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我的朋友陈思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一年一年的活了这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人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药堂谈往”，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连络的缘故。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唠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要请原谅为幸。

    二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蒲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信用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的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故典，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故典，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上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请天花专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溇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得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痨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这在馋痨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

    “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三 风暴的前后上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下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

    “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子虚吧。现在抄录在这里：

    “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彭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

    “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

    “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四 风暴的前后中

    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矬了一矬，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不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他看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五 风暴的前后下

    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

    “跼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六 避难

    第二次风暴已经到来了，小孩们却还什么都不知道，仍然游嬉着。直到得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里，母亲把我们叫去说，现今到外婆家住几时，便即动身，好在时间不会很长，到那时候就会叫回到家里来的。这样便开始了避难的生活了。

    外婆家原来在安桥头，大概自从外祖父鲁晴轩公中举人之后，嫌它太狭窄，便迁居皇甫庄，典了范姓的半所房屋，这个范姓便是有名的《越谚》的著者范啸风，名寅，别号扁舟子的便是。那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只剩外祖母在，此外是母亲的一兄一弟，大舅父号怡堂，小舅父字继香，都是秀才，住在家里。大舅父生有子女各一，小舅父却只有四个女儿，因此我们两个人都只好交给大舅父，但因为没有地方歇宿，所以又把我送给小舅父处的老仆妇，通称塘港妈妈，（妈妈者犹上海称娘姨，）叫她带领我睡觉。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我大约向来是够浑浑噩噩的，什么事都记不清，十岁以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的很是有限，只是有一件事却还记的很是清楚。这便是到了那时候还要“溺床”，（见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在夏天的早朝起来，席子有一两回都溺得很湿的，主客各不说破，便自麻糊过去了。

    这阁楼上只是晚间才来，在白天里是在大舅父那边，怎么样的混过一天，回想起来什么都不记得，这也可见浑噩之一般了。但是也有零星的记忆可以一说的事。大舅父是吸雅片烟的，终日在床上，帐子放了下来，经常很少见他的面，但见帐内点着烟灯，知道他醒着，便隔着帐子叫他一声算了。我只记得在他那里，有很希奇的一只烧茶的炉子，大抵也只是黄铜所做的，但奇怪是用纸煤烧的。这是一种用“煤头纸”折成的长条，据说烧十几根纸煤，一小壶水就开了。这不晓得叫做什么炉，（不是神仙炉吧，）我时常看表姊珠姊姊在那里折这种细长条的纸煤。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影写《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他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

    七 关于娱园

    小皋埠秦氏是大舅父的先妻的母家，先世叫作秦树铦，字秋伊，也是个举人，善于诗画，是皋社主要诗人之一，家里造有娱园，也算是名胜之地。大舅父寄居在厅堂西偏的厢房里，我们便很有机会到这园里玩耍。秋伊的儿子字少伊，家传的也善于画梅花，我们叫他做友舅舅，常跑去他那里玩，鲁迅尤其同他谈得来，只是雅片烟大瘾，上午总是高卧，所以只有午后才找得他着。他好看小说，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不过都是铅印石印者，尽量的借给人看，鲁迅便不再画人像，却看本文了，我那时读书才读到《大学》，所以如入宝山却是空手而回了。

    讲到娱园，那里直到庚子那年，有七八年我还时常前去，所以约略记得，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我从头就不了解这种花园的好处在哪里，我所觉得好的只是似“百草园”的那样菜园或是类似的地方罢了。李越缦有一篇《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饮秦氏娱园诗序》，我最初在父亲伯宜公的遗书《娱园诗存》中看到它，随后又在《越缦堂骈体文》里见到，对于这个园颇有点感情，不过感情是一回事，而兴趣又是别一回事，就园说园，实在说不出他的好处来。大抵在一个四周造有围墙内，又是一块块的区划开来设计建造起来，要做成好园林是很艰难的。在那里一座微云楼，就我所记得的来说，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又有一所留鹤庵，名字倒是顶好，却在园门之外，事实是一间侧屋，前面是石板铺的“明堂”即是院子，不见得留得鹤住。后来曾经游过观音桥赵氏的省园废址，和偏门外的快阁，所得到的也是同一的印象。苏州多有名园，其中我只见过刘园，比较的还是整齐，可是总觉得是工笔画的样子，很少潇洒之致，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八 书房

    我们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于第二年甲午（一八九四）的上半年回家里来了。鲁迅一回来，就往三味书屋寿家上学去了，这大约是在端午节吧，他是在这以前就已在那里读书了，记得初去的时候，还特地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顶两只抽屉的书桌，这个我还记得很是清楚。后来关于这书桌流传有许多神话，说这桌子是楠木的啰，又说鲁迅因为要立志不迟到，在桌面刻有一个“早”字啰，这些话我却是不知道的了。至于我自己，到三味书屋去大概是第二年乙未的正月，不过这却不能确定了。我在癸巳年避难以前，曾经在“厅房”——大厅西偏的小书房里，同了庶出的叔父伯升，读过半年的书。伯升是跟着祖父从北京回来的，本来应当叫作“仲升”，但是因为北京音读“仲升”与“众生”相同，这两个字本来自从佛经用起头，只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讲，别无什么恶意，但是后来用称牲畜，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用，硬要改号伯升。这本来也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小孩们的看法却是不同，以为他行第二而要称伯，未免有僭越之感，因此背地里故意叫他做仲升。不过这位伯升先生事实上乃是极和气的人，虽然是庶出却不是姨太太的一党，对于祖母特别恭而有礼，待我们年纪比他小的侄儿也平易亲近，癸巳上半年我便同他两个人在厅房里读书，以后在南京学堂里同学，可以用了亲历的事实保证的。在厅房里就只请了一个同族的叔辈做先生，他本身只是个文童，始终没有考进“秀才”，没有什么本事，可喜也并不严厉，因此也少来管束我们，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事实上我那时《中庸》还未读了呢。因此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根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这乃是不大不小的缸，埋在土里，缸里盛着水，这水不是清澈的雨水，却是不知经历几多年的青黑色的水，里边积存腐烂的树叶大半缸，这是我们亲手淘过，所以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什么毒，连在预料中的蜈蚣毒蛇癞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那位文童先生平常也就只是早晚来到一遍，虚应故事罢了，我们并不怕他，虽然后来出外就馆，说是出外也就只是在本县的乡下，却忽然暴虐起来，据说曾经用竹枝抽打学生之后，再拿擦牙齿的盐来擦上，用了做腊鸭的法子整治学生，学生当然是受不了的，结果是被辞了馆完事。又有一个塾师，将学生的耳朵夹在门缝里，用力的夹，这是用轧胡桃的方法引申出来的，却不能确说是否他的故事了。我们在厅房里游嬉，那时亏得他还没有变得这样严厉，但是祖父知道了怎么样呢？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乃是伯升叔，有他在里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不要紧的了。

    九 三味书屋

    旧日书房有各种不同的式样，现今想约略加以说明。这可以分作家塾和私塾，其设在公共地方，如寺庙祠堂，所谓“庙头馆”者，不算在里边。上文所述的书房，即是家塾之一种，——我说一种，因为这只是具体而微，设在主人家里，请先生来走教，不供膳宿，而这先生又是特别的麻胡，所以是那么情形。李越缦有一篇《城西老屋赋》，写家塾情状的有一段很好，其词曰：

    “维西之偏，实为书屋。榜曰水香，逸民所目。窗低迫檐，地窄疑。庭广倍之，半割池渌。隔以小桥，杂莳花竹。高柳一株，倚池而覆。予之童，踞觚而读。先生言归，兄弟相速。探巢上树，捕鱼入洑。拾砖拟山，激流为瀑。编木叶以作舟，揉筱枝而当轴。寻蟋蟀而墙，捉流萤以照牍。候邻灶之饭香，共抱书而出塾。”这里先生也是走教的，若是住宿在塾里，那么学生就得受点苦，因为是要读夜书的。洪北江有《外家纪闻》中有一则云：

    “外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子书及制举业外，不令旁及，自成童入塾后晓夕有程，寒暑不辍，夏月别置大瓮五六，令读书者足贯其中，以避蚊蚋。”鲁迅在第一次试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中描写恶劣的塾师“秃先生”，也假设是这样的一种家塾，因为有一节说道：

    “初亦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而秃先生必继至，作厉声曰，孺子勿恶作剧，食事既耶，盍归就尔夜课矣！稍忤，次日即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我秃先生盖以书斋为报仇地者，遂渐弗去。”

    第二种是私塾，设在先生家里，招集学生前往走读，三味书屋便是这一类的书房。这是坐东朝西的三间侧屋，因为西边的墙特别的高，所以并不见得西晒，夏天也还过得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明道：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从这里所说的看来，这书房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仿佛把小孩子当作偷儿看待似的。譬如用戒尺打手心，这也罢了，有的塾师便要把手掌拗弯来，放在桌子角上，着实的打，有如捕快拷打小偷的样子。在我们往三味书屋的途中，相隔才五六家的模样，有一家王广思堂，这里边的私塾便是以苛刻著名的。塾师当然是姓王，因为形状特别，以绰号“矮癞胡”出名，真的名字反而不传了，他打学生便是那么打的，他又没收学生带去的烧饼糕干等点心，归他自己享用。他设有什么“撒尿签”的制度，学生有要小便的，须得领他这样的签，才可以出去。这种情形大约在私塾中间，也是极普通的，但是我们在三味书屋的学生得知了，却很是骇异，因为这里是完全自由，大小便时径自往园里走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我们便由鲁迅和章翔耀的率领下，前去惩罚这不合理的私塾。我们到得那里，师生放学都已经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插着的“撒尿签”撅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下，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矮癞胡虽然未必改变作风，但在我们却觉得这股气已经出了。

    下面这件事与私塾不相干，但也是在三味书屋时发生的事，所以连带说及。听见有人报告，小学生走过绸缎衖的贺家门口，被武秀才所骂或者打了，这学生大概也不是三味书屋的，大家一听到武秀才，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觉得讨厌，他的欺侮人是一定不会错的，决定要打倒他才快意。这回计划当然更大而且周密了，约定某一天分作几批在绸缎衖集合，这些人好像是《水浒》的好汉似的，分散着在武秀才门前守候，却总不见他出来，可能他偶尔不在，也可能他事先得到消息，怕同小孩们起冲突，但在这边认为他不敢出头，算是屈服了，由首领下令解散，各自回家。这些虽是琐屑的事情，但即此以观，也就可以想见三味书屋的自由的空气了。

    一〇 父亲的病上

    我于甲午年往三味书屋读书，但细想起来，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学，那么是乙未年了，不过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所还记得的是初上学时的情形。我因为没有书桌，就是有抽屉的半桌，所以从家里叫用人背了一张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样，所读的书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作“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芦也”这一句，觉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成绩实在是差得很，那时我已是十二岁，在本家的书房里也混过了好几年，但是所读的书总计起来，才只得《大学》一卷和《中庸》半卷罢了。本来这两种书是著名的难读的，小时候所熟知的儿歌有一首说得好：

    “大学大学，

    屁股打得烂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种葱！”

