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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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有一个说法,意思是“各就其位”;任何人要理解日本人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个说法开始。他们依赖于秩序和等级制,而我们信赖的是自由和平等。两者南辕北辙,所以我们很难把等级制看作一种可行的社会机制,而赋予它正当的权力。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整个观念中,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一种基本的信赖。只有通过描述他们民族的一些组织(如家庭和国家等)以及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我们才能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问题和国内关系问题,即等级制的眼光。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把自己描写成已经到达金字塔顶端的人,而现在,这一位置却被西方国家给占了;他们接受现在的格局,但前提当然是他们的等级制观念。他们的外交文件总是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一观念。1940年,日本签署了与德国和意大利的三方条约,其前言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乃长久和平之先决条件。”在签署此条约时所颁布的天皇诏书再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弘扬大义于全球,缔造世界为一家,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心日夜之所系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热盼者,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再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攻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对于这一点,有极为清晰的表述:

    俾使各国各就其位于兹世……乃大日本帝国不可移易之国策……目前世局一成不变,大日本帝国难以容忍,因其与大日本帝国之国策背道而驰。此国策即俾使各国各享其所。

    日本的这一备忘录是对赫尔国务卿几天前所发表的备忘录的一个回应;赫尔在备忘录中调用了一些美国的原则,那些原则在美国是基本的、受尊重的,正如等级制之于日本。国务卿赫尔列举了四条基本原则: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依靠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原则。所有这几点都关乎美国人对平等权利和不可侵犯权利的信奉,而且,我们相信,它们是日常生活和国际关系都应该遵循的准则。平等是最高的准则,是美国人祈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义基础。对我们而言,平等意味着摆脱暴政和干涉,不被强迫接受不愿接受的东西,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平等是人权的基础,而我们正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争取人权。哪怕在我们自己违犯平等原则时,我们也举手赞成平等的好处,我们怀着正义的愤慨,与等级制展开斗争。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杰弗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而《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是以此为基础。这些都是一个新国家的公开文件中的正式词句,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方式是在这个大陆上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型的,对欧洲人而言,却是陌生的。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是一名法国年轻人,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访问美国,之后就“平等”这个话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后来成了最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之一。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在这个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美洲世界,他能看到许多好的地方。年轻的托克维尔生长于法国的贵族社会,在仍然活跃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那个社会先是被法国大革命所动摇,随后又被拿破仑所颁布的猛烈的新法典所打击。在他看来,美国的生活秩序新奇而陌生,他是以一名法国贵族的眼光看待那种秩序,不过,他慷慨地表示欣赏,他的书则向旧世界报道了一些即将来临的事物。他相信,美国在某些方面处在了发展的前哨,尽管欧洲与美国有种种不同,但那些发展也会在欧洲发生。

    因此,他对这个新世界作了详细的报道。这儿的人们真正认为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交建立在一个新的、简易的基础上。他们谈起话来,展现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平等姿态。美国人不关心等级制礼仪的繁文缛节,他们不要求别人遵从那些礼节,自己也不会那么做。他们喜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那儿没有旧贵族式的或罗马式的家族,那曾经主导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消失了。除了平等,美国人什么都不信,连自由都不信;他说,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任凭自由从窗户飞出去,他们却扭头看着别处。但是,平等是他们的命根子。

    这个外国人写出了我们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生活方式,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自己祖先的状况。美国人深受鼓舞。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主要的轮廓没有变。在读这篇报道时,我们认识到,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杰弗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拥护贵族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现在也依然有那样的人。不过,哪怕是那样的人也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我们向日本宣告了最高等级的道义基础,那些基础是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是在宣告我们最信赖的一些原则。根据我们所深信的这些原则,在我们所指出的方向上,每一步都会改善这个仍然不完美的世界。当日本人摆出他们的“各就其位”的信条时,也是求助于某种生活准则,那种生活准则经由他们自身的社会经验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内心。数百年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准则;就在那些方面,这一准则是最容易被预见并被接受的。认可等级制的习惯思维对他们而言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控制别人的人和被他人控制的人都按照某种传统行事,那种传统与我们的不同。如今,既然日本人已经承认,在他们国家,美国权力机关处于等级制的高端,我们就更需要尽可能清楚地去把握他们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心里明白,他们在目前的处境下,可能会如何行事。

