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盛世危机:王小波、李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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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化四年(993),太宗皇帝的统治已进入第十七个年头,帝国看上去风平浪静,谁也没有预见到,一场大风浪就要到来了。

    之所以没人预料得到,是因为风浪来临之前,仅仅只是微波荡漾罢了。这一年二月的某天,西南的一座名为青城的小县城,气氛与往日不同。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手上挥舞着菜刀锄头棍棒,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一个人的演说,当那人说到“吾疾贫富不均,今与汝均之”时,台下这些人热情之火焰被点燃了,个个热血沸腾。

    他们是要干什么呢?造反!

    在台上喊出“均贫富”口号的这个人,叫王小波,是青城县人,他为什么要造反,其他人为什么要跟着他造反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青城县位于四川,在大宋帝国统治之前,属于后蜀。我们前面说过,当年宋军平定后蜀时,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蜀地人民奋起反抗,在全师雄的领导下,与宋军浴血奋战,但最后失败了(请参阅前文)。武装反抗失败后,不屈不挠的蜀地人民又上访,到京城告御状,宋太祖不得不处分了一些宋军将领,以平民愤。但是,处分太轻,这也导致一种现象,被朝廷派到四川当官的人,总想方设法捞点好处。在王小波起义前,朝廷曾派秘书丞张枢到四川巡视,他一口气就挖出官员贪赃枉法者一百多人,可见这里腐败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按理说,百姓生活水平不低,干吗要造反呢?其实不然。其一,宋朝平定后蜀,把大量的金银财宝搜刮一空,要么运往京城,要么中饱私囊;其二,赋税太重;其三,政府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就是垄断布帛买卖,商旅不得私下交易,后来又垄断茶叶。

    话说这个王小波,原本是个贩夫走卒,做茶叶生意为生。打从政府实施茶叶、布帛专卖后,大量以此为生的蜀民陷入生存危机中,没活路啊,怎么办呢?蜀民有闹革命的传统,你大宋朝廷不是好东西,派来的地方官不是好东西,我反了!就这样,王小波纠集一批失意落魄的贫民,操起棍棒菜刀锄头,打出“均贫富”的口号,造反了。

    起初,造反军规模很小,一百人罢了。可是王小波点燃了蜀民的愤恨之火,许多穷苦百姓一听说有人闹革命,还均贫富,这诱惑力太大了,纷纷前来投奔,造反军的规模迅速膨胀。王小波颇有眼光,他心里盘计着,若想更多人参加造反军,就得杀掉几个百姓深恶痛绝的官。杀谁呢?他想到一个人:彭山县令齐元振。

    这齐元振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人神共愤呢?他是贪官、恶吏,但这并不是他区别于别人之处,他的厉害之处,在于阴险狡诈。我前面说过,朝廷曾派张枢到四川,张枢一下子抓了百来个贪官,但是,贪官名单上并没有齐元振。齐元振不仅没上贪官名单,反而被张枢列在清官名单的第一位,上面还标注他“清白强干”。这就是齐元振,贪婪、残暴,却没让朝廷抓住任何把柄,还博得好名声。可是百姓的眼睛比皇帝特使的眼睛明亮,朝廷不能惩罚恶人,就让人民群众来惩罚吧。

    王小波带着造反队伍,杀向彭山县,很快攻破县城,把齐元振给逮住了。这位造反派头头把县城百姓都叫过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当众处决贪官齐元振,杀死后还不够,把他肚子给剖开来,干什么呢?这个贪官就是满脑袋想钱吗,我就用钱填饱你。于是把钱币倒进他的肚子里,看你还得享用不?第二件事,把齐元振这些年搜刮到的财物,全部分给百姓。“均贫富”不是口号,王小波说到做到。

    这么一来,王小波的威名在蜀地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起义军,起义规模越来越大。

    不过很可惜,这位出色的起义军领袖,在不久后的一场战役中重伤而死。当时王小波率领起义军,与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率的政府军在江源县激战。此战起义军大胜,斩杀张玘。可是在战斗过程中,王小波也被张玘射中一箭,射入额头,这是致命伤,不久后就死了。大家便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大首领,继续领导起义军。

    李顺继承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颇有早期共产主义色彩,他每攻克一地,总是召集乡里富人大姓,把家里财物、粮食统统拿出来,除了保留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余全部没收,用于赈济贫苦百姓。这支起义军纪律严明,对寻常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得受民众支持,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起义军的队伍扩大到了数万人,接连攻陷蜀、邛诸州,杀死官吏无数。后来又攻破永康军、双流等县,目标直指成都。李顺第一次攻打成都并不顺利,尽管打到了西郭门,攻势还是被守军遏制了。李顺便转而进攻汉州、彭州,连连得手。此时起义军如日中天,发起第二次成都攻坚战。这次大宋守军终于没有顶住,守卫成都的郭载、樊知古等人落荒而逃,逃往梓州。

    一个割据的势力又出现了。

    李顺,这位一年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如今却自立为王,建国号为大蜀,改元为应运。为了巩固起义成果,李顺又派军队四处出击,北抵剑关,南达巫峡。此时四川全境多数地方都为起义军所控制,大宋朝廷震惊了!

