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人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描绘的人生弧线与美国人的正好相反。这是一根U形曲线，两头大，底部浅，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幼儿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在壮年时期，这种低水平会延续许多年。但是，一过60岁，这条曲线又会渐渐上升，老年男女跟孩子一样，不受羞耻感的牵制。在美国，我们的人生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受到严厉的管教，随着孩子的力气慢慢变大，他所受到的管教也越来越松；当他找到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当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就能自由地打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壮年时期享有最高的自由和自主。当我们失去了控制力或精力，或者变成了依靠别人的人，针对我们的各种限制又会出现。要按照日本人的模式安排生活，甚至让美国人想象一下都很难，在我们看来，这肯定会让人在现实面前碰一鼻子灰。
然而，这两种人生曲线的安排都在事实上确保了这一点：个人在壮年时期能积极参与本国的文化建设。在美国，为了确保这一目标，我们会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让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在日本，他会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壮年人在体力方面和谋生能力方面，确实处于顶峰状态，但这并不就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高度确信：限制是很好的精神修炼（修养），能产生自由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在日本人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男男女女受到了严厉的限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限制贯穿他们的一生。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
一个纵容孩子的民族非常喜欢拥有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他们想要孩子，其首要的原因，跟美国的父母一样，即爱一个孩子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在美国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原因。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出于情感上的满足，而且因为：如果他们不赓续家族的香火，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每个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在他死后，儿子会每天到他的牌位前缅怀他，向他表达敬意，那牌位放在客厅的佛龛里。他需要儿子传宗接代，保持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出于传统社会方面的原因，父亲对儿子的需要，几乎跟儿子对父亲的需要是一样的。儿子在将来会取代父亲，父亲不会感觉自己受到了排挤，而会感到更保险了。在若干年内，父亲托管着“家务”，以后由儿子接替。假如父亲不把管家的权力传给儿子，由他自己履行职责，那就没什么意义。在日本，儿子完全长大之后，还会依赖父亲，这种依赖关系会延续很长时间，比美国的时间长得多。但是，由于他们深深意识到家族的延续性，他们不会预感到羞耻，而在西方国家，儿子如果这样依赖父亲，一般都会感到羞耻。
女人也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而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得到一定的地位。如果没有孩子，她的家庭地位就最不稳固。哪怕她不被休掉，她也决不能期望成为婆婆、进而拥有决定儿子婚姻并掌控儿媳妇的权威。她丈夫会领养一个儿子，以赓续香火，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观念，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永远是失败者。日本人期望妇女能多生孩子。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日本平均每年的出生率是317/1000，哪怕跟出生率比较高的东欧国家相比，这一出生率也是很高的。1940年，美国的出生率是176/1000。日本女人开始生孩子的年龄也比较小，19岁年轻女子生孩子的数量多于美国的同龄妇女。
在日本，生孩子和行房事一样，都是私密的。女人在分娩时不可叫出声来，因为她一叫，别人就知道了。一张简陋的小床早就给孩子准备好了，带有新的床垫和被面。新生儿如果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新床，会是不好的预兆，所以，哪怕家里除了被面，实在买不起别的新东西了，也要把里面的棉花彻底拿出来，翻新一下，使被子看起来是“新”的。小床上的被子不像成年人盖的那样僵硬，而要轻得多。据说，这样的话，孩子在自己的床上就会感觉舒服得多。之所以要给孩子单独备床，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一种公认的神秘观点：新生儿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新床。孩子的小床被拉到母亲的床边，但孩子不会跟母亲一起睡，直到它能表现出自主意识。他们说，大概在一岁的时候，孩子会伸出胳膊，让别人知道它的要求。那时，孩子才能由母亲抱着，跟母亲一起睡。
孩子出生头三天，不给奶喝，因为真正的奶汁要等到三天后才会流出来。从此，孩子可以随时叼奶头，或者为了喝奶，或者为了舒服。母亲也觉得喂奶是一种享受。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孩子轻易就学会了分享她的快乐。乳房不仅提供奶，也提供快乐和舒服。头一个月，孩子或者睡在自己的小床里，或者由母亲抱在怀里。人们认为，只有在孩子满月之后，在抱到当地的神社去亮相之后，他体内的生命才牢牢地扎下了根，从此，把他抱到公众场合随意转悠，也是安全的。满月之后，他就会被驮在母亲的背上。在他的腋下和屁股下，拉上一根双股带子，这带子绕过母亲的肩头，在母亲的腰前打结。天冷的时候，母亲的棉衣会穿在孩子的外头，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家里大一点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要帮着带小孩，甚至在他们玩垒球游戏或跳房子游戏时，也要背着小孩。农民和比较穷的人家尤其依赖这种孩子带孩子的方式：“这些日本小孩由于生活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快就显得既聪明又有趣，大孩子背着他们玩游戏，他们似乎也跟大孩子一样，享受着游戏的快乐。” 日本小孩被绑在背上，像张开翅膀的雏鹰；这跟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流行的带孩子的方式很相像，那些地方的人们用披肩把孩子绑在自己身上。用这种方法带的孩子具有被动性，长大之后，他们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姿势睡觉。但是，用披肩和袋子装孩子，会鼓励孩子养成彻底的被动习惯，而日本人用的带子却不会有这种后果。“不管被谁背着，婴儿都会像小猫一样，紧紧地贴在他背上……那些把它绑在背上的带子足够安全……不过，为了确保拥有一种舒服的姿势，它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他很快就学会用相当有难度的技巧趴在背上，而不只是待在一个绑在大人肩膀上的兜子里。”
无论何时，母亲在干活时，就把孩子放在床上，而上街时，则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带着孩子。她对着孩子说话或哼哼。她让孩子做各种礼貌动作。如果她自己向人还礼，就会往前移动孩子的头和肩膀，让它也做出还礼的样子。孩子总是被挂在心上。每天下午，她带着孩子去洗热水澡，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逗他玩。
孩子戴尿布的时间是三四个月，尿布是很重的布垫子，日本人有时会抱怨说，自己的罗圈腿就是这样的布垫子造成的。在孩子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开始对他进行配合照料的训练。她估计孩子需要便溺了，便把他抱到门外，往往一边等着，一边低声地、单调地吹着口哨；孩子呢，也学会了解到了这种声音刺激的目的。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孩子，正如中国孩子，很早就受到了便溺的训练。如果有闪失，有些母亲会捏弄孩子，但她们一般只会变更口哨声的调子，以更加频繁的间隔，把很难训练好的孩子抱到门外去。如果孩子便秘，母亲就会让他吃灌肠剂或泻药。母亲们常说，她们要让孩子感觉更舒服。孩子在受训时，就不再需要戴不舒服的粗糙尿布。事实上，日本孩子肯定发觉尿布不适意，这不仅是因为尿布很重，而且因为习俗没要求尿布一湿就换。孩子毕竟太小，还意识不到那种配合照料的训练跟摆脱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是体验到，这是每天自己被强迫做的事，无法逃避。另外，母亲抱着便溺的孩子时，得让孩子跟自己的身体隔着一点距离，但必须抱紧。孩子们从这样不折不扣的训练中学到的东西有助于他成年之后，去接受日本文化中那些微妙的强制性规定。