    尽管日本最近兴起了西化运动,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差距,每一个招呼、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示这种差距的种类和程度。对不同的人,或熟悉,或低等,或高等,他们每次在说“吃”或“坐下”时,用的词语都不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不同的“你”,动词则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语中有所谓的“敬语”,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也用“敬语”,在使用时还伴随着恰如其分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习惯都受到细微的规则和习惯的制约。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向谁鞠躬,还必须知道鞠躬到什么程度。某个鞠躬对这个主人是正确的、合适的,对另一个主人可能是一种冒犯,从而会引起怨恨,因为那个主人与鞠躬者的关系跟这一个的有所不同。鞠躬有多种鞠法,从低头跪下、双手平放在地板上,到只需微微低一下头、动一下肩。日本人必须学会,而且要尽早学会,如何在每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恰当地鞠躬。

    尽管阶级差异是重要的,必须经常以适当的行为来确认,但还不仅仅是阶级差异问题。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双方之间以前的交往情况都必须考虑在内。哪怕是在同样两个人之间,在不同的场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尊敬程度也会不一样。相互熟悉的平民之间可能根本不需要鞠躬,但是,当其中一人穿上了军装,他的穿便衣的朋友就得向他鞠躬。对等级制的遵守是一门艺术,需要平衡难以计数的各种因素,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有些因素可能会相互完全抵消,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添加进来。

    当然,在有些人之间,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礼仪。在美国,这些人都生活在自己家圈子里的。当我们回到家庭的怀抱里时,我们可以不顾任何礼仪形式。在日本,恰恰是在家庭里,人们得学习并细致地观察相互尊重的规则。母亲用带子把婴孩捆在自己背上时,要用手把婴孩的小脑袋按下去,教其懂礼节;孩子学步时所学的第一堂课是观摩着学习如何向父亲或兄长表示尊敬。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子要向所有的哥哥弟弟们鞠躬。这不是空洞的姿态,这意味着,鞠躬者承认,有些事情他可能宁愿自己去处理,但别人有权来干预他的所作所为;受礼者则承认,他负有某些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责任。基于性别、辈分和长子继承权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孝道是一种崇高的伦理法则,中国和日本都有;早在公元六七世纪,日本在采纳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和世俗文化时,就接受了中国关于孝道的种种说法。然而在日本,孝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以适应与中国不一样的家庭结构。在中国,哪怕在今天,一个人要忠诚于他那已经扩大了的整个家族,在他所要尽忠的范围里可能有数万人,他也能从这么多人那儿得到支持。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家族。中国有4.5亿居民,但只有470个姓氏,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家子。在某一个地区,所有人可能无一例外属于同一个宗族;另外,那些在远方城市里的家庭则是他们的本家。在像广东那样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有宗族成员都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庞大的宗族祠堂;在祭奠的日子里,他们向数以千计已经死去的祖先的牌位致敬;那些祖先源于同一个远祖。每个宗族都拥有财产、土地和庙宇,还有宗族基金,用来为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子弟付教育费。他们与那些散居在各地的宗族成员保持联系,刊印精美的族谱,每十年左右,族谱内容都要更新一次,把那些有权分享宗族特权的人的名字写进去。他们有家法,假如有宗族成员犯了国法,而宗族与官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家法甚至可能禁止大家把罪犯交给衙门。在帝制时代,这些半自治的宗族大社区只是在名义上由朝廷治理;朝廷委任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他们在这一地区永远是外人;在宗族的领导下,那些乐得逍遥的官吏尽可能少地去参加宗族事务的治理。

    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被准许使用姓氏。在中国的宗族体系中,姓氏是最基本的要素;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从发展。在某些宗族里,族谱就是相当于姓氏的一种东西。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保有族谱,而且他们做记录的方式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目前活着的人往前推,而不是往后推,往后推就可以包括源于某个始祖的所有当代人。这两种记录法很不一样。另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忠诚的对象不是一大帮亲戚,而是某个封建领主。那个封建领主是常住当地的主君,这与中国那些短暂派驻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他们的派驻地永远是外人,他不可能有更好的形象。在日本,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

    还有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式,即在神社或圣地,对远祖或族神表示崇拜。对日本老百姓来说,哪怕没有姓氏和族谱,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日本,不存在对远祖的祭拜;神社是老百姓朝拜的地方,在那里,所有村民聚集在一起,而不必证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社神的“孩子”,但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神祇的领地上。这样的乡村朝拜者当然相互有联系,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村民都是世代定居,但他们不是由同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内部关系紧密的宗族集团。