    本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不是小学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刚才拿出《中庸》来看，那上边的两句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还不能晓得这里讲的是什么，觉得那时的读不进去是深可同情的。现今的小学生从书房里解放了出来，再不必愁因为读书不记得，屁股会得打的稀烂，可以种葱的那样，这实在是很可庆幸的。

    现在话分两头，一边是我在三味书屋读书，由“上中”读到《论语》《孟子》，随后《诗经》刚读完了“国风”，就停止了。一边是父亲也生了病，拖延了一年半的光景，于丙申（一八九六）年的九月弃世了。

    父亲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头的，这总不会是甲午，因为这里有几件事可以作为反证。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可见他在那时候还是健康的。在同一年的八月中，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之丧，也是他自己去吊的，而且由他亲自为死者穿衣服，这是一件极其不易的工作，须得很细心谨慎，敏捷而又亲切的人，才能胜任。小姑母是在产后因为“产褥热”而死的，所以母家的人照例要求做法事“超度”，这有两种办法，简单一点的叫道士们来做“炼度”，凡继续三天，其一种是和尚们的“水陆道场”，前后时间共要七天。金家是当地的富家，所以就答应“打水陆”，而这道场便设在长庆寺，离我们的家只有一箭之路，来去非常方便，但那时的事情已都忘记了。小姑母是八月初十日去世的，法事的举行当在“五七”，计时为九月十五日左右，这也足以证明他那时还没有生病。有一天从长庆寺回来，伯宜公在卧室的前房的小榻上，躺着抽烟，鲁迅便说那佛像有好许多手，都拿着种种东西，里边也有枯髅，当时我不懂枯髅的意义，经鲁迅说明了就是死人头骨之后，我感到非常的恐怖，以后到寺里去对那佛像不敢正眼相看了。关于水陆道场，我所记得的就只是这一点事，但这佛像是什么佛呢，我至今还未了然，因为“大佛”就是释迦牟尼的像不曾见有这个样子的，但是他那丈六金身坐在大殿上，倒的确是伟大得很呢。

    一一 父亲的病中

    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过很难确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注定要给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

    “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它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要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去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水果的好吃后来是不记得，但故事却并不完全的忘记，特别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至今还鲜明的记得的，是《聊斋志异》里所讲的“野狗猪”，一种人身兽头的怪物，兵乱后来死人堆中，专吃人的脑髓，当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惊呼道：

    “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实在觉得阴惨得可怕，至今虽然现在已是六十年后，回想起来与佛像手中的枯髅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一二 父亲的病下

    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后来腿肿了，便当作臌胀治疗，也究竟不知道是哪里的病。到得病症严重起来了，请教的是当代的名医，第一名是姚芝仙，第二名是他所荐的，叫做何廉臣，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姚大夫则因为在篇首讲他一件赔钱的故事，所以故隐其名了。这两位名医自有他特别的地方，开方用药外行人不懂得，只是用的“药引”，便自新鲜古怪，他们决不用那些陈腐的什么生姜一片，红枣两颗，也不学叶天士的梧桐叶，他们的药引起码是鲜芦根一尺。这在冬天固然不易得，但只要到河边挖掘总可到手，此外是经霜三年的甘蔗或萝卜菜，几年陈的陈仓米，那搜求起来就煞费苦心了。前两种不记得是怎么找到的，至于陈仓米则是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亲自送来，我还记得背了一只“钱搭”（装铜钱的搭连），里边大约装了一升多的老米，其实医方里需用的才是一两钱，多余的米不晓得是如何处分了。还有一件特别的，那是何先生的事，便是药里边外加有一种丸药，而这丸药又是不易购求的，要配合又不值得，因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几钱罢了。普通要购求药材，最好往大街的震元堂去，那里的药材最是道地可靠，但是这种丸药偏又没有，后来打听得在轩亭口有天保堂药店，与医生有些关系，到那里去买，果然便顺利的得到了。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这一笔看资，照例是隔日一诊，在家里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家里有这书，说明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珠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在山中的时候结子至多一株树不过三颗，家里种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颗。用作药引，拔来就是了，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只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转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一三 炼度

    伯宜公去世，照例有些俗礼，举行殓葬事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说，但在五七的时候，叫道士来做“炼度”的法事，这是很难得遇见的一桩事情。本来这种特别法事，只有妇女产难这才适用，因为世俗相信《刘香宝卷》里的话，“生男育女秽天地”，倘若因此死了，就要落血污池，不得超生，这便需要他力济度，在佛教是水陆道场，道教则为炼度是也。伯宜公因为病的起头是吐血，所以牵强附会的也有人主张用炼度法事，我们小孩不懂得什么，只觉热闹得很好玩，虽然价值也很不便宜，凡三昼夜，计共须银洋四十几元，比起水陆道场来却又少得多了。

    我们周家所用的道士，俗名阿金，法号不详，住在城庙里，乃是道士的正宗，与普通所谓野道士不同，虽然他平常因为和俗人一样的打扮，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说也奇怪，民国革命把和尚道士颠倒了一下。和尚以前是光头的，与俗人迥不相同，现在俗人多变成光头，和尚却留了五分长的头发，一眼看去毫无区别，道士则蓄发古装，仿佛国画里人物了。在那时候的阿金，还是拖辫子穿大衫的人，及至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便有一股道气，觉得全不像他本人了。但是阿金自己并不当那“大道士”，他去请别一个年老的来担任，他自己只充当那三个主要脚色之一罢了。

    炼度的法事主要是在晚间，白天共念三天的道经，只知道他们对着三清的画像行礼，口里念“至心朝礼”什么什么天尊而已。到了夜里，炼度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天是“上表”，大道士率领孝子背着表文，大约是请求为死者赎罪的表文吧，俯伏在坛下，约莫在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去面圣去了。第二天晚上，是表演“破地狱”。这里前后的关系不大明白，似乎有点儿凌乱了，刚才上了表章，怎么不等等结果，却用自力去强暴的打开了地狱城呢？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去问阿金师父一声，只是看了那戏剧似的演出，仿佛是《闹天宫》里的一场，觉得很是痛快有趣。白天里先拿来了一座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城门城墙都画得很整齐，放在大厅当中，临时大道士走来作法，末了将手里的七星剑戳进城门去，把它撕得粉碎，这时节众多道士都扮成各色鬼魂，四散奔走，是观众们所最所欣赏的一幕。记得鬼里边有大头鬼和小头鬼，五伤鬼因为不祥所以或者没有，但的确记得有死在考场的“科场鬼”，以及赌鬼鸦片烟鬼，种种引人发笑的情状。众鬼仓皇奔走一通之后，又回到当作后台的厅房里去，这一幕精彩的表演就算完结了。末了的一天是“炼幡”，便是炼度的正文。其法系将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藏在里边，外边层层包裹，用耐火的包装，据说是多用盐卤，每一层里藏着一种纸糊物件，约有十层光景，扎缚得像一个莲蓬或是胡蜂窠相似。还有左右两副，是金童玉女，也是如法泡制。这三个包好的东西，放在三堆劈柴的火里烧炼，在适宜的时间抖去外壳，将里边的彩物挥舞一会儿，复又烧却，等候第二重的彩物出现，直至最后将主幡烧炼出来，象征从火中将死者超度出了。这做幡与烧幡的工作很是烦难，却要真实的本领才行，因为万一炼不出来，道士便要受罚得从新做过一场的。因此这主要的幡乃是由阿金自己来烧，也不复怎么打扮，只是穿着斜领的短袄，头戴普通的道士冠而已。到得烧到最后的一层，即是主幡将要出来的时候，不但道士们非常紧张，有的走到太上老君像的前面，捧拳礼拜，祈祷求祐，就是观众也无不替他们捏一把汗呢。幸而诸事顺遂的结束，便把烧出来的三道幡送往灵前供了起来，于是这一场法事遂完全了结了。

    一四 杭州

    伯宜公的出丧大约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间所谓“断七”，未必是“百日”吧，因为照例出丧是在这两个日子，但是百日该是十二月中旬，已经接近年关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殡的地方是在南门外的龟山头，在这里有周氏的殡屋，但是不凑巧我家殡屋的空位借给别房用了，所以这回倒不能不出了租钱，去借远房本家的来使用。还记得前几天，鲁迅还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后方写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在那里还殡着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轩，也就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提起兰星的父亲。伯宜公得年三十七岁，可殡在龟山，自光绪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国己未（一九一九），也经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这才因为移家北京，始安葬于逍遥溇坟地。乙巳岁暮，独自留在南京学堂里，偶作旧诗，记得有一联云，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龟山，其实山很低小，就只是一个高坡罢了，在乡下这种山叫作龟山或蛇山，平常是颇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过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于癸巳年入狱，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随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去的，但在长庆寺“打水陆”，似乎已经不曾见伯升的面，那么可能总在甲午年间吧。后来因为伯升决计进南京水师学堂去，所以叫我去补他的空缺，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记忆，现在所还约略记得的，不过那时一点生活的情形罢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楼，大概离清波门头不很远，那是清朝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并无什么牌楼，只是普通的一条小巷，走一点路是“塔儿头”，多少有些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这地点的好处是离开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显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的苛刻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往南京，寻找生路。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这也是很特别的。他那里备有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阅读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课，便是关于读经作文的，不过这由我自己去读，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以及《书经》，但这成绩是可以想见的了。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别的没有什么进步，但抄过《诗韵》两三遍，这步工夫总算是实在的，虽然后来也并无什么实在的用处。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这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情。

    我的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的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在新年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这么一些而已。

    一五 花牌楼上

    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边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仆的宿所，前边一间则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带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寓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了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是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也还只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

    初到杭州，第一觉得苦恼的是给臭虫咬的事。有些人被它咬了，要大块的肿痛，好几天不能消，有的甚至变成疮毒，我虽然当初也很觉得痛痒，但是幸亏体质特殊，据说这是“免疫”了，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但是被白吃了血去，也不甘心，所以还是要捉。在帐子的四角，以及两扇的合缝处，只要一两天没有看，便生聚了一大堆，底下用一个脸盆盛上冷水，往下一拨，就都浮在水面，只消撩出来把它消灭好了。这实在是一件很讨厌的工作。但是那时更觉得苦恼的，乃是饥饿。其实吃饭倒并不限制，可是那时才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期，这一顿稀饭和两餐干饭的定时食，实在不够，说到点心也不是没有，定例每天下午，一回一条糕干，这也是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所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可是这事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主妇看出冷饭减少，心里猜想一定是我偷吃了，却不说穿，故意对女仆宋妈说道：

    “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的呢？”她这俏皮的挖苦话反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在必要的时候我就决心偷吃下去，不管你说什么。但是平心的说来，这潘姨太太人还并不是坏的，有些事情也只是她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好怪得本人。在行为上她还有些稚气，例如她本是北京人，爱好京戏，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两册戏本，记得其二是《二进宫》，心想抄存，却又不会徒手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而原本乃是石印小册，大约只有二寸多长，便依照那么的细字抄了，我也被要求帮她描了一本。我在杭州的日记中，没有说过她的坏话，而且在三月廿一日的项下还记着是她的生日，她盖是与祖父的小女儿同岁，生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是年刚三十一岁。

