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经典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希望通过这个实验来论证一个古老的问题：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通过广告招募了二十四名男性大学生志愿者，并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这二十四名志愿者被平分为两组，一组扮演狱警，一组扮演囚犯，而津巴多本人则扮演典狱长。
为了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每个志愿者志愿签订了协议，同意在实验过程中放弃部分人权。
实验开始后，志愿者并没有很快进入角色，尤其是扮演囚犯的志愿者。受当时嬉皮文化的影响，囚犯丝毫没有顾及狱警的威严，而扮演狱警的志愿者也无法硬下心肠来惩罚囚犯。于是，第二天一早，监狱就发生了“暴动”。
在典狱长津巴多的介入之下，一些狱警开始学着镇压囚犯：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工作，并以不允许洗澡相威胁。在这方面，狱警学得很快，随着实验的推进，狱警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研究人员不得不干预制止。
当实验进行到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不得不退出实验。到第四十八小时的时候，囚犯们——这群原先心理正常的大学生志愿者已经被那些由原先同样心理正常的大学生志愿者扮演的狱警折磨得濒临崩溃。
这十二名狱警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名叫约翰·维尼的志愿者。他多次被观察到痛骂囚犯，甚至对囚犯们无故动粗。其他志愿者也同样渐渐开始享受折磨囚犯的过程——甚至，连津巴多本人也逐渐进入到典狱长的角色中，每当看到狱警惩罚犯人时，他都会兴奋地对女友说：“快来看，这个场景真是太棒了！”
这个实验进行到第六天的时候，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那些扮演狱警的志愿者彻底沉迷于恣意妄为的权力中不能自拔。最后，在津巴多女友的强烈抗议下，津巴多才不得不终止了实验。对此，有部分狱警还表达了不满。
事实上，无论是津巴多、约翰·维尼还是其他志愿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可是，在“斯坦福监狱”，人性中的“路西法”（魔鬼撒旦的别名）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善与恶同时潜伏在人性深处，在不同的环境中轮流出场。只不过，在社会秩序良好的环境下，“恶”的因子被深深地掩藏在人们心底，但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比如说像“斯坦福监狱”这样的法外之地，攫取到权力的“路西法”便会毫不犹豫地苏醒，把一个“好人”转换成“坏人”。
这就是所谓的“路西法效应”。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这之前，我们的道德和社会教条永远纠结于区分善与恶，我们强调的是培养好人，防范坏人。可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只有“表现得像好人的人”和“表现得像坏人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个“好人”就疏于防范——“好人”只是特定场合下的“好人”，或许，换一个环境，“好人”突然拥有了可以恣意施暴而不受惩罚的权力，他立刻就会化身为魔鬼。
英国有句谚语：“每个人的衣柜里都藏着一具骷髅。”
换句话说，即使是好人，心里也深藏着魔鬼，一旦我们对某人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那个随时会苏醒的“路西法”。
米尔格伦实验：所谓“良知”，底线有多坚固
“米尔格伦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1961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于耶鲁大学旧校区的一间地下室里主持展开，主要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
米尔格伦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并谎称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
参与者被告知，他会被随机挑选扮演老师，并要面对在隔壁房间里的另一名扮演学生角色的志愿者——其实那是研究人员扮演的“伪被试者”。老师和学生相互间看不到对方，但可以通过声音沟通。
另外，研究人员还交给老师一具电击控制器，并告知他这具电击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实验过程很简单，老师会拿到一份考卷，逐一朗读上面的问题和答案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开始考试，考卷上都是选择题，学生要按下相应的按钮选择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继续考下一题；如果学生答错了，作为惩罚，老师必须用那具电机控制器电击学生——随着错误次数的递增，电压也会随之提升。
事实上，当老师按下电机控制器的时候，他会听到隔壁房间里的学生被电击后的惨叫声，电压越大，叫声越凄厉。当然，这都是“伪被试者”假装出来的声音，但是老师并不知道，以为是学生真的被电击得死去活来。
当电压达到一百三十五伏特时，隔壁传来凄惨的尖叫和抓挠墙壁的声音，很多志愿者都要求暂停实验来检查一下学生的状况，并且开始质疑实验目的。这时，实验人员便会通过怂恿和命令的方式来使实验继续下去，同时向志愿者保证，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在得到这个保证后，所有志愿者都同意继续试验，并且继续增大电压，直到达到三百伏特，隔壁的“伪被试者”突然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再答题，没有了任何动静。这时候，几乎每个志愿者都要求停止实验，但实验人员再次命令他们继续，同时再次保证，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35％的志愿者坚决中止了实验，剩下的65％最终还是同意了继续试验，直到把电压增大到四百五十伏特，直至实验完成。
