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直取遵义了。

    1月4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水急浪高的乌江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这个镇，离遵义只有九十里路。1月5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

    6日清早，红六团在一片黧黑中起床。就在这时，刘伯承一夜骑马躜行，赶抵红六团团部。

    刘伯承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他的这番话，开导了红六团指挥员们的脑筋，在“智取”上下工夫。

    在红六团中，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和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他们的身边，走着一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家住团溪镇。昨夜，唐振旁在镇上找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原先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形。他说，离遵义城三十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什么是“九响团”呢？原来，侯之担的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支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号称那山口“连鸟也飞不过去”！唐振旁请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

    贵州果真“天无三日晴”，一路走，一路下起冷雨来了。红六团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下午3时光景，来到那“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口。一看，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的确险恶。

    红六团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了死的以外，二百多名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

    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去遵义诈取城门。这时，刘伯承又冒雨骑马赶到。刘伯承对第一营作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在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

    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

    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

    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

    “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

    “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

    “九响团不去守山口，来干什么？”

    “共军打过来啦！”

    “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

    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1月4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

    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着一个团的“侯家军”。

    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1935年1月7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1月18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

    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慑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

    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座电令申斥，勉以戴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图奋勉，竞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务望我袍泽，因之惕励，奋勇努力，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勿稍瞻误，致蹈覆辙为要。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一夜之间，遵义变成了红色。

    遵义，贵州的第二大城，黔北的中心。当年的遵义不过三四万人，在穷乡僻壤的贵州已算是很繁华的了。

    进遵义时，毛泽东笑谓“进夜郎国”了！“夜郎国”以成语“夜郎自大”而为人所知。相传在汉朝时派使者来到夜郎，夜郎侯问：“汉同夜郎比，谁大？”这位夜郎侯居然不知汉有多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嘲讽妄自尊大者。

    其实，汉代时便有夜郎郡，不是指遵义，而是指王家烈、侯之担的老家桐梓。桐梓在遵义之北，过了娄山关便是。相传大诗人李白被流放到“夜郎县”，即桐梓县，只是他走到半途遇上大赦，未曾真正到达夜郎县。

    遵义是座古城，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那时属四川。直至清朝才属贵州。遵义有城墙、城门，用红砂石砌成的，城墙不高，倒是几座城门楼飞牙出檐，看上去有点气派。

    遵义也有条湘江，只是此湘江跟湘江之战的湘江无关。这条湘江发源于娄山山脉的主峰金顶山，经遵义流入乌江。遵义城原本在湘江西岸，清朝咸丰年间在东岸另建新街，新街组成新城。于是，老街、老城与新街、新城隔江相对。新城也建城墙、城门。红六团最先攻下的是遵义新城。待到老城响起枪声，才知湘江西岸还有遵义老城！

    红军进遵义城的那天夜里，发生一桩趣事：城里原有一名更夫，夜夜敲锣沿街巡逻。那天夜里，上半夜他边敲锣边喊：“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到了下半夜，他改口了，边敲锣边喊：“大家大开四门，欢迎红军进城！”

    红军刚进城，便有一个二十七岁的男青年，书生气质，操四川口音，前来握手，声称自己是此地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接待了他。经查问，此人本名周司和，到遵义后化名周皱群。

    那是1934年春，遵义忽地来了个卖煤的人。按照遵义的习惯，卖了煤，顺便要把买主家的煤渣挑走。当他来到李筑三家卖了煤，进灶间铲煤渣时，见到桌上放着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屠场》，便向李筑三的女儿李小侠说道：“密斯，你能把书借给我看一夜吗？”李小侠把书借给了他，却好生奇怪，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干力气活的人，怎么会讲英语，会对外国小说感兴趣呢？趁还书时跟他交谈，才知他是四川来的“落难人”，原本是读书人。李筑三叫他写几个字看看，果真，此人写得一手好字。李筑三是老城衙门口的代诉（土律师），正需要人抄写诉状，因此就把此人留了下来。

