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自我修炼的技术性传统方法相对而言还没有发展起来。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如果已经预计某个目标自己是有可能达到的，若有必要，那么他就会进行自我修炼，以达成这个既定的目标。他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他的心志或他的良知，或者维伯伦所谓的“工作本能”。他可能会接受一种严格的训练体系，目的是为了加入某个足球队；或者，他放弃所有娱乐，目的是为了把自己训练成音乐家，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他可能会出于良知而避开邪恶和轻率。但是，在美国，自我修炼是一种技术训练，不是可以学习的算术一样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它完全没有用场。这样的技术如果真的在美国出现，那肯定是欧洲的某些教派领袖或印度教高僧教的，后者教的是创立于印度的教义。沉思和祈祷是宗教的自我修炼，由基督教的圣特蕾莎或圣约翰教授实践，但即使是这样的自我修炼，也几乎不曾在美国幸存。
然而，日本人认为，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或进行剑术比赛的男子或过惯贵族生活的人，都需要自我修炼，这与考试时所需要学习的特殊技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他考试时答得多么完满，无论他在出剑时多么专业，无论他多么注意繁文缛节，他都需要把书本、剑和公众形象扔到一边，去进行某种特殊的修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信从深奥的修炼，但是，哪怕是对那些不信从的人来说，自我修炼的措辞和实践也在生活中拥有公认的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以一整套概念来判断他们自己和别人，那套概念依赖于某个观念，那是关于泛化的技术上的自控和自治的观念。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能培养能力，另一类所培养的不仅是能力。这能力之外的东西我愿意称之为“圆熟”。这两类在日本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在人的心里达成某种异样的效果，形成某种基本原理，并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我们已经描述过了第一类，即自我修炼能力的许多事例。在和平演习中，士兵们要活动60个小时，但睡觉的时间只有10分钟，而军官居然说“他们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保持清醒”；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极端的要求，其目的只是培养一种行为能力。他说的是日本的心理机制的一条被公认的原则，即意志应该超越身体，因为身体几乎能接受无穷无尽的训练。一个人忽视健康规律，就要付出代价，但身体本身没有这样的规律可言。日本关于“人之情感”的整套理论都依赖于这种认识。当它与人生真正的要事有关的时候，无论健康多么重要，无论那些不相关的事情是经过了怎样的培养，身体的需要都应该完全放在第二位。自我修炼无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日本精神”。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日本人的立场，是对日本人的观念的粗暴解释。因为，在美国人的日常说法中，“无论什么样的自我修炼的代价”跟“无论什么样的自我牺牲的代价”意思几乎是一样的，也常常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个人挫折的代价”。美国人的修炼理论——这种修炼无论是外力强加的，还是向内投射为检点自我的良知——是这样的，从孩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都得通过修炼而被社会化，它或者是自主接受的，或者是权威强加的。它是一种折磨。个人为自己的愿望被褫夺而感到不满。他不得不作出牺牲，内心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情绪。这不仅是许多美国职业心理学家的看法，而且是由父母在家里带大的每一代孩子的哲学，因此，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心理学家的分析包含着大量的真理。到了一定的时间，孩子就“得”上床睡觉，他从父母的态度中了解到睡觉是一种“折磨”。在数不胜数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番，以表示不满。作为一个已经受过训练的美国孩子，他把睡觉当成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因此他会做出以卵击石似的反抗。他母亲还规定，他“得”吃某些东西，那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橙汁，但是美国孩子会对他“不得不”吃的食物表示抗议。他总结出，对他“有益”的食物都是不好吃的。这种美国惯例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但也存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如希腊。在美国，长大成人，意味着从食物折磨中解放出来。成年人可以吃好吃的东西，而不是对他有益的东西。
