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你:道德教育的语言艺术-形体语言的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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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体语言的接收诉诸于人的直观性,而理智语言的接收诉诸于人的反思性。

    一般来说,我们的形体语言可以分为以下6种:

    1)广域信息

    包括我们的举止和身体摆放的方式。

    2)身体语言

    用身体躯干在我们沉默无语时表达的情感。

    3)微观动作

    手指、鼻子等微观部位做出来的动作,小到瞳孔的放大与收缩。

    4)面部表情

    5)空间行为

    你与别人的距离。

    6)触觉

    拥抱、握手、接吻等接触性动作。[1]

    此外,它还包括了如形象气质、衣着服饰、语气语调等略显边缘性的内容。由此可见,形体语言总体来说无需言语,而我们对形体语言的接收与理解也不像我们对理智语言那样依赖于我们的逻辑思维或理性反思,而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直观——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视觉上的“看”,比如我们能通过一个人眼神中的游移闪避看到一个人的言不由衷、三心二意,或者是通过一个人急迫地敲击书桌或频繁地低头看表看到这个人的焦躁不耐,即使他什么也没说;有时我们对一个人的形体语言的感性直观则是基于一种混合着“看”、“听”、“触”的综合把握,一种对当下整体气氛的敏锐感受,一种类似于直觉的洞察力。在这里笔者想到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使用的一个词,用于这种情况颇感贴切——一个人的“精神的嗅觉”。比如,总有一些人给人的感觉是一团如此温暖的存在,即使他沉默不语,他的举止风度、看人的眼神、听人说话时的姿态、表示赞同的一个微笑,行走时的宁静柔顺总能使他在所有空间像花一样盛开;与此类似,也会有一些人给人的感觉始终彬彬有礼、谦和有礼,但是却充满冷感,不知不觉中仿佛形成一层隔膜,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距离感,让人难以亲近,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他待人接物的具体的动作行为,或许我们并不会发现与前面谈到的那类温暖型的人有多大差别,但是作为接收者,我们无法否认,我们从他的形体语言中接收到的就是全然不同的一种信号,产生的也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感觉。所以,形体语言的最大特点也是它最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表达与接收都基于人的感性直观性,而这种感性直观是非语言的、非逻辑的,并且常常是无意识的。

    这里,需要解释一点:上文中笔者曾提到形体语言有时体现为一个人的语气语调,那么有一些细心的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语气语调不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么?没有语言,又何来语气语调呢?如此,“形体语言是非语言的”这一结论是否片面?在此,笔者有必要加以简单说明,语气语调并不一定需要依赖于人的语言,它们可能只需附着于一个原始的声音、一个前语言时期的动物性的嗓音,就像初生婴儿的啼哭、小动物饱暖后发出的一个不自觉的咂嘴、人痛苦时的呻吟——它不涉及语法、词汇、含意……同样地,这里笔者所指的语气语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一定需要依赖于我们常规意义上所指的“语言”,它们可以只是基于一声本能式的“唉……”、“啊……”、“嗯……”,但是作为听者的人却也能解读到其中的一些意味,时而惆怅,时而无奈,时而惊讶,时而沉思……人们不是通过解读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获得这种理解的,而是通过他们所感受到的包裹在这个词、这个声音之外的那层情绪、那圈氛围,发声者无意识中投射在其中的那个神情、与之相配合的一系列动作姿态……

    形体语言是一种存在性表达,具有较少欺骗性(可信度更高)而理智语言是一种逻辑性表达,可以是精心编撰的。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桩谋杀案中的被告明知自己有罪,但又竭力想证明自己无罪,以此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时他处于一个成败在此一举的巨大压力之下。他必须通过缜密的思维逻辑性精心编织设计他的证词,尽可能使之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同时,在他谎话连篇的过程中,他必须配合自己的谎言做出相应的身体动作。那么问题出现了:这是否可能?假设他能控制他的言语,那么他能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神态、眼神及其它么?“回答是,他能控制身体的某些部位,但不能同样有效地控制其他部位。凡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能充分意识到其动作的那些身体部位是容易加以控制的,”[2]但是他必定会忽略一些无意识层面的细节——比如呼吸的节奏、眼神中的凌乱、腿脚的晃动、身体无形中的摇摆、手时不时摸鼻子(我们很多人知道当一个人说谎时很容易因为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用手去摸鼻子[3])……而正是这些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细节会体现在一个人的形体语言之中,这个人即使保持高度警觉,依旧难免百密一疏,一不小心露了马脚。我们的形体语言就是这样在用它全方位无死角的方式自我剖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自我暴露。