米尔格伦设计这个实验的初衷，是为了测试当年那些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他们真的是天生杀人狂，还是单纯的上级命令执行者。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的同事曾预测实验结果，认为会有10％，甚至只有1％的人会狠下心来把电压一直提升到四百五十伏特，但实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中写道：“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施加多大的痛苦。这个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当权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会做出几乎是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结果充分证明了：那些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分子并不是天生残忍或者被希特勒洗脑成了恶魔，他们只是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按下毒气室的开关或者扣动扳机而已。同样，他们的心中毫无负罪感，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在极端情况下，人类所谓的良知居然如此脆弱，甚至不需要通过威胁或者利益诱惑，只需要一道无可置疑的命令，就可以让许多人放弃对善恶的判断和对良知底线的坚守。
破解囚徒困境：引入反复博弈，化被动为主动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故事加以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
艾伯特·塔克的故事是这样的：两个人因合伙盗窃杀人被捕，警方将他们隔离囚禁，并给他们三个选择：
1.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2.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3.如果两个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会被释放，抵赖的判刑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
很显然，最有利的选择是两个人都抵赖，各判一年。但由于两个人处于隔离状态，不知道同伙会选择什么策略，但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他们肯定会认为自己的同伙必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坦白。既然同伙被默认为坦白了，那么，自己抵赖就会被判十年，太亏了。于是，自己也就会选择坦白——最坏也就判八年，运气好的话还能被提前释放。
这样一来，为了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同伙坦白，自己抵赖），两个人只能放弃最优策略（同时抵赖），而选择了一个相对糟糕的策略（同时坦白）。
“囚徒困境”就是这样最大限度地衡量着人性。在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双方最优方案，就是双方同时放弃最优策略。
在这个困境博弈中，每个人都自私地寻求个人最大效益，但是，因为相信其他人也都会自私地寻求个人最大效益，反而因此两败俱伤。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破解“囚徒困境”，让人在这种深陷弱势的环境中占据主导权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个著名电视节目《金球》，节目开始有四名选手参加，然后淘汰到只剩下两名选手来角逐一笔巨额奖金。角逐环节是这样的：主持人给每个人两个球，其中一个写着“平分”，另一个写着“偷走”，两名选手需要从中选择一个球。
根据两个人的选择，会出现三种情况：
1.两个人都选择了“平分”，那就两个人平分全部大奖。
2.如果一个人选择“平分”而另一个人选择“偷走”，那么选择“偷走”的人拿走全部奖金，选择“平分”的人出局。
3.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偷走”，那么两个人同时出局，一分钱都拿不到。
在做出各自的选择前，两个人可以互相商量，但是最后选择的时候必须单独选择。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博弈游戏，相当于两个人被捕前串供，但审讯时仍然隔离囚禁——在这个规则下，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的一人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自己一定会选择“平分”，同时让对方也选择“平分”，这样两个人可以平分奖金。但事实上，最后要么就是他选择了“偷走”，真的偷走了全部奖金，要么就是两个人都选了“偷走”，最后全部出局。
这个节目将囚徒困境玩到了极致，一度没有任何选手能够成功摆脱这种困境。后来，一个叫尼克·凯瑞甘的选手成功打破了这种困境。
那期节目，杀入最后角逐的是尼克·凯瑞甘和亚伯拉罕·海森。当时，海森和以往几期的选手一样，向凯瑞甘保证自己一定会选择“平分”，并恳请凯瑞甘也选择“平分”。但没想到的是，凯瑞甘却态度强硬地向海森表示，自己一定会选择“偷走”，但他同时表示，只要让他拿走全部奖金，他会在节目结束后再和海森平分这笔钱。
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让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大跌眼镜，海森更是气得直骂凯瑞甘“无耻”，但凯瑞甘丝毫不肯让步。
这样一来，海森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了：选择“偷走”，两个人都拿不到钱；选择“平分”，凯瑞甘拿走全部奖金，但是有可能会在节目结束后跟自己平分。在这种情况下，海森只能选择“平分”，至少还有可能拿到一半奖金（如果凯瑞甘守信用的话）。
结果出人意料。海森选择了“平分”，而凯瑞甘并没有像他之前
强硬宣称的那样选择“偷走”，他同样选择了“平分”。最后，两个人平分了奖金，终于打破了节目组设下的这个人性困局。
“囚徒困境”，其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极度自私，在单次博弈中逼得人不得不放弃最优解而去追求避免最坏情况发生的次优解。而它的破解之道也很简单，就是引入重复博弈，通俗地说，就是这次博弈结束后，博弈双方还将继续发生别的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社会集团的报复。回到“囚徒困境”最初的情景，试想，如果两个罪犯背后还有个制度森严的犯罪组织，并且两个罪犯都知道，如果自己供出了同伙将遭到严厉的报复（二次博弈），那么，即便是在“囚徒困境”之下，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抵赖。