然而，跟西方人一整套关于自我牺牲的概念相比，这些关于睡觉和食物的观念是微不足道的。西方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作出巨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她们自己的事业，丈夫为了养家糊口要牺牲自由。在有些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不承认自我牺牲的必要性，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但的确有这样的社会，那儿的人们说，父母自然认为孩子是高兴的，女人们喜欢婚姻生活胜过其他生活方式，养家糊口的男人是在从事他自己钟爱的工作，如打猎或园艺。为什么说那是自我牺牲？当社会强调这些解释，而且允许人们按照这些解释生活，自我牺牲的观念就几乎不会有人承认。
在美国，一个人为他人所做的所有这些事都是自我牺牲，但在其他文化中，被认为是相互之间的交换，要么是往后会有回报的投资，要么是对他人以前给予自己好处的回报。在那样的国家中，甚至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对待的，在儿子少小时候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父亲老了的时候甚至去世之后，儿子要进行报答。所有事务关系都是民间契约，往往要保证对等，正如一般契约所约定的，一方要履行保护义务，另一方要履行服务义务。如果这对利益双方都有好处，那么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他要履行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背后的制裁手段当然是相互的，在责任的种类上如此，在责任的等级交换上也是如此。因此，日本人关于自我牺牲的道德立场跟美国迥然不同，他们总是一条条地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们宣讲的关于牺牲的教义。他们辩解说，好人不应该想到他为别人做事是在折磨自己。“我们之所以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一个日本人跟我说，“是因为我们愿意给予，或者说是因为给予是好事。我们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我们为了别人要放弃多少利益，我们都不会那样认为。这种给予会在精神上提升我们，或者我们应该为此而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把人生组织在这样细致的相互义务的周围，自然会发现这些义务与自我牺牲无关。他们把自己推向履行极端义务的界限，但是，相互关系上的传统制裁手段阻止他们去感受自怨自艾、自以为是；而在更强调个人和竞争的国家里，那种感受是很容易出现的。
因此，为了理解日本人在自我修炼方面的日常行为，美国人必须对自己的“自我修炼”观念进行一次某种意义上的外科手术，必须割掉“自我牺牲”和“折磨”的增生物，这种东西已经丛生在我们的文化概念的周围。在日本，一个人要想把自己修炼成一名优秀的选手，他在进行修炼时，要像打桥牌一样，不能想到这是一种牺牲。这种训练当然很严格，但这是事物的本质所固有的。幼儿固然幸福，但没有“品尝人生”的能力。只有通过思想训练（或自我修炼），人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这个短语往往被翻译成“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自我修炼“能锻炼丹田（控制部位）”，从而扩大人生的范畴。
日本的“有能力的”自我修炼就包含这一基本原理，它能提高人打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在刚刚训练时，他会感到不耐烦，但是，他们说，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最终他会要么喜欢上这种修炼，要么干脆放弃。学徒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行当，男孩要学柔道，小媳妇要适应婆婆的要求。在修炼的前几个阶段，一般人会不习惯新的要求，因此可能会希望摆脱这种“修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会开导他们说，“你想要什么？要想品尝人生，你必须做些修炼。如果你放弃，一点都不修炼，那么结果肯定是，你将来不会幸福。假如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可不愿意保护你让你免受舆论的攻击。”“修养”是他们用得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意思是磨掉“身上的锈”。它能让人变成一把明晃晃的利刃，那当然是人所巴不得的。
日本人很强调自我修炼如何给人自己带来好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这样的折磨不会导致侵犯冲动，但他们的道德体系往往要求他们做出极端举动。在游戏和比赛中，美国人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冠军不会抱怨自我牺牲，为了学得更好，他需要做出自我牺牲；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选手，他得投入很多时间，但他不会说那是“折磨”。然而，医生们说，在有些情况下，当一个人为了高额赌注或冠军而进行比赛时，需要万分集中精力，这与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等问题不无关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人身上。不过，他们在相互关系上有制裁手段，而且他们相信自我修炼对修炼者自己是有好处的，这使他们觉得很多事情是很容易做的，而在美国人看来那些事可能是做不到的。跟美国人相比，他们更多关注他们有能力做的事，而且不允许自己有更多的辩解。他们不会经常把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替罪羊，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而沉溺于自怨自艾。他们受过训练，所以他们比美国人更加关注“身上的锈”。
