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在这里所说的“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日本人没有一个唯一的说法。他们只是把它简单地说成是“恩”这个范畴之外的“义务”。这是分类的基础，并不是说对社会的情义就是回报别人的好意的义务，也不是说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就明显包括复仇。西方语言把它们分成相互对立的两类，即报答和报复，但这不会给日本人留下什么印象。一个人对别人的善意会有所反应，对别人的嘲笑或恶意也会有所反应；这都是他的习惯。他的美德为什么不应该包括这种习惯呢？
在日本，是包括的。一个好人对伤害会有强烈的感受，对他所受到的好处会有同样强烈的感受。无论是报答还是报复，都是美德。日本人不像我们，他们不把两者分开，然后把一种叫作侵犯，把另一种叫作非侵犯。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情义圈”之外，才有侵犯；只要某人是在维护情义，在清洗污名，就没有侵犯的罪行，他是在平账。他们说，只要侮辱或污蔑或失败没有受到报复或清除，“这世道就不正”。好人应该努力使世界再度回到平衡状态。这是美德，不是罪恶。在日本，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在语言上与“感谢”和“忠诚”连在一起，即便如此，在欧洲的一些历史阶段，它也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曾经盛极一时。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西班牙的勇敢”和德国的“名誉”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在100年前的欧洲，跟它很相像的某种东西成了决斗的基础。清除自己名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国家，只要这种美德占据着支配地位，那么其核心含义总是：超越任何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献出多少，他的美德就有多高。这是它成为道德的定义的一部分，有了它，这些国家就有理由声明：他们总是提倡“精神”价值。它当然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物质损失，很难以利害得失来衡量。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着的是要命的竞争和公开的敌对，与这种荣誉观恰成鲜明对照。在美国，在某种政治或金钱交易中，任何控制手段可能都不会被禁止；但是，为了得到或控制某项物质利益，就要发生战争。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在肯塔基山区民众的争斗中，荣誉的习俗才会盛行，才会陷入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范畴。
在任何文化中，对自己名声的“情义”都会伴随敌对与观望；然而，它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美德，不是所谓的东方特质。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情义”，暹罗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认为，谁要是对这样的伤害和诽谤如此敏感，谁就是“小人”——道德上的矮子。在日本，它是高贵理想的一部分，但在中国，根本不是。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如果突然使用暴力，那他就有错，哪怕他是因为受到伤害而实施报复，滥用暴力也不会成为正当行为。他们认为，如此敏感是相当可笑的。他们不会下决心通过做出各种各样善良而伟大的举动，来证明诽谤是无稽之谈，那不是他们应付污蔑的方式。在暹罗人心里，根本不存在这种对伤害的敏感。与中国人相似，他们会着重让恶意诽谤者显得滑稽好笑，而不会想象他们的荣誉曾受到损害。他们说“暴露对手及其残忍本性的最好办法，是让着他”。
在日本，所有非侵犯性的德行都被包含在“情义”的范畴中，如果不把这些德行放在上下文中进行讨论，那么，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含义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报复只是它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涉及的一种德行，它还包括许多安静的、克制的习惯。有自重心的日本人都需要自我克制，这种斯多葛主义的行为准则也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时不可以大声哭叫，男人应该战胜痛苦和危险。当洪水冲向村子时，每个有自重心的人都会收拾起他要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去寻找高一点的地方。没有大哭大叫，没有跑来跑去，也没有惊慌失措。在赤道暴风雨像飓风一样袭来时，人们也是这样自我克制。在日本，这样的行为是一个人尊重自己的一种表现，哪怕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重是不要求自我克制的。在日本，自我克制中还有“高贵义务”的含义，所以，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普通人的要多；而德行的要求相对平民就没那么高，但仍是各个阶层的生活准则。如果对武士的最高要求是战胜身体的疼痛，那么对普通人的最高要求就是忍受武士的武装侵犯。
关于武士的吃苦耐劳，有一些著名的故事。他们被禁止喊饿，饿死事小，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也要装出一副刚刚吃过的样子，必须用牙签剔牙。谚语说“小鸟为食而鸣，而武士只有牙签。”在二战中，这句话成了军中士兵的格言。武士们也不应屈服于痛苦。日本人的态度有点像那个少年士兵对拿破仑的反驳：“受伤了吗？不，大人，我被杀了。”武士不应流露出任何痛苦的神色，直到倒毙。他必须忍受痛苦，决不退缩。据说，胜伯爵（死于1899年）在小的时候，睾丸曾被狗咬破。他出生于武士家庭，但他家那时已经沉沦到了以乞讨为生的地步。在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父亲用一把刀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叫出声来，我就杀了你，这样的话，你至少不会感到羞愧。”