同样的道理，在《金球》节目中，凯瑞甘向海森承诺节目结束后平分奖金，也等于是将一个单次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从而使囚徒困境失去了作用。
智猪博弈：多劳多得，少劳也不少得
“智猪博弈”是博弈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在1950年提出。他假设有一个猪圈，一头是猪食槽，另一头则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踩一下按钮会有十份的猪食进槽。猪圈里有大小两头猪，大猪最多能吃九份猪食，小猪最多能吃四份。同时，任何一头猪跑去踩按钮，都要吃两份猪食才能弥补体能消耗。
现在，问题来了：谁去踩按钮？如果小猪去踩按钮，大猪就会先吃掉九份猪食，只给小猪留下一份；如果大猪去踩按钮，小猪就会先吃掉四份，给大猪留下六份。
那么，对于大猪来说，它有两个选择：先去踩按钮，然后吃六份，或者等小猪踩按钮，自己吃九份；小猪也有两个选择：等大猪踩按钮，自己吃四份，或者自己踩按钮，然后吃一份。
但是，由于踩按钮这个动作本身要消耗掉两份猪食的体能，所以，对小猪来说，后一个选择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花两份猪食的体能却只能吃倒一份猪食，它会被饿死。因此，对小猪来说，只剩下一个选择：不去踩按钮。那么，对大猪来说，也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先去踩按钮，让小猪先吃四份，自己吃剩下的六份。
看上去，这是一道双选题，其实是道单选题，大猪小猪的智斗，最后以小猪不参与竞争，大猪参与竞争，大猪小猪都吃饱喝足而告终。
“智猪博弈”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竞争中的弱者（小猪）应该讲究竞争策略（选择等待），看准时机以逸待劳。因为企业竞争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企业是竞争中的强者（大猪），小企业是竞争中的弱者（小猪）。在残酷的企业竞争中，小企业要想生存，就得像“智猪博弈”中的小猪一样，学会等待。这种“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更加形象的名字，叫“搭便车”。
与此相关的“搭便车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像小猪一样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典型例子便是所谓的“市场跟随者”，当某个大企业花了数额巨大的投资探索出某种商业模式后，很快就会有一些小的厂商模仿跟进，像小猪一样搭便车，既省去了前期研发投入，又享受了大公司开拓出来的成熟市场。商业史上，这种大猪栽树，小猪乘凉的案例数不胜数，如：IBM开发了个人计算机市场，却被苹果的图形化操作系统掠夺；网景炒熟了浏览器，却被微软的捆绑战略盖过。而苹果和微软，现在也成了大猪，他们开拓出来了智能手机和应用系统市场，同样被无数小猪跟随着。
但是先驱者又不能不栽树，就像故事中的大猪一样，踩按钮吃冷饭，不踩按钮就只能饿死了。而且像苹果、微软这种后来居上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时候，虽然挡不住小猪不劳而获，但大猪依然是多劳多得的。
在“智猪博弈”的影响下，大猪要防止被小猪多吃多占，尽可能地让自己多劳多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占据先发优势，在小猪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就迅速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
洛克菲勒集团垄断美国石油业的过程，便是对“智猪博弈”的一个有力抗击。
19世纪末，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铁路货车总装运量不断下降，这时，同样陷入石油业恶性竞争危机的洛克菲勒提出了一个方案，号召各大铁路公司与主要炼油商们联合起来，共同解决石油的流通问题。为此，洛克菲勒组建了南方改良公司。该公司的合作商可以享受每桶油二十四美分的优惠价格，而非成员的运费则要高出不少。
洛克菲勒先下手为强，联合了各大铁路公司，这样一来，他的对手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美孚石油公司的附庸，要么最后在运费折扣制的压力下破产倒闭。结果，五年之后，洛克菲勒领导的美孚石油公司成功地垄断了全美95％的石油生产量。
我们常说“后发优势”，这便是“智猪博弈”的强烈体现。而同时我们也常常说“先发制人”，先发的目的就是让小猪搭便车的收益降至最小。而洛克菲勒选择主动做“大猪”，以雷霆手段迅速实现了市场垄断，正是将大猪的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因此，即便有“智猪博弈”，即大猪多劳多得，而小猪少劳却未必会少得的现象的存在，但到底大猪和小猪之间的利益怎么分配，归根结底还是得看双方的实力博弈。
斗鸡博弈：最坏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斗鸡博弈”或者说“懦夫博弈”（Chicken在美国口语中有“懦夫”的意思）也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策略理论。
在斗鸡场上，两只好战的公鸡展开大战。这时，每只公鸡都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二是进攻。如果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没有退下来，对方获得胜利，这只公鸡很丢面子；如果对方也退下来，双方则打了个平手；如果自己没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自己胜利，对方则失败；如果两只公鸡都前进，则两败俱伤。