在“有能力的自我修炼”之外、之上，还有“圆通”水准的自我修炼。关于后一种类，日本人有过一些著述，但西方读者不太能理解这一类的修炼技巧。有些西方学者也专门论述过这个话题，但他们往往抱着比较轻视的态度。有时，他们称之为“怪癖”。有一位法国学者说，这些技巧全都是“对常识的否认”；“禅宗”是所有讲究修炼的门派中最大的一派，但他竟然说，那是“一连串严肃的废话”。然而，这些技巧所要达成的目的不是不可参透的，这整个话题能使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了解到日本人的心理机制。
关于“圆通”在自我修炼中所达到的心理状态，日本人有许多说法。这些说法有的用于演员，有的用于宗教信徒，有的用于剑术家，有的用于公共演说家，有的用于画家，还有的用于茶道师。它们的含义一般都一样，我只用一个词“无我”，它用于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禅宗”。关于这种“圆通”状态的描写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体验，即无论在世俗生活中还是在宗教生活中，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间隙，甚至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没有”。犹如电流直接从正极流到负极。在没有达到圆通状态的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导电的屏障。他们称之为“观我”“妨我”；通过一些特殊的修炼，高手能驱除它，每当此时，他根本意识不到“是我在这么做”。电流自由流动，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一点通”的状态。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是他心里所描画的行为图式的翻版。
大多数普通的日本人都在追寻这种“圆通”状态。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是英国的佛学权威，说到过一个女生，曾经向在东京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提出申请，说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当被问及她想这么做的原因时，她回答说，她最大的愿望是乘飞机上天。当她被要求解释飞机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时，她回答说，曾经有人告诉她，在她乘飞机上天之前，她必须有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只有通过宗教修炼，才能获取这种心态。她认为，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她来向传教士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起来，还把修炼“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和学校考试、演讲以及政治生涯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为“一点通”境界所做的技术训练在几乎任何事情上都有益，这是没有问题的。
许多文明都发展出了这类修炼技巧，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和方法具有非常鲜明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这尤其有意思，因为许多技巧起源于印度，那就是在印度众所周知的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集中精力、五官控制等方面的技巧至今仍然显示出与印度修炼方法的亲缘关系。他们同样强调“空心”“静体”，同一个短语重复念诵一万遍，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选定的象征物上。甚至印度人用的术语也仍然被日本人所认可。然而，除了这些“裸露在外的骨头之外”，日本版的佛教与印度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崇奉禁欲苦行的教派，是摆脱轮回的一种方法。除了“涅槃”，没有任何别的解脱法，解脱之路上的障碍就是人的欲望。通过忍饥挨饿、领受侮辱和自讨苦吃，人能消除自身的欲望，达到圣人的状态，还能获得灵性，臻于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与肉体世界断绝关系的方法，也是一种逃避虚妄而单调的人生的方法，还是一种掌握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的苦行，越能使人尽快到达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是异端。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但在日本人的佛教信仰中，从未曾有过轮回和涅槃的观念，某些佛教徒接受这些信条，但那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事，因为这些信条从未曾影响民间和大众的思维。按照轮回观念，杀死一只动物或虫子，就会杀死一颗转世的人的灵魂，但是，在日本，人们不会因此而放生。在他们的葬礼和庆生仪式上，看不到任何轮回观念。转世不是日本思想的一种范式，涅槃观念也不是，它不仅对普通大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僧侣们自己也修改它，使它不存在了。僧侣学者宣称，顿悟之人已经处于涅槃状态，涅槃就在此时此地，在一棵松树或一只野鸟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涅槃”。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幻象一直没有兴趣。他们的神话讲的是神，但不是死后的生命。他们甚至放弃了佛教中关于死后各种不同因果报应的观念。任何人，包括最微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他们把自家祠堂里的灵位径直称为“佛”。