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时间】1937年10月26-28日

    【交战双方】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日军第20师团一亩

    【指挥将领】刘伯承

    【战果】歼灭日军400余人

    “重叠设伏”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战法。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成功伏击同一强敌，打破了“用兵不复”的原则。它的发明人便是刘伯承。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河北省石家庄后，为策应其山西北部地区作战，夺取太原，以第20、第109师团沿正太铁路西犯，直逼河北、山西交界的晋东要地——娘子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战区一部转入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正面为第17、第30师，左翼为第14军团，右翼为第3军，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负责指挥。

    11日，日军第20师团攻占井陉后，继续向西推进，并动用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从正面对娘子关发起猛攻。在受到国民党军的抵抗后，日军第20师团继续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主力由井陉向南经测鱼镇向娘子关左翼迂回，企图夺取平定，从侧后攻占娘子关。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令增援晋北的孙连仲率第26路军回援娘子关。

    12日，1000多名日军猛攻赵寿山第17师右翼的旧关，主力则向第17师正面的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顽强抗击，虽拼死保住了雪花山阵地，但旧关阵地于13日失守。

    为阻滞日军攻势，赵寿山率部乘夜暗向长生口出击。不料，日军趁机占领了雪花山。赵寿山遂命令部队掉头反击，激战至次日拂晓，付出了死伤近千人的代价，仍未能夺回阵地，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见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黄绍竑命令曾万钟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赵寿山师作战。与此同时，孙连仲部也抵达了娘子关，组织向旧关和核桃园等地的日军发起反击，并围歼了关沟地区的日军。

    经过两天激战，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川岸师团第77联队500多人。随后又向旧关等地的日军发起全线总攻。

    战斗持续了四天，中国军队以5000多人的死伤换来歼灭日军2000多人的战果。这次反击虽有进展，但赵寿山师阵地已被日军占领，自身伤亡比较严重，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抵娘子关，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守军连日血战，部队减员惨重，多处防线被日军突破，孙连仲致电阎锡山请求增援。

    危急关头，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120师主力向娘子关东南的日军后侧进攻，伺机打击进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

    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和敌情，刘伯承率师部及386旅挥戈东进，一方面准备侧击向西进犯之敌，遏制敌人长驱直入的军事攻势，支援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另一方面依靠广大群众，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革命抗日根据地。

    20日，八路军386旅772团由马山东出，进抵河北省井陉县南15里之于家村隐蔽集结，准备向敌后交通线出击。

    21日，刘伯承到达柏井国民党军第3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向他介绍了防御部署和前线战况。在仔细研究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和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后，刘伯承判断惯用两路夹击的日军为了支援正太路主要方向的作战，一定会派部队迂回正太路以南的井（陉）平（定）小道进行兜击。为此向曾万钟建议：右翼警戒线必须火速派兵，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不以为然，没有采纳刘伯承的建议。但这位曾军长并不知道，就在当天，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得到第109师团一部的增援，继续以航空兵为支援，从正面进攻娘子关，以掩护第20师团左右2个突击队向南运动，企图实施偷袭。

    刘伯承决定单独行动，设伏打击日军。22日，772团3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率领下，进至井陉至旧关大道上的长生口。

    王近山是一员虎将，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年仅15岁的王近山就参加了红军，是个不折不扣的“红小鬼”，作战出奇的勇猛，很快就当上了连长。

    早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听说自己的手下有个听见枪声就不要命的连长，此人名叫王近山。

    一次激战中，王近山见战士们已和敌人战成一团，枪往腰里一插，加入了与敌人的肉搏。混战中，他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崖，头部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等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王近山已昏死过去。自此头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日久天长，远近部队都知道有个听见枪响就像发了疯的猛虎一般的王近山，就送了他个“王疯子”的绰号。官越当越大，可这个习惯却一直未改。为此，他先后负过7次伤，动过了3次大手术。

    毛泽东听说此事后，笑道：“这个王近山，疯得还蛮有水平嘛！”

    王近山指挥772团3营正准备夜袭板桥后山之敌时，突然发现日军步兵200余人已西进至长生口山沟。

    这股日军正是第20师团的突击队一部。3营当即先敌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抱头鼠窜。此战，3营共毙伤日军5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重机枪2挺、子弹数箱、炮弹16发、骡马4匹及其他军用物品一批。