    此人就是周司和，四川大足县人（著名的大足石刻就在该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有人叛变，无法在当地立足，所以逃来遵义。

    周司和落脚李筑三家，在遵义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红军尚未来到遵义，周司和就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这时，跟邓发取得了联系，按照邓发的意见改名“红军之友社”，在城里挂起牌子，公开组织欢迎红军的活动。有了周司和这样的“内应”，红军在遵义城里开展工作方便多了。

    红军逐批进入遵义。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头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城市。1月8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进遵义城八项注意》：

    （一）整齐武装服装。

    （二）不掉队落伍。

    （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六）不乱买东西吃。

    （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1月9日下午，在“红军之友社”的组织、鼓动下，遵义城里许多青年学生、老百姓涌出新城南门关，站在丰乐桥头夹道欢迎中央纵队进城。丰乐桥是进入南门关后的第一座横跨在湘江之上的石砌拱桥，建于清朝成丰五年，桥头有“接官亭”，向来是迎送贵宾之处。如今桥头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周司和领呼口号：“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欢迎毛主席！“欢迎朱总司令！”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起走过来，不断跟欢迎的群众握手。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容。这是他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在“接官亭”前，毛泽东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演讲。

    就在这一天，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就在这一天，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为政委。

    大抵是毛泽东在丰乐桥头公开露面，大抵是“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声，惊动了夹杂在人群中的密探。

    两天之后——1月11日，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所发出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便冒出了一句“毛泽东当主席”：“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天主堂设银行，滥发纸币，强迫人民使用……”

    虽说蒋在珍用词不准确，因为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是“毛泽东当领袖”之意，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的，蒋在珍也早已知道。蒋在珍的电报中表明，进入遵义之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了！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湘江东岸，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口，那里有一条僻静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名叫古寺巷。

    小巷深处，一堵青砖砌的高围墙，一座颇有气派的门楼，一扇宽大的门。推门进去，草坪、花坛簇拥着一幢两层洋楼。这幢楼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楼内，红漆地板，彩色玻璃窗，宽大的楼梯，黄铜架子大床。这样的洋楼，在当年的遵义，是数一数二的豪华型住宅。

    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全（亦作“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携眷逃之夭夭。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来负责安排首长的住处。每到一地，他总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视，然后按首长地位的高低，相应的分配房子。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安排给李德，而毛泽东总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来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住房也不错。在猴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这一回，邓发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显而易见，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泽东素来爱干净，一路长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卫员借门板，他要睡在门板上。这一回破例，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睡在那张富丽堂皇的黄铜大床上了。

    毛泽东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邓发遵命，把张、王都安排在易宅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以至“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会议之一，是1921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由来，周恩来在1943年是这么说的：

    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遵义会议的主题，也就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讨论失败问题”。

    在陈云的1935年2月（或3月）的一份手稿中，说得也很明白；

    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竞同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陈云这份手稿写于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张、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提并论。

    “毛、张、王”又是怎样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呢？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及长征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里的情形：

    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个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

    伍修权也如此说：

    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在“毛、张、王”之中，王稼祥谈及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的情形：

    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志同志的决心。

    “毛、张、王”中的张闻天，在忆及瑞金云山古寺那次与毛泽东的长谈后，说道：

    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就在“毛、张、王”住进易宅的当天，西门子电话机就安装在毛泽东宽大的写字桌上。屋里生了炭火盆。

    楼上共三间房，毛泽东住在东边的一间前房，后房住着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后房。中间是客厅，放着一张长方桌子和几把太师椅，那里成为“毛、张、王”一起进餐之处，也成为一起商谈、筹备遵义会议的所在。

    至于贺子珍，预产期日近，正随休养连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里。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除了“毛、张、王”三人住在湘江东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红军首脑们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区。

    贯穿老城的一条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桥），是以遵义名人郑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郑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间举人，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名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著有《说文逸字》、《巢经巢集》等。