    因饥饿而想了起来的，乃是当时所吃到的“六谷糊”的味道。这是女仆宋妈所吃的自己故乡里的食品，就是北京的玉米面，里边加上白薯块，这本是乡下穷人的吃食，但我在那时讨了来吃，乃是觉得十分香甜的，便是现在也还是爱喝。宋妈是浙东的台州人，很有点侠气，她大概因为我孤露无依，所以特意加以照顾的吧，这是我所不能不对她表示感谢的。

    一六 花牌楼中

    我写日记始于戊戌正月，开头的一天便记着鲁迅来杭州的事。今将头几天的日记照抄于下：

    “正月廿八日，阴。去。（案即去看祖父的略语。）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着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本来伯升已在那里，也并无不许可的理由，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我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的，不觉得怎么样，还是按期作文诗，至四月廿六日这才“窗课完篇”，便是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考的资格了。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但是十二日归来，书并没有拿，却说母亲有病，叫我暂时回去，我遂于十七日离杭，从此与花牌楼永别了。当天的日记云：

    “十七日，晴。黎明与阮元甫收拾行李动身，时方夜半，残月尚在屋角，行至候潮门，门尚未开，坐等许久始启，行至江边，日方衔山而上，光映水中，颇觉可观。乘渡船过江，步至西兴，时方清晨，在饭馆饭毕，下四摇头，（一种快航船，用四人摇橹故名，）过钱清柯亭诸处，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步行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原来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挂念我，所以托词叫我回来，我写的杭州日记也就至此为止，不再写下去了。

    戊戌这年，是中国政治上新旧两派势力作殊死斗的那一年，关系很大，可是在那日记上看不到什么，这原因是日记写到五月为止，没有八月十三的那一场。祖父平常租看《申报》，我的日记里也一鳞半爪的记有时事，如三月十七日项下，“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又关于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事，再三的记载，最后于互相送礼一节说道：

    “亨利送上礼物四抬，中有珊瑚长八尺余，上送以十六抬，中珍珠朝珠一串，每粒重钱余云，吁！”虽然祖父骂呆皇帝昏太后，推想起来，对于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总之不一定反对变法，那是大抵可信的。五月十三日记初五日奉上谕，科举改策论，十四日往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的了。

    一七 花牌楼下

    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因为在那一排三数间房屋内，有几个妇女，值得来说她们一说。其中的一个自然是那主妇，就是潘姨太太，据伯升告诉我们，说是名叫大凤，乃是北京人氏，因为身份是妾，自然有些举动要为人所误解，特别是主人无端憎恶本妻所出的儿孙的时候。及至祖父于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是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第二个人，便是女仆宋妈，她是台州的黄岩县人，却在杭州做工，她的生活大概是普通的穷苦妇人一样，也经过好些事情，那时她大约四十几岁，嫁了一个轿夫，也是穷得可以的绍兴乡下人。但她似乎很是乐观，对丈夫照料得很是周到，还拿些家乡土产的六谷粉来吃，这个在上边已经说及，我常是分得一杯羹的。

    门外是东边的邻居，已经不在一个墙门之内，住着一家姓石的，男人名叫石泉新，是在塔儿头开羊肉店的，他的妻子余氏是绍兴人，和潘姨太太是好朋友，时常过来谈心。那余氏人颇聪明，学的杭州话很不错，但是据她自述，她的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的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幸而羊肉店倌是独身的，没有父母兄弟，而且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尤其不是出于合意离婚，不免有“藕断丝连”之恨，我们看陆放翁沈园的故事，虽然男女关系不同，但也约略的可以了解了。

    花牌楼的东邻贴隔壁是一家姚姓的，姚老太太年约五十余岁，看去也还和善，却不知道什么缘故与潘姨太太处得不很好，到后来几乎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姚家有一个干女儿，她本姓杨，家住清波门头，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们的纠葛，常来这边串门，大抵先到楼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赸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看我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在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性生活上总是第一个人，使我对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有一天晚上，潘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消费过了。到了夏天因为母亲生病，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元甫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听了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丙戌（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感念旧事，作《往昔》诗三十首，以后稍续数章，有《花牌楼》三首，即写当时情事者，今将末章抄录于后，算作有诗为证吧。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一八 四弟

    我从五月十七日回到家以后，就不写日记，一直到戊戌十一月，这才又从廿六日写起，到己亥年的六月，成为日记第二卷。在这没有写的期间，却不是没有事情可记，而且还是颇为重大的，至少在家族里这影响很是不少。这便是四弟的病殁，和鲁迅的回家来考“县考”。

    日记虽然不写，然而大事情还有记录，十一月中记有初六日县试，予与大哥均去，初七日记四弟病甚重，初八日记四弟以患喘逝世，时方辰时。前一天的初七日，我还独坐小船，赶到小皋埠的大舅父家里去，请他来看四弟的病，因为他是懂得中医的，但是他来看了之后，并不开方，却自回去了，他不是行时的“名医”，知道这无可救，所以不肯用了鲜芦根之类来骗人的。四弟的病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当时的病象只是气喘，这在现时是可以有救的，有青霉素等药存在，但是在六十余年前这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住房无可掉换，她把板壁移动，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那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特征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那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这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一棵树底下有一块圆扁的大石头，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头上有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如不说明是小影，当作画看也无不可，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这小照的事是我一手包办的，在己亥年日记的二月里，记有下列三项：

    “十一日，雨。同方叔访叶雨香画师，不值。

    十二日，雨。重访叶雨香，适在，托画四弟小影。

    十三日，晴。往狮子街取小影，所画‘头子’尚可用，使绘秋景。”其后装裱，也是我在大庆桥文聚斋所办的，可是在日记却找不到了。母亲拿这画挂在她的卧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我把这幅画卷起，连同她所常常玩耍，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拿了回来，一直放在箱子里，不曾打开来过。这画是我亲手去托画裱好了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去它也已没有什么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转侧一想，它却有最适当的一个地方，便由我的儿子拿去献给了文化部，现在它又挂在鲁老太太的卧房门口了。

    四弟名椿寿，因为他的小名是“春”，在祖父接到家信的那天，又不晓得遇着了姓春的京官，或者也是一个满人，这也是说不定的吧。

    一九 县考

    县考是件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讲的，这在清朝还举行科举的时代，每年在各县都有一次，并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是重大。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这有如彩票，人只要有几毛钱就可以去买，也有人居然得中了头二彩，顷刻发了大财，但有人而且这是大多数，连末尾也没有份。这样可以一年年的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楦”，言其长在考场里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楦大鞋子的“鞋楦”相似。这考试的本钱是什么呢？买彩票还得要几个银角子，这却更是省事，只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烂时文就成了。说起时文来，现在的人大半要不懂得了，或者要误会是时髦文章上去也说不定吧。换句话说，时文便是八股文章，四书读熟会得背诵了，学做“破题”以及“起讲”，一直加到“后股”，共成八股，算是“完篇”了，这便有进考场的资格，够得上“文童”或童生的称号。这时文里的奥妙没有穷尽，我们这里只能姑就“破题”一件事，略为谈谈吧。八股文是题目都是出在四书上面，所以说这是“代圣贤立言”，是非常可尊贵的。破题是开头的两句话，须将题目的意思讲说清楚，这便叫作“破”。俗语说初次遇着的事情，是破题儿第一回，也就是借用这个意思。因为八股文里出来的尽是圣贤，所以破题上也有一个规则，便是“破”孔子时务必称“圣人”，孟子等人则称大贤或先贤，此外无名之辈一律号为“时人”。我现在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破题是怎么一回事，这虽然是用诙谐的说法，当不得真，但是它把题意破得极妙，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了。题目是“三十而立”，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所以“破题”说道：

    “圣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此外还有一个正经的例，是八股名家章日价所作“父母惟其疾之忧”的文中的两股，发挥尽致，并且音韵铿锵，读起来兼有音乐之美。其文曰：

    “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遗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忧。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不过光是这么样子，还没有多少意思，据说有一个名流的儿子不思上进，流留荒亡，父亲将这上半股的文章，写在儿子的书房墙壁上，儿子看见了无话可说。可是那个做父亲的也不大规矩，有一天宿妓回来，给他儿子知道了，于是乃高吟下半股，这里边的意义字字针锋相对，尤为妙绝人工，我想父亲听了更是说不出话，只有苦笑了吧。

    文章居然“完篇”了，凑足有三四百字，试帖诗也勉强可以做成六韵，这样便可去“观场”了，这是一句“术语”，也是说得颇为谦虚的。天下的文风未必真是在“敝邑”，但是应考的人却实在不少，在当时山阴会稽还未合并为绍兴县的时候，会稽一县的考生总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若在邻县诸暨恐怕还要多些。而每年“进学”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所以如考在第十图里，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在十多年以后了。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那么哪里去了呢？他们如不是改变计画，别寻出路，便将“场楦”进而为“街楦”，——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

    二〇 再是县考

    上边所说是关于县考的一般情形，底下却要讲自己所经历的事了。考试既然是士人出身的正路，那么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得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那自然都是后话，如今且表过不提。日记里记戊戌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往应县试，但是以后便不再记，而且也于廿四日回南京去，等我的第二册日记于戊戌十一月廿六日重写开头，县考的“招覆”悉已过去，均不及记，但于廿九日项下，记有往看“大案”一事而已。“大案”云者，县考初试及四次覆试之后，再将总应考的人数计算一遍，出一总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应府试，再经过院试，就决定名额，算是合格的秀才了。当时大案的情形如下：

    “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这里须得说明，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仲翔伯文乃是我们的族叔，不过已经很疏远，只是和我们同太高祖，即是同五世祖而已。这里鲁迅着实考的不坏，只是考了一次，也不曾去覆试，还是已在三图里，所以一同去考的叔辈竭力怂恿母亲，府试的时候找一个人，去枪替一下子，明年可以去院试，这很有希望。因为请人当“枪手”，是要花钱的，其实也只两三块钱吧，所以母亲不愿意，后来撺掇再三，这才答应了，便请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这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十二月初二日府试，四更进场，会稽“已冠”的题目，首题是“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次题是“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诗题赋得既雨晴亦佳，得晴字。“未冠”的首题是“有事弟子”，次题是“能竭其力”，诗题同已冠。当时童生分已冠未冠两种，二十岁以上的人称作已冠，以下的则为未冠，题目略分难易，但是这未冠的也是“截搭题”，便是文句没有完全，只截取一半，搭在上面，原文是“有事弟子服其劳”，这里却把“服其劳”半句截去了，实也并不好做，但是比那已冠的好一点罢了。初七日去看榜，我在六图廿七名，那位枪手先生却不知在哪里，不曾记得，总之是没有考掉，廿四日大案出来，我在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廿二，仲翔叔二图第四。

    次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初五日院试，周姓三人前去应考，鲁迅不曾回来，因为那时他已经考进了矿路学堂，总办是讲维新的俞明震，空气比较开明，他就安定了下来了。考试的首题是“四海之内”，注明是“皆举首而望之”的上边的，次题则是“则不如无书”，诗题赋得诗中定合爱陶潜，得潜字。初八日出榜，结果是仲翔以“周开山”的官名，考取了四十名即末名的秀才，也是清朝以八股文取士的最后的一次考试了。庚子年后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不过那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假如前者是土八股，那么这后者也无非是洋八股罢了。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

