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了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
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后，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
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冈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人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
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人中央苏区时，他却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项英从一到中央苏区开始，他的党内职务便比毛泽东高。他跟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到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项英此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
在缴获公秉藩部队那个大功率无线电台后，1931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
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1931年10月31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II舒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
至于顾作霖，作为“三入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
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
第一个回合是在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8月28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二个回合是在9月23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9月25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
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电弄得很不自在。
终于，第三个回合，导致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9月26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
《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
9月29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9月30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10月1日，后方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
可是，翌日后方来电，便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又军情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
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10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朱、王9月25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塘”。
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