日本婴儿往往先学说话后学走路。大人们往往怂恿他爬行。以前，人们认为，婴儿在一岁前，不应该站立或迈步，他有任何这方面的努力，母亲就会加以制止。在便宜而发行很广的《母亲杂志》上，政府曾花了一二十年时间，教导母亲们：应该鼓励婴儿走路，现在，这种行为普遍多了。母亲们在婴儿的腋下拴一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它。不过，婴儿还是更喜欢先学说话。当它开始牙牙学语时，往往会乱七八糟地说出一大串，大人们喜欢学他说话，以逗他玩；这使他的话更具有目的性。大人们没有把婴儿学习说话的事放手交给偶然的模仿，而是教婴儿词语、语法和敬语，他们和婴儿都喜欢这样的游戏。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们学会走路之后，可能会做出许多恶作剧。他们会用手指戳穿纸墙，掉进地板中间开着盖的火坑里。为了表示不满，大人们甚至夸大屋子里的各种危险。踏在门槛上是危险的，而且绝对是禁忌。日本民居当然没有地窖，是靠托梁架在地面上的。人们严肃地认为，哪怕是一个孩子在门槛上踏一脚，都可能使整座房子走形。不仅如此，孩子还必须明白：不能踩或坐在铺席交叉的地方。铺席都有标准尺寸，房间大小往往用“三席房”或“十二席房”来表示。孩子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在这些席子交叉的地方，古时的武士往往从席子底下用刀往上捅，刺穿房间的占领者。只有又厚又软的铺席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哪怕是席子交接处的缝隙都有危险。母亲把这种感觉放进她一贯使用的训诫中，她对孩子的告诫是“危险”和“不好”。第三个经常用到的告诫词是“脏”。日本人家里的整洁有口皆碑，孩子从小就被告诫要重视整洁。
直到更小的婴儿出生前不久，大多数日本孩子才会断奶；不过，近年来，政府主办的《母亲杂志》赞成婴儿在八个月大时断奶。中产阶级的母亲经常会这么做，但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普遍习俗。日本人真的感到，喂奶能给母亲带来很大的快乐；那些慢慢接受了新习惯的人认为，喂奶时间变短，是母亲为了孩子的好处作出了牺牲。他们一旦接受那种新的说法，即“喝奶时间越长，孩子的身体越弱”，他们就会责备孩子的母亲，如果她还没有给孩子断奶，就会被说成纵容自己。“她说她没法给孩子断奶。只不过她自己没下定决心罢了。她想继续喂奶。大部分的好处是她自己得的。”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到：那八个月断奶的倡议至今没有传开。断奶晚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日本的传统饮食中没有专门给刚刚断奶的孩子吃的东西。如果他很小就断了奶，大人就只能给他喂粥，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会直接由喝母乳转而吃大人常吃的食物。日本人的食谱里不包括牛奶，他们也不专门给孩子准备一些蔬菜。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怀疑，“喝奶时间越长，孩子的身体越弱”，这样的政府教导是否正确。
孩子往往是在听懂别人说话之后断奶。以前，当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时，他会坐在母亲怀里，被喂上几口；现在，他吃的更多了。这时，有些孩子不愿意吃大人喂的食物，这很容易理解；他们之所以断奶，是因为更小的孩子出生了。他们乞求喝奶，母亲们却常常给他们糖果，买走他们的注意力。有时，母亲会在乳头上涂抹一些胡椒粉。不过，所有母亲都会嘲笑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喝奶，就表明他们还是小小孩。“看看你堂弟，他跟你一样小，但他不再要奶喝。你可是个男人啊”，“他在嘲笑你呢，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却还想喝奶”。一个两岁到四岁的孩子纠缠着要喝母亲的奶，当他听到另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走近时，他往往会放弃吃奶的念头，并装出一副不喝也无所谓的样子。
这种嘲笑，这种敦促孩子向大人看齐的做法，不局限于断奶这一个方面。从孩子能够听懂别人说话时开始，这些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被用到。当孩子哭时，母亲会跟他说：“你可不是女孩啊。”或者“你可是个男人啊。”或者“看看那个小小孩，连他都不哭呢。”这时，正好有一个婴儿被抱着来串门，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抚弄那个婴儿，说：“我打算领养这娃娃，因为他真是个好娃娃。你都多大了，还哭。”她自己的孩子会拼命冲向她，常常会用小拳头连续打她，哭着说：“不，不，咱们不要别的娃娃了。我保证听你的话。”当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吵闹不休，或者该做的事没有及时做时，母亲会跟某个男客人说：“您愿意把这孩子带走吧？我们不要他了。”那客人假装愿意，开始把孩子拉到屋子外，孩子会尖叫着，要他妈妈去救他。他怒气冲冲的了。这时，母亲认为，嘲笑已经起作用了，她温和地把孩子牵回到自己身边，要求还在暴怒中的孩子答应以后好好的。这种小戏有时也在五六岁的孩子那儿上演。
嘲笑也有别的形式。母亲会转向丈夫，对孩子说：“我更喜欢你爸爸，他是个好人。”孩子会表现出十分的嫉妒，力图闯入父亲和母亲之间。母亲说：“你爸爸不会在屋子里到处喊叫、乱跑。”孩子抗议道：“我没叫，也没跑，我不想那么做。我是好孩子。现在你喜欢我吗？”当戏演得足够长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会相视一笑。他们用这种方法嘲笑儿子，也同样嘲笑女儿。
这样的体验是害怕被嘲笑和被排斥的沃土，在日本成年人中，那样的害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很难说，小孩多久能明白，大人是在用这种嘲笑逗自己玩，不过，他早晚会理解到。在他理解之时，这种被嘲笑的感觉就会跟他被威胁时的恐惧感结合起来，他还被威胁将失去所有的安全和亲密。等他长大之后，一旦被嘲笑，他就会回想起这幅童年的情景。
这种嘲笑在两岁到五岁的孩子中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因为家庭真的是安全与放任的港湾。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情绪上，父亲和母亲都有彻底的分工，因此，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表现出竞争。母亲或祖母管理家务、教育孩子。她们对父亲百依百顺，都以父亲为荣耀。家庭等级制中的先后顺序是非常明确的。孩子领会到：长辈有特权，跟女性相比男性有特权，跟弟弟相比哥哥有特权。但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孩子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可以放任自己。如果他是男孩，这一点就更是确切无疑。男孩和女孩都觉得，母亲永远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哪怕是极端的要求；但是，一个三岁的男孩甚至可以纵容自己对母亲发火。他对父亲绝不会表现出任何冒犯的倾向。但是，在他受到父母嘲笑时，他会感到不满；在他被威胁“送给别人”时，他会感到怨恨；在他对母亲和祖母发脾气时，这些不满和怨恨都可以表现出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男孩都脾气暴躁，不过，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层社会的家庭里，人们都认为，三到六岁之间的男孩子发脾气，是他们童年生活的正常表现。他连续用拳头打他母亲，尖叫着，最后，用暴力扯下母亲珍爱的发髻。他母亲是女人，而他，哪怕只有三岁，也确实是男人。他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为非作歹。
但对父亲他只能表现出尊敬。对孩子来说，父亲在等级制中地位崇高，是个伟大的榜样。用日本人常用的话来说，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现出应有的尊敬，是“为了训练”。跟几乎任何西方国家的父亲相比，日本的父亲很少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权利掌握在女人手中。他对自己的小孩子表达愿望时，往往只是简单地默默地盯着孩子看一眼，或者，简短地训上几句；由于这样的举动非常罕见，孩子很快就会服从。在空闲时间，他会给孩子们做玩具。在孩子们学会走路很长时间之后，他有时还会抱着他们到处走走——母亲也会这么做——对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偶尔会履行照料的职责；在美国，丈夫通常会把这样的职责交给妻子。
尽管祖父母也是尊敬的对象，但孩子们跟他们在一起时，享有很大的自由。他们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角色。当他们对孩子松松垮垮的教育表示抗议时，会承当起那样的角色，而这会引起很多摩擦。祖母往往一天24小时都在孩子身边；在日本家庭里，祖母和母亲为孩子经常吵架。从孩子的观点来看，他是受到了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观点来看，她常常利用孩子来控制儿媳妇。让婆婆感到满意，是小媳妇生活中最大的义务，所以，不管爷爷奶奶如何溺爱她的孩子，她也不会提出抗议。在母亲说了不能再吃糖之后，祖母还会给孩子糖吃，而且会针锋相对地说：“我的糖可没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可以送给孩子一些母亲无法搞到的礼物，而且有更多的闲暇逗孩子玩。
