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至情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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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日本这样的道德戒律,极端要求履行义务和自我约束,似乎坚决地要把私欲指责为罪恶并从内心消除。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的。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无比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日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佛教大国之一,但其道德伦理显然不同于释迦及佛典的教诲。日本人不是清教徒,他们并不声讨私欲,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提倡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中规中矩,不能干扰人生重大事务。

    这种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认为享乐根本不需要学习,在我们看来,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就是控制已知的诱惑。但事实上,享乐和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在很多文化中,人们并没有学习过享乐,因而很容易为了各种义务而奉献自己。甚至连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有时也受到极度限制,以使其不会威胁家庭生活的平稳。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不同于男女爱情,是建立在另外一些基础之上的。日本人一方面提倡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无节制地沉溺其中。这样,日本人就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培养艺术才能一样培养肉体享乐,但在品尝其中乐趣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苦与乐:与众不同的享乐观

    洗热水澡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小享乐。从最贫困的农民、最低贱的仆人到富豪贵族,人们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已成为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炭火,水温可达华氏一百一十度或更高,人们在入浴以前要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舒适。他们在桶中抱膝坐着,好像胎儿一样,水一直浸到下巴。他们每天洗澡,重视清洁的程度与美国人没什么区别,但此中另有一番静心的艺术情趣,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浴习俗难以比肩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年龄越大,对这种享乐的情味越浓。

    他们在洗澡上想尽办法节省费用和劳力,但入浴必不可少。在城镇里,有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到那里去洗澡,并与澡伴谈笑;在农村,几个妇女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洗澡时被人看见也无所谓。即使是上流家庭,入浴也必须遵守严格次序,首先是客人,其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出浴时浑身绯红,好像熟虾一样。然后全家聚在一起,共同享受每日晚餐前的轻松愉快。

    就像把洗热水澡看作是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最严格的锻炼当属冷水浴。这种习惯往往被称作“寒稽古”(冬季练习,日本自古以来的一种修行方法)或称“水垢离”(用山中冷水洗身的一种锻炼,通常进山前会有一定的仪式),至今仍很流行,但已不是按照传统形式进行。以前,人们必须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冷的山间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即使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日本房间里往身上泼些冰凉的冷水,也是非同寻常的苦行。帕西瓦尔·罗威尔(Percival Lowell)[97]记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这种习惯:志在使疾病获得医治或拥有预言本领的人们——他们并不想去当僧侣或神官——在就寝前要进行“水垢离”,凌晨两点,“众神入浴”时要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及日落时也要各做一次。在那些着急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以求谋生的人中,特别流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还有,为了锻炼身体,人们在严寒中裸露身体。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们尤其要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长冻疮,据说这是特别的德行。现代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备,据说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大有裨益,能够使他们将来忍受人生的各种艰苦。西方人对日本孩子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经常感冒和流鼻涕。因为有上面这种习惯,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

    日本人的另一个爱好是睡眠,这也是日本人最熟稔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着。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对这件事情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把失眠等同于精神紧张,而按我们的标准衡量,日本人的性格是高度紧张的,可是他们却能轻轻松松熟睡。他们晚上睡得很早,是在东方各国中睡得最早的,村民们都是日落不久就入睡。我们的信条是为明天贮存力量,他们早睡则不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打算。一位特别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的睡眠与休息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的想法,你必须分别考虑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好比一项工作提议一样,睡眠也是“自成一案,与任何已知的生死之事无关”。美国人通常认为睡眠是为了保持体力,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早晨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一共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告诉我们,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高的效率。日本人睡觉则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阻碍,他们就能开开心心地入睡。

    以此类推,他们也能毫不小气地牺牲睡眠。准备应考的学生昼夜不眠地用功,根本不考虑充足的睡眠会使他更好地应付考试;在军队训练中,睡眠时间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Harald Doud)上校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曾在日本陆军工作,在谈及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在日常演习中,部队能连续行军三天两夜,除了十分钟休息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以外,一刻也不能睡觉。有时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熟睡过去,撞到路旁的木堆上,引起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士兵们还是不能睡觉,都被派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说:‘噢,不用,他们都知道怎样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日本人的观点在这段简洁生动的话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同洗热水浴、睡觉一样,吃饭既是享乐式的休息,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在闲暇时光喜好烹饪多种菜肴来品尝,一道菜只有一羹匙,色味都很讲究。但在别的场合又强调训练。埃克斯坦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是快吃快拉。”“吃饭不被认为是大事……吃饭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因此,应当尽快地吃完。人们总是尽量催孩子们快吃,尤其是男孩,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劝他们慢慢吃。”在训练僧人的佛教寺院里,在饭前的感恩祈祷中,僧人必须把食品看作是良药,意思是说,正在修行的人不应把吃饭看作是享乐,而只应看作一种需要。

    在日本人看来,强行绝食是检测意志是否坚强的好方法。跟前面提到的洗热水澡和睡觉的例子一样,绝食也表示一个人能够忍受苦难,就像武士“口含牙签”一样。如果能经受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精神胜利而增强。美国人认为营养与体力是成正比的关系,日本人则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东京广播电台对战时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说,体操可以使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