    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里进行的,那是设置于客厅的一个与神社截然不同的神龛,只有六七个刚刚去世的先人受到祭拜。日本各个阶层的人每天都要在神龛前进行祭拜活动。神龛上还供上一些食物,是为新近去世的父母、祖父母和一些近亲准备的,他们依然活在亲属们的记忆里,代替他们的是摆放在神龛里的刻着他们的小像的墓碑。在公墓里,纵然是曾祖父母坟墓上作为标志的文字,也不会重新刻写,甚至是第三代先人的身份状况也会迅速被遗忘。日本的家族联系被削减到几乎与西方一样了,也许与法国的家庭最为接近。

    因此,在日本,“孝道”局限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庭成员之间。“孝道”的含义是:在一个几乎只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以及后裔的团体里,一个人要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大户人家可能包括较大的团体,纵然是那样的家族也会分成几条独立的分支,长子以外的儿子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在这种小范围的直系亲属团中,用以规定“各就其位”的规则非常细致。对长者要严格服从,直到他们自行决定隐退。直到今天,某个人哪怕自己的儿子们都成年了,但如果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那么,在没有得到他年迈的父亲同意之前,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理意见都不会得到通过。孩子们哪怕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们都会安排或破坏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吃饭时要首先让他吃,洗澡时要首先让他洗,全家人向他深鞠躬时,他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人所皆知的谜语,可以翻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为何儿子想要给父母提建议,就如同佛徒想要头顶长头发?”(佛徒的头顶一般都没有头发)答案是:“不管他有多想这么做,门儿都没有。”

    “各就其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也意味着年龄的不同。当日本人想要表达绝对混乱的局面时,就说那局面“非兄非弟”,就像我们说“非鱼非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作为兄长的男人应该保持他的个性,就像鱼要待在水里。长子是继承人。旅行家们说过“在日本,长子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获取了负责任的气质。”长子能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父亲的特权。在过去,他的弟弟迟早会成为他的附庸;现在,尤其是在乡镇里,长子往往一如往常地待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也许勇往向前,受到更多的教育,有了更高的收入。等级制的老习惯是强大的。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争论中,在关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对这种传统的长子特权也有生动的表述。1942年春,关于“共荣圈”这个话题,一个中佐为陆军省辩护说:“日本是它们的大哥,它们都是日本的弟弟。被占领土的居民应该牢记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些居民表现出过多的关心,那么他们心里会产生滥用日本的好意的倾向,同时对日本的统治产生有害影响。”换句话说,哪些东西对弟弟好,由大哥说了算,他不应该在强制执行时表现出“过多的关心”。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位置取决于他是男还是女,日本妇女要走在丈夫的后面,其社会地位比丈夫低。有时,当她们穿着美式服装,会与男人们并排走路,在过门时甚至会走在男人们前面;但是,一旦她们穿上和服,就又会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当礼物、关心和教育费都给予男孩子时,女孩子还得尽可能地与兄弟们好好相处。甚至当女子高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充斥于指定课程的也都是关于礼仪和身体动作的训诫,她们所受的正儿八经的智力训练无法与男孩子的相比。有一位女子学校的校长在给出身中上层的学生训话时,提倡学欧洲语言;他提这一建议是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她们能除去她们丈夫的书籍上的灰尘,然后准确地把书插回到书架上去。

    尽管如此,跟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由;而这不仅仅是一种西化的现象。日本从来没有中国上层社会那样的女子裹脚现象。今天,当印度妇女看到日本妇女在商场里进进出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无须把自己藏起来,她们会惊叫。在日本的家庭里,负责购物和掌管钱袋子的是妻子。如果家里没钱了,也是她必须选一些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里去。管理女仆的是她,在孩子们的婚姻大事上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之后,她就对全家的事务一手遮天,就好像在前半生她从来就不是一朵只知道点头的紫罗兰。

    在日本,属于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做起事来就像是受委托者,而不是独断专行者。父亲或长兄要对全家负责,不仅包括活着的,还包括已经死去的或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且监督这些决定被实施的情况。然而,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家人们期望他为整个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使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家族的遗产,既有物质遗产也有精神遗产,另外,他激励他们成为配得上家族遗产的人。哪怕他是个农民,他也向祖先吁求他的高尚责任。他所属的阶层等级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要总是先于个人的需要。

    遇到重要事务时,任何门第的一家之主都要召集家庭会议,讨论有关事务。例如,为了参加一个关于婚约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所有无足轻重的成员都能参与决策。兄弟或妻子可能会动摇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不考虑众人的意见,那一家之主就会承受重重困难。当然,最终的决定关乎当事人的命运,但可能根本不受他欢迎。然而,那些长辈一生都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现在则顽固不化地要求年轻人服从他们当年为之低头的东西。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普鲁士的父亲都享有对待妻子儿女的专断权利;但给他们这种权利的东西与日本年长者对年少者的要求背后的东西,很不一样。在日本,年长者的要求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变得不那么严格,但是,效果则不同。日本人不会在家庭生活里学习对专横权力的尊重,也不会养成对专横权力轻易服从的习惯。对家庭意志的服从是以某种最高价值的名义被要求的,不管这一名义下的要求是多么苛刻,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有利害关系,所以,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大家服从。