    皇帝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立即召见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给他挂了一个“西川招安使”头衔,率军入川,全权负责军事。

    王继恩这个人,大家当不陌生。在宋太祖赵匡胤暴死的那一夜,他违抗皇后的密诏,拥宋太宗夺权,可谓是立了头功。他乃是一名太监,太监不都待在皇宫里吗,为何宋太宗居然会派他去镇压起义军呢?王继恩是太监没错,但他长年不在宫里,而是担任排阵都监,长期在河北领兵,手握兵权。

    宋太宗从禁卫军中拔出部分精兵,追随王继恩入川。此时,守卫剑门关的宋军正与李顺的起义军展开激战。剑门关乃是天险之地,占据剑门,就控制了栈道。当时朝廷对剑门的局势非常悲观,因为这里仅有几百名守军,而前来进攻的起义军则多达数千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监上官正表现神勇,接连打败起义军的进攻。当时有一支从成都溃败后逃出来的宋军部队,前来剑门投奔上官正。这支部队的到来,扭转了剑门战局,宋军转入反攻,大破起义军。起义军数千人马,死伤殆尽,只剩三百人逃回成都,但这三百人被愤怒的“大蜀王”李顺下令全部处决。

    剑门之战,对于宋军来说乃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否则栈道一旦被李顺所控制,入川的路就被堵死了,想镇压起义军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这支通道的畅通,王继恩的部队得以顺利入川,并展开攻势,在研口寨大破义军,平定剑州。

    显然,李顺也低估了宋军的实力。

    自王小波起事后,义军所对付的官兵,不过只是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故而屡战屡胜。而这次李顺要对付的,却是来自京师的精锐禁军,战斗力之强,远非义军这群乌合之众可以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若李顺主动放弃成都,与宋军展开游击战,避实击虚,或许可以坚持下去。可是当了几天的大蜀王后,人性的弱点出来了,再放弃这种富贵舒服的生活,重新回到艰苦的环境中去,这确实很难了。因此,李顺选择与宋军硬拼,抱着侥幸心态去赌,这正是王继恩求之不得呢。

    此时已是淳化五年(994)四月,李顺接连发起的两次进攻,无异于自杀。他派五千人在柳池驿与宋军交锋,同时又派三千人进攻广安军。这两次攻击非常不明智,不仅均告失败,士气更是一落千丈。自此之后,宋军一路推进,势如破竹。

    五月,捷报如雪片,不断地飞入皇城。王继恩先是献上战报,政府军攻克绵州;紧接着,部将曹习率领一支军队,从葭萌直奔老溪,击破义军一万多人,收复阆州;不久后,巡检使胡正远率部收复巴州。就这样,各路宋军齐头并进,逼近成都。

    直到这个时候,李顺还心存幻想。他把起义军全部集中在成都,企图固守,此时成都的义军多达十万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呢?我想这十万人里,多数只是临时拼凑的人数,比较有战斗经验的那些战士,多数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牺牲了。表面上看,十万大军,怎么说也能撑个一年半载吧。可实际上,成都在短短几天内就沦陷了。史书上甚至这样说:“王继恩至成都,引师攻其城,即拔之。”

    “即拔之”三个字,可见义军的抵抗力是多么弱。因为这是乌合之众与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禁军的不对等交锋。尽管悬殊很大,义军表现出来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有三万人战死沙场,他们宁可带着“均贫富”的梦想死去,也不愿成为被奴役的人,这种追求平等的伟大精神,将永远不会灭亡。

    关于起义军领袖李顺,有的说他被俘,有的则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定然是战死,因为成都失陷后,起义军残余力量仍在坚持作战。

    成都被攻破,十万义军死了三万人,剩下的七万人,有的投降了,有的则杀出重围,继续与官兵周旋。李顺旧部张余退出成都后,收罗旧部,转战并攻陷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八个州。起义军之所以还能转战各地,主要原因,乃是宋军主帅王继恩治军无方。

    说到底,王继恩就是有功于皇帝的太监,说到行军打仗,那是外行。他攻下成都后,天天大吃大喝,手握重兵,又待在成都不出,甚至还纵容部队掠夺百姓子女钱帛。由于王继恩无所作为,起义军有死灰复燃之势,张余的起义军已经发展到数万人,向东挺进,进攻夔州。

    夔州靠近巫峡,乃是从长江进出四川的战略要地。义军在西津口处大举进攻,矢石如雨。太宗皇帝紧急派白继赟统领数千精锐士卒,昼夜兼行,奔援夔州。白继赟的援军抵达夔州后,趁义军无备,与夔州守军前后夹击,大破义军。这一战,起义军共死了两万多人。据说当时整个长江江面漂着尸体,“水为之赤”。

    在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中,义军又遭重创。在嘉陵江口之战中,义军损失了两万人;在陵州之战中,损失了五千人。如此一来,起义军大势已去,张余已是回天乏力。

    历时两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震动西南,其原因就是官逼民反。朝廷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宋太宗决定要派个正直的官员前去治理,挑来选去后,选中了枢密直学士张咏。不仅如此,皇帝还下了个罪己诏,做自我检讨。我们来看看皇帝是怎么认错的:“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克削为功,挠我烝民,起为狂寇。”这份检讨书,应该说写得还是比较深刻的,至少表明皇帝意识到四川之乱,主要原因在于官吏上。

    这次,皇帝没用错人,张咏赴川后,大力整饬军政,问疾民间,安抚民众。宋太宗这样称赞他:“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

    张咏赴任后次年(995),起义军余党首领张余在嘉州战死,意味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均贫富”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是蜀人以自己的反抗精神,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迫使朝廷着手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一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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