没有任何别的佛教国家的人们会这么说。一个民族居然如此大胆地称呼死去的普通人，可想而知，他们是不会描绘任何像达到涅槃这样困难的目标的。一个人通过任何途径都可以成佛，也就不需要通过一辈子禁欲，来达到这一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灵与肉无法妥协，这一信条在日本也是闻所未闻的。瑜伽是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就在肉体之内。但日本人没有这个教条。“人之常情”不是邪恶的，而是享受感官快乐的智慧的一部分。只有为履行人生的重要义务时，才可以牺牲“人之常情”。在日本人修炼瑜伽术的方式中，这一信条被带到了它逻辑上的极端：不仅所有的自我折磨都被去除了，而且瑜伽术甚至都不再是一种苦行了。甚至那些在隐居状态中“领悟”的人，尽管被称为隐士，但他们一般都定居在日本的胜地，跟老婆孩子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有老婆陪伴，甚至接二连三地生孩子，都被认为与圣洁是完全融洽的。在所有佛教门派中最流行的那一派中，僧侣也可随意娶妻生子，对于灵与肉不相容的理论，日本人从未曾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能接受。领悟的神圣性包括自我修炼时的沉思默想和生活的简单化，从不意味着穿脏衣服或对自然的美和弦乐的美闭目塞听。圣人们可能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或写作优雅的诗歌，或参加茶道仪式，或“观赏”月亮和樱花。禅宗甚至指引信徒避免“三不足”：短衣，缺食，少睡眠。在日本，同样被视为异端的，是瑜伽哲学的最后信条，即神秘主义的修炼，可以把修炼者送到与宇宙合一的狂喜状态。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这种神秘主义的修炼，无论修炼者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的苦修僧、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神秘主义修行者几乎一致认为，无论他们的信条是什么，他们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到了人间所没有的“狂喜”。日本有神秘的修炼法，但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达到出神状态。他们是达到了的。但是，他们甚至把出神状态都看作修炼法，能使人修炼到“一点通”的境界。他们不把这种境界描写为“狂喜”。禅宗甚至不说，出神时五官处于关闭状态，而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都是这么说的。禅宗说，这种修炼法能把“六官”全都带到一种超常的敏锐状态。第六感官位于心间，能通过修炼超过平常的五官，但是，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出神时都要进行特殊的训练。禅宗修行者的一种修行是：听到无声的脚步，并且能准确地跟随那脚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辨别同样诱人的不同的美味——这是故意引入的——而出神状态没有被打破。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一起“帮助第六感官”，修炼者要在这种状态中学会让“每一种感官都保持警觉”。
在任何一种重视超感觉体验的宗教中，这都是非同寻常的修炼。哪怕是在出神状态，禅宗修行者也不会力图摆脱自我，而是像尼采在论述古希腊人时所说的“保留自己的样子，保持公民的名声”。在日本佛教大师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这一观点的生动陈述，而最精彩的是道元的陈述，他在13世纪开创了曹洞宗，这是禅宗的一个门派，至今仍然是禅宗最大、最有影响的门派。道元在讲到自己“开悟”时说：“我只承认，我的眼睛横在直挺的鼻子之上……在禅宗的体验中，没有任何神秘性。时间自然地流逝，日升于东，月落于西。” 禅宗经书也不允许出神状态在给予自我修炼的力量外，再给予别的力量。“瑜伽宣称，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力量可以通过冥思苦想获得，”一个日本佛教徒写道，“但是，禅宗没有做过任何这样荒谬的宣言。”
由此，日本人把那些作为印度瑜伽修炼的基础的观点从思想的石板上擦去了，擦得一干二净。日本人非常喜欢设置限定，这使我们想起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修炼法理解成一种完善状态下的自我修炼，一种能让人达到“圆通”境界的方法；在“圆通”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为之间，连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不会有。这是一种效率的训练、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使人应付任何局面，而且付出的努力又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它还能使人控制自己任性的脾气，那样，不管是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内在的激情，都不会使他失去自我。