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跟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保持一致。如果他没有履行这项“情义”，他就没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德川时代，这意味着：他要遵守一套限制他花费的详细规定，把这套规定看作是他的自重的组成部分。他的一切，从衣着到财物到用品，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定。对这些按照世袭的阶级地位规定人的一切的法令，美国人的内心会感到震惊。在美国，自重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紧密相连，而那些限制人花费的固定法律与我们社会的基础格格不入。德川时代的法律会让我们感到惊恐，因为它们规定，某个阶层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这么样的一个洋娃娃，而另一个阶层的农民则可以买一个不同的洋娃娃。然而，在美国，我们会采用另一套交易法，不过，结果是一样的。我们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工厂主的孩子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玉米棒做的洋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不同的人收入不同，并认为这是正当的。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中，赚取高薪是自重的表现。如果购买不同的洋娃娃取决于收入的高低，那就不会对我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任何冲击。富裕起来的人给孩子们买的是比较好的洋娃娃。在日本，致富者往往会受到怀疑，享受不到相当的社会地位。哪怕是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把自重寄托于对等级制惯例的遵守。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中，法国人德·托克维尔指出，这一德行与美国不同。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他自己生于18世纪的法国，所以，尽管他曾对美国的平等主义给予慷慨的赞词，但他了解并热爱的还是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他说，尽管美国有种种优点，但缺乏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包括采取适当的姿态，不卑不亢。无论是农夫，还是王子，都可如此。”德·托克维尔是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即阶级区分本身并不让人觉得丢脸。
在今天，我们有条件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的研究；所以，大家认为，对“真正的高贵”这个说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他们对“丢脸”一词的定义也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定义。现在，有些美国人叫嚣说，直到我们把平等主义强加到日本人头上，我们才能让他们享有自重；但是，这种说法带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如他们所说，如果他们想要给日本人的，是一个自重的日本，那么，他们就得承认日本人的自重的基础。我们可以承认，正如托克维尔所做的，那种所谓的贵族式的“真正的高贵”正在从现代社会中消失；我们相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美好的高贵。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也会在日本发生。同时，日本将不得不在今天重建其自重，在她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她将不得不以她自己的方式净化自己。
除了那些分内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也意味着要履行许多别的义务。当某人借钱时，可能会以他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发誓。上一代日本人往往这样发誓：“如果我不还这笔钱，我愿意被公众嘲笑。”假如他真的没还，他也不会真的成为笑柄；因为，在日本，压根儿没有被公众嘲笑这回事。不过，在新年来临之际，债务必须偿还，因破产而还不起债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骂名”。在今天的除夕之夜，依然会有一些人自杀，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
所有各种工作上的义务也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有关。当某些特殊的环境因素把人带入公众的视野，他可能就会受到大家的批评；这时日本人的要求往往会显得很奇怪。例如，有大量小学校长仅仅因为学校失火而自杀——那火灾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被天皇的画像给吓的，那种画像张挂在每所学校。为了抢救天皇画像，老师们会冲入已经烧起来的学校，甚至有因此而被烧死的。他们以死表明，他们是多么看重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和对天皇的“忠诚”。还有许多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有些人在仪式性的公共场合，在朗读天皇的诏书时，无论那是关于教育的还是关于军事的，会因为偶尔念错而内疚，从而以自杀来洗刷自己的名声。就在当今天皇统治时期，有一个人因为一不留意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裕仁”——那是天皇的御名，别的任何日本人都不准用——就自杀了，并杀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要求很高，但是不需要用我们美国人心目中的高水平的专业水准来维持这份“情义”。教师们说：“作为一名教师，我无法漠视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知道某只青蛙属于哪一类，他也要装作知道。哪怕他自己的英语只有几年的学校教育基础，而他恰恰教的是英语，他也绝对不会承认任何别人有能力来改正他的错误。“一名教师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就是专门指的这类自卫机制。商人也有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资产已经耗尽，或者他为自己的公司所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由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外交官不会承认自己策略的失败。在所有这些“情义”的用法中，人和工作被完全等同起来了，对他的行为和能力的任何批评，都自动会成为对他本人的批评。
