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命曲线

    日本的幼儿不是以善思的西方人所想象的那种方式被养大的。美国父母很少像日本父母那样周到而严格地训练孩子以适应生活，而且，美国父母从一开始就教育婴儿，他们的小小心愿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规定一定的哺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要让他等着。稍后不久，每当婴儿吮吸手指或触摸身体的其他部位时，母亲就会敲他的手加以制止。母亲常常不在孩子身边，而且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留在家里。哪怕婴儿喜欢母乳甚于其他食物，也要让他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养的，就不再给他奶瓶。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食物，孩子就必须吃。孩子如果不听从规定，就要受处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父母尚且如此，那么日本幼儿一定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训练，因为日本幼儿长大以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小心翼翼地严格遵守各种道德准则。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并不是这样的。日本人的人生曲线与美国人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日本人准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日本人受到的束缚会逐渐增多，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点。“U”字形曲线的最底部贯穿日本人的整个壮年期，会持续几十年，此后慢慢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耻辱和荣誉所苦恼。在美国，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我们对幼儿的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渐长大我们会慢慢放松，等到他们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限制了。在我们这里，壮年期是最自由、最具开创精神的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精力日益退减，以至成为他人的拖累，就又要受到束缚。美国人完全想象不到按日本那种模式来安排的生活，它好像是与现实南辕北辙的。

    但是，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的生命曲线，事实上，这两种安排都保证了一个人能够在其壮年期努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建设。在美国，我们靠不断增加人们的个人选择自由来达到这一目标。在日本，他们靠的是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尽管壮年时期人的体力最强、谋生能力最强，却仍然不能主导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自我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能够产生靠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青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但却不是终生如此，他们的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

    娇纵孩子的人都非常希望自己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爱孩子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还因为如果中断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美国却不那么在意这些。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神龛牌位前祭拜自己，是为了绵延子嗣，后继有人，保持家门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儿子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抛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宽心。在儿子成年后若干年内，父亲依然管理“家务”，以后再逐渐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的角色就没有意义。不像西方民族，日本这种深入骨髓的世代相继意识使成年的儿子对依赖父亲这件事，不会感到可耻和不体面，即使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长于美国。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满足感情上的需要，更是因为妇女只有当了母亲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最不稳固，即使不被抛弃，也不能期望有一天能当婆婆，来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了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孩子。依照日本人的观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依然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希望多生子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平均出生率是千分之三十一点七，甚至还高于东欧多子女的国家。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七点六。日本女人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

    婴幼儿教育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防止让人知道。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贫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做成“新”被。小被褥也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而是很轻很轻的。据说婴儿在自己的床上会睡得更香，但在心灵深处，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的根据依然是一种“神秘感应”——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虽然挨近母亲的睡床，但直至婴儿长大到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会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抱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母亲产生真正的乳汁。三天后，婴儿随时叼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也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但能供给营养，而且能供给欣喜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婴儿会被抱去参拜当地神社，他们认为参拜过神社后，婴儿的生命才扎根在体内，才能带他自由外出。一个月过后，婴儿就被背在母亲的背上，用一根双股的带子绕过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穿过母亲肩前，在腰前打一个结。天气变冷时，母亲会把孩子全部用外衣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背婴儿，甚至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尤其是农家和贫穷家庭，多数是靠孩子照看幼儿，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伶俐，好像也同样在玩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这种方式很像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的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这样会助长孩子的被动性。用这种方法养育的婴儿长大以后，能够时时处处不论什么姿势都能睡觉，日本人正是这样。但是，日本人用带子背婴儿不至于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培养其被动性。婴儿“在大人背上会像小猫那样抱着大人……被带子绑在背上是安全的，但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适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就背在背上带着走。母亲对婴儿说话，给他哼小曲听，让他做各种各样的礼貌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总之，婴儿表现得跟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会给婴儿洗浴，然后把他放在膝上逗着玩。

    不到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要系上尿布，布质很粗糙，日本人常埋怨他们的罗圈腿是小时候的尿布造成的。过了三四个月，母亲就教孩子解手：估量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的身子，用单调的低音吹着口哨，等着孩子解手，孩子也能明白这一声音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的婴儿跟中国的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解手。婴儿尿床时，有些母亲会拧小孩儿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斥责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经常地带到户外教他解手。拉不出大便时就给婴儿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习惯后就可以不带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觉得尿布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糙，而且因为尿湿以后通常无法及时换尿布。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懂得学解手和换掉不舒服的尿布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只知道每天必须这样，躲不过的。另外，母亲在抱着婴儿解手时，会尽量让婴儿远离自己的身体，而且抱得很紧。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微妙的强制做好了准备。

