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10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长沙通讯”，引起众所关注。那标题是《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键任两省会剿军临时的指挥》。原文如下：长沙通讯：
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近三月以来，经两省军队先后套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涤平、何键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套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屏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井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键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甲）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总共湘靖两省会剿兵力，为四旅六团，人数在三万以上……
这则报道，十分真实地勾画了湘赣两省实行第三次“会剿”的阵营。
那时，南昌的江西省政府里坐着朱培德，长沙的湖南省政府里坐着鲁涤平，他俩各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手握重兵的何键跟鲁涤平又面和心不和，构成“两省三方”的微妙局面。
四十一岁的朱培德，资历颇深，早年人云南武备学堂，1911年参加蔡锷领导的反清起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广州警备司令。1921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滇军司令。不久，又任广州军政府陆军部代部长。他原是云南一霸。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进入江西。翌年，他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坐镇江西，一手能遮江西。
鲁涤平，湖南宁乡人，跟朱培德同岁。他早年人湖南将弁学堂，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4年成为湘军第二师师长。1928年，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湖南省主席、湖南省清乡督办，从此掌握湖南命脉。
鲁涤平别号“无烦”，其实他“烦”得很，那何键便不断找他麻烦。
也正巧，何键也是四十一岁，跟朱培德、鲁涤平同庚。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他在湘军总司令程潜手下当过“游击队司令”。后来他投靠唐生智，从营长一直升至军长。1927年秋，发生“桂唐之战”，桂系李宗仁出任“讨唐军总指挥”。唐生智败北，东渡日本。何键改换门庭，投靠桂系。鲁涤平原是谭延闿部属，听命于国民政府。于是，鲁、何之间不断“摩擦”。鲁涤平巴不得把何键挤出湖南。正在这时，蒋介石下令要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鲁涤平也就顺水推舟，给何键加上“湘赣军临时指挥官”的头衔，让他去江西“剿共”，趁机可以把何键“推”出湖南。
虽说“两省三方”，各有一番心计，但他们都视红军为心腹大患。何键调集了十八个团，分五路合围井冈山。
在彭德怀上井冈山之后，第三次“会剿”紧锣密鼓敲了起来。
1929年元旦，江西萍乡杀气腾腾，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那里宣告正式成立：何键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
何键的总指挥之前，有一个“代”字，亦即“临时”之意，而总指挥仍为鲁涤平。
这个“剿共”总指挥部宣告成立，那十八个团对井冈山的包围圈猛然收紧了。
一场大战、恶战，已经迫在眉睫！
虽说井冈山易守难攻，不过，上万红军全都撤到山上去，给养成了问题，山上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再说，井冈山夏日是一片清凉世界，眼下滴水成冰，除了红五军穿着棉军装（因为他们原先是“国民革命军”，发了棉军装），红四军绝大部分还在穿单衣呢！即便是毛泽东，袁文才请人专门给他做了一身棉衣，他也没有穿，送给伤病员了……
就在这时，忽然从上海送来一批白衬衫。天寒地冻，送白衬衫来干什么呢？
这批白衬衫用药水一刷，衣服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字！
原来，这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瞿秋白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还有大会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等。衬衫上的文件还写明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在新选的二十三位中共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名列其中。不过，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中，依然没有毛泽东——这表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依然没有他应有的地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还在起作用。从衬衫上得知，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
这一大堆“衬衫文件”的到来，忙坏了几位“秀才”，江华、宋任穷等忙着抄写，誊在井冈山的毛边纸上。
刚刚誊抄毕，急急送下山。
1929年1月4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宁冈县柏露村一座大房子里召开，史称“柏露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者有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中共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县委以及部队团以上干部，囊括井冈山的头头脑脑们，共六十多人。会议开了四天之久，这在战事频繁的当时是少有的“长会”。
毛泽东作为井冈山上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传达了“衬衫文件”。他在传达其中一份文件时，见袁文才、王佐在座，故意打了“埋伏”，删去了其中一段不予传达。至于他为何打“埋伏”，后文将述及。可惜，被他删去的那一段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被袁文才知晓，以至引发一场人头落地的悲剧……此是后话。
在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之后，会议的紧急议题，便是如何对付那一万多敌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局势空前地严峻。“直捣井冈山老巢、活捉朱毛”之声，已经侧耳可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出人意料的建议：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
出击可以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此计名唤“围魏救赵”，毛泽东对这类典故烂熟。
他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兵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因此解围。
毛泽东此时在井冈山的威信颇高，因为人们从“八月失败”中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受到了大家的赞同。
谁留？谁走？
留下袁文才部队，留下王佐部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两支部队是“坐地虎”，守山最合适。当然，光靠他们还难以抵抗强敌，毛泽东决定留红五军守山，据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红五军有棉军装，受得了山上的严寒。
谁走？朱、毛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出击！
显然，守山的处境是极度危险的。红五军的一部分干部，力主红五军打回平江老家去，跟那里的三个纵队会合，以摆脱险境。
这时，面对生死考验，彭德怀、滕代远从大局出发，说服了自己的部下，挑起守山的重任。
彭德怀后来如此追述这段往事：
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叉危险的任务。
在敌军合围攻击下，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地承担红四军前委的决定，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的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
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我没有任何动摇过，可以证明我的入党动机是纯良的，对革命事业也是忠实的，并且有自我牺牲准备的。确实，三十岁的彭德怀，当时差一点战死在井冈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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