这就是日本人对失败和不足所导致的失去名誉的反应，在美国，这样的反应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会因为被诽谤而气得发狂，但是，我们很少会像日本人那样地自卫。如果一个美国教师不知道一只青蛙属于哪一类，他会认为，较之不懂装懂，承认不懂是更好的做法，尽管他可能也会屈服于掩饰自己的无知的诱惑。如果一个美国商人对自己所推行的策略不满意，他会认为，他可以推出一项新的别样的指令。他不会做如是想，他保持自重的条件不在于坚持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该辞职乃至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自卫机制已经深入人心。不要当面过多地说某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礼节，也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在某人败给别人的情况下，这种敏感尤为显著。他之所以失败，可能只是因为对方被认为更适合某一份工作，或者他自己在竞争考试中落选。他会为这样的失败“背负耻辱的名声”。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耻辱会强烈地激励他加倍努力，但在许多别的情况下，会危险地让他气馁。他会失去信心，变得忧郁或愤怒或忧愤交加。这会使他放弃努力。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人要认识到，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竞争能取得社会所需要的效果，而在日本，不会有那种效果。我们认为“竞争”是“一件好事”，以至于强烈地依赖它。心理测试表明，竞争能促使我们尽力工作，在竞争的激发下，我们会表现得越来越好。在有竞争者存在时，我们的工作成绩会很出色；当我们被要求独立做某件事情时，就可能达不到那样的成绩。然而，在日本，测试的结果正好与之相反。在儿童期结束之后，尤其如此；因为，跟成人相比，日本的儿童更喜欢竞争，对竞争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然而，青壮年的竞争表现就差多了。日本人在独自工作时，会进展很好，错误减少，而且速度很快；一旦引入竞争者，他们就会开始犯错，进度也会急剧慢下来。当他们拿自己的成绩进行纵向比较，而不是拿别人的成绩与自己的进行横向比较时，他们会做得最好。对于竞争情景下自己同胞的这种差劲表现的原因，日本测试者们做出了准确的分析。他们说，当某项工作变得具有竞争性时，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能会失败的危险，于是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敏感地以为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他们转而会去注意自己与入侵者的关系，而不是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在这些测试中，被试学生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可能失败的名声的影响。正如教师或商人要对他们的职场名声担负起“情义”，学生们也会牢记自己对学生这一名声的“情义”。学生团队如果在竞赛中失败，也会因为这失败而感到耻辱，甚至达到自暴自弃的地步。划船运动员可能会一头倒下去，挨着船桨，兀自哀泣。失利的垒球队员们可能会挤作一团，放声大哭。在美国，我们会说他们是表现糟糕的失利者。我们的礼仪希冀失利者说胜利者的确比自己优秀，他们应当跟胜利者握手才对。无论我们多么讨厌自己被打败，我们都会蔑视那些因失败而发生情绪危机的人。
在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方面，日本人总是很有创意。日本小学中的竞争少之又少，以至于美国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教师们被勒令去教育孩子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应该给他们机会去跟其他人攀比。哪怕是在分级的学校中，他们也不会让任何学生留级，重读一年。从入学到毕业，所有孩子都会一起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孩子们拿到的成绩单有等级区分，但区分的标准是操守记录，而不是学业成绩。当真正竞争的情形避免不了时，如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时，学生们心理紧张程度之高就可想而知了。当男孩子们知道自己考试失败时，可能会自杀，每一个教师都能给你讲几个这样的故事。
这种把直接竞争的程度降到最低的做法，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盛行。他们的伦理的基础是恩，所以留给竞争的空间很小；而美国人所绝对奉行的规则是：在与同类的竞争中，要表现优异。在日本的整个等级体制中，对等级有种种具体的规定；正是这些规定使直接竞争少之又少。日本的家庭制度也使直接竞争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美国，甚至在家庭里，甚至父子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在日本，这是不可能的，父子俩可能会相互排斥，但不会相互竞争。日本人对美国的家庭生活既感到奇怪又表示反对，因为在美国父子俩会争着用家里的汽车，还会在母亲或妻子面前争宠。
两个人在竞争时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为了防止冲突的发生，日本人普遍采用请中间人调停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更好。一个人如果失败，就可能感到羞愧；在任何这种情况下，都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所以中间人能在大量事情上发挥作用——如提亲、找工作、离职以及不计其数的日常事务的处理。中间人会向双方传话，如果碰上像婚姻这样的大事，那么双方会各自请一个媒人，两个媒人先协商细节，然后各自回去传话。通过这种间接的处事方式，当事人就不会听到对方的要求或控诉；如果是直接交流，那么，那样的要求或控诉肯定会因为触犯当事人名声的情义而招致厌烦。中间人也会因为在这种正式的场合发挥作用，而取得声望；通过成功运作，他还会受到本地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自己可以从顺利协商中获利，所以和谈成功的机会更大。中间人在为雇员打探雇主对他的工作的看法时，或者在为雇员向雇主转达离职决定时，都会用到同样的做法。
有些情况可能会使某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受到质疑，会使他感到羞辱，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情况发生，使它们少之又少，远远避开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举行某种欢迎仪式迎接客人，而且要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农民在家里穿着工作服，你可能得等上一会儿。直到那农民穿上了合适的衣服，安排好了适当的礼仪，他才会表示欢迎。哪怕客人就等在他换衣服的屋子里，他也不会先表示一下欢迎的意思。在完成装束前，他仿佛是不存在的。在农村也是如此，男孩子要去看女孩子，可能得等到晚上家里人睡了之后，甚至在女孩子上了床之后。对他的到来，女孩子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不过，男孩子会带上一条毛巾，把脸裹起来，这样哪怕被拒绝，第二天他也不用感到羞愧。这种蒙面术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那女孩认出他来，而纯粹是一种鸵鸟式的办法，以备将来可以不承认他本人曾经受过被拒绝的侮辱。礼节还要求，任何事情在保证成功之前，要尽可能不让人知道。