    日本的婴儿通常是先会讲话，后会走路。母亲从来不鼓励孩子爬，传统的习惯认为婴儿不满周岁不能站立或走路。从前，母亲都禁止婴儿做这种尝试。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便宜的、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说，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慢慢普及。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身体让他学走路。但是，婴儿还是想尽早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单词时，大人逗婴儿作乐的话语就慢慢变成有目的的教学了。他们不是让婴儿从偶尔的模仿中学习讲话，而是教他单词、语法、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喜欢这样做。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学会走路后，就会做各种恶作剧，例如用手指捅破窗纸，跳进地板中间的火炉里等等。这些不合大人的意，大人就会夸大室内的危险，说踩门槛是“危险”的，千万不能做。日本的房子自然没有地下室，是靠梁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真的就会觉得这会使整个房屋崩塌变形。不仅这样，孩子们还不能踩踏或坐卧在两张铺席（榻榻米）的连接处。铺席的尺寸是不变的，按照能摆下的铺席数量，房间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会被武士从铺底下用剑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最安全，铺席的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来劝诫幼儿，其中就包含这类感情。第三个常用的劝诫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出了名的，儿童自幼即被教育要重视整洁。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多数幼儿都不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幼儿最好在八个月时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常有人照此实行，但还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喂奶非常符合日本人的情感，他们认为那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慢慢采用新习惯的人们把缩短哺乳期看成是母亲为孩子的幸福所做的牺牲。他们赞同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并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纵容，没有自制力。他们说：“她说没办法让孩子断奶，没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是为了她自己快乐。”由于缩短哺乳期被看成是母亲的一种牺牲，八个月断奶的习惯当然不可能普及。另外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的幼儿吃特别食品的习惯。断奶的孩子应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日本孩子是从吃母乳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的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另外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理由质疑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幼儿通常在能够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在此之前，母亲抱着幼儿坐在全家饭桌旁吃饭时，会喂一点食物给幼儿。断奶后他们的食量就会增加。这时，有些孩子还想要吃奶，喂养就成了问题。对于有了弟弟妹妹而不得不断奶的孩子来说，他们就更容易理解自己为什么断奶了。母亲不时给他们吃点心，让他不要恋奶。母亲有时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嘲笑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个小孩在笑话你哩。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两三岁甚至四岁还要玩妈妈奶头的孩子，一旦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过来，就会突然放开奶头，装出没那回事的样子。

    用这种嘲笑的办法促使孩子早点成人，不只是在断奶这一件事上。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日本人在任何场合都会用到这种方法。例如当男孩儿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子”等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儿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儿来做客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且说：“我要这个小宝宝，我就喜欢这样聪慧机灵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总顽皮。”这时，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到妈妈跟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两岁的孩子哭闹或不认真听话时，母亲就会对客人说：“请把这孩子带走吧，我们家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演这个角色，并假装要把这个孩子带走。于是孩子会哭喊着向母亲求助，就像疯了一般。母亲看到戏弄已达到目的，就和蔼可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求仍在哭泣的孩子发誓，今后再也不淘气了。这种小型滑稽剧有时也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日本人还有别的形式来嘲弄孩子。母亲走到父亲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特别妒忌，想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大喊大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跺着脚说：“你说谎，骗人！我并没有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儿，同样也嘲弄女孩儿。

    这种经验是培养日本成年人异常害怕讥笑和蔑视的肥沃土壤。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那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日本人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讥笑时，他们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依然留有阴影。

    这种嘲弄之所以会在二到五岁的孩子心灵中引起很大的慌乱，是因为家庭是安全与自在的天堂。父亲与母亲之间，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母亲或祖母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她们都恭恭敬敬地伺候父亲、尊崇父亲。日本家庭中的座次非常明确地显示了各人的等级地位。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但是，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儿期则受到家里所有人的宠爱，男孩子尤甚。无论是对男孩儿还是对女孩儿来说，妈妈永远是一个什么愿望都满足他（她）的人。一个三岁男孩儿可以向母亲宣泄无名的怒气。他绝不对父亲表示任何抵抗，却可以对母亲和祖母大发雷霆，宣泄因为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而来的愤怒。当然，所有的男孩儿不一定都脾气火爆。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脾气暴躁是三到六岁孩子的通病，幼儿一个劲儿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极尽暴躁之能事，最后弄乱母亲珍视的发髻。母亲是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岁也是个男子，他甚至以暴虐宣泄、无端进攻为乐。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现出尊崇。对孩子来说，父亲是等级制上高层次的代表。用日本人的常用术语来说，“作为一种教养”，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相比于西方任何国家，日本的父亲较少担负教育子女的责任，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示意或者只是讲几句训斥的话。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很罕见，孩子们就会立马乖乖听话。在业余时间，父亲会给孩子做点玩具。在孩子早已学会走路后，父亲才偶尔抱抱孩子，背着他来回走动（母亲当然也抱）。对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日本的父亲有时也做些育儿工作，而美国的父亲一般都交托给孩子母亲。