    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环境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在家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更加广泛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他明白,他要向那些在等级制中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百分之百地表达敬意,不管那些人在团队中是否真的拥有支配权。哪怕当丈夫受制于妻子、哥哥受制于弟弟时,他们在表面形式上也还是会受到后者的尊重。不同特权之间在表面形式上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不会只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而被打破,表面因素不会因为要适应实际支配因素而改变,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了表面地位上的繁文缛节,在做事策略上甚至更方便。在那种情况下做事,不容易受到攻击。在家庭经验中,日本人还学得:如果全家都确信,某个决定有助于保住家族的荣誉,而这个决定就是由他们做出的;那么,它会被赋予无比的重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要由铁拳实施的法令,那样的铁拳往往是由暴君一时兴起挥出的,而他恰好又是一家之主。实施家庭决定的人更接近于受委托管理某份物质财产或精神财产的角色,那份财产对全家都很重要,而且要求所有人的个人意志屈从于家庭的要求。日本人谴责铁拳的使用,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弱化自己对家族需要的服从,也不会减弱他们对那些在等级制中享有地位的人的极端敬意。纵然家族中的年长者没有什么机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也会得到保留。

    以上是一份关于日本家庭中的等级制的枯燥陈述。由于美国的人际关系标准与日本的不一样,当美国人读到这份陈述时,他们不会对日本人接受家庭中的那种情感纽带的行为表示欣赏。在日本家庭中,那种纽带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是公认的。日本家庭成员间的团结是非常让人赞叹的,他们如何取得这样的团结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本书力图去理解日本人在更加广阔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等级制需要,以确认他们在家庭环境中是多么彻底地学好了这种习惯。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安排是非常厉害的,在家庭关系中如此,在阶层关系中也一样。在整个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阶层分明、等级森严的社会,像这样一个具有长达数百年的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它所具有的强项和弱项都非常明显。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整个历史上,等级制一直是他们的生活准则;甚至早在公元7世纪,他们就已经在吸纳这些从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本国的等级制文化,因为中国并没有等级制。在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及其朝廷致力于富国重任,他们用的是伟大中国的高级文明习俗,这些习俗曾经让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使节大开眼界、惊叹不已。他们以无比充沛的精力从事这项富国大业。在那之前,日本甚至没有文字;他在7世纪把中国的象形文字拿来,并利用象形文字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字,那种文字完全不同于象形文字。他有一种民间宗教,给四万个神取了名字,那些神掌管着山岳和村庄,给人们带来好运——这种宗教后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一直幸存到现在,成为“神道”。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把佛教整个儿拿来,把它作为“保护国家的最好的”宗教。在那之前,他没有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公家的和私家的都没有。于是,天皇们以中国的首都长安为原型,建造了一个新的首都——奈良;一些装饰华丽又庞大壮观的佛教寺庙也在日本矗立起来,而且也是中国式样。根据使节们发自中国的报告,天皇引进了官阶、品位和律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引进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做的任何别的民族。

    然而,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能复制中国的没有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日本采用了中国的官衔,但是,在中国,官衔是授予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则颁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出现了大量半独立的封地,封地领主们则经常相互嫉妒对方的权力,那些重要的社会习俗都跟领主、家臣和扈从有关。不管日本多么勤勉地从中国引进文明,他就是无法采用那些能取代等级制的生活方式,如中国的官僚行政系统或扩大了的宗族系统,后者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团结在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中。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称皇家是“云上人”,只有这家人才能当皇帝。日本从未曾换过朝代,而中国则经常改换。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毫无疑问,当年日本天皇及其廷臣在引进中国文化时甚至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事务上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也猜测不到他们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修改。

    因此,虽然日本从中国多方引进了文化,但这种新的文明只是为几百年的争端铺了路,为了控制国家的权力,世袭领主和家臣之间冲突不断。在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夺得了对国家的支配权,并把天皇推到了后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藤原氏的统治受到封建领主们的非议,于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著名的源赖朝就是一名领主,他消灭了所有对手,变成了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他有一个古老的军事头衔——将军,这个头衔字面上的意思是“征夷大将军”。在日本,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掌控其他封建领主,那么按照惯例,这一头衔在他们家族中就是世袭的。天皇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将军”为了得到他在形式上的授权而仍然依赖于他。他没有任何政权。实权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中,幕府力图通过武力掌控那些难以驾驭的封建领主。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武士们听从他的指挥,在动乱年代,他们时刻准备着去争夺敌对封地或统治者将军的“宝座”。