    子尹路两侧，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东八十七号内，却有着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华的洋楼，是当年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后来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楼里召开的。1961年3月这幢房子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如今，这幢房子气势雄伟的门楼，当年是三爿门面店铺。今日门楼上高悬毛泽东1964年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之处，当年是“柏天顺”金字招牌悬挂的地方。

    “柏天顺”，名闻遵义的酱园。远近的百姓要买酱油，总买柏家的。“柏天顺”这字号，取“天天顺利”之意。

    酱园的生意尚可。不过，柏家能够花大钱造那么豪华的私邸，却是因为“酱”门出了“虎”子——柏辉章。

    柏辉章之父柏杰生，生七子二女，柏辉章为次子。1921年，父亲为了避免抽壮丁，把二十岁的柏辉章送往贵阳，进入贵州讲武堂骑兵科。此后，柏辉章从班长逐级升至师长，成为王家烈手下的嫡系。柏辉章个子中等，壮实，口才不错，佩两颗星中将肩章。当了师长，弄到了“外快”。1930年，他托人带钱给长兄柏继陶，供家中造新屋之用。

    柏辉章多年在外，见识颇广，他关照长兄，房子的设计要别出心裁。长兄柏继陶曾在上海读书，也见过上海种种洋房。这一回，他专门去上海，参观各种西式洋房，带回各种图纸，请人设计了中西合璧的“柏公馆”。柏公馆颇为考究，宽敞的回廊，转角楼梯，青砖廊柱，雕花门窗，窗上装饰着国民党党徽，就连天花板上的灯，都是从一只鸟或一朵花的雕塑中伸出来。耗资三万多银元，柏公馆终于落成。易少全见了颇为羡慕，于是照此风格，在古寺巷另建一幢。

    知道红军过了乌江，进取遵义，于是柏辉章发来急电。柏家老小，雇了几顶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红军进遵义时，柏家只有一两个伙计看门，考虑到此屋地处闹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选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楼上，中央军委总部、总参谋部在楼下办公。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都住在楼下。

    柏公馆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旁边，有一宽敞的客厅。那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站在柏公馆的回廊上，抬头可以望见不远处杨柳街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天主教堂成了红军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寻觅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时，中共遵义地委、市委则开始寻觅遵义会议会址，1951年1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遵义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

    虽说柏公馆在遵义是很显眼的，可是，最初竟把“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挂到了天主教堂去。

    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与会者，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天主教堂那时常常开会，就以为遵义会议在那里召开。

    那块“遵义会议纪念馆”牌子在1954年从天主教堂收了下来。因为这年1月，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市委寄来一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

    哦，柏公馆！中共遵义市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酱园里的二层楼房，拍了许多照片寄往北京。

    1954年8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通知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屋子里召开的。”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他的电话使遵义会议会址水落石出。

    李德的住处，跟柏公馆很近，是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博古住的也是一个四合院，离柏公馆也不远，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坐落在老城的一座小山。比起“毛、张、王”，比起周恩来、朱德的住处，这里自然要“逊色”得多，这似乎已经预示着他们的地位的衰落。

    总政治部离柏公馆不过百把米，代主任李富春住在那里。邓小平也住在那里。

    只有“毛、张、王”下榻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从新城走过来，大约要走一刻钟，才能到达柏公馆。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历史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第一次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12月15日，攻占黎平。

    12月30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1月3日，飞渡乌江。

    1月7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的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黔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闻风丧胆。

    这样，红军进入遵义之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

    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机会。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史家称作‘黑角’”。

    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了。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一“黑角”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便曾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困惑颇久的谜。

    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种种史著上，均称“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6日至8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7日至8日”举行。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1935年1月7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1月6日至8日在遵义召开呢？

    于是，历史学家倒过来追究“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依据。

    原来，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卷。决议上标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1月6日至8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1月7日至8日”。

    再查下去，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

    再查下去，查到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1937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为查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

    历史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历史学家们开了不小的玩笑，造成1980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