    虽然祖父母也是受尊敬的对象，但他们并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孩子可以对祖父母肆意撒娇。虽然有的祖父母也会因为母亲放松对幼儿的教育而不满，自己就来担任教育者的角色，但这毕竟会产生一大堆摩擦。祖母经常成天守在孩子旁边，而在日本家庭里，婆婆与儿媳妇争夺孩子的事极为平常。从孩子的角度看，他可以获得双方的疼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孙子来压制儿媳妇。年轻的儿媳妇要讨取婆婆的喜欢，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因此，不管祖父母怎样娇惯孙子，儿媳妇也不能提出其他的意见。所以，经常是妈妈说不能再给孩子糖果吃了，而祖母却立刻又给，还要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给孩子的东西都是母亲弄不到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玩耍。

    哥哥和姐姐都奉命要疼爱弟妹。日本幼儿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会感到“失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时常亲近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新宝宝出生之前，母亲会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不跟妈妈睡而是跟爸爸睡了。”而且把有一个新弟弟或新妹妹说成好像是一种特权。孩子对大人为新宝宝出生做的各种准备很感兴趣。新生婴儿出生时，孩子常常都由衷地激动和开心，但这种激动和开心会很快消散。因为这一切都是早就预测到的，因而他并不觉得是特别大的威胁。失宠的幼儿总想把新生的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于是母亲回答说：“不，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让我们大家都来喜欢他吧。小宝宝爱宝宝，你得帮妈妈照顾小宝宝，好吗？”这种场面有时会持续特别长时间，母亲对此好像也不在意。在多子女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整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老大会照顾老三，老二则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与隔一个次序的兄姐亲近。直到七八岁，这种结伴的方式不怎么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亲友都给孩子们送布娃娃及其他玩具，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买的。穷人们大多都是不花钱，自己做。幼儿用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游戏，如过家家、当新娘、过节日等等。孩子们游戏之前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争吵不休，就请母亲仲裁。面对孩子们的争吵，母亲就会用“贵人度量大”来劝大孩子退让，常用的话是“吃亏者占便宜”，意思是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过一会儿，他玩够了，又想玩别的，这玩具还是你的，大孩子都能很快明白母亲的意思。或者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有趣味。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吃亏者占便宜”的原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受到广泛尊重。

    除训导与嘲笑之外，日本人教育孩子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甚至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之一。而随着孩子接近上学年龄，大人就会采用各种“治疗”方法来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如果孩子脾气火爆、极不听话、喜欢吵闹、无法约束，母亲就把他们带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给诊治一下吧”。多数情况下，这相当于一次愉悦的郊游，实施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与孩子认真谈话，问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坏毛病，然后他退至后屋祷告，再回来时宣称病已治好。有时则说，孩子淘气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于是，他给孩子驱虫，然后让他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有效”，也是一种“良药”。一种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被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点火燃烧，这种方法被叫作“灸”。灼烧出的疤痕会留在小孩身上一辈子。艾灸是流行于东亚一带的古老的治疗方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这种方法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比如治疗性格暴虐和顽固不化。六七岁的小孩就是这样接受母亲或祖母的“诊治”的，难治之症甚至要治两次，但很少需要用三次来“治”孩子淘气的。艾灸并不是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的惩罚。但艾灸比挨打更痛苦，于是孩子们懂得不能再顽皮了，否则要受处罚。

    除了以上各种应对调皮孩子的方法以外，还有很多习惯用来培养孩子必须具备的身体技能。他们特别注重教师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动作，孩子则必须踏踏实实地模仿。两岁之前，父亲就让孩子盘腿端坐，脚背要贴着地板。刚开始孩子很难做到不四脚朝天地倒下。端坐的要领之一是身子要平稳，不能乱动，姿势不能变化。日本人说，掌握端坐的窍门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被动状态要靠父亲亲手按着孩子的腿将它摆正来完成。不仅坐的姿势要学，睡觉的姿势也要学。日本妇女很看重睡姿是否优雅，其严肃性如同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的承认，曾把裸浴列为陋习之一，在此以前，日本人并不以公开裸浴为耻，但却特别重视妇女的睡姿。男孩儿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儿则必须双脚并紧，身体挺直地睡觉。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就像其他绝大多数规则一样，这种要求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要更严格。杉本夫人（悦子）[123]谈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战战兢兢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仰八叉，呈‘大’字形，手脚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慎重，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要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教授传统的书法时也是老师把着小孩儿的手教。这是为了让孩子“体验感受”，在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之前，就要让他们体会那种有条不紊、稳稳当当的运笔方法。在近代大班教学中，这种教授方法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但仍时有所闻。鞠躬、握筷子、射箭、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都可以手把手地教孩子感受手的运动方式或者摆正身体的姿势。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小小的游戏集团。甚至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也在摩肩接踵的街头、车水马龙的地方自由玩乐。他们是有特权的人，可以在商店周围转悠，或者站在大人旁边听他们说话，或者玩踢石子和橡皮球的游戏。他们在村社玩耍、嬉戏、聚集，氏神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头两三年内，男孩儿会与女孩儿一起搭伴玩，但同性之间更亲昵，同龄的孩子更易结为密友。这样的同年集团，特别是在农村，可以持续终生，其持续性超过其他集团。在须惠村，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随着两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年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俗话说：‘同年比老婆还要近。’”