    二一 县考的杂碎

    关于县考已经写了两节，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了，但是有些零碎的事情，至今还是记得，似乎也值得顺便记了下来。第一是“下考场”的情形。我们住在府城里的人，比起乡下或是外县的住民来，实在要方便的很多。他们前来应试，须得坐船进城，在船里过些日子，或者是到试院左近人家暂时租住，我们却只是走了去便成了。从我们所住的东昌坊口向西北走去，大约有十里以上的路，就是“大街”，也就是试院所在的地方。东昌坊口是个十字路，向北拐弯一直走过长庆寺和马梧桥，到大坊口再往西走，经过开元寺，到清道桥再北折，这就是“大街”，直到小江桥为止。不过往“新试前”（这即是试院的名称）去，不必走得那么远，过了水澄桥往西，不久就到了，或者在大街入口的清风里口就转了湾，走那仓桥直街，过了仓桥，在路北的就是。民国以前在科举既废之后，试院就改作了绍兴府中学堂，到了民国改称浙江第五中学校，我在那里教过英文有四五年，这条路几乎每天要走，也走熟了。大街上毂击肩摩，拥挤得不大好行走，所以那条后街倒还清爽的，不过是在那考试时候却也无所谓，因为那时是在后半夜，行人本来是稀少的了。这条路平常走起来，共总要花一个钟头的样子，但是夜间却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吧。只须步行这三刻钟的时候，就可以省去寄寓的麻烦，那岂不是很便宜的事情吗？

    县考大抵在阴历十一月初，府试则在十二月中旬，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洗脸吃过什么油炒饭之后，便准备出发了。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枝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是一种呢制的风帽，普通多用红色呢，下连肩背，前面包住两颊下巴，仿佛古人画踏雪寻梅的高士所戴的那样。沿路阒寂无人，只有塔子桥马梧桥等地方，设有冬防民团，才有几个人半醒半睡的坐着，在一个铜鼓的旁边。走近新试前的时候，人就多起来了，反正都是与考试有关的。不是院试，考场的关防是照例不严密的，所以人们都可以进去，找适宜的位置坐定，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这是甬道两旁的东西两个大的厂子，里边又用短墙隔开，每一区域可以容得两三排长板桌，每排可坐一二十个人吧，这在院试时节才有坐号，现是不妨乱坐的。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色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了一块板上，由人伕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九十点钟光景，听见外边有人传呼道：“盖戳！”此盖是一种监察制度，凡考生作文到一个段落，便须经“学老师”在卷子上文句完处，盖上一个戳记，这在县府考时是由考生自由去盖，所以往往延长至中午，若在院试时乃由学老师亲自光临，挨名盖去，有的只做得“破题”，也就盖上了，虽然一般的情形是要盖在“起讲”的末尾，这才算是合格的。盖戳以后，便任你自由安排，将两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六韵诗做好誊正，就算完事了。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说到考场中的吃食，这一天的食粮原应由本人自备，有的只带些干粮就满足了，如松子糕枣子糕红绫饼等，也有半湿的茯苓糕，还有咸的茶叶鸡子，也有带些年糕薄片，到那里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了，水果则甘蔗桔子也可以多少带得。不过开水在考场就很是名贵，这其实也是难怪的，因为考场算是禁地，在里边做生意，当然要费用，自然“水涨船高”了。平常泡一壶茶，用水不过一二文，现在差不多要四十文，至少加了二十倍，所以如泡一碗年糕也要花不少的钱，此外茶摊上也有东西可吃，这便是粉丝煮汤，可以当面，但看去既不好吃，价钱也贵，始终没有请教过它。此外也有阔人去洗脸的，那自然要比沏茶更贵，一般的人也是不敢去领教的。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特别显得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但是过了这个时候，情形便又一变，忽然的现出活气，仿佛“考先生”的精神便又复活了。这是有些人文章已经做了，要求赶快出去的时候。这些人大抵多是少年，气盛好闹，把卷子交了，随来到甬道上高呼道，“放班来！”或者溜到大堂上去，把那里放着的铜鼓冬冬的敲上两三声，这时文章还没有做完的人便大声嚷道：“打！打！”这样的闹着，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遂悉出去了。

    在县府考的时节，也有一种乐趣，便是买书和文房具，这仿佛与北京的厂甸有点相像，今略举数例于后。戊戌十二月初七日记项下云：

    “往试前，购竹简一方，洋伍分，上面刻诗一绝曰，红粉溪边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阔，何处浣春纱，下刻八大山人四字。小信纸一束四十张，洋二分，上印鸦柳，五色信纸廿张，洋一分六，上绘佛手柿二物，松鹤纸四张，四文，洋烛四支，洋一角一分。”十一日记项下云：

    “在试前购信纸廿张，一种上印帘外牡丹一株，题曰一帘花影诗中画，十张，一种上印一人背后有泉作听状，题曰听泉，五张，一种上印竹一枝，题曰竹报平安，五张，共洋一分。”十三日记项下云：

    “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木刻本，洋一角。”己亥九月廿七日记项下云：

    “至试前文奎堂购《搜神记》二本，晋干宝撰，凡二十卷，石印本，洋二角。”廿八日又记云：

    “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闻是俞荫甫所作，丁酉年石印，凡六十回，有绘图数页，亦七侠五义之流亚也。”这里爱读《七剑十三侠》的事也是颇有意思的，自从《剑侠传》以后，这类的书一向受人的欢迎，我也自然不是例外，回想当时的情形觉得深可记念。辛丑三月十九日记项下尚记有至试前看案，购《后七剑十三侠》一部，计洋一角八分，可见还是热心于此书，以后凡有续集刊行，必去购求得来，所以我当初所得是首尾完具的。

    二三 义和拳

    己亥的第二年，乃是光绪庚子，这不但是十九世纪的末年，而且也可说是清朝的末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闹过所谓拳匪事件，弄得不成样子，结果不出十年，这清朝的天下遂告终结了。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件事且等下节再来叙说，如今先来就日记里所说这一点儿，看我那时对于义和团是什样的态度吧。

    头一次的记录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九日，日记原文云：

    “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麸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至廿四日记云：

    “接南京大哥十七日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系谣传也。”六月中记载尤多，初五日云：

    “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决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初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中国银六百兆两求和，义和拳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初八日云：

    “晨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称洋鬼子均已逐出，此何为者，俱噪逐之，追者有五六十人。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闻之捧腹。”这几天日记的书眉上，有大字题曰：

    “驱逐洋人，在此时矣！”又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最紧张的时候，却在这以后，今节录日记于后：

    “廿二日，傍晚予正在廊下纳凉，忽闻总府点兵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嵇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称报父仇，并拆教堂，已在于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予闻之骇然，少顷惠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每只须洋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点钟始寝。闻城门船只放行，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

    廿三日，谣言益夥，人心摇摇。谦婶家拟逃避城外，予家亦有逃避之意，后闻信息稍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米店）间壁张永兴（寿材铺）均已逃去矣。

    廿四日，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人心稍定。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发噱。”

    日记里关于义和拳的事只有这些，这却已经够了。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但是照眉批的话看来，它的根源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结果须得再从书本增加力量，这便是后来《民报》一派的革命宣传了。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我说小流氓，意思是说他地位的大小，并不专指年纪，虽然年龄的大小也自然包括在内，因为年轻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大脚色。在我们的乡下，方言称流氓为“破脚骨”，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但望文生义的看去，大约因为他们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

    一个人要做流氓，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的武士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流氓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大流氓与人争斗，并不打人，他只拔出尖刀来，自己指他的大腿道，“戳吧！”敌人或如命而戳一下，则再命令道，“再戳！”如戳至再至三而毫不呼痛，刺者却不敢照样奉陪，那便算大败，要吃亏赔偿，若是同行的流氓，也就从此失了名誉了。能禁得起殴打，术语曰“受路足”，乃是流氓修养的最要之一。此外官司的经验也很重要，他们往往大言于茶馆中云，“屁股也打过，大枷也戴过，”亦属流氓履历中很出色的项目。有些大家子弟转入流氓者，因门第的余荫，无被官刑之虑，这两项的修炼或可无须，唯挨打仍属必要。我有一个同族的长辈，通文，能写二尺见方的大字，做了流氓，一年的春分日在宗祠中听见他自伐其战功，“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这两句话实在足以代表“流氓道”之精义了。

    法律上流氓的行为是违法的，在社会上也不见得有名誉，可是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是崇尚义气与勇气，颇有古代游侠的意思，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见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帮助保护。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做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他自称为姜太公的后人，因为姓姜所以名字便叫作“渭河”，不过他在社会上为人所知的名字乃是“阿九”。他的母亲是做“卖婆”的，这种职业是三姑六婆之一种，普通规矩的大家是不轻易让进门里来的，因为她们以卖买首饰为名，容易做些坏事，不过阿九的母亲乃是例外的一个，还是老实的人。她也做那所谓“贳花”的勾当，这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却更为凶恶，便是把珠花首饰租赁给人，按日收钱，租赁的人拿去典当，结果须得拿出当铺，贳主与经手人三方面的利钱，而且期间很短，催促得很凶，所以不是寻常妇女所能经手办理的。阿九和他的姉姉时常代表他们的母亲，来我们的同门居住的本家里来催促，可是他却不大以为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去到债主家里一转，说我母亲叫我催钱来了，说了就走到这边来和我们出去玩耍去了。

    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游荡到了晚上，就到近地吃点东西。我们隔壁的张永兴是一家寿材店，可是他们在东昌坊口的南边都亭桥下开了一爿“荤粥店”，兼卖馄饨切面，都做得很好。荤粥乃是用肉骨头煮粥，外加好酱油和虾皮紫菜，每碗八文钱，真可以算得价廉物美。我们也就时常去光顾，有一回正在吃粥，阿九忽然正色问道：

    “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慢慢的笑说道：

    “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棺材店的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流氓的一点把戏了。这样的事是常见的，例如小流氓寻事，在街上与人相撞，那人如生了气，小流氓反诘问说：

    “倒还碰患带者？”这里我们只好用方言来写，否则不能表现他的神气出来，意思则云“难道撞了倒反不好了么”，这是一种诡辩，便是无理取闹的表示。同样的事情，阿九也曾有过。其时我已经不在家，我的兄弟同母亲往南街看戏，那时还没有什么戏馆，只在庙台上演戏敬神，近地的人在两旁搭盖看台，租给人家使用，我们便也租了两个坐位。后来台主不知为何忽下逐客令，大约要租给阔人了，坐客大窘，恰巧阿九正在那里看戏，于是便去找来，他也并不怎么蛮来，只对台主说道：

    “你这台不租了么？那么由我出租给他们了。”台主除收回成命之外，还对他赔了许多小心，这才了事。在他这种不讲道理的诡辩里边，实在含有很不少的诙谐与爱娇。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后来我离开绍兴，便和他断了联系，所以我的流氓修业也就此半途而废了。到了宣统元年（一九〇九），这位姜太公的后人把潘姨太太拐跑了，不过这件事情，或者也不好专怪他们的，现在就不再谈了。