    在16世纪,内战变成了流行病。经过数十年的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敌手,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德川家族一直保留着这个将军职位;直到1868年,日本开始进入近代历史,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才被废止。德川时代很长,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时期之一。德川家族在日本维持了一种武装和平,直到它垮台前的最后一代,它使中央集权制行之有效,而那种制度极好地服务于德川家族的目标。

    德川家康曾经面临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解决方案。某些最强大的封建领主在内战期间一直是反对他的,直到在最后的决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才向他俯首称臣。他们就是所谓的“外系领主”。德川家康允许他们继续控制他们的领地和家臣;事实上,全国境内的所有封建领主都继续在他们的领地上拥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然而,他把他们排除在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之外,也把他们排除在任何职能部门之外。这些重要职位都为“嫡系领主”保留着,他们是内战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为了维护这种困难的政权,德川家康所依赖的一项策略是:不让封建领主和大名积攒权力,同时阻止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一旦联合就有可能威胁将军的统治。

    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制度,而且,为了维护国家和平和德川家族统治的目的,他还努力使这一制度变得更加强大、强硬。

    日本封建社会是精密分层的,每一个人的地位都由世袭固定。德川家康使这套体制固定下来,并对每一阶层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一家之主必须在门口张贴标志,亮明他的阶层地位和他的世袭身份以及与这一身份有关的规范。所能穿的衣服、所能吃的食物和他所能合法居住的房屋,依据他的世袭职位都有规定。在日本的等级制中,在皇家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等级:士(武士)、农、工和商。在他们之下,则是贱民。人数最多也是最有名的贱民是“秽多”,即各种说不出口的污秽行业的工人。诸如清道夫、被执行死刑者的掘墓人、死去动物的剥皮者和皮革工。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是“不可当作人”的人。甚至那些通过他们村子的道路的里程都是不计的,就好像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压根不存在。他们极端贫穷;尽管保证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他们始终在社会正式结构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高于贱民。尽管在美国人看来,这似乎很奇怪,但在封建社会里,这可是千真万确。商人阶级总要破坏封建制度。一旦商人变得受人尊敬而且家境富裕,封建制度就式微了。17世纪,德川家康通过比任何国家所曾推行的律令更加严格的法令,强迫日本与世隔绝,这砍掉了商人立足的基础。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海岸地区,日本都曾有海外贸易,商人阶级必然有了发展。德川家康阻止了这种发展态势,把修造或驾驶任何大于一定尺寸船只的行为视为非法,要处以极刑。在许可范围内的小船无法渡海去中国大陆,也无法装载贸易物资。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各个领地之间的边界上,设立关卡,针对货物进出,制订了严峻的法规。还有些法律是用来强化商人的低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所能穿的衣服的费用、所能带的伞的费用以及婚礼和葬礼的费用,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居住在武士们的住地里。如果他们受了享有特权的武士们的刀下之苦,法律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德川家族的政策是要把商人限定于下等地位,在货币经济体系中,这当然要失败。那个时期的日本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行的,但德川家族还是要全力推行这项政策。

    对于稳定的封建主义体制来说,武士和农夫是两个最合适的阶级;德川幕府用僵化的形式把它们冻结了起来。德川家康最终结束了内战,而在内战期间,伟大的军事领主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促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解除了农民们的武装,只给武士们佩刀的权利。武士们再也不能做农夫或工匠或商人。纵然是最低等的武士也不可能再合法地成为生产者。他们成了寄生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年俸来自从农民那儿征收来的税粮。大名收取税粮,然后按份额分配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们从来不问他们得到哪儿寻求帮助,他们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主子。在日本历史的早期,领主之间的战争几乎无穷无尽,就在这样的战争中,封建领主和武士们之间的关系被打造得非常牢固。在德川家康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这种关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武士家臣跟欧洲的骑士不同,他们既不是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地主,也不是拥有财产的士兵。他们是领取固定年俸的跟班。在德川幕府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家族所领取的俸禄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其额度不大。日本学者曾做过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年俸约等于农夫的收入,那只够生存而已。最大的家庭问题是把这点俸禄分发给继承人,因此武士家庭的人口都很有限。让他们最感到难堪的是,声望取决于财富和日常的展示,因此,在他们的家规里,最强调的是:节俭乃最高之美德。