    这种学龄前的儿童集团内部无拘无束。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有许多游戏是毫不害羞地干一些猥琐的事情。孩子们会获得一定的性知识，因为大人们总是随便谈论这种话题。而且，母亲逗孩子、给孩子洗澡时，也常常指戳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生殖器。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指责孩子的性游戏，手淫也不被认为是危险的事情。玩伴之间可以随便相互揭丑、相互夸耀。如果是大人，这种揭丑会被认为是侮辱，这种自炫会引起耻辱感，而对孩子，日本人却平静地笑着说“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并补充说“因而他们才这样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因为，如果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骂那个人厚颜无耻。

    这种年龄的孩子们常常互相讨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特别喜欢夸耀自己的父亲。比如“我爸爸比你爸爸本领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都是他们经常争论的话题，甚至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打架。在美国人看来，这类事情都是不值得介怀的。而在日本，孩子们的这种夸耀与大人们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大人都谦称自己的家庭为“寒舍”，尊称邻居的家庭为“贵府”。日本人在幼儿期的数年间，从结成玩伴到小学三年级，大约九岁左右，是强烈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他们有时会说“我当领主，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领主”，有时会夸耀自己，轻视别人。总之，孩子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的，于是就静静地等着，别人不问就不张口，再也不夸耀了。

    孩子们是在家里学习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一般来说，孩子有组织地接触宗教只是在民族节日或祭祀日，同其他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的祓灾水。有些父母把孩子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也大都是在特别祭祀日。围绕着家中的佛坛和神龛而举行的家庭祭祀，会给予孩子经常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其中最突出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那里供着鲜花、香火及某种树枝，每天还要供奉食品。家里的长辈要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每天要跪拜，傍晚要点上小小的油灯。人们常说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离开家里这一套祭祀，心里就会不安。神龛是一个简单的棚架，供奉着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之类的东西，也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供品。厨房里还有被烟熏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贴着许多护符，这些护符都是保佑全家平安的。村里的镇守神殿也是安全的地方，因为有悲天悯人的众神镇守着，母亲们喜欢让孩子到安全的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使他们并不害怕所谓的神，也并不认为有必要使自己的行为和神意相符。众神受人礼拜，又转而赐福人间，神并不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

    青少年教育

    男孩入学两三年之后，才真正开始接受训练，被纳入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在这以前，大人要求孩子学习控制身体，如果太顽皮，就“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的是和善的劝诫，有时也受点嘲弄，但他可以肆意行事，包括对母亲的暴虐。这助长了他的个人主义，而且刚开始上学，也没有什么大改变。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而且女老师都很喜欢孩子，与孩子平等相待。不过，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叮嘱他们不要使自己陷入“难堪”。大人们知道孩子年龄尚小，不知道“耻辱”，但必须教育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有个故事讲到，一个男孩儿在本来没有狼的时候，竟瞎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此“愚弄”别人。如果他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信任他们，那确实是很尴尬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的确如此，在这期间，家里长辈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慢慢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时，类似忠义献身的故事（即前文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人恩情的感人故事）所提倡的义务，才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管束。长辈会对孩子说：“这样下去，你会受到世人的耻笑的。”规矩名目繁多，大多数与我们所说的礼节相关，这些规矩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义务——对家庭，对邻居，乃至对国家。他必须自我克制，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慢慢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他打算还清恩情债，就必须慎重处世。

