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对比说出来，是简单的，但是，要想了解它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差异，就难了。直到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探究到日本人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才能探索日本人易怒的原因。在“二战”期间，我们算是熟悉了这种精神；在有些情景下，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动怒，但日本人会怒气冲天。欠债意识会使人很容易被冒犯，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无论汉语还是日语都有许多表示“义务”的词汇。这些词不是同义词，其特定意义无法对等地译成英语，因为它们所表达的观念与我们的背道而驰。表示“义务”的词汇往往涵盖一个人的负债意识——从最大到最小，这个词便是“恩”。如果要把它在日语中的用法翻译成英语，我们得用到从“义务”“忠诚”“友善”到“爱”的一整套词汇，但这些词都歪曲了它的本义。假如它真的表示爱甚至义务，那么日本人当然会对他们的孩子说“恩”，但他们不可能这么用这个词。它也不表示“忠诚”，因为日语中表示“忠诚”的是一些别的词汇，那些词与“恩”在含义上截然不同。“恩”在所有用法中都表示“负载”“负债”和“负担”，人们要尽力去承“恩”。一个人从上级那儿得到“恩典”，或者受恩于任何人，如与他地位同等的人，他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自卑感。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时，他们的意思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位债权人、慈善家，称作“恩人”。
“记恩”可能纯粹是相互间的奉献。在日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题为《不要忘恩》的小故事，“恩”在意思就是“奉献”。这是一个在伦理课上讲给小孩子们听的故事：
八公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一出世，就被一个陌生人抱走了，那个人全家都像宠爱孩子似地宠爱它。因此，它那本来虚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每天早晨，当它的主人去上班时，它会一直陪送到车站；晚上，主人下班回家时，它还会去车站迎接。
过了一段时间，主人去世了。不管八公是否知道这一点，总之，它依然每天寻找主人，它会到往常去的车站，每有公交车到站，它都会东张西望，看它的主人是否在那群走出车厢的乘客中。
就这样日月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八公的身影已经老迈，但依然每年能在车站前看到它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则小故事的道德寓意是忠诚，而忠诚只是爱的别名。一个深爱着母亲的儿子会说，不忘来自母亲的“恩德”，这意味着他爱戴他母亲，正如八公一根筋似地热爱着它的主人一样。然而，这个概念并不专门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在他是个婴孩时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他是个少年时母亲为他所做出的牺牲，在他长大成人后母亲为提高他的地位而所做的种种，以及仅仅因为她作为母亲的这一事实使他处于亏欠她的位置。这也表示还债，因此也意味着爱，但首先意味着负债，而我们美国人认为，爱是某种自由给予的东西，不受义务的拘束。
当“恩”被用于表示首要的“恩德”，即“皇恩”时，它总是意味着没有限制的奉献。“皇恩”指一个人所受的皇帝的恩德，他应该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接受这份恩德。日本人感到，如果不念及自己所受的皇恩，就不可能为自己的国家、生活和大大小小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感到高兴。在芸芸众生中，至高无上的人就是那个有恩于你的人，他也是你的世界里的最高领导。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在不同的阶段，这个人曾经是诸侯、领主和将军，今天则是天皇。谁是最高领导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记恩”习性，这种习性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近代日本想方设法要把这种情感集中在天皇身上。日本人都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偏爱往往增强他们的“皇恩”意识。在前线，犒劳士兵的每一根香烟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放的，这强调的是每个士兵所负的“皇恩”。在投入战斗之前，发放给士兵的每一口米酒更是天皇的恩赐。他们说，每个神风队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都是报答皇恩；他们声明，从全军覆没，到一个人独力守卫太平洋上的某个岛屿，都是报答无边的皇恩。