    酗酒也是被允许的“情趣”之一。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发誓要绝对禁酒,是他们的怪行奇想。对于我们地方上举行投票提倡禁酒的运动,他们也这样看待。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反对饮酒这种乐趣,但它只是一种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他们的看法,正如不必担心会变成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必担心会成为醉鬼,强制预防酒精中毒也的确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嫌弃醉酒的人。他不会胡来,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打自己的孩子。日本人纵情歌舞,排除严格的礼仪约束,随心所欲地畅饮是很常见的。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饮酒和吃饭被古板的日本人严格加以区别。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等于说他将不再喝酒,他已涉足另一个“世界”。日本人把这两个“世界”区别得很清楚。在自己家里,他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情与欲:婚姻内外的日本男女

    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情趣”是浪漫主义的恋爱。这在日本已成为习惯,尽管它和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日本小说充斥着这类题材,和法国文学作品一样,书中的主角都是已婚者,殉情是日本人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98]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优秀小说,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当时发表的伟大小说。封建时代的大名及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同样具有浪漫色彩,它还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的差异是很大的,中国人忌谈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的享乐,由此免去人际间的许多纷争,家庭生活也特别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理解比对中国人的理解更多,但是这种理解仍然是浅薄的。日本人没有我们对于性享乐的许多忌讳,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我们则是要讲的。他们认为,和其他“情趣”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卑微位置上就行,“情趣”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画册有些是淫秽的,认为吉原[99](艺伎与妓女集中地)是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很重视这种评论,在他们开始与西方人接触之时,就非常注意外国人的这种评论,并且还制定了一些法律,以使他们的习惯接近西方标准。但是,任何法律都不能根除文化上的差异。

    有涵养的日本人非常清楚,英美国家的人认为不道德的、猥亵的事在日本人眼里却不是。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习惯态度与他们那种“情趣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之间有巨大差异。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态度的主要原因也在这一点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被他们划分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而不是像美国生活那样,一个可以公之于众,另一个则只能避人耳目。日本人对两者进行区分,一个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另一个则属于无足轻重的消遣世界。“各安其分”,这样划定范围使这两类活动分别适用于家庭中的模范父亲和市井中的花柳之徒。

    日本人不同于我们美国人,他们的理想不是把恋爱与结婚看作一回事。我们所赞成的恋爱是以选择配偶为基础的,“相爱”就是我们结婚的最好理由。结婚以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那就是羞辱他的妻子,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则不这样看,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他们受命于家长,盲目地结婚,他们与妻子的关系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即使在很和谐的家庭中,孩子们也看不到父母之间性爱的表现。恰如一位现代日本人在某杂志中所说:“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只能扭曲结婚的真实含义。”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男子只在这种生活中墨守成规,他们如果有钱就去找情妇。与中国的重大差别是,日本男人迷恋的女人不能被他们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如果那样,就会把两种应当分开的生活范围混为一谈。他的情妇可能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艺伎,也可能是妓女。不管是哪一种人,他都要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为的是防止他抛弃那个女人。契约要求他付给女方金钱报酬,他也将为她另建新巢。只有当女人有了小孩儿,男人希望把这个小孩儿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养育时,可以破例地把女人接到自己家里来。进门以后,这个女的不是妾,而是一个佣人。人们不承认新生儿与生母的关系,孩子们只称正式夫人为“母亲”。中国那种明显已成为传统习惯的东方式“一夫多妻”制与日本大相径庭。日本人对家庭的“义务”与“情趣”,在空间上也是分得很清的。

    有钱蓄养情妇的只有上流阶级。多数男子不过是与艺伎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为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可以给他的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并视之为理所应当。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独自烦恼。到艺伎处玩乐要多于到妓院所花的费用,但与艺伎玩乐并不会和她发生性行为。他们所享受的乐趣是欣赏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招待。如果要与某一艺伎进一步接触,男的就必须成为这位艺伎的主顾,签订契约确认其为情妇,或者用自身的魅力打动艺伎让她自愿献身。当然,与艺伎共享一夕之欢也绝不排除色情之事,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传统的,具有挑逗性,而且故意表现上流夫人所不会表现的一切。这些都是“情趣世界”中的事,给处于“孝的世界”中的人一种慰藉,人们没有理由不去享乐,但这两个领域必须划分清楚。

    妓女都住在烟花巷,有的人在与艺伎玩乐过后,如果余兴未尽,还可以再到妓院去。由于妓院费用低,钱少的人便满足于这种玩乐而放弃艺伎。妓院外面都挂有妓女的照片,游客通常毫不避讳地在人前长时间地对着照片品评挑选。妓女的身份低贱,地位不如艺伎那么高。她们大都是因家境贫穷被迫卖给妓院,也不像艺伎那样受过训练,懂得艺术。在过去,日本人还没有在意西方人的非议,旧习惯未除之时,妓女亲自坐在人前,以没有表情的面容面对顾客,听其挑选,现在则以照片代替。