在契约达成之前，媒人有义务撮合婚事，让大家看好的新娘和新郎走到一起。为此，他要想尽办法，让双方的见面显得是邂逅；如果在相亲阶段就把介绍婚事的目的说出来，那么，如果契约破裂，就会威胁到一方或双方家庭的荣誉。由于那对年轻人必须要由父亲或母亲或父母双亲陪伴，而媒人必须做东，对大家伙“偶然遇到”时的情形要进行极为严密的安排；见面的场合或者是在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上，或者是在观赏樱花时，或者是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园里，或者是某个娱乐场所里。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日本人总是想避免那些可能会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辱的场面。尽管他们强调，一个人有义务洗刷自己受到侮辱的名声，但是，在实践中，这会导致他们去对事情做出精心的安排，以尽可能少地让人产生受到侮辱的感受。这与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民族习惯都迥然不同，尽管他们跟日本人一样，也把洗刷自己的名声这等事看得无比重要。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这样以种花种菜为生的原始民族中，部落行动或个人行为的主要动力是侮辱，因为侮辱必然导致愤怒。举行部落宴会时，如果某个村子的人说另一个村子太穷，连10个客人都招待不起；把芋头和椰子藏起来，真是太吝啬了；村里的头人想要组织一场宴会，也组织不起来，真是太愚蠢了。这种话会激励那个受到挑衅的村子的人行动起来，他们洗刷自己名声的方式是在每个角落都堆满东西，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奢侈。婚姻安排和经济交易也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他们在开战时，也会这么做。在弯弓搭箭之前，双方会有好一阵子对骂。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在他们处理起来，就好像大得足以决一死战。这是这些部落行动的主要动力，而他们往往活力四射。不过，没有人曾把这些部落描写为礼仪之邦。
相反，日本人是讲礼貌的模范。他们要限制那些让自己必须去洗刷自己名声的事情，而人人要讲礼貌可以衡量出他们的限制工作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侮辱会引起愤怒，日本人保留这个逻辑，作为无与伦比的手段，刺激人们去取得成绩。然而，他们限制那些让人感到恼怒的事情。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或者，只有那些用来限制的传统安排手段在压力下出现故障时，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日本人使用这种刺激手段，才使他们国家有能力在远东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并在过去十年里执行了对英美开战的政策。关于日本人如何敏感于侮辱，如何渴望报复，许多西方人都讨论过。但是，那些讨论更加适合于新几内亚那些利用侮辱作为动力的部落，而不是日本。在这场战争失败之后，日本会如何表现？许多西方人都曾有过预言，但那些都不是中肯的预言，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方面，日本人是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措施的。
日本人讲礼貌，但美国人不应该被这点误导，以为他们对诽谤不敏感。美国人会非常轻松地散布个人的评论，觉得这挺好玩。我们很难意识到，在日本，轻松的评论会跟要命的严肃连在一起。牧野芳雄是一个日本画家，他用英语写的自传是在美国出版的。在那本自传里，他生动地描写了他所理解的嘲笑，以及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那些嘲笑的极为正当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岁月，但他仍然强烈地感到，他似乎还生活在他那位于爱知县农村的家乡。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乡绅的小儿子，拥有一个可爱的家庭，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在他的童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久，他父亲破了产，为了还债，卖掉了所有的财产。家庭遭此突变，牧野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他的雄心之一是学英语。他去投靠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找了份看门的工作，以便学习英语。到了18岁，他还从未曾走出过周围那几个乡镇，但是，他下定决心要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传教士，比起其他任何人，我更信赖他。我跟他说，我想去美国，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让我大失所望的是，他惊叫道：“什么，你要去美国？”他妻子正好也在屋子里，他俩双双嘲笑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脑袋里的所有血液都流到了脚上！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有那么几秒钟，然后，没跟他们说“再见”，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跟自己说：“一切都完了！”
翌日早上，我逃离了那所学校。现在，我想说说个中缘由。我一直相信，不真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没有比嘲笑更不真诚的了！
我总是原谅别人发怒，因为坏脾气发作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有人对我撒谎，我一般也会原谅他；因为人性很弱，面对困难时，人的心理往往不能保持稳定，也就不能说出全部的真相。如果某人没有根据地造我的谣，弄出些流言蜚语，我也会原谅他，因为只要有些人相信那些谣言，你也很容易会被它们蛊惑。
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但是，我决不原谅嘲笑。因为你不能嘲笑那些没有不真诚心理的老实人。
让我来告诉你我自己对这两个词的定义：谋杀犯，是杀害某人的肉体的人；嘲笑者，是杀害别人的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恶。事实上，那个传教士和他的老婆企图谋杀的就是我的灵魂和心灵，所以，我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大声呼叫：“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他把所有的家当打成一个包裹，拿起就走。