    由此或许会引来这样一个大家可能感到好奇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可能伪装自己的身体语言?心理学家的回答是:‘不能’……肢体语言大都是发自内心深处,极难压抑和掩盖。例如,做了亏心事或偷了东西的人总显得心神不定、六神无主或鬼头鬼脑;听到好消息时,脸上总要露出笑容;听到批评时脸色总会显得很不自然;说谎时总怕看着对话者的眼睛;激动时总要手舞足蹈;发怒时总要青筋暴起,或双拳紧握、咬牙切齿……只有肢体信号才能暴露出一个人的真实思想……研究者认为:在语言的表达中,一种渠道的可靠性与对它的自觉控制力的大小是成反比的。在所有的语言表达之中书面语言是最有时间推敲和修改的,因而也就可能是可信度最低的一种渠道,也是最容易撒谎的一种方式。口语可斟酌和修改的时间要少一些,自觉控制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因而可靠程度就可能比书面语大一些。当然,口语也有足够的余地让人撒谎。至于肢体语言,往往最不易有意识地控制,甚至完全在无意之中就露了真相,因而可靠性也就最大。”[4]由此可见,即使我们万般留心,我们的绝大多数形体语言仍旧是出自我们的无意识,它常常脱离于我们的理智掌控之外,不自觉间就会表露为一个动作、一种姿态、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即使我们保持高度警觉,仍然无济于事,这时甚至连我们的这种警觉本身也会化作某一个特定的形体语言的信号而表现出来,比如快速的转眼珠,嘴角肌肉的微颤等。事实上,不论我们怎么躲避,我们的形体语言最终还是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所以,形体语言不似理智语言,后者可以是经由人的大脑一力构建的一个虚拟世界,它是可以分解可以编排的,换言之,若是单凭书面的或口头的语言,一个有着强大逻辑能力的大脑足以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谎言,然而一旦形体语言介入其中,无可指摘的说谎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形体语言由人的内心波动所主导,就像电脑显示屏上的信号由电脑主机决定,主机里的变化会在显示屏上得以显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内心的变化会在他的形体语言中得以表明——大脑或许可以控制我们的一切,但控制不了我们的心,因此也控制不了随心而致的形体语言。同时,形体语言贯穿一个人的通体上下,从他的手脚姿势,到他的身体摇摆,到他的脸部表情,到他眼神转变,到他呼吸的频率速度,这些信号无时不在,随处可见——大脑无法做到时时处处、面面俱到严加掌控。如前所述,自觉意识偏强的人一般可以掌控自己的意识层面,却几乎没有人能掌控自己的潜意识与无意识领域,而人的形体语言恰恰泄露的就是藏匿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潜意识和无意识世界中的真相和隐情,它很少骗人。

    我们通过理智语言表达的是一种理论,而我们通过形体语言表达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用理智语言展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我们用形体语言展示的是自我真实的存在。理论是可以构建的,而我们本质上是什么人最终是难以掩饰的。理智语言可以传递一种已成形的、既定的思想结论,形体语言则是一面映射人心的镜子,它表露的是一个人此时此刻的活生生的感受或情绪。理智语言表达的是别人、是主流或者是某群“他们”(他们可能是哲学家、数学家、大师、名人或者社会主流、很多人等等),形体语言表达的则是“我”——一个面对孩子的母亲、一个面对母亲的孩子;一个面对老师的学生、一个面对学生的老师……——形体语言反映了一个单独的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此时此刻的“我”的真实思考、真实心情、真实的表态,这种基于形体语言的无声的表态往往比口头表态更加透露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也更加真实可信,比如皱着眉头说“愿意”;哭丧着脸同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形体语言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语言,是真正通行于各种文化的世界语言。

    不可否认,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各地的形体语言往往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送客时我们惯用的扬手往外扇的礼节之举,在希腊就是一种具有侮辱性的“快快滚蛋”的形体语言;或者在一些国家用餐时或餐后打嗝表示一种心满意足,是对主人的变相赞美,然而在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在任何时候不加掩饰的打嗝都是一种不雅之举,应尽量克制与避免……但是笔者相信,尽管形体语言因为时代、文化、种族、年龄、性别等诸多元素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然而就一些最基本的人情世故,比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人性大体相通,情感大致相似,因而形体语言相应地也是大同小异。当一个人目睹一些可怕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掩面;看到自己钟情的人,会不由自主地脸红,眼中会不自觉地脉脉含情,脸部线条表情会格外温柔;沉思时会托腮,眼神会望向低处;构想未来时,我们会抬头,目光指向远方;纠结困扰时,我们会皱眉,有人会咬指甲;害怕恐惧时我们会肌肉紧绷……这些形体语言的共同点是超越了前面所罗列的种种客观因素干扰的,不论是男女老少、黑白黄红各色人种都在无意识中普遍使用着这些形体语言的表达方式,即使我们分属不同的国度,彼此语言不通,要读到他人眼中的悲伤,或者看懂他人溢于言表的欢乐,或者感应到他人举手投足里的愤怒不满,也并非什么不可能的难事。正因为我们作为人,有着相似的七情六欲、有着相似的生老病死,对生离死别有着相似的体会,对悲欢离合有着相似的感受,所以我们用以表达这些情感与情绪的形体语言即使有区别,也是相差无几。而且,形体语言无需语音、语法、语意的支持,无需区分中文、英语、法语,所以说,它堪称是真正通行于人类生活领域的世界语言。事实上,很多时候形体语言的这种普遍适用性甚至突破了人类世界的边界,那些与动物保持长期友善关系的人们常常会在一只小猫小狗、一个小乌龟、一匹马的眼睛里、举动中发现与人类相似的情感牵绊。