    这种地位的变化是把嘲笑幼儿的方式以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传递到成长中的少年心中。到了八九岁，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里人真正的排挤、攻击了。如果老师向孩子的家人报告说他不听话或没礼貌，或者操守分不及格，家人便不理睬他。假如店主人责备他做了某件顽皮的事，那就意味着他“侮辱了家庭名誉”，全家人都会批判责骂他。我认识的两个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经两次被父亲驱逐出家门，又因为感到羞耻而不敢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还受到了老师的惩罚。当时，这两个人都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经母亲协调才得以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改过”，全神贯注地写日本人十分珍视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把这个男孩儿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儿遭到了社会的责难，全家人就会反对他，他违反了“对社会的情义”，就别指望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期望得到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会疏远他，他必须认错并发誓不再犯，否则伙伴们就不理他了。

    正如杰佛里·格拉（Jeffrey Gorer）所说：“值得长篇大论的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上述种种管束达到了极不平常的程度。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活动的大多数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进攻时，该集团通常会群起而维护之。只要他能够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赞许，那么他就坚信自己在必要时或者在遭到攻击时会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就敢于与本集团以外的所有人进行抗争。而在日本，情况则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反对他或责难他，那么本集团也会反对他、处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除这一非难或直到撤除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赞成的重要性或许是其他任何社会所不能比的。”

    在这个年龄段以前，女孩子的教育与男孩子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在细枝末节上有点不同。女孩子在家里比兄弟受的管束要多些，也要多做些事情，虽然男孩儿有时也得照看婴儿。在接受馈赠和关心时，女孩子总得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性格暴虐。但是，相较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少女来说，日本女孩有着惊人的自由，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与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且常常不认输。她们在幼儿期也“不知耻”。从六岁起到九岁，她们渐渐就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大致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了，男孩子们开始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体，他们排挤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提醒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据说这个年龄的少女动不动就郁郁寡欢，不喜欢外出，很难被教育。日本的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儿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斥而结束，此后，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贯穿其一生，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之时，还不能说已懂得日本男子应尽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孩子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誉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让男孩对耻辱表示憎恶。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则：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应该采用间接手段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羞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在母亲面前发泄情绪，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然而，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对名誉的情义”这一规则，把自己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学会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说，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少年（其人数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男童比例较高）马上就要面临竞争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涉及所有考生和所有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担负“对名誉的情义”的责任。他们对于这种竞争并没有什么经验，因为学校和家庭都是尽量把竞争降到最低程度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使竞争显得更加激烈和令人担心，少年们会普遍在意成绩排名并怀疑别人有私心。但是，日本人在回忆往事时谈得更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负他们，还让他们做各种受捉弄的屈辱表演，低年级学生一般对此都特别反感。因为，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卑躬屈膝、四脚爬行，事后，他会咬牙切齿，图谋报复。而且，由于不能立即报仇，他就更加耿耿于怀。他认为这种事关系到“对名誉的情义”，是个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练习剑术或柔道，毕业之后在通衢大道上当众复仇，使对方出丑。总之，如果不能在某天报仇，他就觉得“心事未了”，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竞相报仇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训练中也会有相同的体验。一般来说，每四个青年便有一人应征入伍。而且，两年兵对一年兵的羞辱，远比中学里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更为严重，军官对此不闻不问，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手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没面子的，争吵都是在士兵之间自行解决的。军官认为这是“锻炼”士兵的一种方法，所以并不会参与其中。两年兵会把自己上一年的积怨全部宣泄在一年兵身上，费尽心机欺辱他们，以显示自己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应征入伍者一旦接受过军队教育，往往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真正黩武的民族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因为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而是因为经受了各种羞辱的体验。在日本家庭生活中，接受过日本式的教育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往往极易变得粗野。他们不能忍受侮辱，把这种折磨视为排挤，并努力使自己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当然是因为日本古老的嘲弄和羞辱的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中等以上学校和军队创造的。不难看出，在“对名誉的情义”的传统规范下，被人欺凌的耻辱比在美国更难忍耐。尽管被欺凌的小团体到时候会转而欺凌另一个小团体，但这并不能防止那个最终被羞辱的少年费尽心机报复施虐者，这种行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是一样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宣泄愤怒是常见的行为，日本则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以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愤，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有用这种方法消除怨恨的，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报仇，被虐待者必须直接报复施虐者才“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战后重建事业中，关怀日本前途的领导者们，应该对战前日本学校和军队中这种羞辱、嘲弄青少年的习俗给予特别关注。在学校里，应当充分强调“爱校精神”和“老同学关系”，以根除以大欺小、以上欺下的习俗。在军队中，必须切实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应该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正如日本各级军官一样，严格要求士兵不算是羞辱——但戏弄、虐待就是羞辱。在学校和军队中，凡是高年级学生或老兵让低年级学生或新兵学狗叫、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间让他们“拿大顶”，都必须受到处罚。如果能有这种变化，那么对日本的再教育将比否认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去掉国家主义的内容更加有效。