正如他所感到的，他为那传教士的怀疑所“害”；那传教士不相信，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能到美国去，还想当艺术家。他的名声被玷污了，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才能洗刷自己的名声。在传教士“嘲笑”他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个地方，努力去证明自己有能力到美国去。他骂传教士用的是“不真诚”一词，这话在英语里听起来怪怪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个美国传教士的呼叫非常符合我们所理解的“真诚”这个词的本义。但是，他用的是日本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意思，他们通常认为，任何人如果小瞧那些不想冒犯他的人，那他就不真诚。传教士的嘲笑就是这样的行为，所以既不道德，也“不真诚”。
“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但是，我决不原谅嘲笑。”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应有的态度，那么一种可能的反应是报复。牧野来到美国，洗刷了自己的名声。根据日本的传统观念，在被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复是高尚的“好事”。给西方读者写书的日本人有时会以生动的修辞手法，描写日本人关于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善良的人物之一，他在1900年写道：“在复仇中存在着某种能满足人的正义感的东西。复仇意识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在方程式的两边求得相等之前，我们会一直觉得这道题还没做完。” 在一本关于《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书中，冈仓由三郎把复仇跟一种特别具有日本特征的风俗进行了类比：
日本人的许多所谓的精神特性，都源于对纯洁的爱和与之互补的对污秽的恨。但是，请注意，那是因为我们被训练去关注轻侮（事实就是如此），不管那轻侮针对的是家庭荣誉还是国家荣誉；否则，有那么多污秽和创口，如果不通过申辩的彻底清洗，是不可能变得干净并痊愈的，怎么会这样？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复仇事件。你可以径直把这些事件看作晨浴，日本人喜欢进行晨浴，是因为他们的爱清洁已经成了一种洁癖。
他又说，日本人“喜欢干净、没有污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平静而美丽，犹如一树盛开的樱花。”此处的“晨浴”一词可以理解成：洗掉别人扔到你身上的污泥，只要有一丁点污泥粘在你身上，你就不可能是贞洁的。有的伦理教条说，除非一个人自己认为受到了侮辱，否则就不可能受辱，让人受辱的因素来自他自身，而不是针对他的别人的言行。但日本没有这样的伦理教条。
日本的传统中一直在公众面前保留着这种“晨浴”般的复仇理想。有关复仇的事件和英雄故事数不胜数，大家都知道，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历史故事《四十七士》。人们在教科书里阅读这些故事，在剧场里演出它们，并把它们改编成电影，印制成通俗读物。它们已经成了当前日本活生生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许多这类故事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大名叫来他的三个扈从，让他们猜一把宝刀的制作者的名字。三人说法不一，后来请来专家，发现只有名古屋山三说的是正确的，那的确是一把“村正”刀。那两位猜错了的，把这事看作一种侮辱，准备杀掉山三。其中一位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山三自己的刀刺杀他。然而，山三没被杀死。后来，那凶手一门心思要报仇，到最后，终于成功地杀了山三，保全了对自己名声的“情义”。
还有些故事讲的是被逼无奈、弑主复仇。在日本伦理中，“情义”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家臣至死都要忠于主子；二是当家臣自觉受到主子的侮辱，就会转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家康是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在关于他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好例子。家康曾说，他的一位家臣“将被喉咙里的鱼刺扎死”，这话传到了那位家臣的耳朵里。被鱼刺扎死是一种没有尊严的死法，说一个人会这样死去是对他名声的诋毁，会让他无法容忍。于是，那位家臣发誓，他死活都不会忘掉这等侮辱。家康当时刚刚迁都江户（东京的旧称），全国尚未统一，敌人尚未肃清。那家臣给敌方领主出谋划策，提出他将在江户城里放火，把它烧毁。这样他就可以确保自己的“情义”，并向家康复仇。大多数对日本人的忠诚的西方说法都根本不切实际，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不只是忠诚，在某些情况下，背叛也是一种美德。正如日本人所说的“一个人会被打成叛徒”。一个人被侮辱也会成为叛徒。
从这两个历史故事中可以总结出两个主题——错误的一方会报复正确的一方，为受辱而报复，哪怕侮辱自己的是主子——在日本的文学名著中，这两个主题司空见惯，有种种变形。当我们仔细阅读当代日本人写的传记、小说和报道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虽然日本人非常欣赏他们传统中的复仇故事，但是，今天，这样的故事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少，也许更少。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沉迷于荣誉，而是意味着他们对失败和受辱的反应越来越趋向于防卫而不是进攻。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羞辱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他们越来越趋向于让自己心理麻痹，而不是挑起争端。在没有法律的前明治时代，更有可能发生出于复仇的直接攻击。到了近代，法律、秩序和处理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的难度，使报复行为转入地下，或者转向自己的胸膛。一个人可能会通过耍弄计谋去报复敌人，事后他绝对不会承认——有点像是在模仿一个老故事里的报复行为——主人用粪便招待敌人，但是不会被察觉，因为他把粪便掺和在了美味佳肴里。这事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客人根本就没发现。不过，甚至这类暗地里的攻击现在都少了，更多的是转而针对自身。有两种做法：一是把报复的欲望当作一种激励手段，促使自己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或者，让它蚕食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受辱和被排斥而受伤，这使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而不是迁怒他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忧郁得要死，一会儿又愤怒得要命，常常为此而迷失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厌烦一切——厌烦生活圈子，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国家。