地位低于天皇的人也会有恩于你。从父母双亲那儿承受的当然是“恩”。这是众所周知的东方孝道的基础。这种孝道使父母在孩子面前拥有战略性的权威地位，可以这样来解释，父母有恩于孩子，孩子要努力报恩。因此，孩子必须竭力服从父母，这跟德国的情形不同——在德国，父母在孩子面前也是权威，但父母必须竭力强求并迫使孩子服从自己。日本人对东方孝道的解释是很现实的，他们有一个关于“父母之恩”的说法，可以大致翻译为“养儿方知父母恩”，意即，父母之恩是父母亲每天实实在在对孩子的照料和费心。日本人的祖先崇拜仅限于近亲和记忆中的先辈，这种限定使他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孩提时代自己真正仰仗的亲人。当然，在任何文化中，这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真理，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无助的婴孩，假如没有父母的照料，就不可能存活。在他成年之前，一直是父母给他提供住所、食物和衣服。日本人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缺乏报恩意识；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在美国，记得父母之恩只是意味着善待父母。”当然，没有人会把恩加在孩子头上；但是，不求回报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就是报答父母在自己是个无助的婴孩时所施与自己的恩德。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孩子，像当年父母抚养自己一样，或者抚养得更好，这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之恩。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尽义务，就相当于在报答父母之恩。
一个人对老师和主子也怀有特殊的报恩心理。他们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帮手，所以有恩于他；有朝一日，他们在遇到麻烦时可能会有求于他，他就必须答应他们的要求，或者，在他们死后，去优待他们的子女。人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尽此义务，这份人情债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相反，会随着岁月的递增而加强，有点像是在积累利息。受恩于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正如他们常常说的“恩情之大，难报万一”。这是一副重担，而且“恩情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径直超越于受恩者的个人意愿。
这一报恩伦理的顺利运作取决于一点，即每个人都能自认为受了大恩大德，而在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时，没有多少怨恨的情绪。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日本等级制的组织和安排是非常彻底的。日本人恪守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习惯，并可能高度重视人情债，这样的念头不会掠过西方人的心头。如果你认为上级对你怀有良好的期待，那么你就比较容易遵守那些习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找出有趣的例证。事实上，上级被认为是“爱”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的。日语中“Ai”一词的意思是“爱”，在20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这是日语中唯一一个能被翻译成基督教意义上的“爱”的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用到了这个词，表示上帝对人类的爱和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Ai”一词专指上级对下级的爱。西方人可能会感觉到它意味着“家长制”，但在日语中，它有着更多的含义，如友爱。在当今日本，在严格意义上，“Ai”仍然用作表示上级对下级的爱；不过，也许因为基督教的用法，当然更是因为官方为打破等级界限所做的努力，今天，它也可以用来表示同等地位之间的人的爱。
