的坚强，这些
凄惨的可怜人只能永远流于平庸，
变成你卑贱的精神奴隶，但我们
只想要认可和倡导的美德是豪爽、
勇往直前、挥金如土和富丽堂皇、
洞见一切的未雨绸缪和漫无边际
的恢弘气度，和自古流传至今的，
英雄本色，它并没有具体的名字，
只有几个典范，比如赫拉克勒斯[269]、
阿喀琉斯[270]和忒修斯[271]。滚回你那个
肮脏的洞穴吧，当你看到光明的
新境界，要明白哪些才算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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