    性别教育与性教育

    少女不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规则，也没有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经历，所以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远比男子安稳，自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受到一种特别的教育——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儿当先，比如说礼品、关怀，这些女孩儿都得不到。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她们没有公然表明自己主张的特权。尽管这样，她们在婴幼儿时期也和男童一样享受着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特别是当她们还是幼女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她们就不能再穿那种颜色的衣物了，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即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在家庭里，她们也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受到关系不和的母亲和祖母双方的疼爱。另外，她们的弟弟或妹妹总是希望姐姐和家里的其他人跟自己“最亲”，她们作为姐姐，自然就会答应弟弟或妹妹的要求与他们同睡，以表示“最亲”，而且她们通常会把从祖母那儿获得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独自睡觉，幼儿在夜里可以紧靠着他喜欢的长辈。“你对我最亲”的最有力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睡床紧挨着。九岁或十岁以后，女孩子虽然被男童在游戏方面排除在外了，但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她们可以显摆新的发型，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精致的。她们在这个年龄段可以穿上丝绸衣服，而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这时，家里人也费尽心思地装扮她们，让她们更加美丽。这样，女孩子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管束”的义务是自然而然地加之于她们的，并不是由专断的家长所赋予的。父母亲对她们的特权不是通过体罚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平和而坚定地期待女儿能按照要求而生活”来体现的。下述事例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个例子值得一说。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看似有特权的、不太严格的教育的特点，即一种无权威的压力。稻垣悦子[124]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授汉文经典：

    整整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一动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端坐，一动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时，我不知什么地方不舒服，稍微扭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显露出一丝不悦和惊异神情。他轻轻地合上书，不慌不忙但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明显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问心有愧，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恭恭敬敬地退出书房。我谨小慎微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好像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丧钟，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仍有痛楚之感。

    杉本夫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描写她的祖母时，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日本父母态度上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祖母态度安宁，她希望每个人都根据她的想法去做。既无责难，也无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确保了她的小家族向着她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所有关于“遵守规则”的技艺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准则。幼儿期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没有一个不是由长辈亲自去教的。她们必须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熟练掌握，进而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描写了她十四岁订婚后是如何学习侍奉未来的丈夫用餐的。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没见过未来的丈夫，她的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的）越后。可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反复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物。我假装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为他夹菜，并且总是劝他先吃。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快。祖母、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就在眼前似的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仿佛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她们如此这般，使我学会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人妻的地位”。

    男孩子所受的训练虽然不像女孩子那么严格，但也要通过实例和模拟等方法去接受详尽的习惯训练。“学了”习惯之后就不能再有任何违背。青年期以后，他在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求爱——主要是靠他自己主动学习，长辈们从不教他如何求爱。家庭中，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都是被禁止的，而且从九岁、十岁起，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儿与女孩儿就完全不能同席而坐了。日本人的习惯是双亲要在男孩开始对性感兴趣之前，就为他订下婚约，因此，男孩儿接触女孩儿的态度最好就是“害羞”。农村人常常用这个话题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害羞”，但男孩子依然会想办法去学习如何求爱。在过去，偏僻农村中的许多姑娘（有时是大多数）在出嫁之前就已经怀孕了。这种婚前性经验是与人生大事无涉的“自由领域”，父母议婚时也不在意这些事。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连女佣人都受过教育，知道自己必须保持清白。进入中学的男孩子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在尽力防止两性在婚前亲密交往。日本电影把那些对年轻女性表示亲昵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好”青年则指那些对女性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冷酷甚至粗暴态度的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很“放荡”，是会去找艺伎、妓女、咖啡女郎玩乐的人。去艺伎馆是学习色情艳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安闲旁观”，他不用考虑自己手脚笨拙。也不期望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能到艺伎馆去的人并不是很多，多数青年是到咖啡馆去看男人怎样和女人调情。但是，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孩有很长时间会担心自己笨手笨脚。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不需要由长辈亲自教导而自行学会的极少数技能之一。