尽管在文化上出现了种种缓和迹象，但是，在日本，只有在某种幸运的场合，人们才会无条件地背负“恩德”，他们不喜欢时不时地去肩负“恩”所指向的人情债。他们常常说到“让某人受恩”，这话最贴近的翻译是“迫使别人受恩”——尽管在美国，“迫使”的意思是向某人要求某物；而在日本，这个短语的意思是，给予某人某物，或帮某人做事，让人最恼火的，是受到相对陌生的人突然间的帮助。因为，只有在邻里之间，在古已有之的等级制关系中，人们才知道并接受“恩”的种种复杂性。如果只是一般的熟人或地位与自己几乎相当的人，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恼火，他们宁愿选择逃避，以免自己被纠缠于受“恩”的种种后果。在日本，在大街上遇到突发事件时，人们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识，即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在明治维新之前，在最广为人知的法律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一旦发生争吵或争辩，如无必要，不得管其闲事。”在日本，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而去帮助另一个，那么他将被怀疑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为结果会形成这样一个事实，即受助者会对他感恩戴德，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急切地去把这等好处揽到自己身上，反而在助人时显得非常谨小慎微。尤其是在非正式的情境中，他们极为谨慎，以防自己卷入“恩情”。哪怕是别人递过来的有根烟，如果那人之前与自己没什么关系，那么他也会感到不舒服，他会用这样的说法礼貌地表示谢绝：“哦，这真让人过意不去。”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如果你直截了当地表明你会感到很难过，那么对方会更好受些。你从未曾想过要为对方做任何事，所以你会羞于接受对方的‘恩情’。”因此，“真让人过意不去”有时可译成“谢谢”，如当你在谢绝香烟的时候；有时可译成“抱歉”，如当你欠人情债的时候；有时可译成“我会感觉自己像个无功受禄的卑鄙小人”，因为你迫使我接受你的慷慨之举。所有这些意思可能都有，也可能都没有。
日本人有许多种关于“谢谢”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表示受恩时的不安。其中最少歧义并业已被现代城市里的百货商场所接受的说法是“哦，真难为情”。日本人这么说的意思往往是：顾客来购物，是在赐予商场难得的大恩大德。这是一个恭维的说法。在我们接受礼物时，还有在无数其他情境中，都可以用这种说法。像“真过意不去”一样，还有几种平常的说法，也能表示你在受恩时的难为之情和“感激之情”。那些自己开店的小老板往往说：“哦，这可没法交代啊。”意即，“我受了您的恩德，但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报答您；我让您处于这样的境地，真不好意思。”在英语中，“这可没法交代啊”可以翻译成“谢谢”“感谢”或“抱歉”“对不起”。譬如，当你在大街上帽子被风刮跑，有人追上去帮你捡回来，你就可以用这种说法，它比任何别的说法更能表达你的谢意。当他把帽子交到你手上时，出于礼貌需要，你要坦承你在接过帽子时内心所感到的不安。“他这是在给我施恩啊。我以前从未曾见过他，从未曾有机会先给他施恩。为此，我感到内疚；不过，如果我向他表示歉意，我会感到好受些。在日本，‘这可没法交代啊’可能是用来表示感谢的最惯常的说法。我告诉他，我承认，我受了他的恩，这份恩情不会随着我拿回帽子这个举动的结束而结束。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们可是陌生人啊。”
在日本人看来，“诚惶诚恐”是另一个表示感谢的说法，这一说法甚至能更加强烈地表现负恩的态度，一般写作“侮辱”“失面子”，兼有“受辱”与“感恩”两种意思。日语词典解释说，当你这么说时，表示你接受了额外的好处，而你没有资格接受，所以你感到羞辱。你用这个说法表明了你在受恩时所感到的羞愧，而羞愧，正如我们后面要说明的，在日本，是一种苦楚的感觉。保守的店主在感谢顾客时，仍然会说“诚惶诚恐”（辱没）。当顾客请求结账时，也会用这个说法。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传奇故事里，经常能读到这个说法。一个来自下层的漂亮女孩在宫廷里做事，被领主选做情妇时，就会说“诚惶诚恐”，意即，“我不配领受此等恩宠，我有愧啊；您的抬爱令我满心敬畏。”参与争端的武士在得到当局的赦免时，也会说“诚惶诚恐”，即“我受此隆恩，失了面子；置身于如此卑贱的处境，是不恰当的；抱歉，伏惟谢忱”。
较之任何概括，这些说法能更好地解释“恩的力量”。报恩的心理往往伴随着矛盾的心情。在大家所接受的结构严密的人际关系中，由“恩”而产生的“欠恩”意识往往激励人们只是为了报恩而使出浑身的劲儿。但是，欠恩者会很难受，很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夏目漱石是日本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名作《哥儿》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主人公哥儿是一个东京的男孩，平生第一回到外省的一个小镇教书，很快他就发现，大多数同事都让他瞧不起，当然也就无法跟他们相处。但是，有一位年轻的教员让他产生好感。他管这位新交的朋友叫作“豪猪”。有一回，他们一起外出，“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花了一钱五厘，相当于1/5美分。