    二五 风暴的余波

    上面关于风暴讲的很多，但是我个人只受到了一点，后来差不多就淡忘了。我在杭州的一年多，经常在祖父的身边，也并不觉得怎么严厉，生活过的还好，原想后来再去的。己亥年冬天，对于自己的游荡很不满意，十月三十日日记有“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的话，十一月十二日项下记云：

    “忽作奇想，思明春往杭州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次年三月廿一日阮元甫来，云欲往杭，予以河水涨暂不去。至四月初二日发杭州信，使阮元甫初六来接，至期已收拾行李什物，而等候阮元甫不至，事遂中止。不料事情才隔半年，家中情形又复发生极大变化。介甫公自癸巳入狱，关在杭州八年，终于辛丑年（一九〇一）正月里奉旨准其释放，回到家里来了。这件事是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明，因拳匪闹事时，在刑部狱中的犯人都已逃了出来，可是到事平的时候又自去投首，刑部遂奏请悉予免罪，薛公乃援例推广，把在杭州的介甫公也拉了进去，请准一律释放，这里明系有人情关系，虽然介甫公不曾自去活动，或者薛公因为是秦人，性情厚道的缘故，顾念年谊，所以肯这样的援手的吧。虽然后来介甫公偶尔谈到薛允升，仍然说他乃是胡涂人，他平常总说“呆皇帝，昏太后”的，那么那种批评也是难怪的，不过薛公的“出力不讨好”的做事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吧。

    正月廿七日得到杭州的信，知道释放的消息，二月十三日信里说，部文已到杭州府，即可回家，十九日云已定廿一晨动身，可雇舟至西兴来接。现在便把有关这事的几天日记抄录于后：

    “二十日，晴。晚下舟放至西郭，已将初鼓，门闭不得出，予以钱二十，启焉。行里许，予始就寝，春雨潇潇，打篷甚厉，且行舟甚多，摩舷作声，久之不能成睡。披衣起阅汤氏《危言》一篇，坐少刻，就枕即入寐矣。少选，又为舟触岸惊醒，约已四下钟，遂不复睡，挑灯伏枕，作是日日记，书讫推篷一望，曙色朗然，见四岸菜花，色黄如金，纵观久之，怡然自得，问舟子已至何处，则已到迎龙闸左近矣。大雨。

    廿一日，晴。晨过萧山，巳刻至西兴，停泊盛七房门首，见祖父已在，候少顷行李始至。午开船，晚至柯亭，就寝，二鼓至西郭门，夜深门已扃，至晨始得入。

    廿二日，晴。晨至家。”

    祖父在离家八年之后回来，当然是一件大可喜事，但是这中间只隔了十二三日，到了二月初五日家里的大风暴却又即开始了。是日记载道：

    “初五日，雨。上午同伯文叔往舒家墺上坟，未刻归家。祖父信衍生谗言，怒詈。”

    “初七日，雨。下午，祖父信衍谗，骂玉田叔祖母，大闹。”关于这事件，须得来说明一下缘因。自从戊戌冬四弟病故，母亲甚为悲伤，改变住房格式，绘画小影，上边已曾说及，其时本家妯娌中有一个人，特别关切，时常走来劝慰。这人便是玉田叔祖母的儿媳，也即是上文预备逃难的谦婶。其人系出观音桥赵氏，是很漂亮的善于交际的一位太太，她同鲁太夫人特别说得来，因此拉她到她那边去玩。凑巧的是鲁太夫人的住房和那里堂屋只隔着一个院子，虽然当初分家，在院子中央砌了一堵墙，将两边分开了，但是那边如高呼一声，这边还是听得见的。在晚饭后，常听见“请来玩吧”的呼声，这边也就点灯走了过去，因为中间墙壁隔着，所以须得由外边绕了过去，而这条路又一定要经过“衍太太”的门口，因此看在眼里，以为她们必然得到许多好处，得有机会焉能不施报复呢？其实那里也只是打马将消遣，没有什么输赢，只醵出几角钱来，作为吃炒面及供油火费之用，乃一经点染，遂为大闹的资料。谗人的手段便是那么高明的，后来衍生病死，祖母于无意中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可见他影响之多么深远了。

    祖父对于儿媳，不好当面斥骂，便借我来做个过渡。他叫我出去教训，倒也不什么的疾言厉色，只是讲故事给我听，说某家子媳怎样不孝公婆，赌钱看戏，后来如何下场，流落成为乞丐，饥寒至死，或是遇见兵乱全家被难。这里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戛戛作响，仍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对了祖母，则是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嫂嫂”，还含胡的说了一句房帏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很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那事，自此以后，我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二六 脱逃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琐记》里，说他的想离开绍兴，乃是“衍太太”所逼成的，因为她最初劝导他偷家里的东西，后来又造他的谣言，使他觉得家里不能再蹲下去。但是我却是衍生所间接促成的。本来衍生和衍太太的不正当的结合，虽然由旷达的人看去，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因为本家的房份远了，与路人相差无几，但到底是“有乖伦常”，至少也是可笑的。介甫公对于这事很是不满，不过因为事属暧昧，也只好用他暗喻的方法，加以讽刺，于是有在堂前讲《西游记》的事情，据族叔官五（别号观鱼）所记，所讲的是猪八戒游盘丝洞这一节，这故事如何活用，我因为没有听到过，无从确说，但总之是讽刺他们两个人的。虽然明知他们是怎样的人，而独深信他们的说话，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矛盾。

    但是我想从家里脱逃的原因，这还只是一半，其他一半乃是每天上街买菜，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每天早起，这在我并不难，就是换取了九十几文大小不一的铜钱，须得掺杂使用，讨价还价的买东西，什么四两虾，一块胖头鱼，一把茭白，两方豆腐，这个我也干得来，虽然不免吃亏，但是买了回来祖父看了，总还说是要比用人买的更是便易，所以在这些上面都没有什么困难。其最为难的是，上街去时一定要穿长衫。早市是在大云桥地方，离东昌坊口虽不很远，也大约有二里左右的路吧，时候又在夏天，这时上市的人都是短衣，只有我个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苗篮”，挤在鱼摊菜担中间，这是什么一种况味，是可想而知了。我想脱去长衫，只穿短衣也觉得凉快点，可是祖父坚决不许，这虽是无形的虐待，却也是忍受不下去的。

    我想脱逃的意思是四月里发生的，在祖父回家后刚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写私信给大哥，“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这是四月初四日的事情。本来祖父是赞成各种职业，他认为读书不成，倒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见于他所著的《恒训》。他在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有过这样的话：

    “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考列上等，每月有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可见他对于学堂也是赞成的，他的爱子长孙都已在南京，而且认为考求是书院，亦是有志上进的表示呢。尽管如此，不过当时我如提出此种要求，倘或他觉察了我想脱逃的意思，那也可能不许可的，因此我不敢来直接请求，宁可转弯抹角的去想办法，叫南京方面替我说话，那就可以保险了。

    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南京的消息来了，最初乃是伯升来的信。五月廿六日记项下云：

    “廿六日，小雨。下午升叔来函云，已禀叔祖，使予往充当额外学生，又允代缴饭金，其意颇佳。”伯升已在水师学堂四年，现为二班学生，其三班则称额外生，最初一年须自备伙食，其时有同族叔祖在那里当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信中所说的便是这人。再过了半个月，得到大哥来信，事情更是具体化了。日记里说：

    “十二日，晴。下午接大哥初六日函，云已禀明叔祖，使予往南京充额外生，并属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附叔祖致封君信，使予持函往直乐施（地名）一会，托其临行关会。”脱逃的计划既已成功，现在只等实行罢了。

    二七 夜航船

    有一个号叫作鸣山的，是我们同高祖的族叔，曾经在水师学堂当过一时的学生，记得几句“喝茶抽烟”的英语，与封燮臣或者还是同年，其时在宋家溇的北乡义塾改作学堂，请他去当教习，我便请他给我与封君连络。七月十八日下午同鸣山至昌安门外趁陶家埭埠船，傍晚至宋家溇，次日往直乐施会见封燮臣，约定廿九日一同启行。封君是水师学堂管轮班学生，于今年毕业，所以搬家前往南京，同去的有封君母亲，封君的两个兄弟，此外还有一位女客，仿佛说是表姉，大约是个寡妇，也随同前去。廿八日仍同鸣山至宋家溇，次日上午至直乐施封宅，下午趁姚家埭往西兴的航船，日记里记着傍晚至东浦，黄昏至柯桥，夜半至钱清看夜会，天气甚冷遂睡。

    在这里我须得来把埠船与航船的区别来讲一讲。绍兴和江浙一带都是水乡，交通以船为主，城乡各处水路四通八达，人们出门一步，就须靠仗它，而使船与坐船的本领也特别的高明，所谓南人使船如马这句话也正是极为确当的。乡下不分远近，都有公用的交通机关，这便是埠船，以白天开行者为限，若是夜里行船的则称为航船，虽不说夜航船而自包含夜航的意思。普通船只，船篷用竹编成梅花眼，中间夹以竹箬，长方的一片，屈两头在船舷定住，都用黑色油漆，所以通称为乌篷船，若是埠船则用白篷，航船自然也是事同一律。此外有戏班所用的“班船”，也是如此，因为戏班有行头家伙甚多，需要大量的输送地方，便把船舱做得特别的大，以便存放“班箱”，舱面铺板，上盖矮矮的船篷，高低只容得一人的坐卧，所以乘客在内非相当局促的，但若是夜航则正是高卧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绍兴主要的水路，西边自西郭门外到杭州去的西兴，东边自都泗门外到宁波去的曹娥，沿路都有石铺的塘路，可以供舟夫拉纤之用，因此夜里航行的船便都以塘路为标准，遇见对面的来船，辄高呼曰“靠塘来”，或“靠下去”，以相指挥，大抵以轻船让重船，小船让大船为原则。旅客的船钱，以那时的价格来说，由城内至西兴至多不过百钱，若要舒服一点，可以“开铺”，即摊开铺盖，要占两个人的地位，也就只要二百文好了。

    航船中乘客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且夜长岑寂，大家便以谈天消遣，就是自己不曾插嘴，单是听听也是很有兴趣的。十多年前做过《往昔三十首》，里边有一篇《夜航船》，即是纪念当年的情形的，今抄录于后：

    “往昔常行旅，吾爱夜航船。船身长丈许，白篷竹叶苫。旅客颠倒卧，开铺费百钱。来船靠塘下，呼声到枕边。火舱明残烛，邻坐各笑言。秀才与和尚，共语亦有缘。尧舜本一人，澹台乃二贤。小僧容伸脚，一觉得安眠。晨泊西陵渡，朝日未上檐。徐步出镇口，钱塘在眼前。”

    我这里又来引一段古人的文章，来做注脚。这是出在张宗子的《瑯嬛文集》卷一的《夜航船序》里，文云：

    “昔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士人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人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二八 西兴渡江

    “七月三十日，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上午过江，午至斗富三桥沈宏远行，下午下驳船，至拱辰桥，下大东小火轮拖船。”日记上简单的记载如此，现在来说得稍为详细一点吧。