哥哥姐姐也都被要求纵容弟弟妹妹。当新的孩子出生时，大孩子会警觉到自己有被排挤掉的危险，我们说“他的鼻子都会被气歪”。受到排挤的孩子很容易会把新生儿跟这样一个事实联系起来：他得放弃母亲的乳房和床，把这些让给那个新生儿了。在新的孩子出生之前，母亲就会跟大孩子说，现在，他就要拥有一个真正的活娃娃了，而不再是一个“假”宝宝。他被告知，现在，他能跟父亲而不是母亲一起睡觉了。这被描绘成一种特权。他也被带入了为新生儿做准备的工作。他往往真的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兴奋和快乐，但同时失落感也出现了，而且这被认为是完全能够预料到的，不是什么特别的威胁。受到排挤的孩子会把新生儿抱起来就走开，边走边跟母亲说：“咱们把宝宝送给别人吧。”“不行，”母亲答道，“这是咱家的宝宝。瞧，咱们要对他好。他多像你啊。我们需要你帮着照顾他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幕有时会反复出现，但母亲似乎并不为此而担心。在大家庭里，会自动出现这样一条规定：年龄相对比较接近的孩子交替着联在一起。老大会是老三最喜欢的看护，老二则是老四的看护。更小的孩子们也互相结成对子，直到孩子长到七八岁为止。孩子的性别在这种安排上基本没有区别。
所有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亲、母亲和所有亲戚朋友都会给孩子做或买洋娃娃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玩具。穷人们会自己做，所以不用花费一个子儿。小孩子们用这些玩具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等游戏；玩之前，要进行辩论：大人们做这些事的真正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有时会把争论的问题提交给母亲。碰到争吵时，母亲可能会引用“大人有大量”这个说法，要求大一点的孩子让着小的。她通常会说：“有失必有得”。三岁大的孩子很快就能明白她的意思：如果大孩子把玩具让给小孩子，小孩子很快就玩腻，转而去关注别的玩具；这时，大孩子哪怕真的放弃了那玩具，也可以拿回来。或者，她的意思是：在孩子们打算玩主仆游戏时，大孩子如果接受不那么受欢迎的仆人角色，他就会“赢得”大家都能有的乐趣。日本人生活中，哪怕在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很看重“有失必有得”这种说法。
除了训诫和嘲笑，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即让他的心思离开一直关注的对象，也是日本人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在幼儿教育领域，这种方法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不断地给孩子吃糖，也往往被认为是分散孩子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在孩子接近上学年龄时，大人就会采用各种“疗救”法。如果小男孩脾气暴躁、不听话或吵闹，母亲就会带他到神社或佛教寺庙中去。母亲的态度是：“咱们还是求助于神灵吧。”这样的举动往往相当于一次短途旅行，实施疗救的僧侣会严肃地跟孩子谈话，问他的生日和他的毛病。那僧侣会退到里屋去祈祷，然后回来，宣称病已治好。有时，他会扔掉一条蠕虫或一只昆虫，说那是孩子的淘气的化身；他祛除了孩子的毛病，然后送孩子轻松地回家。日本人说“这种疗效会维持一段时间”。日本孩子当然也受处罚，但哪怕是最严厉的处罚也被认为是“药物疗法”。其具体疗法是：在孩子的皮肤上，放一小堆艾粉，呈圆锥形，然后点燃。这会留下终生的疤痕。在东亚，艾灸是一种古老的、流传很广的药物疗法，在日本，也曾经被用来治疗许多种病痛。它也能治疗暴躁脾气和顽固心理。母亲或祖母会用这种疗法去治一个六七岁小男孩的毛病。如果病情难治，甚至可以实施二次治疗；不过，用艾灸法治疗孩子的淘气，很少有用三次的。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惩罚——“如果你那么做，我就要打你的屁股。”不过，它所造成的伤害比打屁股要严重得多，孩子明白，他不能淘气，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除了这些对付任性的孩子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习惯是用来教孩子学习必要的身体技能。日本人非常强调：教的人要通过实际行动，手把手地教孩子。孩子应该是被动接受。在孩子两岁前，父亲会帮他把腿弯起来，坐正，双腿向后盘着，脚背对着地板。一开始，孩子发现自己很难不向后仰倒，尤其是因为大人在训练他的坐姿时，必然强调要他一动都不能动。他不能坐立不安或改变坐姿。日本人说，学习的窍门是要放松，要被动，父亲在摆正孩子的腿时，特别强调这种被动性。坐姿不是孩子要学的唯一的身体姿势。还有睡姿。日本女人对自己睡姿的态度很谨慎，正如美国女人时刻提防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裸体。尽管日本人不以澡堂里的赤身裸体为羞，直到政府为了赢得外国人的赞赏，发起运动，引进裸浴羞耻的观念，但他们却非常在乎睡姿。女孩必须学会直着身子睡觉，而且两腿要并拢，男孩子则自由得多。这是把男孩和女孩分开训练的最初规则之一。与日本的大多数其他要求一样，上层社会对这一规则的要求比下层社会更加严格。杉本夫人在谈到自己的武士阶层教养时说：“从我能记事起，我晚上一直小心地静静地躺在我那小小的木枕上……武士家庭的女儿被教导决不能失去对自己心灵和身体的控制——哪怕在睡觉时都不行。男孩子可以伸展四肢，呈‘大’字形，不需要有什么顾虑。但是，女孩必须曲身成端庄优雅的身形，这意味着‘控制精神’。” 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当母亲或保姆把她们放到床上去时，都要帮她们摆好四肢。
在传统的书写教育中，教的人也要把着孩子的手，描出象形文字，“就是让他有那样的感觉”。在孩子还不认识那些字，更谈不上写它们时，先要学会感受写字的动作，如何控制，如何有节奏感。在现代的大众教育背景下，这种教法不是那么显著了，但仍然有人在用。鞠躬、使用筷子、射箭或把枕头当作孩子绑到背上，在教所有这些动作时，都要移动孩子的手，而且要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正确的姿势。
除非是在上层社会，孩子们不用等到上学，便与邻居家的小伙伴们一起自由玩耍了。在农村，他们在三岁之前，会成群结队地玩；甚至在城镇，在拥挤不堪的街头，他们也会自由玩耍，自由得令人心惊肉跳，如出没于车水马龙之间。他们享有特权。他们逗留在商铺周围，听大人说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为了玩耍，他们聚集在村社，在神灵的保护下，他们是安全的。在上学之前和上学之后的两三年里，男孩和女孩都是一起玩的；不过，在同性孩子之间，尤其是在同龄孩子之间，更可能出现密友关系。这样的同年团体会持续终生，胜过其他任何团体，在农村，尤其如此。在须惠村，“随着性欲的减退，同年聚会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真正快乐。村民们说，‘同年人比老婆还亲近。’”
在学龄前孩子组成的团体内部，成员相互之间非常随意。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许多游戏淫秽得令人害臊。孩子们了解生殖真相，既是因为大人们的随意谈论，也是因为日本的家庭成员往往生活在相隔很近的空间里。另外，母亲在跟孩子们一起玩时，或在给他们洗澡时，常常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生殖器，尤其是男孩子的阴茎。除非是在错误的地方、跟错误的伙伴一起玩性游戏，而且沉溺于此，否则日本人不会责备孩子们玩这种游戏。手淫不被认为是危险的。孩子团体也会非常随意地相互批评——在成年人生活中，这种批评会变成侮辱，而且还吹嘘——在成年人看来，这种吹嘘就让人感到奇耻大辱。“孩子们，”日本人平静地笑着说，“不知什么羞耻。”他们补充说，“这就是他们何以如此快乐的原因。”在小孩和大人之间，就有这么一道鸿沟。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不知什么羞耻”，就是说他一点都不庄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相互批评对方的家庭和财物，尤其喜欢吹嘘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他们通常这么说。他们甚至为他们可敬的父亲而打架。在美国人看来，这类习惯行为不值得关注；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所听到的关于他们父亲的谈话形成巨大的反差。成年人谈到自己家时，会说“敝宅”；谈到邻居家时，会说“府上”；提到自己的家庭时，会说“寒舍”，提到别人的家庭时，会说“尊府”。日本人一致认为，在童年时期——从游戏团体的形成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九岁时——孩子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做出这类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声张。有时，他们会说，“我来演主君，你演家臣。”“不行，我不想当仆人，我要当主君。”有时，这是在吹嘘自我，贬损别人。“他们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后，他们会等着别人来问自己，才开口说话，而且再也不会吹嘘。”