    长生口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129师的士气，振奋了人心，扩大了影响。

    `22日至24日，386旅又在石门村、马山村等地袭击日军连连获胜。但该旅第771团在七亘村遭日军袭击，伤亡30余人。

    129师前线指挥所里，刘伯承接到了卫立煌的电话：“国军装备好，熟悉阵地战术，尚不能阻遏日军侵晋，且竞相后退。贵军兵微械弱，缺医少粮，施行的游击战能跟日军相匹敌呼？望将军谨慎行事！”

    刘伯承凛然回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击日寇侵略，甘捐血肉之躯！”

    放下电话，对师部的参谋们说：“游击战行不行，打给他们看看。”

    在认真察看地图后，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

    山西东部纵贯南北，只有八条入晋通路，古称“太行八陉”。其中，井隆为五隆，石门不是大路，地形险要而复杂。日军先头部队已从此经过，肯定会有大批辎重随后跟进，走出井隆、经石门、达平定的小路，七亘村是必经之地。

    “七亘村是测鱼镇通往平定的咽喉要道，日军明天一定经七亘村向前方运送军需物资，送到嘴的‘狗肉’，一定把它吃掉。”

    讲到这里，刘伯承拿起铅笔，在“七亘村”三个字周围果断地划了一个红圈：“就在这里设伏！”

    但七亘村地形如何？适不适合打伏击？原来，八路军进入山西境内后，刘伯承曾向阎锡山索要山西作战地图，可阎老西竟推说没有，就是不给。熟读兵书的刘伯承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决定亲自到现地勘察。

    25日拂晓，刘伯承带着师司政机关干部和警卫班30余人进抵七亘村。随后带人到村南三郎庙附近亲自察看地形。刘伯承站在一处高地上，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并不时地让参谋在地图上标出要点。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接壤处，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该村东邻甲南峪、东石门村，直通河北省井隆县的测鱼镇，西邻改道庙、营庄，直达平定县城。

    此处地势十分险要。从井陉至平定的山中小道刚好从村边经过，宽不足两米，路北是几十米深的山沟，路南边是高约十米的土坎，其间杂草、灌木丛生，便于隐蔽埋伏，而敌人在公路上又不易展开。

    忽然，对面山后传来稀疏的枪声，而且越来越近。十多分钟后，从七亘村东面的山谷里冲出一小股日军，向刘伯承等人射击。刘伯承当即命令参谋处处长李达指挥警卫班组织抗击，很快将敌人打退了。

    不一会儿，又有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

    “师长，这里太危险，还是快点离开吧。”李达焦急地劝说着刘伯承。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摆摆手，仍在专注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又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对李达等人挥了挥手，兴奋地说：“好了，我们走吧。”

    回到师指挥所后，刘伯承命386旅旅长陈赓率772团进至川口、孔氏村地区设防，准备阻击由九龙关向西进犯的敌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将里，陈赓可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1903年，陈赓生于湖南湘乡。13岁时入湘军当兵，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便跑到长沙半工半读，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在著名共产党人何步衡、郭亮的帮助下，陈赓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4月，陈赓与同乡宋希濂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被誉为“黄埔三杰”。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战斗中，东征军第3师在进军华阳途中遭敌军林虎部优势兵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总指挥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以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谁知，第3师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蒋介石心力交瘁，欲拔枪自尽，被陈赓阻止，并背着蒋介石冲出了敌人的重围。

    陈赓冒险救校长的事立即传遍和震惊了整个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也十分喜爱和器重这位学生，并把他调到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准备重用。

    但不久，蒋介石在一份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名单上看到了陈赓的名字。震惊之余，他在陈赓的名下注明“此人不宜带兵”几个字。陈赓知道此事后，即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回家，自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陈赓立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蒋介石得知后，不只一次地对人说：“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

    从1928年起，陈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选派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多次获得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研讨对策、保卫中共组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1931年10月，陈赓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潢、潢光战役以及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1932年9月因负伤到上海就医。1933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正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闻讯大喜，立即下令将陈赓押赴南昌，亲自出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蒋介石一是想报当年救命之恩，同时也不想把这个得意门生放走，对手下人说：只要陈赓跟着我就行了，我不要他为我提供什么共产党的情报。