    西兴是萧山县的一个市镇，也即是由绍兴西郭北海桥到杭州的第一个驿站，计程是水路九十里。这虽是一个小镇，可是因为是通达杭沪宁汉各大商埠，出入必由之路，所以着实繁盛，比那东路通达宁波的曹娥站，要热闹得多了。讲到市面来，也只是平常的一个市镇罢了，却自有一种驿站的特色，这便是有许多的“过塘行”，专门管理客货，上边所说的俞天德行就是其一，又在第二十五节里我提到盛七房，那也是一家过塘行，不过不称什么行而已。过塘行的隔壁或对门，照例是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店主兼伙计十分有礼貌，看见客人落行洗过了脸，便过来招呼，请在他那里吃便饭。客人反正是要吃饭的，而且盛情难却，也便欣然应命，自己命驾前去，或者懒得行动，要叫送过来吃，也无不可。店主人又很是殷勤的推荐“下饭”的小菜，总是些绍兴的家常菜蔬，无非那些煎鱼烤虾腌鸭子之类，吃得很是舒服而并不怎么耗费的。这里主客欢然作别，随后是过塘行了，要挑行李过江反正是有定价的，而且东西也一件都不会失落，若是要坐轿，也可以代雇，这要看潮水涨落移动，沙滩路程长短而定时价，但总也定得公道，不大会得超出一元钱的。你同过塘行的主人也欢然别过之后，便可以准备过那钱塘江了。

    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更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工夫做别的事情了吗？但从积极的方面去想，那些渡船上的“老大”，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我们倚靠着他，是决不会出什么危险的。过渡虽是安全了，可是上船的这一幕，却仍不免有多少危险。那些坐轿的君子是可以不必愁的，只有徒步的人，看见那很长的许多“跳板”，难免要心惊肉跳了。特别是沙滩浅而远，渡船不能靠近的时候，需要跳板接出来，而这跳板长而且软，前面有人走着，两条板一高一低，后边走的着实困难，差不多要被下水去的样子。等到上了船，这才可以安心了，因为沙滩只在西兴这边才有，杭州那面的松毛场是渡船可以靠岸停泊的。

    上了渡船之后，还得要看那天的风色，这并不是占卜天候如何，乃是这里是不是顺风，或虽是偏风而可以利用风篷的。如若可以利用，那么百事大吉，只消挂上布帆，便一直前去了。万一全然不能利用，则乘客就大倒其霉，要洗耳恭听船夫的各种恶骂了。一只渡船的船夫本来就只是三四个人，不使帆时须凭摇橹，是不够用的，所以须得由乘客义务的帮着去摇。据渡船不文律的规定，凡坐轿的和徒步而穿长衫的都照例得免，其抬轿挑脚，及一切短衣人等则均有帮摇的义务。有些乖觉的人看见风帆空悬着的时候，便自动的去摇橹，到了适当时节就可以退了下来，但懒人到底居多，船夫看摇橹的人不够，就开始说话，起初是一般的要请，其次则指名，如说那位戴凉帽的，那个抽旱烟的，最后则破口大骂了。绍兴船夫的善于骂人，是向来很著名的，似乎别处也是一样，辱及祖先，并及内外姻亲，很是恶毒难听，可是有一点很是奇怪，它决不侵犯对方的配偶方面的。因此我颇疑心，此乃是诅咒而非是骂詈，盖诅咒对方为是乱伦的事，若是牵涉其配偶，那么便是夫妇的“敦伦”，不成其为咒骂了。可是骂的虽是厉害，也有听的恬然毫不为意的，终于不去摇橹，这时候渡船也就快到埠头，大家不一会儿一哄而散了。

    二九 拱辰桥

    斗富三桥的沈宏远行也是与俞天德行同性质的一家过塘行，旅客借他的地方略为休息之后，便下驳船，往拱辰桥，船钱大约是一角吧。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坐在船上总要花费三四小时，这是在狭窄的内河里行走，须用竹篙来撑，所以花的时候很多。在将近拱辰桥的地方，须得过一个“坝”，这乃是一个土坡，介在内河外江的中间，船只经过这坡，须用绳索络在船首，用绞盘倒拖上去，普通总是外江水涨，所以出去很是费力，进来便只是顺流而下罢了。有些地方内外河距离颇远，所以过坝费事得很，须得把船抬着走一段路，像拱辰桥的要算是最便利的了。

    拱辰桥是杭沪运河的尽头，在那里开辟商埠，设有租界，像上海似的，论理是应该很繁华热闹，但在那里设有租界的只有日本，诸事苟简，很不像个样子，可是既名夷场，总有些玩艺儿，足够使得乡下有几个钱的人迷魂失魄的了。我从南京回家，一共有过四五次，那么总也有八九回要走过拱辰桥，却不曾下去细细观察过，总只是从驳船跳到拖船上，所见到感到的只有那浑浊污黑的河水，烟雾昏沉的天空，和喧嚣杂乱的人声而已。有一回，我却终于上岸去了，这也不记得哪一年，总之是在夏天，平常小火轮要走上两夜一天才到，这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只走了一昼夜就到了。前天下午四时上海开的船，到第二天的傍晚已到了拱辰桥，想要进城已经来不及，而船到了埠便不让客人在船上过夜，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上陆去。这是我第一次瞻仰拱辰桥商埠，结果乃使我大大的吃惊，以后便不敢赐顾了。我住在一家客栈里，隔壁便是一个“野鸡”的住房，刚才要了一碗汤面来吃，茶房就来劝驾去“白相”，接着那“小姐”和她的“大姐”（大应照方音读若渡或陀）也亲自过来，苦口婆心的劝说。好容易总算打发走了，预备睡觉，则帐子里的臭虫实在厉害，走出外边则蚊虫又多得很，而且白相也似乎没有生意，隔壁的主仆喁喁的说闲话，虽是低声却也听了实在心烦。混过了半夜，到了天蒙亮的时候赶紧下楼去找茶房，搬行李下驳船进城去了。拱辰桥就只这一回上去过，以后没有再上去的勇气了。

    由拱辰桥开往上海的小火轮，那时计有两家公司，即戴生昌与大东。戴生昌首先开始，大东是日本人开的，继之而起，又加以改良，戴生昌系是旧式，散舱用的是航船式的，舱下放行李，上面住人，大东则是各人一个床铺，好像是分散的房舱，所以旅客多喜欢乘坐大东。价钱则是一样的一元五角，另外还有一种便宜的，号称“烟篷”，系在船顶上面，搭盖帐幕而成，若遇风雨则四面遮住，殊为气闷，但价钱也便宜得多，只要八角钱就好了。普通在下午四时左右开船，次日走一天，经过嘉兴嘉善等处，至第三天早晨，那就一早到了上海码头了。

    三〇 青莲阁

    我们于辛丑（一九〇一）八月初二日到上海，在那里耽搁三天，初四日乘轮船出发，至初六日上午到南京。据日记上所载如下：

    “初二日，晴。晨至上海，寓宝善街老椿记客栈。上午至青莲阁，啜茶一盏。夜至四马路春仙茶园看戏，演《天水关》《蝴蝶杯》二剧，归寝。

    初三日，晴，在上海。

    初四日，晴。下午，下江永轮船。夜沈子香失去包裹一个，陈文玲亦来。夜半开船，至吴淞口，已五更矣。舟行震动，甚觉不安。

    初五日，晴，在舟中。

    初六日，晨小雨，至江阴雨止，到镇江，上午至南京下关。”

    当时上海洋场上所特有的东西，第一是洋房和红头巡捕。但这与过客无缘，住的客栈是中国旧式房子，平常出去只要不在马路边上小便，也不会碰见印度巡捕的麻烦，若是在小巷里那是照例可以的。其次多的便是“野鸡”。她们散居在各处衖堂里，但聚集最多的地方乃是四马路一带，而以青莲阁茶楼为总汇。所以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我们也不是例外。那里茶也本来颇好，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来，便见周围走着的全都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话或者示意，便兜搭着坐下了。楼上内部是售卖鸦片烟的，放着一张张的精巧的卧榻，可以容得两个人对抽，五光十色的尤其可观。青莲阁外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书摊，摆摊的姓徐，绰号叫作“野鸡大王”，除普通书报以外，还带卖各种革命刊物，那时还没有什么东西出版，后来我看见的那些《新广东》和《革命军》，便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也可以说是青莲阁外的一个奇人吧。

    上海的“茶园”那时由我们看来也是颇特别的。在绍兴还只有“社戏”，是地方上出份子，会首去招戏班来，在庙台上或是搭台开演，各人可以自由站立着看，不费一文。我上文讲的“杏花寺”演戏，便是那一种类，其在乡间把戏台搭在半河的，便于在船上观看，尤其方便。社戏的戏班不是“高调”，就是“乱弹”，后来有所谓“徽班”者出现，但演的仍旧是绍兴府下的人，总之不是京戏。上海的“茶园”，盖是仿北京的什么茶楼而起，以吃茶为名，附带的看戏，但也似乎不是京戏，因为记忆起来，虽是十分模胡了，不记得有嗳嗳嗳的力竭声嘶的叫唤模样。地方戏我都看得，就只是那京戏里老生的唱法，在一个字的母音上拉长了变把戏，这和中医的医理一样，我是至今不敢领教的。绍兴城内有新式戏园，可以买票去听的，还是始于布业会馆，是一个姓陶的卖布商人仿照上海开办，时间已经在民国初年了。那时演的是所谓坤伶，民间称髦儿戏，又称“的笃班”，乃是现今越剧的前身，一经蜕化，真是光辉万丈了。从前有个同乡的人曾经说笑话道：现今绍兴酒不好吃了，善酿酒尤其甜俗得可以，以后替绍兴扬名的恐怕要推越剧了吧。虽然说的是笑话，事情倒是实在的。

    三一 长江轮船

    这里所要说的是上海地方的流氓以及“扒手”，他们对于旅客的恶事计分明暗两种做法，暗的是偷窃行李，明的则是讹诈敲竹杠。他们并不全是本地人，乃系来自各处，以苏北一带为最多，因为接近淮河，地方十年九荒，流亡者多，以致“江北人”这一个名词，在江南人心目中，含有特别的一种意义。他们分布在长江一带，以沿江码头及轮船为其活动地区，而以上海和汉口为总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属于什么帮会，不过这些事情并非我们外人所能得知就是了。现在只就我个人所见所知，约略记述一二，以见一斑。

    日记里说封君的同班毕业生沈子香失掉了包裹一个，这就是着了扒手的道儿了。沈君乃是上海本地人，尚且不能预防，从别处地方来的自然更是难免了。大抵在船停着还未开行，或者中途停泊，都是他们最为活动的时节，你就是熬夜睁着眼睛看着，它也会从你的鼻子底下拿走的。但是他们很有规矩，对于自家人是决不侵犯的。关于这件事，我有过一个经验，因为是亲身经历的，虽然事情并不关联我自己。

