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一只一只消失了。
那是专为李德饲养的鸭子，整天在他住房附近的水稻田里嬉戏着。
当最后的一只鸭子由李德新娶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做成香酥鸭，成为李德餐桌上的美肴时，这已是1934年10月10日。
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
在这天，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
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
所谓“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是一种障眼法。因为7月7日派出的寻淮洲、粟裕所率的红七军团，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发东征、北上的。这一回，用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其实，这次出发的不是“先遣队”，而是主力红军；不是东征、北上，却是西征！
这一天，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始之日。
长征，毕竟不像运动员赛跑。赛跑可以用发令枪发出啪的一声响作为起步时间，而一个大兵团不可能在同一刹那起步。于是，关于长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争论。“10月10日”之说，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比较流行、得到较多人认可的说法。
此外，还有五种说法，即“12日”、“16日”、“18日”、“21日”、“22日”之说。
主张“12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这一天发出《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林聂，彭杨、董朱、周黄、罗蔡、罗邓[指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朱瑞，八军团周昆、黄臻，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中央纵队罗迈（李维汉）、邓发。这也就是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的阵营——引者注]：因三军团集中到第二集中地须15日早始能到达，因此，各军团及中央纵队（即军委第二纵队）接到军委10号之行动计划日程路线，应将该表现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12号晚行动。”中央纵队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在的部队，既然于“12号晚行动”，应当视为长征起始之日。
“16日”之说，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于这一天开始行动。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
“18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6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
“21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20日上午10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21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
“22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10月中旬”甚至“10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
“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竞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
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1934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
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
“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1941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10月9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
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10月16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土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
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战死，小毛下落不明……
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到。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1932年5月1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她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她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
“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10月7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
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
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
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致陈济棠所部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的信，全文如下：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鸟与贵方代表扬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专此。
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1934年5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
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
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
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10月10日。
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
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
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10月15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10月18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10月20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21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
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平一所由外国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1914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二百多万份病历！
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1934年10月上旬住进北平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1990年6月14日从现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
2007年夏日及冬日，笔者又两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保存于那里的蒋介石日记，得到印证。
1934年10月24日的蒋介石日记表明，他在这一天从济南飞抵北平：
本晨由开封飞济南，正午在济南午餐听取各厅长报告。2时半由济飞北平，5时前到南苑即入城住外交楼后街李宅。
接着，从10月26日至10月31日，蒋介石夫妇人住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就在蒋介石以为可以在北平协和医院松一口气的时候，红军在江西突破蒋介石的防线，开始进行长征！
蒋介石日记中这么写及：
1934年10月26日 晴70度
本日批阅看孔子家语卷四，完10时半到协和医院检查体格。下午会客。晚仍入医院宿也。
1934年10月27日 晴70度
本日验肝、胃、肠、胆皆无恙。
1934年10月28日 晴 如昨
本日继续检验体格与亮畴谈中央与外交及粤港情形。
1934年10月29日 如昨晴 如昨
本日继续检验身体会次龙等。
1934年10月30日 晴70度
本日参观颐和团，登排云殿为止。
1934年10月31日
本日批阅后出院。
蒋介石夫妇是在10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
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漩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