    卓然、少奇：

    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24时

    “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24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1月13日24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1月15日召开的！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尤其是人们对于日期之类数字的记忆最易模糊。尽管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还有多人健在，但谁都记不清确切的日期。诚如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多年来一直定为“1921年7月1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周恩来电报的发现，定下了遵义会议的准确的时间坐标。

    至于油印本上为什么写作“1月8日”，有人作出解释：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迹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签署日期，“17”写成像汉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蜡纸刻印者的笔误。

    当然，这种解释只是解释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

    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处于历史的“黑角”之中：

    哪些人出席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会议开了几天？

    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

    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谁执笔？是在遵义会议上当场通过的吗？为什么决议收入1949年版《毛泽东选集》？起草者会不会是毛泽东？

    历史学家在探索着，一次次走访健在的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出席者们的回忆，固然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原始文献的发掘，依然是历史学家所十分关注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年，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只找到一份决议油印本。

    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82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

    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

    这份手稿是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

    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可是，只有“（乙）”，却没有“（甲）”！手稿的右侧下方，写着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倒是从“1”开始，末页为“8”。

    这份手稿，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史实。虽然早在50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有“（乙）”无“（甲）”不完整，未敢公布这一手稿（本书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室查到中央档案部1959年5月28日致该馆的信，内中已引用这份手稿中的一些内容）。

    这是谁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中央档案馆在1982年决定送遵义会议健在的出席者们审看。

    邓小平看了，杨尚昆看了，认不出是准的笔迹。

    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了遵义会议，他的记性不错，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

    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

    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

    此后，1983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经过三天”，也就在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

    按照惯例，出席者的名单，在会议记录上可以查到。

    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

    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从会议记录上，不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单，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发言。会议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

    其实，遵义会议的记录不止一份！除了邓小平所记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根据这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考证出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五人不在遵义；顾作霖已于1934年5月28日因心脏剧痛、吐血不止，病逝于瑞金，终年仅二十六岁，剩下的六人，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即：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是四人，即：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陈云手稿中提及的“林、聂、彭、杨”，即：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陈云手稿中还提及“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即：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以上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两人列席会议：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这样，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增至十九人。

    在这十九人之外，还有一位出席者，即邓小平。

    本书作者在遵义及贵阳，查找有关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资料。最早见诸报刊的，是195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一开头就写道：

    本月3日（即1958年11月3日——引者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非比寻常。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扬尚昆等同志来参观纪念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扬尚昆同志，时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同志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陈列室，扬尚昆同志告诉纪念馆的负责人孔（宪）全同志：“这里是当时的作战室。”穿过陈列室，踏上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问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到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

    “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在狭窄的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

    此文后来又稍作补充，刊载于贵州1958年第十二期《山花》文学月刊，内容差不多。此后不久，周恩来证实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

    关于周恩来的回忆，是杨尚昆谈及的。那是1984年10月26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阎景堂在侧作陪。阎景堂问及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情况，杨尚昆作了答复。阎景堂如此记述：

    扬尚昆同志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同志接着说：“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小平同志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这是肯定的。”

    陈云的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可能和没有提及伍修权一样，一个是会议的记录，一个是会议的翻译。

    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最初定为“《红星》报主编”。《红星》报是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作为“邓、毛、谢、古”之一，在挨批判后，被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去编《红星》报。在中央苏区，《红星》报石印，每期印一万七千多份。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权在1982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写及：

    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此职。他在1927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途中，再次担任此职——这时，他的前任是邓颖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1984年，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邓小平”条目时，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邓小平说这么一来，他不是伍修权所说“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他是1934年底开始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这一条目先是在《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五期发表，又在《党史通讯》1984年第九期刊载。条目经邓小平本人审定，是会议前已担任此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析，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他的前任邓颖超和继任者刘英都证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因为陈云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所以关于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及其当时职务的考证，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然而，经过考证，邓小平终于可以列上遵义会议的第二十位出席者：