日本孩子在家里学习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僧侣们是不会“教”他的。他对有组织的宗教的体验一般来自这样的机会：他跟着别人去参加盛大的节日活动，在那儿，僧侣会给他喷洒祛病除灾的圣水。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这种情况也往往出现在节日活动中。家庭祭祀仪式往往以自己家里的佛龛和神社为中心，在这样的仪式上，孩子也能进行宗教体验，而且这样的体验是最一以贯之、最根深蒂固的，更显著的是佛龛，里面放着祖先的牌位，前面则供着鲜花、某种树枝和香火。神龛每天要供奉食品，家里的长辈每天要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还要每天在神坛前鞠躬。晚上，那儿会燃着小灯。人们常常说，他们不喜欢睡在外面，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主导家庭气氛的东西，他们会感到失落。神社往往是一个简陋的架子，主要供奉的是来自伊势宫的神符，也供奉着其他种类的供品。在厨房里，还有满身是灰烬的灶神，门上和墙上则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神符都有保护作用，能使家成为安全的地方。在村子里，村社是同样安全的地方，因为仁慈的神灵会显身保护它。母亲喜欢让孩子在安全的地方玩耍。在孩子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事物使他害怕神灵，也不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要求，让公正而挑剔的神灵感到满意。神灵应该受到崇敬，他们会回报以好处。他们不是独裁者。
在成年日本人的生活中，要处处谨小慎微，要让孩子适应这样的生活模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直到孩子上学两三年之后，这件工作才会真正开始。到那时，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身体。如果他太任性，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病”，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了和蔼的训诫和轻微的嘲笑。但他以前被允许为所欲为，甚至到了对自己母亲动粗的地步。他小小的自我得到了培育。在他刚上学那会儿，他还没多少变化。头三年是男女同校，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宠爱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更加强调的是，陷入“难堪”境地是危险的。孩子们还太小，不知道“羞耻”；但是，他们必须学会避免陷入“难堪”境地。例如，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大喊‘狼，狼来了！’”“他这是在愚弄别人。如果你做任何这类事，别人就会不相信你，那就会使你难堪。”许多日本人说，当他们出错时，首先嘲笑他们的是他们的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在这一点上，年长者的工作事实上不是让自己以嘲笑的态度对待孩子，而是渐渐地把嘲笑和那种要求孩子适应情义世界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时，各种义务——以前是忠实的狗的爱的奉献，我们前面所引用的忠犬报恩的故事，就来自六岁孩子的读本——现在，将渐渐变成一系列约束。“如果你就这么做，如果你那么做，”他们的长辈说，“世人会嘲笑你。”规则都具体而符合实际情况，大多数跟我们所谓的“礼节”有关。他们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职责与日俱增，所以他们需要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些职责。孩子必须约束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债务”。他渐渐加入到了负债者的行列，如果他打算还债，他就得步步小心。
婴儿时期的嘲笑方式有了新的严肃的延伸，从而把这种地位的变化情况传达给正在成长的男孩子。到了八九岁的时候，他的家人可能会以冷静的态度，真的拒绝他。如果他的老师报告说，他不听话，或不尊重别人，而且给他的操行打了个不及格的分，那他的家人就会背对他。如果他被店主批评说有恶作剧行为，“家庭名誉就会因此而受到侮辱”，他的家就成了攻击他的铁桶阵。我认识两个日本人，在他们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有一次跟他们说，要他们别再回家了，连去投奔亲戚都会带去耻辱。那是因为此前他们在教室里受到了老师的惩罚。两人都被弄得有家不能回，最后是母亲找到了他们，安排他们回了家。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有时会被关在屋子里，为的是让他们“谨慎”悔过。他们必须一心一意地写日记，日本人迷恋日记。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会表明，现在他们把这男孩看成是他们在世界上的代表，他们之所以纷纷反对他，是因为他招致了批评。他还没有适应情义世界，就不能指望家人支持他，也无法指望他的同龄人的支持。他的同学们会因为他做错了事而排斥他，在他被重新接纳之前，他必须道歉并许诺。
“值得强调的是，”乔福里·郭雷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约束达到了很不寻常的程度。在大多数社会中，当大家族或其他宗派团体的某个成员受到其他团体成员的批评或攻击时，都会行动起来一致对外，保护那个成员。只要自己的团体依然赞成自己，那他就能在面对其他人时，确信在他需要帮助或受到攻击时，他会得到团体成员全面的支持。然而，在日本，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一个人只有在得到别的团体赞成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得到本团体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成他或批评他，本团体就会转而抛弃他，加入到惩罚他的行列；直到——或者——除非，他能迫使那另一个团体撤销对他的批评。由于有这套机制，‘外面世界’的赞成变得至关重要，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重要。”
到这个年龄段，女孩所受的训练在类型上跟男孩没什么区别，但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在家里，她比她的兄弟更受限制。更多的职责加到了她身上——虽然男孩也可能要当临时保姆——在接受礼物和关注方面，她总是得到牛角的那点小尖头。她的性格不像男孩子那样的暴躁。不过，跟其他亚洲小女孩相比，她已经是非常自由的了。她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跟男孩子们一起到大街上去玩，还可以跟男孩子打架，而且常常绝不服输。作为一个孩子，她也“不知什么是羞耻”。在六岁到九岁之间，她渐渐学到了对世界的责任，她所学到的东西，所积累的经验，跟她的兄弟一样多。9岁时，班级分成男生和女生两部分，男孩子们很重视相互之间新建立的男性的团结。他们排斥女生，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跟女生说话。女生呢，也受到母亲的警告，与男生交往是不合适的。据说，这个年龄的女生变得闷闷不乐，喜欢退缩，很不好教。日本人们说，那是她们“欢乐童年”的终结。女孩的童年时期结束在她们被男孩排斥的时候。没有一条路是为她们标出来的，在往后的许多年里，她们只能“自重再自重”。这句训诫会一直跟随她们，直到她们订婚，直到她们结婚。
然而，男孩子们虽然已经懂得了自重和对世界的情义，但他们还没有明白一个日本成年男人所要承担的所有义务。“从10岁开始，”日本人说，“他明白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们的意思当然是：他懂得，受到侮辱时感到怨恨是一种美德。他还必须学习这些规则：何时与敌人面对面一决高下，何时用间接的方式洗清自己的名誉。我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男孩子在受到侮辱时就要去攻击对方。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允许肆意地攻击他们的母亲；为着多种多样的诽谤和抗辩，他们曾与同龄人决斗；现在他们十岁了，很难说还需要学习攻击。但是，男孩子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会被招纳到“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一道德规则之下，而这一规则会把他们的攻击性引导到某些公认的形式之中，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应付手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往往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自身，而不是对他人施暴。哪怕是男生也不例外。