然而，就在这时，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
南昌行营一片哗然，蒋介石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
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如此说：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他又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蒋介石在这里用了一个新名词“追堵”。从此，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围剿”，改为“追堵”，即后追前堵。正因为这样，那些国民党将领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差不多一色用《×××追堵红军记》这样的标题。
随着南线传来的一阵阵枪声，蒋介石明白了：红军在朝南突围。
不过，红军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仍心中无数。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坐镇南昌，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何键部为西路军堵击红军进入湖南；陈济棠部为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桂系主力堵击红军西进广西；顾祝同部为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湖北。
随着红军的转移，蒋介石军队不再“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了。
历史记录了双方在南方交错的进程：
10月22日，红军在南线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6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占领红区重镇宁都。
11月8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部队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红都瑞金。
11月13至15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和陈济棠部队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17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于都。
11月23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会昌。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红军在蒋介石摸不清动向的情况下，突然朝南突围，又有陈济棠暗中“借道”，一下子顺利地冲过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部队则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
1934年11月21日《中央日报》载：
中央社20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谩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从教养卫着手实施。
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的“整治”持续了多年，直至1939年3月18日，“蒋太子”蒋经国三十大寿那天，被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坐镇赣南，进行深入的“整治”。
另外，1935年3月14日《中央日报》报道：“毙伪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一名，生擒伪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及伪团长以下官兵四千六百余名。”
刘伯坚在狱中不屈不挠，写下壮烈诗篇《带镣行》，于《中央日报》报道登出的当日，倒在江西大庾刑场的血泊中。
陆定一之妻唐义贞则早于刘伯坚牺牲。
唐义贞因怀孕临产，不得不留下。这时，她在叶坪村所生的女儿叶萍已四岁，寄养到老乡家中。她自己则随毛泽覃、贺怡夫妇转移到闽西汀州。11月20日，她在汀州圭田乡范其标家中产下一子，取名“小定”，即“小陆定一”之意。产子后的第4日，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范家，自己随部队转移。1935年1月28日她在战斗中被俘。“31日清晨，唐义贞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把藏在夹衣里的一份秘密文件强咽入肚。不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为了从她肚子里取出文件，惨无人道的敌人立即把唐义贞等人反绑双手，押往下赖村的三棵栗树下，进行剖腹……”唐义贞终年仅二十二岁。后来，陆定一曾为她赋诗一首：
结婚仅五年，
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
惟有心相知。
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十二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八千三百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四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项英、陈毅所率留守部队，在蒋介石大军压境之下，损失惨重，最后被围困在于都仁风山中，所剩只一千八百多人。在1935年3月上旬冲出重围过程中，贺昌、刘伯坚便被俘、被杀。陈毅依据井冈山的游击经验，和项英一起把部队带往粤赣边境大庾岭中的油山，依据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至1937年10月12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亦即新四军。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就在主力红军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发自贵州东部、与四川、湖南交界的印江县木黄的一份密电，使博古和李德陷入兴奋之中……
在那千里之外的大山丛中，在木黄之北、贵州沿河县的枫香溪镇附近，忽地冒出一支穿国民党军装的队伍，一百三四十人的样子，引起了镇旁一座小山上的红军的警惕，红军当即进入戒备状态。
小山上的红军，属贺龙部队。贺龙本名贺文常，湖南桑植县人氏。小时候便喜欢学拳、舞棍。1916年，二十岁的他凭着两把菜刀，带着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湘鄂边界的芭茅溪盐局，夺得了枪支，人称“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由此成为湖南省北部的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三十岁的他参加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但此时他仍不是中共党员。1927年9月，他随起义军南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奉命到湘鄂西地区组织武装斗争，遂与朱德、陈毅分手。1928年7月，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逐步建立以他故乡桑植县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1930年秋，他率部去湖北南部洪湖地区，与那里周逸群、段德昌所率的第六军合并为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那部“洪湖水，浪打浪”、“贺龙领导闹革命”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写的便是贺龙这一时期的业绩。此后，1932年秋，贺龙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1934年6月，红二军团且战且退，转移到地广人稀、群山逶迤的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
博古、李德得知贺龙在黔东立足，在广昌战败、瑞金难保之际，便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江西前往黔东，以探明一条退却之路。由于已有“嗒、嗒、嗒”无线电台，红六军团一路前进，一路向瑞金发报，报告前进的路线。
红六军团最初听说贺龙部队在湘西凤凰县一带，便朝那里“摸”去。历经周折，10月15日，红六军团先遣队才在黔东沿河县听老百姓说，枫香溪附近有红军，就急急赶去。可是，红六军团穿的是从国民党部队那儿缴获的军装，贺龙部队误以为国民党部队前来“进剿”，不由得紧张起来，哗的一声，推上了枪栓。
眼看一场误会即将发生，幸亏先遣队领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机智，当即下令先遣队停止前进。
李达是一位著名人物，中共“一大”代表，马列主义理论家。这位“书生”怎么忽然成了参谋长？何况他已于1923年秋宣布脱离中共，此时正在上海埋头于著述。
原来，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李达。此李达非彼李达。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6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李达是道地的军人，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此李达和彼李达有过一次奇特的幸遇：那是1958年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时，彼李达成为编委。头一回开编委会时，由于经办者的误会，把两个李达都请来了。邓小平只好朝这位李达上将笑道：“你来了，也好，就坐下来听听吧！”