    一道鸿沟分隔了武士和其他三个阶级:农、工和商。那三个阶级都是“普通人”,而武士不是,他们所佩带的刀是特权阶级的标志,而不仅仅是装饰。在德川时代之前,他们就有了佩刀的传统。

    德川家康在颁布法令时,只是准许他们保留这一古老的习惯:“对士无礼、对上不敬之庶民,可斩立决。”在德川家康的法规里,没有一条一款指出,普通人和武士家臣之间应该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基础是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二者都向大名俯首称臣,都直接依附于大名。他们处于不同的等级,正如大名也是处于某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上上下下都有法令、法规、管制和义务。不同等级之间则只有距离。这种分隔曾因环境需要而一再得到连接,但那不是体制本身所有的。

    在德川时代,武士家臣不仅是舞刀弄剑者,他们上司财产的管理者以及平和艺术的专家,比如古典戏剧(即能乐)和茶道。所有文书的处理都是他们的事,大名的计谋也通过他们熟练的操作而得到实施。在长达200年的承平岁月里,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很有限。商人虽然有其等级规定,但开辟了一种品位很高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追求城市的、艺术的和愉悦的生活;跟商人一样,武士们尽管刀不离手,但也发展了平和的艺术。

    农民们尽管没有防备并反击武士的法律权利,而且背负着沉重的税粮任务和各种各样强加于他们的限定,但他们也有些安全保障。拥有土地就是一种保障,因为在日本,这是一个人的尊严所在。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土地是不能永久转让的,这一法令是对每个耕作者的保障;这跟欧洲封建主义不同,后者只保障地主的利益。农民对他们最为珍视的土地拥有永久的权利,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时,不辞辛劳,精耕细作,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后代还在那样耕作着稻田。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支撑着整个寄生虫似的上流社会的大力神,那个社会有大约两百万人呢,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们交的是实物税,即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交给大名。暹罗也是一个水稻国,那儿的传统税率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不过,实际上比这还高。在有些藩,高达80%,而且还老是有劳役或征用,这一切都是在压榨农民的体力和时间。跟武士一样,农民也控制着自己的家庭规模,在德川家族统治的数百年间,日本的总人口数量几乎始终没变。对于一个亚洲国家来说,在那么长的承平时期,如此固定的人口数量说明了那个政权的大致情况。这是斯巴达式的政权,对由税收供养的家臣和税收的交纳者,都有严格的限制;不过,在每个下属和他的上司之间,这个政权相对来说是可靠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责任、特权和地位,如果这些被损害,那么最穷的人可能会起来反抗。

    纵然是一穷二白,农民们也会起来反抗,不仅反抗封建领主,还反抗将军政府。在德川统治的250年间,这样的反抗活动至少有1000起。引发反抗活动的不是传统的重税——“40%属于皇家,60%属于耕作者”,而是反对额外的赋税。当农民们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处境时,他们会一大群一大群地奔向领主,但请愿和裁判的过程则秩序井然。农民们写好要求调整赋税的正式请愿书,呈送给大名的内臣。当这份请愿书被中途劫留,或者,大名根本不关注他们的抱怨,那么,他们会代表到首都去把他们的状子呈给将军。在有些著名的例子里,他们趁某高官坐轿子经过首都的街道时,把状子塞到他的轿子里,只有这样,他们的状子才能保证递到将军手里。但是,不管农民们冒什么样的风险递这请愿书,幕府当局随后就会展开调查,而差不多一半的裁决有利于农民。

    然而,幕府判决对农民请求的支持并没有满足日本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们的抱怨或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或许也是可取的;但是,他们中的领袖已经逾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律。不管裁决如何对农民有利,他们触犯了要求他们效忠的根本大法,而这不可能不被注意到。这些领袖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他们的正义事业与这样的判决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农民们都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被判刑的人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成群结队来到刑场,领袖们或被放在油里煮,或被砍头,或被钉死;但是,在行刑现场,人群没有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可能会为死去的领袖们修建神社,尊这些人为殉难烈士,但他们接受那样的刑法,把它看作等级制法律的组成部分甚至核心部分,而他们正是靠着这法律而活着。