上完六年小学之后，有些男孩子要继续上学——其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15%，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更高些——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要面对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而且每一个学生的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要进行排名，他们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负责的时候来到了。他们没有时间慢慢地体验这种情况的到来，因为在小学里和家里，竞争小得几乎是零。新体验说来就来了，这使竞争变成一件让人痛苦但还得全力以赴的事，他们普遍想要争得名次，怀疑别的同学因老师的宠爱而受到特别照顾。然而，在人们缅怀人生时，这样的竞争情形并没有成为一个大话题，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中学里高年级男生折磨低年级同学的惯例。前者把后者支来使去，还让后者经受种种侮辱，如他们进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到处弥漫着怨恨情绪，因为日本男生做这些事情时，不带娱乐精神。小男生因此而在高年级同学面前变得卑躬屈膝，奴仆似地给他们跑腿；但他憎恶折磨他的人，内心筹划着复仇。基于现实情况，复仇不得不推迟，但这使他更加报仇心切。这就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视之为美德。几年之后，通过家族势力，他能让那折磨他的人失去工作。或者，他自己把柔术和剑术练得炉火纯青，在他们俩都毕业之后，他会在街头当众羞辱那人。但是，除非他有朝一日报仇雪恨了，否则他“一直会觉得有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这就是日本人冤冤相报的核心内容。
对于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男孩子来说，同样的体验会出现在他们在部队所受的锻炼中。在和平时期，四个男孩中有一个要被征入伍，一年兵受到二年兵的侮辱比低年级学生在学校里所受的侮辱更加严重。这不关军官的事，甚至士官也只是偶然管一管。日军军规的第一条是：向军官提出任何申诉，都会使申诉者丢脸。因此，这种事都是在士兵中间了断。军官们接受这种恶习，认为这是保持部队强硬作风的一种方法，不过，他们自己不会卷入其中。二年兵在上一年积累了怨恨，现在全都转发到了一年兵身上；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在想方设法羞辱别人上，以证明他们的“强硬”。人们经常描绘说，新兵经过部队的锻炼之后，像换了一个人，成了“真正的沙文国家主义者”。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不仅是因为他们被施与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而且肯定不是因为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体验到了被侮辱的感觉。在家庭生活中，年轻人受到的训练是日本式的礼节，对“恰如其分的爱”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但在这样的部队环境中，他们很容易会变得残暴起来。他们无法忍受自己被嘲笑。他们把折磨解释为受到排斥，这使他们反过来变成了善于折磨别人的人。
当然，在中学里，在军队里，近代日本这些情形的特点来源于古代日本的某些习俗，那就是关于嘲笑和侮辱的习俗。中等以上的学校和军队并没有创造出对这些习俗的反应。显而易见，由于日本有“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样的传统道德规范，他们因为被侮辱而激发起来的怨恨，跟美国的情形相比，显得更加强烈。与古法一致的是：每一个受到侮辱的团体固然会及时地把惩罚转向某个作为牺牲品的团体，但这无法阻止一个少年一心想要去跟那个直接折磨他的人决一雌雄。在许多西方国家，替罪羊频频出现，是一种社会习俗；比如，在波兰，新学徒和年轻的收割手在受到奇耻大辱之后，不会把怨恨发泄在那些侮辱他们的人身上，而是转发在新的一茬学徒和收割手身上。但在日本，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男孩们固然也从胡乱发泄中得到满足，但他们主要考虑的，还是要与侮辱他们的人直接较量。当他们能与折磨者清算时，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领导们时刻想着国家的未来，会特别注意这一侮辱少年的恶习，它使男孩子们在成人学校和军队中做了一些愚蠢的行为。领导们会十分强调学校精神，哪怕是“老同学关系”，以打破上下年级学生之间的分歧。在部队里，他们会严厉禁止侮辱行为。纵使二年兵应该坚持像斯巴达人那样严厉地训练一年兵，恰如日本各级军官正是这么做的，这在日本不是伤天害理之事。但侮辱行为是有害的。在学校或部队里，如果年龄大一点的少年让年龄小的像狗一样对他摇尾乞怜，或像知了一样，表演丑行，或者在别人吃饭时表演“拿大顶”，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处罚。那么，日本的再教育运动中就会出现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将比否认天皇的神圣性和从教科书中剔除国家主义的内容更加有效。
女人们不用学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道德规则，也没有男孩子们在中学和部队里所得到的近代体验，甚至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圈比她们兄弟们的更加调和。从记事时候起，她们受到的教育使她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排序、关注和礼物方面，都是男孩子享有领先权，女孩子们的权利则被否定掉了。她们必须尊重人生规则，但这规则否认她们拥有公开自我主张的权利。不过，如同婴儿和小孩时期，女人们和她们的兄弟们分享了一般孩子的特权生活。她们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穿着特别的鲜红的衣服；成年之后，她们就得放弃鲜红这种颜色，直到她到了60岁，到了第二个享有特权的人生时期，才被允许再度穿鲜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在母亲和祖母的争斗中，她们会像兄弟们一样，得到双方的宠爱。兄弟姐妹们都希望有一位姐妹最喜欢自己，也希望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孩子们要求，让他们跟她一起睡，以表示她喜欢他们。她能经常地把来自祖母的恩惠分配给两岁大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欢独睡。夜里，孩子的小床会紧挨着某个被选出来的大人的床。那时，“你最亲我”的证据往往是：两个人的床紧挨在一起。在9岁或10岁时，女孩子会被排除在男孩子的玩伴之外；甚至在这一阶段，她们也能得到一些补偿。她们会因为新的发型而受人夸赞；在14到18岁之间，她们的头饰是全日本最精心制作的。她们到了可以穿丝绸服装而不是棉布服装的年龄了，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给她们提供增添她们魅力的衣服。通过这些方式，女孩们得到了些许满足。
女孩子需要有约束，这份责任是直接放在她们肩上的，而不是她们的父母通过武断的极权强加的。父母对女孩子施行其特权，不是通过身体的惩罚，而是通过平心静气、不偏不倚的期望，他们期望女孩子做到社会需要她们做的事。值得在此引用一个关于这类训练的极端例子，因为他非常好地说明了那种并非强制的压力，这就是日本人教育女孩子的特点，不那么严厉，还给予特权。从6岁开始，小稻垣钺子就有一名博学的儒家学者，教她背诵汉文经典。
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上课期间，除了手和嘴，他纹丝不动。我坐在他前面的榻榻米上，身子同样端正，而且一动不动。有一回，我动了一下，那是在课间。出于某个原因，我有点不安宁，微微摆动了一下身子，让蜷曲的膝盖稍稍变换一下角度。老师脸上闪过一片惊讶的淡淡的阴云。随后，他一声不响地合上书本，带着温和但又严厉的口吻说：“小姐，显然，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学习。你该回到自己房间去，好好想想。”我的心几乎要被羞死。我无能为力，只好谦恭地先向孔子画像然后向老师鞠躬，恭敬地退出教室。一般我上完课后都要去向父亲报告，这回我慢吞吞地走到他那儿。父亲很惊讶，因为下课时间还没到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你的功课做得真快啊！”这话我听着像一记丧钟，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直到今天，还像瘀伤未愈，让我感到疼痛。
在另一个地方，杉本夫人描绘了她的祖母，概括了日本家长最典型的态度之一：
她安详地期望每个人都做她同意做的事；没有责备，也没有争辩；但是，她的期望像丝绵一样，柔软，但非常坚韧，让她的小家庭保持在她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
祖母的这一期望“像丝绵一样，柔软，但非常坚韧”，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效力，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一种工艺和技能方面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孩子们学的不仅是规则，还有习惯。如，筷子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走进房间的步态是否恰当，后来的茶道和按摩，每一个动作都由大人手把手地教，反复练习，直到娴熟。大人们认为，孩子们不会在用到正确的习惯时，随时就能把它们“捡起来”。杉本夫人描写了她在14岁订婚后，如何在饭桌上伺候丈夫。此前她从未曾见过她的未婚夫。他在美国，而她自己在越后（Echigo）。不过，在母亲和祖母的眼皮底下，“我自己动手反复做某一道菜，我哥哥告诉我们，那是松雄特别喜欢吃的。松雄的桌子紧挨着我的，在布置自己的桌子前，我总是先把他的安排好。这样，我就学会了如何时刻注意，要让未来的丈夫感到舒服。祖母和母亲说，要假想松雄好像就在那儿，我要注意自己的衣着和举止，就好像他真的在屋子里。就这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就学会尊重他，尊重自己作为他妻子的身份。”