此李达当时在枫香溪命令先遣队停止前进后，迅即写一简笺致贺龙，大意是：“我们是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找二军团会合。我是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头，希望和贺老总会面。”写罢，李达派一战士送去。
才一会儿，从山上下来一伙穿灰布衣服的人。走在最前头的，留着八字小胡子，此人便是贺龙。他的后面，则是政委关向应。
先头部队赶紧向红六军团司令部报告喜讯。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终于与贺龙部队会师。会师时，任弼时、萧克由于过度劳累，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跟贺龙握手。
无线电波从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传来，博古、李德得知红二、六军团会师，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之路，应成为红军主力西征之路。西征的终点在湘西黔东，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半个多月后，蒋介石也弄清了博古、李德的意图：11月10日，蒋介石攻占红都瑞金，从云石山中共中央机关残存的文件中，查明红军此次突围，不是南进，而是西征。
蒋介石以手加颡：“哦，原来如此！”在此之前，蒋介石为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煞费苦心。
最初是这样分析“共军动向”的：
一、由赣南信丰人广东——蒋介石认为，共军利在乘虚，但如果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形成前后夹击，会使共军难于立足。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人湘南，重建苏区——蒋介石认为，那里是政治上薄弱区，应加以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介石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内中还可能渡金沙江人川西——蒋介石认为，“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
摸不清红军动向，蒋介石难以布置“追堵”。眼下知道红军是“西征”，目的是与贺龙部队会合，蒋介石心中有底了！
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发出了重要的命令：“剿匪计划大纲”。
蒋介石的电文中指出：“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
蒋介石的电文透露，他已完全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指明他的部下们“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
何谓“贺、萧”？贺龙、萧克也！
这就是说，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西征意图已了如指掌，达到“知彼”的程度了，他一查看地图，心中更加明白。红军主力前进的路线，不过是“取萧克旧径”！
确确实实，红军主力西征，正是沿着萧克部队走过的“旧径”前进！
连走什么路线、朝哪里走都已明白无误，“急急如律令”，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预备军总司令陈诚侍立在侧，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在湘江两岸撒下了罗网……往日，总是毛泽东利用两山夹一谷的地形布下“口袋”，等着国民党军队去钻；这一回，颠倒过来了，蒋介石借助于湘江天险，布下“口袋”，等着博古、李德带领主力红军去钻。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所在，人称“桂东北山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就坐落在那里。大山丛中，一江碧水奔腾着，朝东北方向进入湖南，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零陵、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像一长串的明珠，串连在绿色的绸带湘江上。主力红军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非越湘江天险不可。
西征的红军，像一支负重的“象队”，在山林中缓缓向前。全军的总人数，多达八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为军委总司令部各局和总政各机关，四千七百人，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又称“罗迈纵队”，因为司令员是李维汉（罗迈），包括党、政机关和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九千八百多人。在行军时，光是“罗迈纵队”，便长达十多里！
按照李德的“设计”，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一军团，其后为九军团；右翼为三军团，其后为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呼拥着的轿夫们。
如此前呼后拥的队伍，加上五千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而为了躲避敌军，只能走赣粤、湘桂交界那些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小时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如此驮着全部“家当”的“象队”，行军的步履比老头、老太婆散步还慢！
前三道封锁线，没有遇上激烈的抵抗，慢吞吞地行军，还不觉得什么。可是，当蒋介石明白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就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显示了他的精明，他发出电报：“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论资历，何键是够不上“追剿总司令”这头衔的。蒋介石不任用陈诚，而任用何键，是因为主力红军西征，正是从何键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给一顶“追剿总司令”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键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何乐而不为？
除了发电报之外，蒋介石还派出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蒋委员长如此看重何键，使他受宠若惊。
果真，这一着棋很灵。何键在1934年11月12日“奉委员长蒋电”，在11月14日就跑到衡阳“军次敬谨就职”，发表“就职通电”，声称“共匪弃巢南犯，折而西窜，键负西路重责”。
何键这一“就职通电”发出后，原先跟他“脚碰脚”的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不得不致电“恭贺”，白崇禧的贺电称何键“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这当然使何键兴高采烈。
其实粤军、桂军、黔军三军，都是地方军阀，各有各的一套“拳经”。他们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真正为蒋介石卖力的，是何键和蒋介石嫡系薛岳部队。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调集各路兵马。他总共调了大约一百个团四十万人，迎战红军主力。蒋介石把这些部队部署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一个三角“口袋”，等候那缓缓而来的“象队”。
1934年11月25日，这支“象队”在湖南道县一带渡过了潇水，便朝广西东北部进发，面对着全州、灌阳、兴安那个三角“口袋”。
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蒋介石：
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
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待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
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
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囤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在湘江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随着红军逼近湘江，一时间，坐落在湘江之侧的全州成了战略要地。全州地处广西、湖南交界之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扼守着湘江。全州是在广西地盘之内，原由桂军驻守。桂军，亦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副总司令为白崇禧，李、白与蒋介石矛盾深重，跟何键也矛盾重重。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红军临近时，李、白下令桂军从全州撤退，调往恭城、平乐一带，以保自己的要地桂林。桂军的撤防，本来给红军带来了绝好的机会。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
抢占全州的，是由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这是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
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原本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
桂军呢，在11月28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于是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