但是，这厌烦并不是由于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即，假如是那种厌烦，那么他们的心眼里会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与之相比，任何努力都显得太渺小。这厌烦也不是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立。当日本人拥有了一个伟大使命的幻象，他们的厌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那目标有多遥远，他们的厌烦情绪都会彻底消失。他们的厌烦是一种特殊的厌倦，是一个太容易受伤的民族的病态表现。他们害怕被拒绝，并把这种恐惧引向自己的内心，成为碍手碍脚的东西。与我们所熟悉的苏联小说中的厌烦情景相比，日本小说中的厌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在苏联小说中，主人公们也有种种厌烦的体验，但体验的基础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感。他说的不是这种缺乏如何成为日本人的厌烦情绪的基础，而是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哲学和对人生的一般态度。当然，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远远超出了此处所讲的特殊事例，不过，这与日本人饱受其害的抑郁症有着特殊的关联。日本和苏联可以归为一类，因为俄罗斯人也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烦情绪。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处理这一主题，而是把人物的悲惨遭遇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打击，很少单独描写纯粹的厌烦情绪。个人的不适应感肯定有一个原因、一个形成的过程，会引起读者对男女主人公的某个缺点或社会秩序的某种罪恶做出道义上的谴责。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抗议城市里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和商业渔船上可怕的突发事件；但是，他们的人物小说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儿，人们情绪的爆发，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往往像有毒气体的飘动。不管是人物，还是作者，都认为，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涯，以厘清那团阴云，是没必要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很容易受到它的攻击。古代英雄们会在与敌人交锋时显现他们的攻击性，而现在这种攻击性已经内化了；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阴郁没有任何明确的由头。他们可能会抓住某个事件，作为由头；但是，这一事件往往留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即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根据他们的原则，如果施行妥当，自杀能洗清他们的名声，使后人记得他们。美国会谴责自杀行为，这种自我毁灭行为仅仅是一种对绝境的绝望屈从；而日本人会敬重自杀行为，这使它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在某些情境中，出于对自己的名声的情义，自杀是最荣耀的行为。到了年关不能履行还债义务的人，自杀以承认自己对某个不幸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双双殉情以封存没有希望的爱情的恋人；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爱国者，都像考试失利的男孩或避免被俘虏的士兵，转而对自己实施最后一击。有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事物。事实是否如此很难做出判断，但统计表明，这几年，观察家们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在19世纪的丹麦，在纳粹统治之前的德国，较之任何时候的日本，自杀频率都要高。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喜欢这个话题，他们把玩自杀，正如美国人把玩罪恶，都能从别人的行为中获得乐趣。只不过，他们宁愿把这种乐趣建立在自杀事件上，而不是杀人案件上。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自杀事件变成了人们最爱听的“刺激性事件”。它迎合了某种需要，而别的行为无法满足那种需要。
在现代日本，较之在封建时代的历史故事中，自杀显得更具有受虐狂性质。在那些故事中，武士奉命自杀，是为了把自己从毫无荣光的死刑中解脱出来。这很像西方士兵宁愿被射杀，而不是被绞死，或者，他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免受折磨，他预料到，如果他落入敌手，将受到敌人的折磨。日本士兵被允许剖腹自杀，这很像丢面子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私密地枪杀自己。在他知道除了自杀没有希望挽救自己的名誉之后，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会来到他房间，在桌子上放下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在这种情境下，自杀只是选择了一种死法，因为死是确定的。在现代，自杀是一种选择去死的方式，即用对自己施暴的方式取代了谋害别人的方式。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一个人的勇气和决心的最后宣示，今天则成了自取灭亡。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人感觉到，世界是倾斜的，“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他们需要“晨浴”，以擦去污秽。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有人甚至为了自己能获胜，把自杀作为最后的争辩手段；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和现代都出现过，但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德川时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太师在幕府中身居高位。在所有幕僚和将军的钦差大臣面前，他脱掉衣服，举刀就要剖腹自尽。这一自杀的威胁见效了，他相中的候选人确定无疑地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他的计谋得逞了，但没有自杀。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太师是在威胁反对派。然而，在现代日本，这种表达抗议的自杀是殉道行为，而不是谈判行为。在一个人失败之后，或者反对某项已经签署的契约——如海军裁军条约，以使自己青史留名，他就会采取这一行为。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演，是因为只有真正实施自杀行为，而不是以此威胁，才能影响舆论。