    一个男人可以挑选一位妓女,与妓院签订契约,作为她唯一的主顾,而妓女则成为其情妇。契约保护着这位妇女,女侍或女店员则可以不签订契约而成为情妇,这种“自愿情妇”最无保证。她们大体是通过自由恋爱与男人结合的,却被排除在公认的“义务”世界之外。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而“婴儿绕膝”的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等量齐观。

    传统“情趣”的一部分也包括同性恋。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享乐。明治时期,日本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许可,宣布许多旧习非法时,规定同性恋者也要被处罚。但是,这种习惯至今仍被认为是“情趣”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妨碍家庭。像西方人那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同性恋者的危险,在日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也有自愿当职业男妓的日本男人。日本人特别吃惊的是,美国居然存在着扮演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的成年男子。在日本,成年男子可以选择少年为同性恋人,而成人扮演被动角色则被认为有损人格。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不过他们的界线与我们的不同。日本人对自慰之乐也不做道德说教。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制造过如此多的自慰工具。在这一方面,日本人也试图放弃某些太惹人注目的器具,以免受西方人的指责,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器具是罪恶的。西方人强烈地厌恶手淫——大多数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强烈——这一点早在我们成年以前就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意识中了。男孩儿会听到人家窃窃私语说手淫会使一个男人发疯或秃顶。西方人在幼儿时代就受到母亲的严密监视,如果他做了这种事情,母亲就会小题大做地训斥他,并且施以体罚,母亲或许会绑住他的双手,或许会对他说上帝会惩罚他。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并无这些经历,因此他们成年后自然也不可能抱着与我们相同的态度,自慰是日本人毫无罪恶感的一种享乐,他们认为只要把它置于正经生活中的次要地位,就可充分控制它。

    善与恶:独特的道德哲学

    日本人的“情趣”观带来了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的哲学观念: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并不是要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不断斗争,以分出孰高孰低。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不邪恶,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罪恶。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间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日本人把这一信条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不是善与恶斗争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

    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区分善恶的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并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柔和”的灵魂和“凶猛”的灵魂并存,在每个人——与每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应该有“柔和”的时候和“凶猛”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灵魂注定入地狱,另一个灵魂注定上天堂,这两个灵魂在不同的场合都是需要的,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神也明显地兼具善恶两性。最有名的是素盏鸣尊[100],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对其姐姐极为粗鲁,在西方神话中这可能会被定为魔鬼。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来自己宫殿的动机不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肆意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饭厅里拉大便,而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举行尝新[101]仪式。他还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不赦之罪。而最坏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在天照大神卧室的上端挖了个洞,从中投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由于素盏鸣尊干了这些坏事,受到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他依然是日本众神中招人喜爱的一位神,受到人们的尊敬。虽说这样的神在世界神话体系中并不罕见,但却是被伦理性宗教排除在外的,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集团,以分清是非黑白,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各教派的师傅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释的那样,这种道德律不适用于日本。他们大声宣称,这正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提高公平、慈爱的地位。把“仁”作为一种绝对准则,并以此为准则辨别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上的不足。“这种道德律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十八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长[102]如是说。近代的佛教师傅和国家主义的领导者们也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著作或举行讲演,他们说,日本人天性善良,可资信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行为适用于各种场合。如果我们的心容许自己变得污秽,那么其污秽就很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也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窗扉。那么,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心生而有之的。基督教《圣经》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情趣”是天赐幸福,不应受到指责,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会去指责。

    美国人听到这些似乎认为,它必将导致一种纵欲哲学。但是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履行义务被日本人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相当于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惊奇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我们可以暂时纵情其中的消遣,但如果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评判国家和家庭的某种标准,则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这虽然使人生变得艰苦,但他们有充分的准备。他们经常放弃自己不认为是坏事的享乐,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的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颂扬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观念一致,在他们的小说与戏剧中“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很少见的。美国的观众一般渴望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们要相信剧中人物此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我们要知道剧中人物因其美德而得到了好报,我们更喜欢看主人公万事如意的幸福结局,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必须是因为主人公性格中有缺陷,或是因为主人公做了邪恶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能让日本的观众热泪盈眶的,一般是男主人公因命运的变化而走向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因运气的逆转而被杀。这样的情节是娱乐的高潮,也是他们到剧院去想看到的东西。

    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多是男女主人公苦恋的题材:恋爱中的男女抛弃了情人;完美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克尽义务而自杀;妻子献身于拯救丈夫的前程,激发了他成为伟大演员的天赋,从而使他能无拘无束地过新生活,并在他成功的前夕功成身退隐居起来,在他获得成功的当天在贫困中毫无怨言地死去。激发观众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与同情百试不爽,皆大欢喜的结局则没有必要。男女主人公的苦难并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履行责任的明证,即使遭到不幸——被人抛弃、患病或死亡——也不能使他们离开正途。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表现了该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说,它是自己所看到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因为这些电影从头到尾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大炮等振奋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的电影,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的苦战和胜负未知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的画面;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结果成了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人聚集在一起哀悼丈夫、父亲,他们虽然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支柱,但依然鼓起勇气活了下去。日本电影中看不到英美电影中那种动人心魄的骑兵的场景,伤残军人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入剧本,甚至情节都不关涉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反战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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