红军在全州觉山跟湘军刘建绪部队打了两天，无法取胜，只得选择全州以南的界首镇渡湘江。
界首，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他被排斥在“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
还好，湘江这时水正浅，有些地方可以蹬水而过，虽说水冷刺骨。只是那些辎重令红军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
11月27日夜，一军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积聚在湘江东岸待渡。就在这一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击——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铁三角”猛烈地收紧：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由东向西冲过来的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11月28日，空前酷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由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
湛蓝的天空，朵朵纤云，忽地冒出黑压压的机群，轮番轰炸着静静流淌的湘江。红军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那些飞机在大模大样地俯冲，有时甚至贴着树梢飞行，机翼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在目。
大炮也在轰鸣着。炮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堆中开花。每一声爆炸，都溅起一滩鲜血！
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
“铁三角”在不断收紧，枪声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
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漂着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湘江西岸战斗也极端激烈，林彪、聂荣臻所率一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湘军。如聂荣臻所忆，“在二十多里她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
据统计（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载《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1988年自印）：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
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12月1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部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
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
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
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
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1934年2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
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
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1938年1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1941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
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1934年10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入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唪回忆道：
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
幸亏，傅连唪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
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
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
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12月2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
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
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
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
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
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只住毛和张，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负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因病躺在担架上，担架队里朝夕相处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会议仍在进行。到了上午9时多，敌机又来了。这一回，响起炸弹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走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身后的周恩来大叫：“稼祥，卧倒！”但已经来不及，王稼祥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炸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抬到瑞金医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给他做了检查。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
不过，那时的担架，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编织成的网而已，下雨时，则盖上一层油纸。
在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王稼祥有长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日渐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
每当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脸，他们越谈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的精神特别好，白天则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
李德不时关注着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三人核心”。
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
12月12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
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
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12月12日攻占了通道县城。
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
“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
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而去了。
这次“飞行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会议是在城外一个村庄里农民的厢房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三人团”，加上朱德，还有那“三人核心”。此外还有谁参加，不得而知。会议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倒是详细写及这次会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醒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指薛岳所辖周浑元第八纵队——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
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引者注），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
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
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
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