男孩子也是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尽管这种训练不如女孩子的精深。一旦他“学会”了，就不允许有任何不照着做的托词。然而，过了青春期，在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就主要得靠自己的主动性了。长辈们不会教他求爱的习惯。在家庭圈子里，所有公开的性爱行为都是受到排斥的，从9、10岁开始，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和女孩就绝对要分开。日本人的理想是：在男孩子真正对性发生兴趣之前，父母就给他安排一桩婚事，因此，跟女孩子一起时，男孩子在行为上应该表现出“羞涩”。在农村，人们会拿某个话题对男孩子大肆取笑，使他们总是感到“害羞”。不过，他们还是企图学。在以前，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村子里，甚至在最近，都有许多女孩，有时是大多数女孩，都未婚先孕。这种婚前性经验属于“自由领域”，跟严肃的人生没有关系。父母在安排婚事时，不会提及这些事。不过，在今天，正如一个须惠村的日本人对安布雷博士所说的，“哪怕是女佣人，也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自己应该保住处女身”。男孩子上了中学之后，道德规则也严厉地反对他们跟异性有任何形式的接触。日本教育和公众舆论都力图阻止男女孩子在婚前有亲密关系。在日本电影里，年轻男子如果表现出某些跟年轻女子随便相处的倾向，就会被认为是“坏人”。在美国人看来，“好人”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对魅力女孩表现出轻率甚至不礼貌的态度。“跟女孩随便相处”的意思是：那些男孩“到处瞎玩”，或者寻找艺伎、妓女乃至咖啡女郎。艺伎馆是学习性事的最好场所，因为“她会教你，你只要放松下来，看着就行了。”他不必害怕自己表现笨拙，而且不会指望自己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有钱去艺伎馆的男孩子并不多。他们可以去咖啡馆，看看男人们如何跟咖啡女郎亲密相处，不过，这种观察跟他们在别的领域所学到的，不属于同一种训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男孩子们总是害怕自己笨手笨脚。在人生的某些领域，他们不得不在没有信得过的长辈言传身教的情况下，学会某种新的行为，性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年轻夫妻结婚时，有地位的家庭会给他们几本“新婚用书”和一些带有许多细致描画的屏风，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你可以从书本上学，正如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布置园林的规则。你父亲不会教你如何打理日本式的园林。这是你长大后自己要学的一种爱好。”日本人把性和园艺结合起来，说这两样东西你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得，这真有意思。不过，大多数日本年轻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学会性行为的。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不是通过大人细致的言传身教学会的。对年轻人来说，这种训练上的差异强调了这样一项日本信条：在人生大事上，他都得听大人的，大人们会费力训练他的习惯。但性是不同于此的另一个领域，尽管在这个领域里，他会很尴尬，很害怕，但他可以自己掌握，自己满足。性和婚姻分属两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哪怕在结婚之后，日本人也可以到外面去寻欢作乐，根本不必偷偷摸摸。而且，他这么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他妻子可没有这样的特权。妻子有忠于丈夫的义务，哪怕是在被勾引的时候，她也得偷偷摸摸；在日本，很少有女人能有效地保住婚外恋的秘密。她们如果神经紧张、心神不定，就会被认为歇斯底里。“日本女人最经常碰到的难题不在社会生活中，而在性生活中。很明显，多数精神不正常的和大多数歇斯底里的妇女都是因为性生活的不协调所致。丈夫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她的性欲，她就必须接受那种方式。” 须惠村的村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病都“发于子宫”，然后蔓延到头部。当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时，她可能会求助于手淫，那是日本人都接受的习惯。从村民家到大户人家，妇女们都珍藏着一些用于这一目的的传统器具。另外，生了孩子之后，她被允许有大量的色情行为。在她做母亲前，连开个性玩笑都不行，但是，做了母亲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在男女一起参加的聚会上，她满口都是性话题。她还会用非常放肆的色情舞蹈，为大家助兴；伴随着下流歌曲，她快速地前后扭动着屁股。“这种表演每次都能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当士兵结束军事训练回来时，人们会到村子外围去迎接他们，妇女们会女扮男装，乱开猥亵的玩笑，甚至假装要强奸女孩子。
因此，日本女人在性事上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言行的，出身越低贱，自由度越大。在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里，她们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是，没有一种禁忌要求她们否认她们了解性生活的事实。当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是淫秽的。同样，当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又是无性的。她们到了成熟的年龄，就可以抛开禁忌；如果她们出身低微，更可以像任何男人一样下流。日本人的目标是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场合采取合适的行为，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性格——西方人意义上的“贞女”和“荡妇”。
男人在有些领域需要大力约束自己，但他也有放肆的时候。男人们聚到一起喝酒，尤其是旁边有艺伎服侍着，他认为那是最大的满足。日本男人喜欢喝得醉醺醺的感觉，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他喝个痛快。几杯米酒下肚之后，他们就会放下正经的姿势，他们喜欢互相倚靠着，显得亲密无间。喝醉时，他们很少有暴力或攻击行为；只有少数“不好相处的人”才会吵架。除了在诸如喝酒这样的“自由领域”，男人们决不应该，正如他们所说的，辜负别人的期望。在严肃的生活领域，说任何人辜负了别人的期望，那仅次于日本人用来骂人的“浑球儿”一词。
所有西方人都描写过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性格可以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得到解释，正是那种教育造就了日本人世界观的两面性，哪一面都不能忽视。在幼儿时期，他们体验到的是特权和心理的惬意，在后来人生中的所有修炼过程中，他们都保留了那样的记忆：在他们“不知耻辱”的时候，生活更加轻松。他们没必要为未来描绘一个天堂，他们的天堂是在过去。在他们关于人性本善的教条中，在关于神灵仁慈的教义中，在关于最想做日本人的信条中，他们都在转述童年。这使他们很容易把对“佛种”的一些极端解释看作他们的伦理的基础。他们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佛种”，死时都会成为神。这给了他们过分的或某种程度的自信。这使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想干什么工作就能干，却不管那工作的要求是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的。这也使他们时刻准备着坚持自己的判断，哪怕与政府对抗，而且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时，这种童年记忆使他们患上群体性的狂妄自大症。
在六七岁之后，渐渐地，他们就要承担起审慎、“知耻”的责任，而且支持这份责任的是最强大的制约因素：如果他们出错，连自己的家庭都会背对他们。这种压力不是普鲁士式的规定，而是难以逃避的命运。小时候，他们享有特权，但那时就奠定了现在这命运；因为那时他们在便溺习惯和身体姿势方面，就不得不接受了持久的训练，还因为父母常常取笑他们，威胁说要抛弃他们。这些早期经验使孩子慢慢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当他被告知，“世人”会嘲笑他或排挤他时，他得下大力气克制自己。在童年时期，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冲动，但现在他得把这些冲动压下去，这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现在它们变得不合适了。他现在进入了严肃的人生阶段。他一步步地被剥夺了童年的特权，同时，他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成年人的快乐，但是，他的童年经验并没有真正淡出。在他的人生哲学中，他任意地利用这些经验。当他在“人之常情”方面纵容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回到童年经验中去寻找理由。在生活的“自由领域”，在整个成人阶段，他都在重温童年。
