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注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先来看一看胡雪岩不得不处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雪岩此人所独有的创造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特殊、之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他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么样的一种混乱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较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从历史角度做一纵看。
晚明时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自发的反对管制、要求更多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斗争做出良好反应，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清军挥师入关，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作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作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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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至于被这个官僚机器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半径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利随便剥夺你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长。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由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由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第三，国家只推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到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力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十八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十九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短短二十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发展之迅速，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步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挟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挟带是少量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清朝的银两迅速外流，清朝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加快，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目视“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与此同时，帝国内部也发生了变乱。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实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洪秀全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洪秀全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漂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太平天国的突起，整个清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拯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方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决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踞，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也都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这些伟人消灭了这两只灾难巨轮的世纪传人。并因为这些伟人的势力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著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的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扬、常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上述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之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高人之处，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因此，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震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虽然可行，但却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住洋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带有“偏见”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着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着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他们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磨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因依附左宗棠，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使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影响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自己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胡雪岩的反应与一般商人不同，可做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处。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对野心家，对流贼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洪杨之乱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诸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长毛”，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你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长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你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你每一次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但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替了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减少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一直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政府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洪杨之乱，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洪杨乱起，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乱起而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因为“长毛”压过来了，投顺了“长毛”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你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到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是商人也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了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这是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没有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会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等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业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致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盈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特殊应对。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感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不断用心去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其实商业活动，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拨弄，在似乎人力，又似乎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不断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他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生意场上的成功人士都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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