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障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
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罗明后来在1935年2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
贵州，全省处于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高原，山峦叠起，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县西行。才一天工夫，就进入贵州地界。
“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路边，出现了衣衫褴褛的山民，向红军讨乞。“干人儿”，也就是穷人之意。
于是，红军也就贴出了“贵州化”的标语：“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绅粮”，即地主、富人之意。
一首新民谣开始流行：“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浑身冷得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他用刚学会的贵州话答谢：“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轻轻松松，红军一进贵州，就在12月14日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黔东的黎平。
当时黎平县县长王仲甫在“呈报”中写道：“朱毛大股倾巢窜至，12月14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驻军失利，县城遂陷。”
县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的所在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成为周恩来的住所。这里本是商人胡序维的店铺（后来成了黎平县酱菜厂的厂址）。这座平房，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
通道的“飞行会议”毕竟太匆忙。这一回红军进黎平县城，休整了三天，成为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
走进那所平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物，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显眼地缺席。据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自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
事情颇有戏剧性：当毛泽东失意时，那肺病、恶性疟疾便来纠缠着他。眼下，颠倒过来了，毛泽东的病日渐见好，以至可以送掉被子、送掉毛线衣，而李德这个向来壮健的日耳曼人，却“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以至发起高烧来。
周恩来虽说在通道已经表示过对李德的异议，但向来富有组织纪律性的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还是郑重其事地征询李德的意见，李德依然重复着他在通道已经说过的那些话。
但是据周恩来回忆，李德并没有缺席，而是出席了会议，并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毛泽东的意见，归纳起来共三条：
一、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
二、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即他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已举足轻重。他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反对。博古仍坚持他和李德拟定的原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这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这项决议当时以电文发出，电文原始的标题是《战略方针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
决议的部分原文如下：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第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决议通过后，出于对李德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拿给李德过目。不料，李德看了译文后，大为不悦，跟周恩来吵了起来。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无可忍，顶撞了这位“顾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在1978年9月25日作了回忆谈话，只是他已习惯地称周恩来为“总理”了：
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连周恩来都跟李德拍桌子，向来做岸固执、目空一切的李德也不得不叹道：“兵败言微！”
“无可奈何花落去。”李德已经无法再主宰红军。尽管他吵、他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照样以电报发往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们手中。翌日，12月19日下午6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同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革军委的决议和总政治部训令这三个文件的发布、下达，表明毛泽东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完全占了上风。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顺理成章，在三个文件发布之后，李德丧失了军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那就是“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当然，体面的理由，则是李德“生病”了。
一位原先受李德“排除”的人物，重新参与指挥作战。此人便是李德的校友刘伯承！
刘伯承，红军的一员名将。他是四川开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比毛泽东还年长一岁。他二十多岁就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14年他在《出益州》一诗中便写道：“手执青锋卫共和。”1916年，他在讨彭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中，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了右眼，从此以“独目将军”著称，在他戎马一生中，负伤多达九处。
1926年，三十四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这年冬天，他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成为李德的校友。
在中共“六大”，刘伯承曾在大会上作《对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1930年夏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1932年10月，刘伯承成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李德刚来时，刘伯承对这位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但是刘伯承很快就发觉，夸德在那里瞎指挥。毕竟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向来稳重的刘伯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轻易说出口。在广昌大败之后，红军步步被动，根据地日渐缩小，刘伯承忍无可忍，建议李德一定要改变硬打死拼战术，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闻言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刘伯承面对老校友如此无理训斥，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
此事传进博古的耳朵，便以“触犯军事顾问”为名，撤掉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长征开始后，刘伯承被调往最为艰巨的殿后的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直至此时，李德“靠边站”，刘伯承复职，重新担任了总参谋长。毛泽东向来十分尊重刘伯承，当年，中共中央要朱毛离开红军时，毛泽东便曾提议中央派恽代荚、刘伯承前来主持红军。
看到毛泽东得到了拥护，看到刘伯承复职，受到周恩来的“顶撞”，“靠边站”遭冷遇的李德心中窝着一把火。博古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处境狼狈的顾问。本来，按照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
李德一肚子的气，正无处发泄。萧月华的到来，成了他的“出气筒”。在黎平短暂的三天休整，狂怒的李德无端把萧月华揍了一顿……
萧月华这名字，在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是见不到的。他只写及他在延安时的一段婚姻：
1938年，有一天我去找陈云，有一段时间他是主管中央组织部的中央书记，我请他把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参加党的生活，并请他同意我同一位名叫李丽莲的歌唱演员结婚，她是1937年底同演员江青一起从上海到延安的。这两项请求他都同意了，我就同李丽莲到延安办事处登记结婚。