不久之后，另一位教员向哥儿报告说，“豪猪”说了轻贱他的话。哥儿相信了那个麻烦制造者的挑拨，马上想到了自己曾经受过“豪猪”的恩。
“一杯冰水纵然微不足道，但总归是我欠那个家伙的一份情，这会影响我的荣誉。不管是一钱抑或半钱，背负着这份人情债，我将死不瞑目……我受了某人的恩，而没有拒绝，是出于善意，是我尊重他，把他看作正直的家伙。
“我没有坚持自己付账，而是接受了他的杯水之恩，并表达了谢意。这谢意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但我是个独立的人。让一个独立的人去接受别人的恩惠，远远胜过一百万元的回报呢——假如能给一百万的话。我让‘豪猪’掏了一钱五厘，向他致了谢忱；这谢忱可比一百万元还贵呢。”
翌日，他把一钱五厘甩到了“豪猪”的桌子上；因为，只有在了断了那份冰水之恩之后，他才能处理他俩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即他听说的对方对他的辱骂。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他俩的斗殴，但是首先要恩断义绝，因为那份恩已不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
对琐事如此过敏、如此痛苦而且易于受到伤害，在美国，这些只会出现在青少年犯罪团伙的记录里，或精神病人的病历里，但在日本人却被视为美德。当然，并不是有许多日本人会如此极端行事，而是比较随意。日本评论家们在谈论哥儿时，把他描写成一个具有“火热心肠、水晶般纯洁”的正义战士。作家本人也认同哥儿，批评家们也总是指认这一人物形象是作家的自画像。这是一个关于高尚品德的故事，因为受恩者能够仅仅通过认为他的谢意值“一百万元”，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提升了自己，从举债者的处境中摆脱了出来。只有当对方是值得交往的家伙时，他才能接受恩惠。在怒火中烧时，哥儿比较了“豪猪”的恩情和很久以前他所受的老奶妈的恩情。老奶妈盲目地偏爱他，觉得家里没有任何其他人欣赏他。她常常偷偷地给他小礼物，如糖果啦，彩笔啦，有一回，甚至给了他三元钱。“她始终关心着我，这使我的心凉透了。”不过，老奶妈给他那三元钱时，他虽然觉得受了辱，但他还是当作借款收下了，而从那以后，他未曾还过这笔钱，那是因为“我把她看作自己的一部分”，他自言自语道。他这么说是在对比“豪猪”的恩情和老奶妈的恩情，两者给他的感受是不同的。他的话是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的线索。只要“恩人”真的是自己人，如他在“我”的等级制中具有稳定的地位，或者他正在做某件“我”能想象自己也会做的事情（大风日子里帮“我”捡起帽子并还给“我”），或者他是一个敬慕“我”的人，那么，无论伴随的是什么样混杂的感情，那样的反应都可能产生。这些认同感一旦消散，“恩”就会成为一种烦人的痛楚。这种人情债所招致的后果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为此而感到怨恨，总是对的。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所欠的人情债太重，那么，无论怎样，你都会陷入麻烦。最近，在某杂志的“咨询栏目”中，有一则很好的例子。这个栏目类似于美国杂志上的“失恋者劝诫”，是《东京心理分析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它所提供的劝诫与弗洛伊德基本无关，但完全是日本式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写信征求忠告：
我是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父亲。我老婆16年前就去世了。因为觉得自己会对不起孩子们，所以我一直没有续弦。孩子们都认为我这么做是一种美德。现如今，孩子们都结婚了。8年前，我的小儿子结婚后，我就退居到一座与他家相隔数个街区的房子里。说出来真难为情，在过去的3年里，我跟一个暗娼相好（她是个妓女，与一家酒吧签有契约）。她跟我说了她的遭遇，我为她感到难过。我花了一小笔钱替她买回了自由，把她带到了我家，教她礼仪，把她当作婢女留在家里。她的责任感很强，她的节俭也令人称赏。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都为此而瞧不起我，对我形同陌路。我没有责备他们，是我错了。
女孩的父母似乎不了解情况，既然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写信来，要她回去。我见过她父母，并向他们解释了有关情况。他们很穷，但并不贪财。他们许诺，就当她死了，同意她继续现在的活法。她自己也想留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可是，我跟她的年龄差距有如父女，因此，有时，我考虑把她送回家去。我的孩子们以为她是贪图我的财产。
我有慢性病，我想，我只有一两年的生命了。我该怎么办？如蒙指引，我将感激不尽。让我来总结一下，尽管这女孩曾经只是个“夜店女郎”，但那是环境造成的。她本性善良，她的父母也不是贪财小人。
日本医生认为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那为老人把太重的人情债压到了他的孩子们身上。他说：
你描述的是每天都发生的一类事情……