    有一回我从上海往南京，坐在长江轮船里，可能是招商局的，也可能是太古或怡和公司的，因为长江里的这三家的船都差不多，通常称作“三公司”的船，碰着谁家就坐谁，虽然招商局是中国官督商办，而太古怡和乃是外国商人所办的。他们的船在各埠大抵都有“趸船”，读若“顿船”，这乃是一种浮着的码头，可以随着水位高下而升降，随后再用桥梁似的东西与陆地相联接，所以是颇为便利。此外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因为开办得迟，不但没有趸船，沿路要停泊在江心，用摆渡上岸，而且上海的码头又在对岸浦东，也须得过渡，更多有流氓活动的余地，因此旅客对于这一家的船特别怀有戒心，不敢轻易搭乘的。总之我趁的是三公司船，老早就已上去，虽然占不到十分好的位置，也还是适中的得到一个中层的散舱铺位，看看时间渐晚，来者愈多，后来不但是没有床位，连床位中间的空隙也有人打开铺盖来了。我的床位前面，却来了一位衣服华丽的旅客，穿的大概是宁绸吧，约在四十以上年纪，看情形也似乎是上等人，在摊开被铺之后，开始抽起鸦片烟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我便不去看他了，这时大约船已开行，我也朦胧的假寐一会儿，再睁眼看时已近半夜，那位阔客却还是不睡，点着烟灯，不知是在抽烟，还是干什么。那时忽然听见有人走来，口里一面骂着，一面四顾寻觅，好像要找一个人的样子，嘴里说着宁波话，意思是说“怎么对我也开起玩笑来了”。那人走到阔客面前，便停了下来，也不说别的话，径自屈身向他怀中掏摸，便叽哩咕噜的拉出一连串的东西来，乃是一只表和它的索子。拉出表来之后，看也不一看，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嘴里还是唠叨着，仍走原路回去，这边的阔客则不作一声，任他掏了表去，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了心里正自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及至回头再来注意阔客时则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收拾了烟盘和铺盖，搬到别处去了。这时才了解这是他错拿了同帮的人的东西，所以弄得当众出丑，露出了马脚，只好偷偷的躲避过了。

    另外一件事，乃是当事人告诉我的，所以也是的确可靠。此人我们姑且叫他小土，乃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得力的秘书，在张作霖进京做大元帅的时节，逃出北京，由天津南归，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当时他率领妻子，并且带有若干件行李，生怕在上海码头上遇着流氓要敲他的竹杠，所以他预先写信，通知北新书局的李老板，请求照顾一下。李小峰虽是他住同安公寓时节的老友，应当给他帮忙的，但李老板乃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恐怕没有什么力量，不过久在上海，总可以代找一个“场面上人”替他出一臂之力吧。及至轮船到了“金利源码头”，看不见救兵的来，只见黑压压儿站满了脚夫流氓，小土这才着了忙，眼看那些行李都被运到码头，东一件西两件的分散放着，这是流氓的照例的做法，教人不好照管，以便从中做些手脚。其时才见李老板到场了，仍然咧着嘴笑，随带着一个人，却是衣裳楚楚的白面书生，不像是个虬髯着短后衣保镳人的模样。小土这时心想百事休矣，行李准定要失少一半了，可是那书生不动声色，和主人招呼过后，便回转来对脚夫骂了一句，这是极普通的骂法，因为用的太广泛了，有点失去了原来恶意，犹如绍兴的“仰东硕杀”，——见于《杂纂四种》序中所引用的鲁迅书简中，算不得什么骂了。原语当然是句上海话，仿佛是什么“触倷娘”之类，可是这句话一说，恍如五雷真诀一样的有灵，听的人耸然震动，立刻把分散的行李归在一处，立在旁边听候吩咐。书生乃问明行李件数，再查问流氓头儿的姓名，叫留下几名挑夫，责成头子阿什么负责送到什么地方。吩咐既毕，便对主人说道：“我们走吧。”各自分路而去，小土到了地点，果然见行李随到，一件都不短少，挑夫各受应得的工资而去。小土随后告诉我这件经过，他说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句真言，后来遇着机会很想依样壶卢的来试它一试，可是也就害怕，生怕真如五雷真诀一样，万一念的不很准确，不但不见灵验，还会惹得雷火烧身，所以不敢照样的做。但是传到了我的手里，这句真言只存了大意，已经把原语也已失传了。

    三二 路上的吃食

    从前大凡旅行，路上的吃食概归自备，家里如有人出外，几天之前就得准备“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汤料”，这都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就是京冬菜，还有一种叫做“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它的用处是用开水冲汤，此外当然还有火腿家乡肉，这是特制的一种腌肉，酱鸡腊鸭之类，是足够丰美的。后来上海有了陆稿荐紫阳观，有肉松薰鱼，及各种小菜可买，那就可以不必那么预备了。

    由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船上供给旅客的饭食，而且菜蔬也相当的好。房舱二十个人一间，分作前后两截，上下两层床铺各占一人，饭时便五个一桌，第一天供应晚餐一顿，次日整天两顿，都在船价一元五角之内，这实在要算便宜的。沪宁道中船票也是一元五角，供应餐数大略相同，可是它只管三顿白饭，至于下饭的小菜，因为人数太多，也实在是照管不来了。这且不谈也罢，那轮船里茶房对客人的态度也比较的差，譬如送饭来的时候，将装饭的大木桶在地上一放，大声喊道：“来吃吧！”这句话意思是如此，可是口调还有不同，仿佛有古文里所谓“嗟，来食”之意，而且他用宁波话说，读作“来曲”，这自然更不好听了。不过那时候谁也计较不得这些，只等到“来曲”一声招呼，便蜂拥的奔过去，用了脸盆及各种合用的器具，尽量的盛饭，随后退回原处，静静的去享用。这是杭沪以及沪宁两条路上，不同的吃饭的情形。

    路过各处码头，轮船必要停泊下来，上下客货，那时有各种商人携百货兜售，这也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所记得的大抵以食物为多，即如杭沪道上的糕团，实在顶不能忘记的了。这种糕团乃是一种湿点心，是用糯米或粳米粉蒸成，与用麦粉所做的馒头烧卖相对，似乎是南方特有的东西，我说南方还应修正，因为我在嘉兴和苏州看见过它，在南京便没有了，北京所谓饽饽，乃全是干点心而已。大概因为儿时吃惯了“炙糕担”上的东西，所以对于糕团觉得很有情分。鲁迅也是热爱糕团，因此在嘉兴曾闹过一个小小的笑话。他看见一种糕，块儿很不小，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几钱一块，卖糕的答说，“半钱。”他闻之大为惊异，心想怎么这样的便宜，便再问一遍，结果仍是“半钱”。他于是拿了四块糕，付给他两文制钱，不料卖糕的大不答应，吵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说“八钱一块”，只因方言八半二音相近，以致造成这个误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此外在沪宁路上，觉得特别记得的，是在镇江码头停泊的时节，大约是以“下水”便是船向着长江下游走的时候居多，总在夜晚，而且因为货多，所以停船的时间也就很长。那时便有一种行贩，曼声的说，“晚米稀饭，阿要吃晚米稀饭。”说也奇怪，我没有一回吃过它，因此终于不知道这晚米稀饭是怎么一个味道，但想像它总不会得坏，而且也就永远的记住了它。怕得稀饭里会放进“迷子”这一类东西去，所以不敢去请教的么？这未必是为此，只是偶然失掉了这机会罢了。江湖上虽然尽多风险，但是长江上还没有像《水浒》上的山东道上一样，有这样的危难。可是后来有一年，我在礼拜天同伯升到城南去，在夫子庙得月台喝茶，遇着一位巡城的“总爷”。他穿着长衫马褂，头戴遮阳的大草帽，手里拿着一支藤条，虽是个老粗，却甚是健谈，与伯升很是说得来。据他说，骗子手里的迷药确是有的，他曾经抓住过这样的一个人，还从他问得配合迷药的药方。伯升没有请教他这个方子，想来他也未必肯告诉我们，那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而且或者他这番的话本来全是他编造的，拿来骗我们的也未可知呢。

    三三 南京下关

    到了南京下关，再走一步路，便是江南水师学堂，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南京也是长江上一个大码头，照例有些流氓，旅客上下也是很有些不方便的。下关是学堂的大门口，不能眼看受人家的欺负，所以非想个法子来抵制不可。好在那时学堂还算是歪路，当学生的也是一种“吃粮”的朋友，借了那一套红青羽缎的操衣，一双马靴的装备，穿起来像个“丘八”的样子，也就可以混进去了。这是“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有一种是“他力”的，便是利用学堂里的“听差”，叫他去码头上接送。这些名叫王福徐贵的人，在学堂里当听差，伺候诸位“少爷”，但是他们却自有地位，多是什么帮会里的人物，那时最有势力的是青帮，其次是洪帮，（当初还以为是红帮，是颜色的区别呢，）和所谓“安清道友”。叫他随从着，不希望怎么帮忙，但已足够阻止他们的进攻，这就尽够好了。说起校役中多有帮会的人，真是周知的事情，谁也用不着怎么惊怪的。从前我在学堂里的时候，汉文讲堂有一个听差，名字也无非王福刘贵之类，只是模样很是奇异，所以特别记得。他的辫发异常粗大，而且编的很松，所以脑后至少有一尺头发，散拖着不曾编辫，这怪样子是足够惊人的。那时有革命思想的人，很讨厌这辫发，却不好公开反对，只好将头发的“顶搭”剃得很小，在头顶上梳起一根细小的辫子来，拖放在背后，当时看见徐锡麟，便是那个模样的。如今所说松编的大辫子，却正是相反，虽然未必含有反革命的意义，总之不失为奇装异服的一种，有些风厉的地方官，看见了就要惩办的。我们上汉文讲堂，因为暂时不曾看见那副怪相，有一天便问那后任的听差，说那人哪里去了，他的后任若无其事似的坦然回答道：“他么，被他们帮里做掉了。”我们知道他们帮里的“行话”，所谓做掉，就是说他违反帮规，依照最高的法律，将他消灭了，其执行办法，则据传说是办一桌酒，请他吃了，随后传达命令，请他自裁，若是不能办到，便装入一个口袋内，扔到长江里去了事。这是传说如此，究竟事实若何，那就不能知道，但总之那大辫子之被做掉，乃是确实的事情，而且众人皆知，毫无隐讳，在此活生生的事实前面，足证帮会势力在南京是如何的活跃了。

    江南水师学堂靠近下关，下关乃是轮船码头，有相当的店铺市街，所以是颇为方便的。我们说是靠近，其实还隔着一座城，也有几里路，不过比往南走，到北门桥去要近得多，而且轮船开行时放汽的声音也听得见，所以感觉得很近就是了。江边因为洋船上下，所以特别设了几家“办馆”，这是一种简单的洋货店，但其重要职务则是在给洋人代办食物，所以有此名称，不过我们也可以买到些东西，如“摩尔登糖”和一种成听的普通方块饼干，价廉而物美，所以也是很方便的。再过来便是新开的邮政局，以上是在江干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惠民桥的那边，其普通市街则是在桥的这一边。惠民桥下因为要通船只，都是竖有很高的桅竿的，而桥上面又要通车马，所以桥是做得可以开关的，一不凑巧遇着开桥的时候，便须等候着，要花费个把时辰。桥的这边有一道横街，道路很狭，有各种街铺，最后至江天阁，可以吃茶远眺，顾名思义当是可以望见长江，其实也只是一句话而已。由惠民桥沿着马路进城，走上一个颇长的高坡，就是仪凤门，门的左手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但是没有上去过，那里驻守的官兵是不准闲人去看的，本来炮台哪里可以随便看得呢？可是那里洋人却可以上去“游览”的。过了仪凤门走不多远，就可以望得见机器厂的大烟通了，虽然是烟通终年到头不冒烟，但总之烟通是在那里，那即是我们的水师学堂了。