对于武士和僧侣，这样的修炼当然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而正是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人们进行神秘主义修炼所追求的回报不是至上的神秘体验，而是被武士用来训练自己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然而，从禅宗最早流入日本开始，情况都是这样。荣西是日本禅宗的祖师爷，他在12世纪所写的伟大著作就题为《兴禅护国论》。日本人用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目的是为了达到各种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禅宗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未来，在日本，禅宗被当作了一种军事训练，“像茶道、能剧一样，禅宗已经完全变成日本的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某个充满麻烦的时代，比如12世纪和13世纪，这一讲究沉思默想的神秘信仰，因为它不是在经书中而是在个人心里的瞬间体验中寻找真理，所以，在作为避风港的寺庙里，在那些逃离世界风暴的难民中间，它兴盛起来，但是，它不应被武士阶层接受为他们所青睐的生活准则，而事实上它却成了那样的准则。”
许多日本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都非常强调沉思默想的神秘修炼法、自我催眠和出神。然而，有些教派声称，这种修炼的结果是上帝之恩的证据，他们自己把哲学的基础说成是“他力”，即“他人的帮助”，比如说上帝的赐恩。另有些教派则只依赖“自力”，即“自助”，禅宗是这些教派中最高的典范。他们宣教说，潜在的力量只存在于人自身，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人才能扩大这力量。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说法正合他们的心意，无论作为僧侣、政治家还是教育家——他们担当着所有这些角色——他们都在支持禅宗的修炼法，支持质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极为清楚。“禅宗只寻找人能在他自己身上找到的光。在这样的追寻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的障碍。清除你路上的所有障碍吧……在你的追求之路上，遇佛杀佛，逢祖灭祖，见圣毁圣！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向自救！”
寻求真理的人绝不能接受二手货，决不能接受佛的教义、经书和神学。“佛教经典十二章是一小片纸而已。”研究它们可能是有益的，但它们跟那进入心灵的闪电没什么关系，那闪电能使人领悟。在一部禅宗对话录中，一个初学者要求师傅讲《法华经》。师傅讲得非常精彩，但初学者干巴巴地说：“我还以为禅师蔑视经文、理论和逻辑解释的体系呢。”“禅”，禅师答道：“并非指什么都不知，而在于相信，真知在所有经文和文献之外。你没跟我说，你想要得到的是真知，你要的只是经文的解释啊。”
禅师们所给予的传统训练是教导初学者如何“去知”，这种训练可能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心智上的，但在初学者的内在意识里，它最终必须是有效的。剑术家的禅学训练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剑术家必须学习并经常练习的当然是正确的击剑，但即使他的击剑技术很娴熟了，也只属于“能力”的范畴。另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首先，他被要求站在平地上，集中精力于那支撑他身体的几英寸地面，作为他立足之地的那块小小地板逐渐升高，直到他学会轻松地站在那根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好像是站在院子的地上。当他稳稳当当地站在那根柱子上时，他“知道”了。他的心智永远不会再因为头昏眼花、害怕摔倒而背叛他了。
日本的这一站桩法是把圣西蒙教派的苦行转变成有目的的自我修炼，那种苦行是中世纪西方人所熟悉的。但在日本，它已不再是一种苦行，各种各样的身体训练，无论是禅宗的，还是农村中的日常实践，都经过这种改造。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潜入冰水和站在瀑布下，被认为是标准的苦行，这么做有时是为了苦修肉体，有时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怜悯，有时是为了进入出神状态。日本人钟爱耐寒苦行，天亮前站在或坐在冰冷的瀑布下，或在冬天的夜里，用冰水冲三次澡。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锻炼人的“意识自我”，直到他不再注意到有什么不适。皈依者的目的是要训练自己不受干扰地进行冥思苦想。无论是冷水的冲击还是寒冷早晨里身体的颤抖，当人意识不到时，他就“圆通”了，他不求别的任何回报。
心智训练也同样必须适合于自我。一个人可能会跟老师一起，但老师不会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学活动”，因为初学者在自身之外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老师会跟初学者进行讨论，但他不会温和地引导他进入一种知识的新境界。当老师表现得最为粗暴时，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师傅会打落徒弟刚刚举到嘴边的茶碗，或把他绊倒，或用一把铜如意敲打他的指关节，这样的打击如同电击，会使他顿悟，会打破他的自我满足。僧书里充满了这类事情。
为使初学者拼命努力去“开悟”的修炼法是“公案”，这是人们最钟爱的修炼法，其字面意义是“问题”。据说，有1700个这样的问题，而据一些奇闻录记载，一个人为了解决其中一个问题，要花费7年时间。他们要得到的不是理性的解决之道。有一个公案是“设想拍响一个巴掌”，另一个是“怀想母亲在怀上自己之前的样子”。其他还如“那个没有生命的身体是谁的？”“那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物归一，一归何处？”在12、13世纪之前，这些禅宗公案在中国被广泛应用，日本把它们跟禅宗一起接受了。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些公案没能幸存下来。在日本，它们却是最重要的“圆满”的修炼法。禅宗手册对它们的态度是极为严肃的。“公案铭记着人生的两难困境。”他们说，一个沉思公案的人会到达一种僵局，就像“一只耗子被追到了一条黑暗的地道里”，就像一个人的“嗓子眼里被塞了一颗火红的铁球”，“一只蚊子企图咬动铁疙瘩。”他忘我地加倍努力着，最后，横在他的心灵和公案之间的“观我”的屏障倒在了一边，心灵和公案相互达成妥协，而且迅如闪电。他“开悟”了。