在正式进行评说之前，我想说，从您的来信中，我总结出，您是在求我给出您想要的答案，这使我对您产生了某种对抗心理。我当然赞赏您长期的鳏居生活，但您利用了这一点，来使您的孩子感恩于您，并力图证明您目前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不喜欢您这样想。我并不是说您狡猾，但您的个性太弱。假如您向孩子们解释您得跟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理由——假如您禁不住想要一个女人，那样会更好些。不要让孩子们因为您长期以来的鳏居而欠了您的恩情。孩子们本能地抵制您，因为您过于强调这份恩情。总之，人的性欲不会消失，您也有禁不住的时候。不过，人们力图克服性欲。您的孩子们期望您能克服，因为他们希望您的形象高大起来，合乎他们心目中对您的理想。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您背叛了他们的理想，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他们这是自私的表现。他们自己结婚了，性欲得到了满足，但他们自私地否认他们的父亲也有性欲。您的思维在一个方向，而您的孩子们的思维在另一个方向（如上所述）。你和他们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您说，那女孩及其父母都是好人。那是您的看法而已。我们知道，人的好坏取决于环境、情境，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此时此刻不追逐利益，就说他们是好人。我认为，女孩的父母任由她给一个垂死之人当填房，简直是麻木不仁。如果他们考虑到他们女儿是填房这一点，那么他们应该是要从中追逐某种利益或好处；您不这么认为，那只是您的幻想。
您的孩子们担心那女孩的父母想要得到一笔财产，我确信他们有此担心。那女孩还小，可能心里没有这样的念头；但她的父母应该会有。
摆在您面前的是两条路：
1. 做一个“完人”（各方面都很好，无所不能），跟那女孩一刀两断，并达成分手契约。不过，我认为，您做不到这一点。您的凡人的感情不允许您这么做。
2. “回头做个普通人”（放弃您的种种借口），打破孩子们因为把您当作理想人物而赋予您的种种幻象。
至于财产，您应该马上立一份遗嘱，声明那女孩能继承什么，您的孩子们又能分得多少。
总之，要牢记您已经老了，变得有点孩子气了；这一点我从您的笔迹中可以看出。您的思维中情绪多于理性。尽管您口口声声说想要把那女孩从贫困境地中救出来，但实际上您是要她来代替您母亲。我认为，一旦离开母亲，任何婴孩都活不了——为此，我奉劝您走第二条路。
这封信中有一些关于“恩”的说法。一个人一旦选择让别人，哪怕是他的孩子感觉受了他格外重的恩情，那么，只有他自己才能冒险改变他行为的方向。他应该知道自己会因此而受苦。另外，不管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使孩子们受恩于他；他都不可抬高功劳，然后让自己睡在功劳簿上。想利用这“恩”来“证明你现在的行为是正当的”，这就错了。他的孩子们“自然”会反感，因为他们的父亲善始却不能善终，他们觉得这是“背叛”。如果一位父亲想当然地以为，只因为在孩子们需要他照料时，他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们，如今他们长大了，就要特别地来照顾他，那他就太愚蠢了。相反，孩子们只会在脑子里想着他们所受的“恩”，但“在内心深处会反对您”。
美国人不会如此判断这样一种情形。我们认为，在孩子们失去母亲之后，父亲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他晚年理应在孩子们的心里占有一个温暖的角落，而不是让他们“本能地反感他”。不过，为了让美国人像日本人那样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笔经济上的交易，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些可比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说，父亲是以正式交易的方式把钱借给孩子们的，他们得还债，还得加上利息，那样的话，“他们自然会反对您”。也正是在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日本人在接受一支香烟时，会说“惭愧”，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谢谢”。我们能理解到，为什么他们在说到某人让别人负恩时，会带着反感的情绪。我们至少能够取得一条线索，去理解为什么“哥儿”对一杯冰水之恩要那样地夸大其事。但是，美国人不习惯把金钱标准应用于这样的事情，如冷饮柜台前一次偶然的请客，一个父亲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奉献给没妈的孩子，像“八公”那样忠诚的狗的奉献。日本人却习以为然。我们认为，在人们奉献爱、慈善、慷慨时，越是没有附加条件，这些品质的价值就越高；而在日本，这样的奉献必然带有附加条件。你只要接受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为，就会欠上一笔人情债。正如日本人常说的：“受恩要有天生的慷慨（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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