童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相互之间显然有联系，其延续性在于：要受到同伴的认可，这一点很重要。长辈谆谆教诲他的，就是这一点，而不是遭遇道德的绝对标准。在前期，当他长大到足以能够撒娇时，母亲会把他带到自己的床上。他会数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所得到的糖果的数量，这数量能表明他在母亲的心目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他被忽略时，他会很快就注意到，甚至会问姐姐：“你是否最亲我？”在后期，他被要求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乐事，不过，大人许诺给他的报酬是：他会得到“世人”的赞赏和认可。而惩罚呢，就是“世人”会嘲笑他。当然，在大多数文化中，在训练孩子时，人们都会用到这种制约因素。但在日本，它尤其严重。当父母威胁说要丢弃孩子时，他们的取笑加剧了孩子那种被世人抛弃的感觉。在人的一生中，更可怕的是被排斥，而不是遭遇暴力。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非常敏感，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想象一下都不行。因为，在日本社会里，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世人”真的了解他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同意他的做法，就可能抛弃他，这可不是什么幻觉。日本房子的构造——声音能穿透薄薄的墙壁，白天门是敞开的——对没有能力修建围墙和庭院的人来说，隐私生活完全是公开的。
日本人所使用的一些象征物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性格的两面性，造成这种两面性的根源是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一方面是“没有羞耻感的自我”，形成于最初阶段；当他们看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时，他们会检验一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这个自我。他们说，镜子“反映的是永久的纯洁”，既不接纳虚荣，也不会反映“妨我”，它反映的是灵魂的深处。一个人应该在镜子里看到“没有羞耻感的自我”。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的眼睛，如同看到灵魂的门窗。这有助于他在生活中保持“没有羞耻感的自我”。他在镜子里看到理想化的父母的影像。据说，有些人为着这个目的，到哪儿都带着面镜子，有人甚至在自家神龛里装了一面特殊的镜子，用以鉴照自己、观察自己的灵魂。他“神化自己”“膜拜自己”。这是不寻常的，但只需稍微动一下，就能做到；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有镜子，作为神器。在战争期间，日本电台广播了一首特殊的赞歌，赞美的是一个班级的女生，因为她们给自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没人想到，她们这么做，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那首歌描写说，那表明她们要重新献身于灵魂深处的沉着的目标。揽镜自照是一种表面的仪式，会测试出她们美好的精神。
孩子心里被培植“观我”之前，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就已经产生。在照镜子时，他们看不到“观我”，所以，没有“耻辱”的指导，镜子中的自我自然就跟童年时的一样善良。他们赋予镜子的就是这种象征意义，它也是臻于“圆通”的自我修炼观念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炼自己，以驱除“观我”，以找回早年的率真。
尽管有特权的早期童年经验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是，他们并不一味地感到，随后阶段的限制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在后一阶段，羞耻成了美德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常常挑战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观念，他们批评那种认为自己正在作出牺牲的想法。在有些极端的例子里，日本人甚至说，为了尽忠、尽孝或履行“情义”，他们自愿去死，而这在他们看来，不能归入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的自愿的死，能使人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反之，就是“一只狗的死”，意思是“没有价值的死”。在英语中，这话的意思是死在贫民窟，但日语中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被称为自我牺牲，而在日语中则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总是意味着受约束，而约束跟自重一样，是有价值的。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取得伟大的成绩。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取得成绩的前提条件；在日本人看来，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经验跟美国人的不同。他们接受的观念是：通过自我约束，他们能使自我变得更有价值，他们把这一观念当作他们伦理体系中的首要信条。他们的自我是危险的，充满了冲动，那些冲动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把正常生活搞得乱七八糟。除了自我约束，他们又如何能控制这样的自我呢？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表达的：
年复一年，通过艰辛的劳作，涂上去的漆层越多，作为成品的漆器的价值就越高。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人说：“刮去苏联人的表皮，你会看到一个鞑子。”你可以同样义正词严地说：“刮去日本人的表皮，擦掉漆，你会看到一个海盗。”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是制作手工艺品的辅助材料。无所谓伪造，它不是一种用来掩盖缺点的涂料。至少，它跟它所要装饰的那种材料一样有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人行为中的矛盾性是极为明显的。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是他们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童年教育在他们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哪怕在经过层层刷漆之后，也依然留存。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像小小世界里的小小神仙，他们甚至可以任意攻击别人以满足自己，他们的一切要求似乎都可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两面性，日本人长大后，可以从沉湎于死去活来的浪漫爱情转到对家长的言听计从。他们既可以沉溺于快乐与安逸，也可以不遗余力地接受极端的义务。他们所接受的审慎训练即使他们常常成为行动上的懦夫，但他们又是勇敢的，甚至到了蛮勇的地步。他们既能证明自己在等级制条件下是非常驯服的，但又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尽管他们彬彬有礼，但又保留着傲慢自负的样子。他们既能在部队里接受盲目信仰的训练，又不会屈从别人。他们既可以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又能被新的生活方式吸引，比如，他们先是宣称要接受中国习俗，继而又声明要引进西方学说。