    简而言之,德川将军力图在每一个藩把等级制固定下来,让每一个阶级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在每一个藩里,大名处于等级制的顶端,他被允许对倚赖他的人施行特权。将军在行政上的大问题是如何控制大名,他想方设法阻止他们搞联合或实施犯上作乱的计划。在各个藩的边界,保留着关卡,由关员检验过往行人的证件,对“出女入炮”行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万一大名运出他属下的妇女,同时把武器走私进来。没有得到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自立婚约,以防他们用婚约组成危险的政治联盟。藩之间的贸易受到了阻止,甚至到了连架桥都不允许的地步。将军的奸细们也使他对大名的花销情况了如指掌,如果某位封建领主的金库将要充满,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昂贵的公共设施建设,使他的财产回到原来的水平线。在所有规定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必须在一年中有半年住在京城,甚至在他回到自己领地去住时,他还得把他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掌控在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当局确保维护上层的控制,加强其在等级制中的支配地位。

    当然,在这一拱桥似的等级制中,将军并不是最后用来封顶的那块石头,因为他是受天皇的指派而拥有统治权的。天皇及其由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权。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少于较小的大名,宫廷的礼仪都受到幕府规定的严格限制。然而,哪怕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废除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并存的双重统治模式。这在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2世纪开始,大元帅(将军)就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国家,而天皇是被剥夺了实权的。有那么几个世纪,职权的分化到了这样的地步: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某个世袭世俗头领,再由那个头领的某个世袭顾问具体施行。在原先权力的委托之上总是还有委托。甚至在德川政权的最后最绝望的日子里,佩里将军也没有怀疑到日本存在着天皇的政治背景。1858年,我国的第一任驻日使节堂森德·哈里斯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他自己发现日本居然还有个天皇。

    事实上,日本的天皇观念在太平洋岛屿上一再被发现。他是圣主,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行政管理。在有些太平洋岛国,他是参与的,在另一些岛国,则委派别人替他执政。但他的人格总是很神圣。在新西兰诸部落,圣主是如此神圣,乃至他可能吃饭都不用自己动手,而且那用来喂他的勺子都不允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在他外出时,他得由人抬着,因为他的神脚涉足过的任何土地都会自动变得无比神圣,以至于得转到他的名下。他的脑袋尤其神圣,不让任何人抚摩。他的话能传到部落神祇的耳朵里。在太平洋的某些岛屿国家,诸如萨摩亚和汤加,圣主不会屈尊进入现实生活。国家的所有事务都由一名俗主承担。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曾访问过东太平洋岛国汤加,他写道,汤加政府“与日本政府最为相像,在那儿,圣主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汤加的圣主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行使一些仪式性的职责。他们得接受果园里的第一批果实,然后举行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那些果实。在圣主去世时,人们会用这样的话来宣布他的死讯:“天堂空了。”伴随着隆重的仪式,他被葬在巨大的王陵里。但是,他一点都不参与行政管理。

    根据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哪怕他在政治上无能,“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也是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积极参与世俗事务,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在征夷大将军长达几百年的整个统治时期,天皇在京都的朝廷是日本人所保留的一种价值象征。只有在西方人的眼里,他的职权是有名无实的。日本人在各个方面都习惯于等级制角色的严格定义,对这个现象的看法自然也不一样。

    在封建时代,从流浪汉到天皇,每个人在日本的等级制中都有极为明确的定位;这种情况在现代日本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封建政权的终结至今只有大概75年,所有国民的强大的习惯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亡。日本现代政治家们也进行小心翼翼的规划,以保留等级制的许多内容——尽管他们对等级制作了很大的变革,以适应国家的目标,这一点在下一章里我们还会论及。与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人的一切都是被限定的,他们的行为的细枝末节都是被划定的,他们的地位也是被指定的。曾经有200年时间,在日本那样一个社会,法律和秩序是由铁腕维持着;在那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密设计的等级制看作是安全与稳定的保障。只要他们待在既定范围里,只要他们完成既定任务,他们就可以信任那个社会。贼寇得到了控制,大名之间的内战也得到了遏制。如果有臣民能证明别人有逾越权利的行为,他们可以控诉,正如农民们在受到剥削时可以控诉一样。控诉者本人会有危险,但控诉行为会得到赞许。最优秀的德川将军甚至设立了一个“诉愿箱”,任何人都可以把抗议书投到这个箱子里,钥匙只掌握在将军一个人手里。在日本,如果发生了现存行为准则上所不允许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就必须改正,这一点是真正有保证的。只有当一个人信赖并遵守那些准则,他才是安全的。在与它们保持一致而不是更改或反对它们时,一个人才显现出自己的勇气和正直。在日本人看来,在所公布的范围内,日本社会是可知而且可靠的。它的规则不是“摩西十诫”那样抽象的伦理准则,而是细微而具体的规定:在这种或那种情景中,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作为大名或普通人,那些行为是合适的;作为哥哥或弟弟,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