    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时会交给他们《枕草子》[125]和绘有各种性爱姿势的风俗画。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会。好比布置庭院，父亲并不教授怎样布置日式庭园，但你上了年纪就会学会。”很有趣的是，虽然日本大部分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行为的，但是他们一般把性行为和园艺都看作到时候看书就会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靠成年人的详细指导而学会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深信，性属于另一领域，无关人生大事，从而不需要由长辈亲自指导、严格操练以形成习惯。这是一个可以自行掌握以求满足的领域，尽管他忐忑不安，时常会感到迷惘。性与其他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不忌讳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欢乐，这样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家庭关系。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保持贞洁。她们的婚外情只能偷偷摸摸进行。日本女人即使是被引诱的，也很少能隐藏私恋而不被发现。神经过敏或心神不定的妇女被说成患有“癔症”，“妇女最常遇到困难的领域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癔症’患者，显然是由于性生活不和谐。女人只能任由丈夫在自己身上获得性欲的满足”。须惠村的村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病“始于子宫”而后蔓延至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妻子就会借助日本人认可的自慰习惯而获得满足。自农村以至高贵家庭，妇女都藏有用于自慰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就可以相当随意地谈论性。在当母亲以前，关于性的玩笑她一句也不说，但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混杂的宴会就会充斥着这种玩笑。她们还会配合猥琐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毫不忌讳地跳色情舞蹈来娱乐座客，“这种余兴必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回乡时，村里人都到村外迎接，这时，妇女们女扮男装，互开色情玩笑，假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上也有某种自由，出身越是卑贱，自由越大。她们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遵守很多忌讳，但绝不忌讳男女性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放浪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控制性欲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忌讳。如果出身低贱，她的放荡一点不少于男人。日本人认为女人的“合适的行为”应该随着年龄和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他们不要求女人遵守不变的规矩，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根据不同场合，有时会恣情纵欲，有时则克制小心。与友人一起喝酒是男人的最大乐趣，如有艺伎陪坐则更称心。日本人很喜欢喝醉酒，他们没有规定饮酒时必须克制。两三杯酒喝下去以后，他们就会一改平日的正襟危坐，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争吵之外，喝醉酒的人之间很少发生暴力行为或斗殴。日本人说，除了在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外，男人绝不能干那些让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其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斥责为行为不当，那就最接近日本人常说的骂人的话了——当然，“傻瓜”这个词就另当别论了。

    性格二元性：割裂的教育导致的后果

    以前所有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的儿童教育中得到解释。日本人的这种育儿方式，使得他们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容忽视。

    他们在幼儿期过的是有特权的、娇纵的生活，在此后接受各种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留着那种“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忆。他们不需要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生活在天堂里。他们用他们的术语描绘童年时代，说“人性本善”“众神仁慈”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是无上光荣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人人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相当顽固、相当有自信，使他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即乐意做任何工作而罔顾自己的能力是否相去甚远；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谏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有时，这种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得意忘形。

    六七岁以后，他们渐渐被强加“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而且背负起巨大的压力。如果犯错了，家里人就会反对他。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也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以下两件事已经为这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顽固地训练其便溺习惯，纠正各种姿势；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笑孩子，恐吓说要抛弃他。由于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便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抛弃。他要压制那些儿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公开表达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而是已经不合时宜了。他现在正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童年时代的特权慢慢被剥夺，他被准许享受属于成人的更大乐趣，但幼年时代的那些快乐体验绝不会真正消散。他的人生哲学时时从童年经历中吸取经验，他承认“情趣”的正当性，这也是在重温幼时的经验。在整个成年期间，在其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可以重回幼年时代。

    日本的儿童生活中有一个联结其前期和后期的重要事件，那就是获得同伴的认可。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深深根植于儿童心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当他长大到会向母亲撒娇时，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就会以自己与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来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遇，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要慢慢舍弃个人的满足，而把“世人”的称赞和接纳作为补偿。受“世人”的耻笑即是受处罚。这当然是大多数文化对儿童教育所施加的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则特别沉重。被“世人”嘲笑带给孩子的恐惧感就如同母亲威胁要抛弃他一样。因此，在他整个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还要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感觉非常敏锐，即使仅仅想到这一点也非常恐怖。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的组织形式，人们很少能保有自己的秘密，“世人”对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人们如果不赞同他，就可能把他排挤掉，这绝不是主观的幻想。何况日本的房屋结构比较开放，薄薄的板壁也不隔音，白天还敞开着。因此，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就完全展现在外人面前。

    日本人运用的某些象征，对了解他们因幼年教育的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很有帮助。他们幼年时期所建立的是“不知耻的自我”人格，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揽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留有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植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映照灵魂的深处，让人从中看到“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他们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对他们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很有帮助。他们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听说因为这个原因，有些日本人镜子不离身，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思自己的灵魂。他们“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很不寻常，也并非难以办到，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地播送过一首歌，称赞几位女学生自己花钱买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丝毫不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说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的、为坚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与否的外观活动。

    在孩子心目中植入“观我”观念之后，他们才开始对镜子产生感情。他们照镜子时并不会看见“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正如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自然是善良的，是无须用“耻”来约束的。他们给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性也成为自我修炼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炼中，他们百折不挠地消除“观我”，以求恢复儿时的天真直率。