    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其原因是出于这样的推理：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及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会议，那么作为五军团军团长的董振堂势必也出席会议。

    然而，陈云手稿中只提到“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出席会议，没有提到军团长董振堂——倘若他出席会议的话，陈云手稿中是绝不会遗漏的。

    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会议还有以下重要依据：

    第一，周恩来的电报只发给“卓然、少奇”，没有发给董振堂。

    第二，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都指名给董振堂，表明他会议期间在前线。

    第三，陈云对此作出解释，“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

    这样，董振堂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得以确证。

    另外，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尚在乌江，未能出席会议。

    这样，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得以查清。在查证之中，陈云的手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根据陈云手稿便可确切地定下十八位出席者的名单——除了明确提及的十七位之外，手稿中有一句写及李德在会上“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证明李德出席了会议。

    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证，依据原始文献，依据会议出席者们一次次的回忆，遵义会议终于走出历史的“黑角”，我们可以用比较准确的线条勾勒这个被称为中共历史转折点的会议的轮廓了……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太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徐徐而流的湘江。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颀长的毛泽东和戴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随着担架，在警卫们的护送下，走过店铺簇拥的丁字口，走过湘江上的石桥，子尹路就在眼前了。

    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

    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

    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我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

    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

    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

    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

    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采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观点，人称“反报告”。

    张闻天指出：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时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平日，他在各种会议上，如同他指挥作战一样，喜欢“后发制人”，总是等大家都讲得差不多了才发言。这一回，却一反常态。当张闻天刚刚结束了“反报告”，毛泽东就开腔了。

    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不过，那不是发言提纲。他的意见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写发言提纲。那纸上的字，是博古作“正报告”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需要加以批驳博古的观点。

    在与会者的印象中，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要比张闻天幽默、辛辣，不时使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唯有博古和李德不笑。

    很遗憾，迄今未曾查找到毛泽东发言的原始记录，不过，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保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周恩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他的话形象而又生动：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话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谤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竹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

    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前些天，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

    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后来，直至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及王稼祥时，仍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毛、张、王接连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动摇了的地位，彻底动摇了。就连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写及，毛泽东的报告在会上得到“以掌声和欢呼声”所表达的支持。

    然而，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忽地冒出冷冷的反问声。这声音是在王稼祥提议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时发出的：“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

    说这话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他强烈地支持着博古和李德。

    据黄允升查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毛泽东当时“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倒确有其事，而《孙子兵法》却未曾看过。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

    凯丰接着又谈起了马克思主义，他开始不断地引用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反驳了凯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博古、李德、凯丰为一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一方，三比三。

    夜已深。博古宣告“暂停”。第一次会议结束。

    警卫们提着马灯，护送毛、张、王回新城。虽说骤然走出那炭火颇旺的会议室，朔风迎面扑来，是够冷的，但是毛、张、王心中却一片火热，因为从今天会场上的反应看来胜券在握……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会上白热化，会下也很热闹。

    聂荣臻回忆凯丰在会下向他游说的情景：“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之所以前来游说聂荣臻，是因为他发觉，聂荣臻倒向毛泽东。聂荣臻在湘江之战以后，脚化脓，因此也坐担架，在担架队跟毛、张、王一起，经常交谈。聂荣臻赞同毛、张、王的见解，难怪凯丰向他游说不悦而归。

    1月16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桐梓过娄山关，赶到了遵义。他们也住进了柏公馆楼下，隔壁的一间屋子便是彭德怀、杨尚昆住。这时，彭德怀才第一次结识刘少奇。

    李卓然这人，平日不显山露水，其实他能武能文。1934年，中央苏区举行文艺演出时，他居然写出了剧本《庐山之雪》，剧中写红军大败坐镇庐山的蒋介石。那蒋介石由罗瑞卿扮演，红军将领则由林彪扮演。最初，戏顺利地演着，林彪照着李卓然写的台词表演。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林彪问了两句之后，自由“发挥”起来。幸亏罗瑞卿机灵，总算临时编词，把林彪对付过去——