其实，李德跟李丽莲的婚姻，比与萧月华的要短暂，只是他不愿再提萧月华罢了。
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便是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
1932年春，他来到中国。翌年春，他曾改名奥托·斯特恩从上海前往北平，跟美国记者斯诺见面。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1982年接受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仍未忘当年对李德的极度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来到瑞金之后，离李德的“独立房子”不远处，是少共中央机关。李德对那里一位领导人的妻子献殷勤，不时给她送礼物。如此敏感的事，马上传到博古耳朵里。博古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来，便决定通过组织，给他找一位中国姑娘作为妻子。
博古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李坚贞在妇女工作中，还是头一回遇上这样的为“洋大人”择妻的“任务”。左思右想，她的眼前闪过一位熟悉的广东姑娘，她憨厚、文化粗浅、不算漂亮，但是身体健壮，而且组织纪律性强。这位姑娘便是萧月华。
萧月华比李德小九岁，1910年8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侯北山村的贫苦农民家中，小名阿香、阿华。在兄弟姐妹九人之中，她排行第六。
她成了一朵苦菜花。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负担不起，把她送给杨家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成为广东海丰县南丰布厂织袜车间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据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何展琼、余敏、朱光梅的调查《忍辱负重一生革命的女红军萧月华》），1926年，十六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成为她的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
李坚贞是在1930年认识她的。那时，萧月华担任广东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巡视员。翌年，二十一岁的萧月华进入闽西，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她差一点被作为“社会民主党”处死！
1932年8月，萧月华被调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一年之后，李德来到瑞金，住进离少共中央只有一箭之遥的“独立房子”。
李坚贞找萧月华谈话。这样的“特殊任务”使萧月华难以接受，但这是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萧月华不得不去“完成”。
这样，萧月华只得在夜里遵命前往“独立房子”，而白天照样做她本来的工作。李德的特殊的伙食，“外宾”的待遇，与她无缘。后来，调她去照料李德的生活。不懂一句外语的她，好不容易才学会怎样烤面包。李德却常常怀疑她偷吃他的食品，动不动便是打骂。
红军开始长征，使萧月华如释重负，从此她可以在休养连里跟女红军们高高兴兴生活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为那恼人的“涉外婚姻”而痛苦。可是，在黎平的逗留，李德的打骂又在她的皮肉上留下青紫块。
李德的脾气本来就乖戾暴躁，此刻没有萧劲光、周子昆、刘伯承可以训斥，只有萧月华这“无罪的羔羊”不得不受苦受难。她找博古诉苦，要求离婚，博古只能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忍气吞声（到延安后，萧月华终于和李德离婚，新中国成立后，她被授予大校军衔，正师长级待遇。1983年11月1日因癌症病逝于广州）……
幸好在黎平的逗留是短暂的。因为战事急，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新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一路斩关夺隘，成为全军开路先锋。
出了黎平，红军便直扑乌江，进军遵义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红军人黔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爆炸。
首当其冲的是身材魁梧、四十一岁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于一身，握党、政、军大权于一手。
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自从1912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32年4月，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
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据云青石铺的路上常有一个个凹坑，便是苦力们半途拄棍休息，久而久之，棍子在青石上凿出凹坑来的。
二十一岁那年，王家烈人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1926年，三十三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
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1926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
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商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
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
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
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
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
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花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
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
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
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
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绝壁悬崖，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1934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
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飕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垮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渡乌江，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侯之担部队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
看来，侯之担摆开阵势，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
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
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凌晨4点，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
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
“双枪兵”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
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
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天险乌江，被踩在红军脚下。
蒋介石接到王家烈的电报，知道红军已经突破乌江，大骂侯之担“剿共不力”，命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也深为自己白白布置了“口袋”，红军不来钻，感到惋惜。不过，蒋介石毕竟诡计多端，他命令薛岳率中央军星夜兼程，奔赴贵阳——其理由是为了“保卫贵阳”，实际上想借此一举夺取贵阳，端掉王家烈的老巢！
这时，“小诸葛”白崇禧也不甘落后，同样觊觎贵阳，借口“追剿”红军，命桂军入黔，直奔贵阳。
蒋介石急了，发了电报给白崇禧，“制止桂军前进”！
于是，薛岳的中央军，加速了前进步伐，沿贵龙大道直取贵阳。
薛岳部队在道旁张贴大字标语：“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也就是说，不论红军朝什么地方打，中央军“总以人贵阳为目的”！
王家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开进了贵阳城，做了贵州的“太主席”。
王家烈变得颇为狼狈：
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
1935年4月6日，王家烈被迫下台，从此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贵州军阀统治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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