    尽管幼儿时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有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束缚是在剥夺特权。正如前面所说，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观念之一，日本人常常攻击这种看法，否定基督教所谓的牺牲自己的观念。即便是在奄奄一息之时，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这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可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意思是无价值的死。在英语中，“dog's death”是指穷困潦倒而死，日语中则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被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相同的价值，只有克制才能成就大事业。美国人强调，实现某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是自由，生活体验不同的日本人则认为仅仅有自由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律的一个主要信条，不然，他们怎么能掌控那个冲动的、危险的自我呢？这个冲动的自我是有可能扰乱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他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遗忘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遮掩瑕玷的涂料，它没有一点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惊异的是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了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他们深深地铭记着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肆意，甚至可以随便攻击别人，所有的欲望似乎都能被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但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浸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为他们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于享乐和安适，也可以不顾一切地承担起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莽撞。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得极为顺服，却又很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支配。他们非常热情有礼，却又留存着桀骜不驯的个性；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骨子里却又非常固执，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新的生活方式又很容易吸引他们；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收西方学说，这就是明证。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了种种紧张。每个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并不相同。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放纵无忧、处处受人宽宥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约束，许多日本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小心翼翼地管束自己的生活，唯恐放纵无忧的生活状态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放纵无忧的生活状态并不是想象，而是确曾有过的经历，这种恐惧才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意识到这种二元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会爆发，而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把自己的心思完全放在日常的烦琐事务上，以防止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每天只是麻木地演习那些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的生活感情更深，所以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要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严苛要求时，会感到非常焦躁。他们想要依靠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允许了。他们感到自己的所有失败都源于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辄陷入紧张和激动的情绪中，任何常规方法处理不了的意外情况都会使他们感到害怕。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忧心遭受排挤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状态。如果不是感到压力过大，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又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不伤害他人的谨慎之心，这是相当令人称赞的成功。幼年时代的经历使他们具有了信心，“罪感”还没有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约束是为了与伙伴步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扰，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纵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咏和歌、俳句，以及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深怀烦忧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求享乐时也并非颓败消沉。在日本还未从事那种不幸“使命”以前，日本人农闲生活的活泼欢乐，农忙时的勤勉努力绝不逊色于其他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特别多。为了免受世人疏离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抛弃刚刚尝到的个人乐趣的甜头，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克制这些冲动。极少数不守这些规矩的人甚至会有失去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则不是明辨善恶，而是逢迎世人的“期望”，免得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葬送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审慎的好人，才能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日本人由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这种紧张感会表现为一种巨大的雄心壮志，比如要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强国。但对个人来说，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的压力。人们高度紧张，特别害怕失败，害怕自己付出巨大牺牲所从事的工作仍不免受人藐视。有时他们的积愤会爆发，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他们被激起攻击行为时，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了胁迫，而是因为发现自己受到了羞辱或诽谤。这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就会向诽谤者宣泄，如果不可能的话，就会向自己宣泄。

    未来的教育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自愿放下各种最基本的自由。美国人把这些自由视为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应当。我们必须谨记，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够率真而毫无顾虑地自由行动，他们将会怎样狂喜！杉本夫人曾经描述了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欢乐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便种植的园圃给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感到惊诧……我这种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族荣誉，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从不伤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诞的行为带给我的鲁莽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特地荒废了我家花园中的一块土地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装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打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松针嫩叶仔细地撒在上面。

    对杉本夫人来说，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就是她被教育的那种伪装的自由意志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无处不在。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后从别处运来的，而且还用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要相衬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菊花也是盆栽，为了参加每年各地都要举办的菊展，栽培者会细心修剪每片花瓣，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撑着它们，以保持其姿态。

    所幸的是，杉本夫人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激动的心情是欢快的。看着一直受人摆布的盆栽菊花回归自然，杉本夫人自然非常喜悦。但是，在今天，如果日本人不考虑他人的期待，而对“耻”的束缚提出质疑，那么这种“自由”可能会毁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约束方式。但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建立新观念和新道德并非易事。西方人不能假设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但也不要以为日本最终不会确立一套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完全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了，他们骨子里那些促使他们墨守日本习俗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同样，生活在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建立一种摒弃过去那种道德约束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掉金属线圈，不经人工摆布也照样多姿多彩。

    在进入精神自由不断扩大的过渡时期，日本人也许可以借用两三种古老的传统维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要负责擦掉自己“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把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亮，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决和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日本人对“自我负责”的解释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攻击的象征，而是理想的象征和敢于自我负责的象征。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里，这种德行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轮的作用。而且，日本人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经使“自我负责”的德行深入日本人的骨髓，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怎样才能使心中那把易锈的刀保持光亮。就道德上的象征意义而言，这把刀是可以保留的，即使是在自由、和平的世界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