    红军将领（林）：“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从这一句开始，林彪“离谱”了）：“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卓然也笑出了眼泪。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

    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飑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1984年曾回忆：

    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戢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16日、17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16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

    据伍修权回忆：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

    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

    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1936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

    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数。会议的形势，如陈云在手稿中所描述的：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二十位出席者中的十六位支持毛泽东。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这样，既批评了“三入团”，又把“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区别开来，指出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会议进入第三个晚上，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着手进行最后的议题，即作出四项决定。

    这四项决定，并未见诸张闻天起草的会议的决议。直至陈云手稿于1985年公开发表，这四项决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入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四项决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

    其中第一条，“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指毛泽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与非常委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长征途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由政治局常委决定。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当时，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无原始常委名单档案可查。不过，以陈云手稿为依据，可以巧妙而准确地“推算”出常委名单来：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是新任常委。

    二、“扩大会议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表明周恩来是常委。

    三、“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表明张闻天、陈云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据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选的毛泽东。

    遵义会议的第四条决定，是以组织决定形式的方式最终取消了“三人团”，并宣布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不过，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只是他这负总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

    战事匆急，遵义会议在1月17日晚刚刚结束，柏辉章师已逼近遵义城了。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蒋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计划，红军在1月19日撤出了遵义。这时的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红军撤离遵义城之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来到二楼客厅，据他回忆：“餐桌仍在原处，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张藤睡椅。”这便是遵义会议后残留的现场场景。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位。

    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说及博古交权的过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周恩来说及博古交权的地点：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抉下了博古。

    据考证，那个“一鸡长鸣，三省皆闻”的村子，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赛乡的一个村子。

    博古交权的时间，是1935年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这样，博古结束了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

    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是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因此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之后，便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容易与毛泽东共事，电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

    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

    走笔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幕，竟在无意之中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机会……

    1934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围剿”。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他于1933年4月被捕，后来叛变。于是，康生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康生和妻子曹轶欧一起于1933年7月中旬离沪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离去后，李竹声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差不多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步进行，中统特务加紧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侦察、搜捕。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侦破，书记李竹声落入中统特务手中。李竹声叛变，又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落网。

    盛忠亮成为李竹声的继任者。1934年8月，这位上任才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审时一言不发。中统特务知道他与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与李竹声同案被捕。他们劝降了秦曼英，让秦曼英跟盛忠亮见面，这促使了盛忠亮叛变。

    中统特务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号”。所谓“警号”，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挂着的一件雨衣之类，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统特务“保护”了盛家的“警号”。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见到“警号”依在，进入屋里，当即落入中统特务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

    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

    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

    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

    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

    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

    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

    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书记。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这在当时陈云的手稿中，就已写得很明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此后，张闻天还曾公开发表启事，否认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称。

    那是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所载《张闻天（洛甫）启事》：

    广州《救亡日报》3月27日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2月12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也就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在进行常委分工时，开始授予毛泽东以军权。陈云手稿中写及：“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说还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后，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自1935年2月7日起，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2月5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2月6日开至2月8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1936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

    2月8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

    作为遵义会议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

    它被收入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199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

    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

    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1935年2月8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

    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月10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2月4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

    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采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

    刘英回忆道：

    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

    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记道：

    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萧锋在他的1935年2月20日的日记中，则写道

    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

    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但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

    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

    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

    1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

    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1月28日至29日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28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29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设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追击炮二门，步枪无算”（29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人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

    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日、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于3月2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

    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扬董李罗蕖：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4日18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3月10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

    3月10日凌晨1点，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在凌晨1点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

    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

    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

    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

    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

    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

    既然周恩来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入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于是，在3月11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

    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

    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

    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

    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93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

    1996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1976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1921年7月23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

    1936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1943年11月13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四十六个年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陈云的建议，也概略地论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是这样高度评价的：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

    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

    以上所引述的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

    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1986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史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思采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可以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起点，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1935年到1976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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