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造成了种种紧张情况，不同的人对这些紧张情况做出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同样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其解决之道。那问题便是：如何协调童年经验和成年经验之间的关系，前者指的是他在早年所体验到的自发性和任性，后者指的是他在后来的人生中所关注的能确保自己安全的种种约束。许多人都感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像道学家一样，用约束自己生活的方式处理一切事情，深恐与现实不期而遇。他们越来越害怕，因为想说什么就说的习惯不是白日梦，而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经历。他们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通过严格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感觉自己跟所有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没什么不同。有些人更加离群索居。他们害怕自己的攻击本能，已经在心里把它控制起来，还用温和的表面行为把它掩盖起来了。他们常常忙于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目的是为了逃避自己真实的感情和意识。他们机械地履行生活常规，而这些常规对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另有些人，由于更多地受制于童年经验，在面对他们作为成年人需要面对的一切时，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情绪，他们力图增强自己的依赖性，但在他们的年龄已不再可能。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努力都使他们激动万分。一些难以预见的情况不可能靠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使他们惊恐不已。
当日本人为被排斥和被审查而感到无比焦虑时，他们就会面临这些典型的危险。当他们不是太受压抑时，他们会既表现出享受生活的能力，又表现出不去踩别人脚趾的小心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们的童年教育所灌输的。这是非常可观的成绩。幼儿时期给了他们过分的自信，没有唤醒他们沉重的罪过意识。后来的约束是以巩固与伙伴的关系的名义，强加给他们的，而义务也是相互的。在一些被指定的“自由领域”中，生活中的冲动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不管别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的愿望。一直以来，日本人以善于从天真的事物中取乐而闻名：观赏樱花、月亮、菊花或新雪，把蛐蛐养在家中笼子里以听其“唱歌”，赋诗、侍弄花园、养花以及品茗。这些都不是深陷烦恼而且有攻击性的人所能做的。他们也不会以悲哀的态度对待快乐。在日本发动毁灭性的“使命”之前，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日本的农村社区，人们的闲暇时光充满了快乐和希望，他们在干活时又非常勤奋。这与任何别的现存民族都一样。
但是，日本人对自己有很多要求。为了避免被排斥和被诽谤这样的严重威胁，他们必须放弃亲身品尝过的个人的乐事。在人生的重要事情上，他们必须把内心冲动锁起来。极少数人胆敢触犯这一范式，甚至冒着失去自尊的危险。真正自重的人会把准生活的航向，使之不在“善”与“恶”之间，而在“符合期望”与“辜负期望”之间，让他们自己的个人要求沉没于集体的“期望”之中。这些就是所谓的好人，他们“知耻”，而且总是谨小慎微。他们给家庭、村子和国家带来荣耀。这样产生的紧张感是巨大的，表现于很高水平的雄心，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世界强国。不过，这样的紧张感加在个人身上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人们必须切切留意，唯恐失败，唯恐别人轻视自己在行动过程中的表现，这一行动已经使他们花费太多、放弃太多。有时，日本人会爆发出最具攻击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被激发起来，不是在他们的原则或自由受到挑衅时（美国如是），而是在他们察觉到自己受了侮辱或诽谤的时候。于是，他们危险的自我就会发作，如果可能，就去攻击诽谤者，否则，就折磨自己。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否认自己应该拥有简单的自由。美国人把那样的自由看作他们呼吸的空气，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记住，战败之后，日本人正在探求民主。让他们以自己高兴的方式去做事，做得简单而天真，他们会欣喜若狂的。对此，杉本夫人做过最精彩的表述。她说，当她在东京的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她拥有过一块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种植草木的花圃；老师们让每个女生都拥有一块野外的土地，而且，她想要什么种子就有什么种子。
这块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种植草木的花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拥有个人权利的感觉……一个人的心中居然会有这样的幸福感觉，然而这是事实，这简直让我吃惊。……我没有触犯传统，没有玷污家族的名誉，没有让父母、老师和乡亲们感到震惊，没有伤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因此，我能自由地行动。
所有其他女生都种花，而她准备种土豆——
没有人知道这一荒谬的举动给了我无忧无虑的自由感……自由的精灵来敲我的门了。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家的庭院里有一块荒地，像是当年那块花圃的一部分……但是，总是有人在那儿忙着修剪松树或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都要打扫石阶。他在打扫完松树下那块空地后，就会小心翼翼地撒上松针，那是刚刚从森林里采集来的。
这块模拟荒地之于杉本夫人，代表着模拟的自由意志，她以前在受训时也享有这自由。整个日本到处都有这样的模拟荒地。在日本园林里，总有一些一半埋在地下的大石头，每一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小心运输，摆放在一个由一些小石头组成的隐蔽的台子上。大石头摆放的位置，也是按照它与溪流、房子、灌木丛和树林的关系，经过精心考虑的。因此，菊花生长在花罐里，是为全日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花展准备的，每一片完美的花瓣都单独由栽培者布置好，其位置往往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固定，那丝线就插在活生生的鲜花里。
当杉本夫人得着机会，把这些丝线放到一边，她的陶醉是快乐和纯真的。那菊花曾被栽培在小花罐里，它不得不让自己的花瓣被人小心地摆弄；后来，它发现，处于自然状态，能得到纯粹的快乐。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辜负别人的期望，质问羞耻的制裁，这样的自由会颠覆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安排下，他们得学习新的制裁措施。而变化是昂贵的。要想出新的假设和新的美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世界既不能认为日本人会把它们放到自己眼前好好打量，并使之成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应该想象日本最终都产生不了更加自由的不那么僵硬的伦理体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不再了解并实践日本的伦理规范，他们的伦理系统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固执地坚守日本的惯例，尽管他们的父母就来自那个国家。同样，在新时代，在日本的日本人也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像旧的生活方式那样要求约束个人。没有丝线的缠绕，没有大举的修剪，菊花可能很漂亮。
在这向更大的心理自由转变的过程中，日本人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美德，这有助于把他们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平台上。其中一种传统美德是“自我负责”，他们把它解释为“对我身体里的锈”负责。这个比喻把一个人的身体比成一把刀。正如佩刀者要对刀的闪闪发光负责，一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行为的结果负责。他的弱点、他的缺乏恒心、他的劳而无功自然会产生种种后果，他必须承认并接受这些后果。较之在自由的美国，日本人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要彻底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化的自我负责的人的一个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安排中，没有任何平衡能比这种美德更有效。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经把它看成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主张“把刀放在一边”。在他们自己的意义上，他们有一种容忍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他们内心的“刀”免受锈的威胁。在他们关于美德的解释中，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里，“刀”是一种他们可以保持美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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