因此，对每只公鸡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对方退下来而自己不退，最坏的结果是对方没有退下来而自己先退了，而中间值的结果，就是双方各退一步。显然，最坏的结果是很难接受的，而最好的结果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是对方都很难接受的最坏结果）。那么，事实上，就只剩下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双方互不相让，两败俱伤，或者双方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现实生活中，竞争双方都明白，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但往往又过于自负，觉得自己的胜算大而不甘心后退，尤其是对于表面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往往不决出胜负不罢休。那么，最终的结果即便不是两败俱伤，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方先撤退，最终，获利的将是双方，特别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如果具有这种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给对方回旋的余地，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胜利，使两败俱伤变成双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石桥公司位于京桥的总部大楼废墟上出现了一大片违章建筑，它们都是当年“东京大轰炸”后无家可归的人们建造的。石桥公司准备重建计划时，律师提出，必须及早下令禁止修建房屋，并拆除违章建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些违章建筑的主人都是在大轰炸中失去家园的无家可归者，如果强行拆除，必然会招致他们的坚决反对，甚至可能会引发骚乱。虽然石桥公司有信心在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压制住骚乱，但依然没有选择这种硬碰硬的策略，而是派出高管来到现场和那些违建户谈话，对他们说：“你们的遭遇实在值得同情，那么，你们就暂时住在这里，先多赚点钱，等公司要改建大厦时，再搬到别的地方去吧。”
这些违建户本来已经做好了对抗工程队的准备，下定决心玉石俱焚，却没想到石桥公司如此体贴他们的难处，这使那些违建户十分感动。因此，数年后，当石桥大厦筹备完毕开工建设时，这些人不仅没有抱怨，还心怀感激地迁居到别的地方去了。
一场对抗就这样在无形中消弭了。
现实中，我们常会见到这样的事，双方争斗，各不相让，小事变为大事，大事转为祸事，最终导致问题不能解决，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其实，如果采取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先退一步，待时机成熟，再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结局就可能会好得多。
可见，退却有时是进攻的第一步，以退为进，由低到高，才是最稳妥的制胜之道。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很多时候，必要的退让可以换来更大的利益，而一味地咄咄逼人，却有可能陷入“斗鸡陷阱”，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
枪手博弈：决胜负不一定要靠实力
有三个快枪手，他们之间的仇恨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相约决斗。
这三个人中，枪手甲枪法最好，十发八中；枪手乙枪法平平，十发六中；枪手丙枪法拙劣，十发四中。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三个人同时开枪，并且每人只准开一枪，那么，谁活下来的概率大一些？
不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这三个快枪手的最佳策略：
对于枪手甲来说，最佳策略当然是优先干掉枪法仅次于自己的枪手乙。
对于枪手乙来说，如果先对付枪手丙，那么，他必然先被枪手甲干掉了，所以，枪手乙的优先目标只能是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枪手甲——只有干掉枪手甲，他才能从容地对付枪手丙。
对于枪手丙来说，他的最优策略也是先干掉枪手甲，毕竟，枪手甲的威胁要比枪手乙大。
由此可见，在这个对决中，最先死的将是枪法最好的枪手甲，而枪法最差的枪手丙反而活下来的概率最大。
这就是著名的“枪手博弈”。在枪手甲、枪手乙、枪手丙都知道对手的枪法水平的情况下，一轮枪手对决的胜负率居然和枪法好坏不成正比——枪法最差的枪手丙活下来的概率最大。
从中不难看出，在一轮多方对决中，能否获胜不单纯取决于参与者的实力。枪手丙和枪手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联盟关系，只有联手把甲干掉，乙、丙二人才会有一线生机。
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就是要优先考虑对付最大的威胁，正是这个威胁为他们找到了共同利益，即联手打倒这个人，他们的生存概率才会增大。
与竞争对手合作，从而在多人博弈中以弱胜强，这是在商业竞争中被多次用到的策略。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这两家公司之间的博弈。在饮料消费市场上，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对手，双方之间的激烈竞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一旦某一方出现重大变故，另一方立刻趁火打劫蚕食对方的市场份额。但是很奇怪，尽管这么多年来两家公司都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在这个市场上从来没有第三者异军突起。
这是因为，在整个饮料市场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大巨头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一种类似于枪手乙和枪手丙之间的攻守同盟，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合作的竞争关系。只要有企业想进入碳酸饮料市场，它们就会展开一场心照不宣的攻势，让挑战者知难而退，或者一败涂地。可以说，两大巨头相互之间冲突迭起，却从未拼到鱼死网破的境地。而两大巨头真正防备的对手，却始终是那个还未出现的枪手甲。
因此，在多方对决中，一决生死并非唯一的解决之道。并且，克敌制胜的因素也绝非仅限于实力。懂得合作，尤其是懂得在对比实力后找到潜在的合作盟友，有时才是真正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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