当一个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受到威胁时，这种打击自己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但不需要采取像自杀这样极端的步骤。指向自我内心的攻击性只会产生抑郁和倦怠。在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中，普遍存在着厌倦心态。这种心态之所以在这一特殊阶层中广泛传播，是因为很多社会原因，如知识分子太多，而且在等级制中的地位非常不稳固。只有一小部分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在20世纪30年代，情形也是如此，知识分子更加脆弱，因为当局害怕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监控他们。日本知识分子常常抱怨西方化所引起的混乱，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折感，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以站得住脚。日本人的典型心态是左右摇摆，从强烈的奉献到同样强烈的厌倦。许多知识分子都承受过心理崩溃，而这正是日本人的传统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有好多人以传统方式摆脱过这种心态：拥抱民族主义目标，再度把攻击的矛头从自己的胸口移开，转而攻击外国。在针对外国的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能重新“找到自我”。他们把自己从糟糕的心态中挽救出来，感到内心有一股新的伟大的力量。他们不能在同胞交往中这么做；但他们相信，作为侵略国，他们能这么做。
现在，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信心是错误的，于是，倦怠情绪再度成为日本严重的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意向，他们都无法轻易地对付这种威胁，它已根深蒂固。“再也没有轰炸了，”一个日本人在东京说，“解脱了，真好。可是，我们再也不打仗了，也就没有目标了。大家都很茫然，不太关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这样，我妻子也是，医院里的病人都这样。我们大家做什么都是慢腾腾的，感到迷茫。人们抱怨政府在战后清理和提供救济方面，动作太慢，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所有政府官员跟我们一样，也是感到懒洋洋的。”这种无精打采的样子在日本是一种危险，在解放后的法国也存在过这种危险。在德国投降后的6到8个月里，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它是个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一反应，但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征服者如此友好，却令人难以置信。形势几乎一下子就明朗了，他们以极端的友善的态度接受了战败的事实及其后果。他们用鞠躬、微笑欢迎美国人，以挥手和欢呼向美国人致意，既不怏怏不乐，也不怒气冲冲。正如天皇在投降诏书中所说的，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他们为何不把家园建设得秩序井然？在被占领的条件下，他们是有这样做的机会的。外国军队没有占领他们的一个个村子，行政管理事务依然被掌握在他们手里。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微笑并挥手致意，而不是处理各项事务。然而，同样是这个国家，在明治时代早期，就创造了复兴的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做好了军事征服的准备；他们的士兵曾经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岛屿上，舍身战斗。
事实上，这就是日本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应。在高强度的努力和纯粹消磨时间的懈怠之间，他们的情绪摇摆不定，而这对他们而言是自然的。目前，日本人主要意识到要在失败的情形中保护自己的名声，他们感到，通过友好的表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推论的结果，许多日本人感到，依赖美国，就能最安全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很容易会走到这一步，即感到努力会引起猜疑，还不如消磨时间。于是懈怠的情绪到处蔓延。
但是，日本人不喜欢倦怠。在日本，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常常呼吁“唤醒自己，摆脱倦怠”，“唤醒别人，摆脱倦怠”。哪怕是在战争期间，这话也经常被挂在播音员的嘴边。1946年春天，他们的报纸连续讨论有损日本荣耀的一个污点，即“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我们”，而他们尚未清理轰炸的废墟，尚未启用某些公共设施。他们抱怨无家可归者的倦怠，那些人整个一家子会在火车站睡觉过夜。美国人曾见过他们的惨状。日本人明白这些呼吁有益于他们的名誉。他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将来能够通过最大的努力，在联合国组织中拥有一个受人尊重的位置。这将是再度为荣誉而战，不过有了新的方向。将来，大国如果和平共处，那么，日本就能走上自重之路。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受人尊重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所采取的手段能拿得起来，也能放得下，由周遭环境而定。一旦形势有变，日本人就会改变他们的方向，把自己调整到新的轨道上。西方人认为，多变涉及道德问题，而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奉守“原则”，奉守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我们在失败时，心态不会有变化。欧洲人被打败之后，会到处三五成群地从事地下活动。除了一些死硬分子，日本人认为不需要组织针对美国占领军抵抗运动和地下运动。他们觉得，在道义上无须坚守旧路线。从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开始，美国人就乘坐沙丁鱼罐头般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即使单枪匹马，也是安全的，他们还受到了曾经是国家主义者的官员的礼节性招待。没有发生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越村庄时，路边会有孩子排成队，高呼“你们好”“再见”。如果孩子太小，自己不能向美国士兵挥手，他的母亲就会帮助他。