    谁知，陈赓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严词相拒。蒋介石又让陈赓在黄埔一期的同学胡宗南、黄维、宋希濂等人劝说，企图以同窗之谊感化陈赓。结果，胡宗南等人同样在陈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对陈赓，蒋介石是杀也杀不得，毕竟救过他的命，而且众所周知；可放又放不得，绝不能让这员虎将再为共产党效力。思前想后，蒋介石决定把陈赓软禁在南京，好吃好喝好招待，慢慢地感化，最终为己所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宋庆龄的大力营救下，陈赓于5月底成功脱险，逃出南京，到达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长征中，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长，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接到刘伯承的命令后，陈赓立即派王近山率3营和特务连的1个排，到平定县东七亘村以南的山区活动，准备伏击可能由测鱼镇向西进犯的日军。

    果然没过多久，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第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有千人，在距七亘村东北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可能于次日经七亘村向平定方向运送物资。

    陈赓当机立断，决定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利用大路南侧陡坡、北侧深沟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夺其辎重，断其后方交通，牵制日寇西进。

    在战前动员大会上，陈赓对大家说：“同志们，抗日以来，115师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129师在雁门关一带也打了胜仗。我师769团，在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中，歼灭日军百余名，毁伤敌机二十余架，有力地配合了忻口防御战。我们呢？我们进入晋东以来，还没有打过大胜仗。刘师长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第386旅也要打胜仗。’现在，就看我们的了！全旅官兵要迅速掀起一个打胜仗的比赛热潮，一定要打好七亘村这一仗！”

    当时刘志坚任129师宣传股股长，随师部及386旅搞宣传鼓动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旅长这富有强烈感染力的讲话，进一步鼓舞了3营指战员的斗志，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负责设伏的王近山与3营领导研究后决定：11连在七亘村南面东庄、青垴地区占领伏击阵地，担任截击任务；12连和特务连1个排，在11连右翼至甲南峪间占领伏击阵地，担负迂回任务；9连和10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面青垴一线高地。同时，派出侦察分队继续在东石门地区侦察和掌握测鱼镇之敌情。

    26日拂晓，王近山率领3营指战员进入伏击地区。营指挥所设在离大道约300米的北边山头上，从那里俯瞰山下，七亘村及大道两旁的景物尽收眼底。营指挥所配备重机枪一挺，作为伏击战斗的火力指挥信号。

    上午8时左右，日军终于出现了。300多人的辎重部队在前后各有100余名步兵掩护下，向七亘村开来。

    9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

    王近山大手一挥：“打！”

    轻、重机枪射出密集的子弹，成群的手榴弹雨点般倾向敌群。伏击地形选得十分有利，八路军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压得敌人喘不过气来。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量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就行了。

    顿时，日军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挤下了深沟，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在短促猛烈的火力急袭后，王近山命令：“吹冲锋号！”

    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山谷，11连、12连官兵们跃出阵地，猛扑下去。按照原定计划，11连迅速抢占了公路两侧及西南的定盘山，将日军步兵和轴重部队拦腰切成两段。

    日军先头步兵企图掉头增援辎重部队，遭到11连的顽强阻击。后面的掩护部队被横躺竖卧的马匹、骆驼及抛弃的军用物资挡住道路，前进不得，便一窝蜂似地朝东石门方向逃窜。谁知，他们刚跑到甲南峪，迎头遭到预伏在这里的特务连1个排的堵击。

    这时，王近山命令预备队9连、10连投入战斗。战士们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

    12连战士、共产党员杨绍清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7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向他围拢过来。为避免四面受敌，杨绍清机智地抢占了有利地形，背靠陡坡，与敌人拼起了刺刀。一阵猛刺，撂倒了6个敌人，缴获了3支步枪。剩下的1个鬼子早已吓破了胆，掉头就跑。

    激战至11时许，日军除一部掩护部队和辎重骡马逃回测鱼镇外，大部被歼。此战共击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战斗期间，八路军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平定县城的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投入了紧张的战地服务。附近的民兵和群众也赶来助战。年过半百的董三元老汉，机智勇敢地从日军手里夺下一挺轻机枪，送到772团团部。事后，刘伯承称赞他是“老英雄”，并赠给他一条军毯。