    其他语言,诸如理智语言、信仰语言以及诗歌语言,经过翻译当然也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就像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就是超越国界的,什么人都能在其中读到“自我”。然而,与形体语言的直观性相比,翻译使得上述几种语言在传递过程中无形中变得间接并因此而变得不完整。语言之间的翻译就像是一层滤网,它会过滤掉一些东西,而且过滤掉的总是那些最具乡土气息,也最俏皮逗人的东西。每一种语言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个性、一种表情、一种神态、一种气氛,因而任何一种语言在被翻译的过程中都会丢失掉一部分色彩,而且丢失的往往就是那部分最精彩动人、玄妙传神的神韵和意趣。相形之下,形体语言在不同群体间传递过程中流失的内容最少,保留了最多的原汁原味。

    在所有语言中,其他语言长于“言传”,唯有形体语言最能担当“身教”之责。

    形体语言大多数时候是附着在其他语言上的一个配件,是一个补充性说明,就像文字的示意图,正因如此,它常被视为表情达意的次要部分而被忽视。人们对文字和语言的依赖性常常使得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在“说什么”而不是“做什么”;看重的是言说者“是否讲出真理”而忽略了他实际上“是否活出了真理”;相应地,我们的教育也常常重“言传”而轻“身教”。可是,对于人文类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情莫过于实践《道德经》所推崇的“行不言之教”,因为评判道德教育实效性的最终标准毕竟不是“听其言”,而应是“观其行”——德性是否在一个人的精神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毕竟还须体现为“一种选择的品质”[5]、一种以身载道、践行道德的实际行动,所以在道德领域,“言传”的意义远不及“身教”。

    那么在道德教育中,“言传”自不必说,“身教”又如何可能?回答是:形体语言堪当此大任!当一位道德教育者在道德教育的现场谈论与道德相关的案例或者社会故事时,言语之余,他的形体语言会以一种无声的方式精准地表露他自己实际上对是非的真实看法、对曲直的真实判断、对善恶的真实态度——这其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身教”,而这种无意识的“身教”最具教化育人的效果。如果这位教育者心存浩然正气、胸怀悲悯大爱,那么他的眼神表情、举手投足不知不觉中会有所流露,而这种毫不造作的形体语言自然而然会为他赢得听众的信任,进而在听众中唤起一些类似的情怀——这时,这种“身教”无意识间便成为了一种与我们的“道德言传”相匹配的正面教育。然而如果这位教育者只不过是在谈论各种事不关己的道德主张、伦理原则,而平时在自己的选择与行动中则完全无视它们,不身体力行;如果他天天谈论以诚待人,实际上却安于说谎;如果他能精确无误地论证无私奉献的意义,自己为人处事却自私自利,那么即使他把道德原理讲得头头是道,“言”与“行”、“表”与“里”、“真”与“假”在他身上的分裂也会通过他的形体语言一一呈现出来,于是这时的“身教”便成了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向我们诠释什么是“伪善”。此外,一个道德教育者课上课后与学生沟通时的眼神、表情、态度、作为;他在回复学生邮件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情绪、语气语调、心境;他在面对学生诘问时的风度、举止、修养;他沉思伦理问题时真诚与否、郑重与否,是否为他人着想,能否对他人的苦难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正是形体语言在日常交往过程中那些常常被人忽视的细节最能一五一十地勾画出一个人最逼真的精神肖像,真假、善恶、美丑……形体语言能图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精神信息变成我们可见可感的情节,那些情节串联组合起来便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不论这个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表达着他对道德、对人生的真实看法,不论他是否愿意,某种程度上,那都是一种“身教”,教的或许是他想要教的,或许是他想要尽力掩饰的,或许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道德教育里,这种最直观也最有说服力的“不言之教”最能由形体语言一肩担负,文字和语言或多或少可以虚构或编造,而形体语言却是通体弥漫、无处藏匿的,它的真实性就是它的力量——这是一种超乎语言之上的“身教”力量。

    注释

    [1]周增文编著,《肢体语言的心理秘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2][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刘文荣译,《看人——肢体语言导读》,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这个方式据说是纠正当年判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伪证的重要依据。

    [4]周增文编著,《肢体语言的心理秘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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