这些都是关于心智努力的描述，这努力像拉满的弓一样紧张；在读完这些描述之后，如果你想在故事书中搜寻由这样的努力所达成的伟大真理，那你就会有虎头蛇尾之感。例如，南岳在这样的公案上花了八年时间：“那向我走来的人是谁？”最终他明白了。他说：“甚至在我们确定此地有一物时，我们也是忽略了全体。”不过，禅悟有一个一般的模式，下面这几句对话就暗示着这种模式：
初学者：如何逃脱生死轮回？
师傅：谁束缚了你？（即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所悟到的，用众所周知的中国俗语来说，便是“骑牛找牛”。他们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网和陷阱，而是要用这些工具去抓住的鱼和兽”。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所学到的是：两难困境的两难之间没什么关系。他们明白，如果打开心眼，用现在的手段就可能达到目标。一切都有可能，而且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只靠自己。
公案的要义不在于这些追索真理的人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追求真理时所设想的途径，因为那些真理是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被安在墙里，而墙被修在未被照亮的人性周围；因为人性未被照亮，所以人们担心现在的手段是否够用，并且幻想有一大群警觉的目击者，他们像云一样笼罩着自己，会对自己做出褒或贬。这就是对所有日本人来说都是真实无比的“羞耻”之墙。人一旦用砖头把门砸坏，门豁然打开，他就进入了自由的户外，就可以扔掉砖头，不需要继续去解决别的公案。功课学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得到了解决。他们带着绝望而紧张的心情，把自己砸向某个僵局；为了修炼，他们变成了“咬铁疙瘩的蚊子”。最后，他们明白，其实没有僵局——义务和情义之间没有，情义和人之常情之间、正义和义务之间也没有。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自由了，并且首次完全地“品尝”了人生。他们进入了“无我”状态，他们的修炼成功地达到了“圆通”的境界。
铃木是禅学泰斗，他把“无我”状态描写为“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狂喜状态”，“不着力状态” “观我”被去除了，人失去了“自我”，即他暂时不再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随着意识之觉醒，意志被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为者自我想要摆脱旁观者自我的种种限制。”因此，在开悟时，信徒发现，旁观者自我是不存在的，“作为未知或不可知的量的灵魂实体也不存在”。 除了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行为，其他一无所存。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可以改变一下这一陈述，从而能更加明确地谈及日本文化。还在孩提时代，人就受训观察自己的行为，并设想别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说些什么，从而作出判断。他的观察者自我非常脆弱。为了把自己提升到灵魂的狂喜状态，他消除了这个脆弱的自我，不再感到“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他感到，自己在这种灵魂状态中所受到的训练，跟初学击剑者对受训的感受是一样的；后者被训练站在四脚柱上，不能有害怕掉下去的感觉。
画家、诗人、公共演说家和战士都用过类似的方法，修炼过“无我”。他们所得到的，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之美”的感受，那种感受是清晰的，不受任何干扰，或者是对方式和目标的调整，以便他们能恰到好处的努力，“不多也不少”，去达到目标。
甚至没有经受过任何训练的人也可能有某种“无我”的体验。当一个人在观看能剧或歌舞伎时，他的自我会彻底消失在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察者自我”。他的手掌会变湿。他会感到“无我之汗”。轰炸机驾驶员在接近目标而没有投掷炸弹时，也会出“无我之汗”。“不是他在做事”，他的意识中不存在观察者自我。防空炮手的自我会消失于他周边的一切，据说，他也会出“无我之汗”，也会去除那个观察者自我。日本人的观念是：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都达到了他们的最高境界。
这些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从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中搞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在这些抑制因素消失时，他们才会体验到自由和自足。美国人把他们的观察者自我和内心的理性原则等同起来，并且为自己在危机中还能“保持机智”而感到骄傲；而日本人不同，只有当他们把自己提高到灵魂的狂喜状态时，忘掉自我监视所强加给他们的种种抑制时，他们才会感到，那悬在他们头上的磨盘掉了下来，而且没有砸到他们的脖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的文化絮絮叨叨地说，他们的灵魂需要的是谨小慎微；他们宣称，心里的石头一落下，意识就会达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水平。他们以这样的宣称反驳了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日本人陈述这一信条的方式之一是，他们高度赞赏“虽生犹死”的人；至少在西方人听起来，这种方式是最极端的。