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
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
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
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
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
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
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城镇增多了，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多。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城市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称它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农业之外，宋朝的工业也有长足进步，特别在冶金业上。煤的大量使用，使宋朝冶金业实现了一次革命。北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后来淮河以北被金国占领后，金国取代宋成为第一产煤国。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写道：“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而宋朝采用煤进行冶炼的技术，比欧洲要早了七百年。
农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
在宋代之前，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而宋代却出现许多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里，店铺林立，汇集各地的商品，商业气息之浓厚，不逊今日。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可想象汴京当年商业之繁荣。在图上，有形形色色的商店，卖酒的、卖药的、卖布的、茶坊酒肆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具，商店还挂着招牌，悬着小旗，招揽顾客，还有桥头路边的贩夫走卒，摇摆在河上的商船等。一幅图所能承载的内容有限，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泛黄的画卷，仿若走向千年前的大宋帝都。《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殆可见当时帝都非但是商业之中心，几乎可称为世界之中心了。
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金融的发达。
宋代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大量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金属货币满足不了需求。宋代除了金银、铜钱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币，币值轻而重量大，使用相当不便。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这是有原因的。在平定后蜀后，金银被掠到京城，造成贵重货币不足；而四川商业向来发达，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原因，正是朝廷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买卖，严令商旅不得私下交易，激起民变。农民起义失败后，宋太宗派张咏治理蜀政，而交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信用凭证，即把钱存到交子铺后，换取一张可兑换的凭证，这样就省却携带许多铜、铁钱的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家觉得交子使用方便，信誉又高，逐渐就直接以交子作为支付手段，便具备货币的职能。1023年，朝廷在蜀地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这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在六百多年之后，才出现纸币，美国学者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从这个意义看，宋朝的确显得十分“现代化”。
当然，交子的出现也引发新的问题。后来宋朝一度滥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这在世界纸币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宋代金融的发达，同样体现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并不算高，因为民间贷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实施不利，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种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商人们也可以向市易务抵押贷款或赊贷货物，这也是采用金融手段维持市场稳定。可以说，王安石的许多经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后一执行就变调了，比如说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垄断，最后却成了政府垄断。
海上贸易的兴起，是宋代经济的又一看点。
在汉唐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经中亚运往西亚、欧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积上远不如汉唐，对河西走廊、西域都没有控制权。特别到了南宋，中原沦陷后，商品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运输更难。在这种情况，对环境有极强适应力的中国人转而开拓海上航线，海上贸易也由此而兴盛起来。
宋代发达的造船业有力地支撑了海上贸易，此期为中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数量很多，全国有二十几处船场，年造船数量在三千艘以上。用于海上贸易的大海船，载重可达万石。另一方面，造船技术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借用墨菲在《亚洲史》中的一段话：“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时西方船舶许多世纪。”除此之外，指南针的发明对海上航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时中国人的海上航线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也就是说，后来郑和下西洋时所到过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过了，只是船队规模不如郑和的宝船队大。对外商品贸易首先带来巨额利润，据史学家估算，光是朝廷从海上贸易征收的税，约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涌入东南亚，有的经济史学家估计有一百万人侨居于国外，而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荣起来。
宋朝政府在开放性上要远远超过明清两朝，中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朝代是宋代与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郑和下西洋值得称道外，多数时间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后果，是海上商人们奋起反抗，海盗之祸与明朝历史相始终。反观宋代，朝廷的政策显然比后世更为开放与灵活。
这里有几个问题，何以宋代能创造出许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国力却不强大呢？对于西方史学界对宋代极尽赞美的观点，要如何看待呢？
确实，两宋在科技与经济上，在当时世界无可与之匹敌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比较清明。笔者在本书中多处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这个清明，当然是与其他朝代相比而言。
清明一方面体现在朝政上，与历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点：其一，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现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杀的现象，但即便是岳飞冤案，也只限于少数几人，不要说杀戮几百几千几万人，就是杀几十人也十分少见。而像汉武帝时的巫蛊事件，死了数万人，更不用说明初杀戮，动辄上万人。其二，朝廷党争，手段是温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党争，但比较东汉的党锢之狱与明代的东林党之狱，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顶多立个党人碑，绝少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国历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政，宋代虽有像童贯等少数几个宦官权臣，但与汉、唐、明的宦官之祸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对下层百姓的统治相对比较仁厚。尽管有些皇帝统治时，民愤很大，比较说宋徽宗时期，激发了方腊大起义。但总的来说，多数时间里，朝廷还是比较宽厚的，就这给民众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间，能竭尽所能去寻找出路，创新意识以是为开端。比如说，铜钱铁币不好使，交子便应运而生；丝绸之路断绝，便开辟海上贸易等。这些创新，都始自民间，然而与政府的支持也分不开。如交子在朝廷认可后，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对待海上贸易，朝廷也没有采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间经济才能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那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国力却不强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变法内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家却不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钱都到哪去了呢？冗禄、冗官、冗兵，还有每年支付给辽、西夏、金的岁币，以及战争赔款，战争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积重难返，通过变法手段也难扭转。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难以称得上是雄才伟略，多数皇帝只知守成，而绝少开拓。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国力不强的局面。
对于宋代，国外许多汉学家、史学家都极为推崇，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史景迁）、“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墨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谢和耐）等。老外的赞美之辞，令我们这些大宋后人深感鼓舞与骄傲。可是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数国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并非如此。千古流传的《杨家将》《岳家将》都有一种悲壮的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总带着望不到尽头的无奈。
这种看法的不同，我想在于感受的不同。
其一，老外学者们生活在一个以科技、经济来衡量国家的时代，当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宋帝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欧洲时，便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国汉代时，西方世界有罗马与之媲美，大唐盛世时，西亚有阿拉伯帝国与之匹敌，而在宋代，中国鹤立鸡群，更彰显其耀眼的光芒。
其二，作为局外人，他们很难有那种一个国家遭受屈辱的感受，当把文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时，其他事件，譬如“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譬如“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痛苦，就轻而易举地抹杀了。
从文明的角度说，大宋帝国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敌人辽、金乃至蒙古，都为其灿烂的文明所吸引，并自动吸纳其文明的果实。汤因比在论及宋代的中国时，有一句精彩的话：“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补偿。”放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确是如此。可我们若是设身处地来考虑，假设自己是大宋帝国的一个臣民，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论调，我把文明传播给你，还要受你欺负，这是哪门子的事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的历史可给我们许多启示，让我们深思。一千年前大宋帝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证明中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新精神，这足以给一千年后的国人更多自信与自豪。同时，宋朝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先进同样可能挨打，一个国家不管科技、经济如何发达，若没有强大的国防，若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璀璨的文明之花也会在疾风暴雨下凋落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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