    在等级制下,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和而恭顺,有些民族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会变成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各个阶级都是有保障的。甚至贱民也有专门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保障,当局还承认他们的某些自治团体。对各个阶级的限制固然很严,但他们也有秩序和安全的保障。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有一定的变通性,印度等级制则没有。在不触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方式的情况下,日本人的习惯能提供一些直接有效的手段,来巧妙地应付等级制。一个人可以用几种手段改变自己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体制下,高利贷主和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富有起来,这时,他们就会用各种传统策略,渗透到上层社会中去。他们利用抵押利息和租金,成为“地主”。农民们的土地的确不能转让,但日本的地租极高,让农民们留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地主就有利可图。高利贷主定居在这样的土地上,就可以收租子。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在日本既意味着利益,也意味着尊严。他们的孩子与武士阶层通婚,他们就成了绅士。

    等级制的另一传统变通法是收养的习俗,具体做法是“购买”武士地位。商人不顾德川幕府的所有限制富了起来,便将他们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在日本,很少有人收养儿子,一般是为自己的女儿招女婿。大家都知道他是“上门女婿”,他变成了岳父大人的继承人。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他的名字被从他自己一方的户籍上划掉,放入了他妻子一方的户籍。他以妻子家的姓为姓,并和岳父一家生活在一起。不过,代价固然高,收益也很大,因为那位富商的后裔会变成大名,而赤贫的大名一家也跟财富挂上了钩。没有人冒犯等级制,它过去是什么样,现在还是那么样。但是,对它的变通使有钱人有了上流社会的地位。

    因此,日本的等级制不要求人们只能在同等级内通婚。通过一些被许可的安排,使不同等级间的通婚成为可能。富商们渗透到了下层的武士阶级,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西欧和日本之间的一大对比性差异。封建主义之所以在欧洲被打倒,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那时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强大,在现代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在日本,没有升起这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是通过被各方认可的方式“买到”上等阶级的地位的。商人与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在封建主义到了痛苦的垂死时期时,日本所允许的阶级变动的程度要高于欧洲大陆,这一点很奇怪,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此间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莫过于:在日本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阶级斗争的任何痕迹。

    在日本,这两个阶级有着双赢的共同目标,指出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在法国,他们的共同目标也是双赢的。在西欧,这一目标无论在哪个国家出现,都对那两个阶级有利。但是,欧洲的阶级性僵化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法国就导致贵族权利被剥夺。在日本,这两个阶级之间相互走得更近些,推翻衰老的将军政治的就是商人、金融人士和武士扈从之间的联盟。近代日本保留着封建制度。如果日本等级制不允许阶级变动,那么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如果日本人喜欢并信任他们精心绘制的、明确的行为图,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一个人遵守那些规则,安全就有保障。针对未被授权的侵权行为的抗议是允许有的,还可以想办法使那些规则变得对自己有利。这就要求双方都履行自己的义务。19世纪下半期,当德川政权崩溃时,没有一个团体支持撕毁那张行为图。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没有1848年那样的革命。不过,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从普通老百姓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陷落到了欠高利贷主和商人的债务之中。事实证明,人口众多、不事生产的阶级和规模巨大、习惯性的官僚开支已经无法维持。大名们被贫困弄得捉襟见肘,无力支付武士扈从的固定年俸,由种种封建关系组成的整个网络变成了一个笑话。通过增加本来就已经很沉重的对农民的税收,他们企图使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免于沉沦。由于连年提前征税,农民们沦落到了赤贫状态。幕府将军也破产了,根本无力保持现状。1853年,当佩里将军带着他的士兵出现时,日本正处于极度可怕的国内危机之中。

    佩里将军强行进入日本,随后,在1858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当时日本处于无法拒绝的境地。

    然而,当时在日本响起的口号是“一新”——回溯过去,恢复往昔。这与革命背道而驰,甚至没有进步可言。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的,是同样流行一时的口号“攘夷”。当时有人设想让日本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去,整个国家都表示支持;极少数几位领导人物明白,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被暗杀。日本,这个没有革命的国家,看不出有一丁点改弦易辙、顺应西方模式的可能,也看不出50年后它居然在西方世界与列强竞争。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日本利用自己的强项,那根本不是西方的强项,达到了目标,没有任何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的团体和舆论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在19世纪60年代,如果欧洲人看到水晶球里的日本的未来,没有谁敢相信。那时的地平线上,似乎并没有巴掌大的乌云来预示着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兴起的风暴,那骚动的、活跃的风暴横扫了整个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落后的、被等级制折磨够了的日本人急速转向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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