“虽生犹死”可以直译为“行尸走肉”，而在所有西方语言里，“行尸走肉”是一个恐怖的说法；我们用这个说法表示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了，只留下躯体干扰着世事，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则。但日本人用这个说法表示的是：一个人活到了“圆通”的水平。他们把它用在日常的劝告之中。例如，当一个男孩子为中学毕业考试犯愁时，为了鼓励他，父亲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你就会轻松过关。”为了鼓励一个正在做一笔大买卖的人时，他的朋友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当一个人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道路时，他常常表现出“就当已死”的决心，继续活下去。贺川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战败后成了贵族院的一名议员。在他带有虚构色彩的自传里，他说：“像一个人受到了恶魔的蛊惑，天天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哭泣，一阵阵的抽泣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他的痛苦持续了一个半月，但最后，生命取得了胜利……他愿意带着死亡的力量去生活……他愿意像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经受生与死的冲突……他决定皈依基督教。” 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定像个已死之人那样地去活，以报皇恩。”他们这么说，也这么做，例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誓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硫黄岛上的尘土”，决心“与缅甸的花朵一起凋谢”。
强调“无我”的哲学也强调“虽生犹死”。在这种心态下，人会消除所有的自我监视，并由此消除所有的恐惧和审慎。他变得像死人一样，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死人不再需要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说“我虽生犹死”，意思是完全摆脱了冲突，“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直接用来实现我自己的目标。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已经不存在带着恐惧负担的观察者自我。随之而去的，还有紧张而疲劳的感觉和压抑的倾向，它们在此前一直干扰着我的奋斗。现在，我无所不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虽生犹死”方面的修炼使良知泯灭。他们所谓的“观我”和“妨我”是用以判断自己行为的审查机制。它生动地指出了西方说法和东方说法之间的差异，即当我们说到某个没有良知的美国人时，我们的意思是，他虽然可能不再有罪恶感，但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有罪恶感；但是，当日本人使用同样的说法时，他的意思是，那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到妨碍。美国人说的是一个坏人；而日本人说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受过修炼的人，一个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人，一个能够完成最困难的任务的人，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在美国，对善行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罪行，一个人的良知如果变成铁石心肠，他就不再能感觉到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反社会分子。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分析。根据他们的哲学，人心深处都是善良的。如果他的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在行动中，那他的行为就会既善良又轻松。因此，他会进行娴熟的自我修炼，以消除对羞耻的自我审查。只有到了那时，他的“第六感官”才能摆脱障碍，他也就彻底摆脱了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如果把日本人的这种自我修炼哲学与他们在自己文化中的个人生活体验分开，那它就会成为不解之谜。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羞耻指派给“观我”，使之对自己产生强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不对他们抚养孩子的行为做一番描述，我们就仍然无法看到他们心理机制中的哲学的真义。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传统的道德约定都会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所有成年人对孩子的态度。如果不研究一个国家中孩子被抚养长大的方式，外人就几乎不可能理解那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成年人的层面上对日本人的生活观念进行描述，而他们的育儿方式使许多这些观念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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