日本人在战败后判若两人，美国人很难理解其表面价值。这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在我们的拘留营里，日本战俘们的态度也会有大变，但这一点让我们觉得更难理解。战俘们认为自己之于日本已经死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死人”还能有什么用。极少数了解日本的西方人曾经预言，在日本战败之后，战俘们在前线所表现出来的典型变化可能还会出现。大多数人相信，日本人“只知胜败”，在他们看来，战败是一种耻辱，要以持续不断、不顾一切的暴力进行报复。有人相信，日本的国民性格禁止他们接受任何和平条款。这样的学者不懂日本人的情义。在各种各样让人享有荣名的可以选择的做法中，日本人唯独挑选出来的是复仇和侵略，那是非常明显的传统伎俩。他们还不承认日本人有采取另一种行动方针的习惯。他们混淆了日本人的侵略伦理和欧洲的思维方式，根据后者，任何参与战斗的个人或国家首先得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战争具有永远的正义性，憎恨和义愤是他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日本人则用别的方式寻找侵略的依据。他们强烈需要受到世界的尊重。他们明白，大国靠军事力量赢得尊重，于是他们走上了一条要与大国平起平坐的道路。由于他们资源匮乏、技术原始，他们不得不表现得比希律还残暴。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这意味着，侵略毕竟不是通向荣耀的正道。情义往往一方面意味着使用侵略的手段，另一方面意味着遵守相互敬重的关系；在战败之时，日本人会从这一方面转到另一方面。显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样做对自己的心理压力。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他们的名誉。
日本在其历史上、在别的场合，也曾采取过类似的行为方式，这总是让西方人感到迷惑。日本有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历史；到1862年，新的历史帷幕很难说已经升起，当时，一个叫里查德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 萨摩藩是煽动针对白种野蛮人的忧虑的一方热土，萨摩武士在整个日本以傲慢和好战而闻名。英国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惩罚萨摩藩，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一直在制造火器，但是，那些火器都是葡萄牙老式枪支的仿制品。鹿儿岛当然根本无法跟英国战舰较量。然而，轰炸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萨摩人没有发誓要永远与英国结仇，反而表示了友好。他们看到了对手的强大，于是想方设法要向对方学习。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次年，还建立了一所学院，正如一个当代日本人所写的：“那所学院里教的是西方学术的奥义……双方的友谊由生麦事件引发，继而得到了发展。” 生麦事件指的是英国军队针对萨摩藩的惩罚性远征、对其港口的轰炸。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长州藩堪与萨摩藩竞争，也是最好战、最恨外国人的。这两个藩都是煽动“天皇复辟”的为首者。没有实权的天皇曾颁布一道诏书，命令将军在1863年5月11日之前，把所有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德川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御令，但长州藩却执行了，从其各个堡垒向西方商船开火，那些商船正在驶离岸滩、通过下关海峡。日本人的枪支弹药太原始，无法伤害到商船。为了给了长州藩一个教训，一队西方各国战舰很快就摧毁了堡垒。这次轰炸之后，尽管西方列强要求日本人赔偿300万美元，但最终出现的结果跟萨摩藩的一样奇怪。正如诺曼关于萨摩藩事件和长州藩事件所说：“这些领导排外的藩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后面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这一行动本身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镇定心态，我们只能对此表示敬意。”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光明面。如同月亮，情义有其光明面，也有其阴暗面。正是因其阴暗面，日本人把诸如美国排外法案和英国海军裁军条约等看作是对全体国民的奇耻大辱，并制定了毁灭性的战争计划。正是因其光明面，日本人才可能有友好意愿，从而在1945年接受投降的结果，这还是他们的国民性在起作用。
现代日本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从情义的各项义务中，选出了一批呈现给西方读者，称其为“武士道”的崇拜，其字面意思就是“武士之道”。这是一种误导。这么说有以下几个原因。在日本，“迫于情义”“只是出于情义”和“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说法的后面都有深刻的民间感情背景，而武士道是一个现代的正式名称，所以没有那样的感情背景，也不能涵盖情义的复杂和多义。这是评论家一时的灵感的产物。另外，它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的一个标语。由于倡导者的信誉打了折扣，这个概念也受到了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从此将不再“懂得情义”。西方人应弄明白情义在日本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把武士道跟武士等同起来，也是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原因。所有阶层的人都认为，情义是一种美德。与其他所有的义务和准则一样，在日本，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爬得越高时，他所要负担的情义也越重，但是，社会所有层面都需要讲情义。至少日本人认为，武士要承担的情义更加沉重。外国观察者可能会感到，“情义”对普通人的要求最高，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所相应得到的报酬比较少。对日本人而言，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受到尊重，就是足够多的报酬了；“不懂情义的人”仍然是“可怜虫”，要受到同伴们的奚落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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