    下午6点，陈赓来到七亘村。只见战利品堆积如山，战士、群众像过年似的，乐得合不上嘴。有的战士把日军的钢盔戴在头上，把黄呢子大衣穿在身上，腰间还挂上日军的洋刀，模仿日军的模样和腔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赓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炮弹、子弹、无线电器材、干粮，堆积如山。一时群众欢呼，抗敌情绪突然高涨……终日搬运胜利品。群众无须雇请，自动参加搬运。”

    这时，郭营长牵来一匹日军大洋马，兴高采烈地说：“旅长，这是我们营送给你的战利品。”

    陈赓高兴地说：“好哇，我收下这匹战马。还要请你们挑一些最好的马，送给刘师长，还要送一些到延安，向党中央报喜。”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照办！”

    这时，陈赓见不远处的几个老百姓在争论什么，有的说是炸药，有的说是大麦花。走过去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成箱的压缩饼干。

    他马上叫来772团团长叶成焕：“搬出几箱，叫大家尝尝。”

    七亘村伏击战大获全胜后，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继续向旧关前进。据此判断：日军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平定前线西犯日军急需弹药、粮食等物资补充。虽说此次日军辎重队遭受沉重打击，但不足以阻挡他们运输物资西进的步伐，肯定还要继续完成向平定运输军需品的任务。

    通过对周围地形的分析，刘伯承认为七亘村是西通平定的必经之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坚持“突贯攻击”的教条，通常发一股牛劲，向着既定目标执拗地前进，绝不会因一时的失利而改变路线。而且日军自恃武力强悍，骄横狂妄，以为国民党的正规军尚且不堪一击，靠偷袭偶然成功的八路军更没什么了不起，因此还会走老路，遂决心在七亘村第二次设伏。

    有个参谋不解地问：日军吃了一回亏，难道还会再次上当吗？

    刘伯承胸有成竹地回答：按照常理是不能在同一地点设伏的，兵法上说“用兵不复”就是这个道理。日军指挥官自然知道，所以估计我们总不至于用兵有悖常理。而我们恰恰就要利用他的这个错觉，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命令772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

    事实上，王近山率772团3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将伏击点选在七亘村以西两山夹谷中的改道庙附近；以9连、10连埋伏于七亘村至改道庙大道南侧；11连、12连及特务连1个排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并随时准备向七亘村东出击；侦察分队仍在东石门地区活动，掌握测鱼镇之敌情。

    果不出刘伯承所料，28日拂晓，日军辎重部队在300多名步兵和100多名骑兵的掩护下，由测鱼镇方向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

    日军虽然十分狂妄，但毕竟吃过亏，一路上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尤其是走到七亘村附近时，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

    772团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中，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这股日军进入了八路军伏击地区。待日军骑兵通过改道庙后，王近山一声令下，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随后英勇出击，冲入沟内，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但由于此次日军预有准备，一遇打击即就地组织抵抗，加之掩护分队较多，3营只将这股日军截成两段，但没有将其打乱。

    激战至黄昏，因下雨道路泥泞，八路军增援分队未能及时赶来参战。日军部分辎重部队在其先头骑兵掩护下向平定方向窜去，后续部队则返回测鱼镇。

    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百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骡马数十匹，压缩干粮200箱。772团更是来了个大换装——戴上了钢盔，穿上了黄呢大衣、皮鞋，扛起了日本造“三八大盖”，有的还骑上了东洋马。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从战利品中找到了山西和华北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对这个意外的收获，刘伯承十分高兴，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人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古人云：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七亘村伏击战，胜在一个“妙”，胜在一个“奇”。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八路军以1个营的兵力，两次伏击日军，以伤亡53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轻机枪4挺、弹药50余箱、骡马及骆驼400余匹、饼干700余箱、大衣1300件以及公文、地图10箱的重大胜利，打击和迟滞了日军沿正太铁路西犯的行动，把困在娘子关的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日军包围圈中解救出来。

    战后，刘伯承从缴获的战马、军刀、大衣、罐头、香烟等战利品中，分出一部分派人给卫立煌等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送去。

    卫立煌等人十分钦佩，称赞七亘村接连两次伏击是大胆的、巧妙的用兵，是“战史上罕见的奇迹”，赞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

    刘伯承将七亘村连环设伏战，命名为“重叠设伏”。后来，有不少国家的军事教科书中收录了这一前无古人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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