    三四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平常必须暂住客栈，而且时间久暂不能预定，花费也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寓在他那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了。我于八月初六日到来，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当日旧日记说是共有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记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

    “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一日的项下说：

    “下午闻叔祖说，予卷系朱颖叔先生延祺所看，批曰文气近顺，计二十本，予列第二，但未知总办如何安排耳。”朱颖叔系杭州人，亦是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其批语很有意思，文气只是“近”顺，可见也还不是真正顺了。但是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我颇怀疑我这列了备取第一，是很有情面关系的，论理恐怕还应名落孙山才是呢。十七日覆试，更是难了，因为题目乃是十足的八股题：

    “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回的论题真是难的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几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样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覆试的结果虽是不曾发表，据说也是胡鼎的卷子做得最好，因为他在末后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哲学，仿佛说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在那时候国文教员听见了这个新名词，的确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如下：

    “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这入学考试的两个题目乃是总办方硕辅自己所出，就只是难做而已，还可以从字面来敷衍，后来请来了一位桐城派大家，又是讲道学的，向我们讲话，首先提出须得每人备一部《古文词类纂》，及至考问“平时用功”，就叫做那条策问，这便是那题目的来源。那一次汉文分班考试我也混过去了，结果还考列头班的二十名，现在想起来还要出冷汗，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胡说八道的，当时考卷如能找得到，倒的确想要看它一看呢。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日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遂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讲到学堂的大概情形，须得先把房屋来说明一下才行。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一条阔长的甬道，二门朝南，偏在西头，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乃是学生的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海军的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排着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是翻沙厂与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两面各独立四间，中为砖路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有十几间房屋，东邻是一所关帝庙。这里本来是一个水池，据说是给学生学游泳用的，因为曾经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所“伏魔大帝”的庙。庙里住着打更的老头子，他在清朝打过太平军，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我在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只是讲房屋，所以只能至此为止了。

    三六 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是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所以不能使用，空着不算，号舍共总算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里来，那里的一条长衖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子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须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可换用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里来用的人，那也就并不是那么寒酸的了。

    宿舍南北两边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用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靠近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的大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只一小半，又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上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迁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投合，也会得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的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马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三七 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早晨六点钟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年级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那时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哪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的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后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裕的，吃稀饭的人可以随便坐下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是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里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的桌上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没有组织，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顿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薄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餐素饭罢了。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作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课，它只分上下午两大段，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但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在《十五年前的回忆》（还是一九二二年所写，所以距今已经是五十五年前了）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种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这里用了一个雅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并无别的意思，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大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来就是两块，其实看它的做法也只是寻常的烧饼罢了，但是实在特别的好吃，这未必全是由于那时候饿极了的缘故吧？但是这做侉饼的人，却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很是要不得的，即是每逢落雨落雪，便即停工，在茅篷里打起纸牌来，因为茅篷狭小而打牌的人多，所以坐在门口的就把背脊露出在外边。这于吃惯辣酱蘸侉饼的人非常觉得不方便，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做侉饼，他就会反问道：“今天不是下雨么？”为什么下雨就做不成侉饼，这理由当初觉得不容易懂，但是查考下去，这也就明白了。下雨天没有柴火，因为卖芦柴的人不能来的缘故。后来我问南京的人，已经不知有侉饼的名称，似乎是没有这东西买了，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的所能及，使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三八 讲堂功课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清如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做的风扇，由绳子从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后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只是装个样子，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也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并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时要走间道，通过文书房到宿舍里去，不是新生所能够做到的罢了。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的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但两个是浙江的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吧，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那些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一个来为例：

    “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不可枝蔓，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

    “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哪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经是他们的后辈，所以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三九 打靶与出操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课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罢，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挥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总是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某人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军队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好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来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袴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也不管草里泥里，随便躺倒，拿起枪来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青，言动上有些粗鲁的地方，但也很有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倒要算是顶好的。

    午饭吹号召集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文汉文所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到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舞弄哑铃，随后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干等，翻跟斗，竖蜻蜓的把戏，虽然平日功课不大好，但在大考时节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的看重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平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乃是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喊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那种棍棒而已。后来更换来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不知道他的履历，仿佛听说也是陆军出身，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多是什么“船主”之类，那一天里他这才穿起他的公服来，水晶顶的大帽，身穿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四〇 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者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着提了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厨房里所养的两只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就是发出那做狼时代的叫声，数年来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以为记念，其词云：

    “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目乃是“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所说打更的人，便是那位都司君，那时已有六十多岁的光景，一个人住在关帝庙里，养着几只母鸡，有时隔着窗门来兜售他的鸡蛋，我因为住在路东的第二十三号宿舍，所以多有机会，和他打这种交道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凡是家住城南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也上夫子庙去游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到下关去，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来，但也有少数的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星期六的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在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以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过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之后，迤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咸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白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两个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有个把人的。

    四一 老师一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计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父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的是印度读本，不过发到第四集为止，无从领解那些“太阳去休息，蜜蜂离花丛”的诗句，文法还不是什么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本是英语用汉文注释，名字却叫作“华英”，意思是为国家争体面，华字不能居于英字的底下，我们所领到的大约还是初板所印，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非常的纯朴，一个极少见的字，用学堂的方言用语可以叫做“契弟”的，字典上却解作“卖屁股者”，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可是比我们低一级的人，后来所领来的书里已经没有这一项，书名也不久改正为“英华字典”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它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对于外国文的兴趣，做了我的无言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是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了，看见了我的这本《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这一册书被展转借看而终于遗失了，但这也是还是愉快的事情，因为它能够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来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中间篇幅顶长的有水手辛八自讲的故事，其大蛇吞人，缠身树上，把人骨头绞碎，和那海边的怪老人，骑在颈项上，两手揢着脖子，说得很是怕人，中国最早有了译本，记得叫作“航海述奇”的便是。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虽说是译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第一是阿利巴巴死后，他的兄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妇，这本是古代传下来的闪姆族的习惯，却认为不合礼教，所以把它删除了，其次是那个女奴，本来凯辛将她作为儿媳，译文里却故意的改变得行踪奇异，说是“不知所终”。当时我的一个同班朋友陈作恭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将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分期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书名是“侠女奴”。译本虽然不成东西，但这乃是我最初的翻译的尝试，时为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初头，是很有意义的事，而这却是由于《天方夜谈》所引起，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在学堂里学了英文的成绩，这就很值得纪念的了。

    四二 老师二

    汉文老师我在学堂里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他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那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仁兄，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只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来看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做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

    “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很短的论，起头云：

    “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费，住在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

    我说在学堂里不曾学到什么汉文，那么我所有的这一点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在书房里学的么？书房里的授业师，有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和洙邻先生父子两位，那是很好的先生，我相当的尊敬他们，但是实在也没有传授给我什么。老实说，我的对于汉文懂得一点，这乃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他时常同我讲《西游记》，说是小说中顶好的作品。猪八戒怎样的傻，孙行者怎样的调皮，有一次战败逃走，摇身一变，变做一座古庙，就只有一根尾巴无处安放，乃把它变成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哪里有光是一枝旗竿，而且竖在庙后面的呢，他又被人所识破了。讲这故事时似乎是很好笑的样子，他便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了。不过在杭州寓里，他只有一部铅印的《儒林外史》，我们所常拿来看的。等到戊戌秋间回到家里，我就找各种小说来乱看，在母亲的大厨角落里，发见一部《绿野仙踪》，这就同《七剑十三侠》一起的看。及到南京时差不多大旨已经毕业，只有《野叟曝言》未曾寓目，但从同学借来石印的半部，没有看完，却还了他了。我的读书的经验即是这样的从看小说入门的，这个教会我读书的老师乃是祖父，虽然当初他所希望的“把思想弄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而且我的思想算不算通，在他看来或者也还是个疑问，不过我总觉得有如朱颖叔批的考卷，所谓“文气近顺”罢了。一九二六年我曾写过一篇《我学国文的经验》，叙说这一段情形，里边说道：

    “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这便是继承了上边的经验，由旧小说转入新小说的一个段落了。

    四三 风潮一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我们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得什么东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环境，来做这个运动。壬寅冬天总办换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两江总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张鹏，李昭文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了毕业生去，这计画也完全失败了。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

    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他在水师学堂过了几个月，觉得住不下去，说明理由道：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记的两件事作为说明，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时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了。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所以更加关心也说不定。《朝花夕拾》里记有一段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位本家的老辈便是管轮堂的监督椒生公，他是道学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过稀饭之后要去净室里朗诵几遍《太上感应篇》的。他有一回看见我寄给鲁迅的信，外面只写着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说是“无君无父”，这就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风潮的发现，并不是在方硕辅时代，而是在黎锦彝新接任的这一个月里，这虽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却是有时势的因缘在里面的。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接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新总办到来，两堂的监督都已换了人，驾驶堂的姓詹，管轮堂的姓唐，椒生公则退回去单做国文教习，虽然没有新气象，却也并不怎么样坏。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是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如说管轮堂监督姓唐的绰号“糖菩萨”，驾驶堂的姓詹，绰号就叫“沾不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恶意，其重要的大约还是说班级间的不平，这事深为老班学生所痛恨。这是四月中间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学堂遂迫令胡鼎退学，表面理由是因为他做“颖考叔茅焦论”，痛骂西太后，为大不敬，以禀制台相恫吓，未几胡君遂去水师，转到陆师去了。

    四四 风潮二

    汪仲贤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十五年前的回忆》中，曾经说道：

    “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属一堂的学生因了班次高低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受到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宗藩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某的好友戈乃存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其老拳。又有高先澍也附和着闹，撒泼骂街，大家知道这都是那桌子风潮的余波。查癸卯（一九〇三）年的旧日记，有好几处记着高先澍的骂街的事：

    “三月初三日，礼拜二，晴。夜看《苏报》，隔巷寒犬，吠声如豹，闻之令人发指。”

    “初五日，礼拜四，晴。夜看《夜雨秋灯录》，读将终卷，吠声忽作，蛙鸣聒耳，如置身青草池塘，陶子缜诗云，春蛙逞烦吠，呜呼，可憎也。古人双柑斗酒，听两部鼓吹，以为雅人深致，惜我身无雅骨，殊不耐也。一笑。”这因为是高某的宿舍适在我的贴夹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骂给我听的，日记里也就没有明写，只以隐喻出之，对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适合的。

    但是后来事情也并不闹大，只是这样的僵持下去，直到甲辰（一九〇四）年头班毕业离校为止。本来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想要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方步，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往往为学校所查获，而我们却没有，这是于我们很有利的。如上边记高某谩骂的第二天，就记着道：

    “初七日，礼拜六。点名后炒面一盆，沽白酒四两，招升叔同吃，微醉遂睡。少顷监督来，有恶少数人聚赌为所获，此辈平日怙恶不悛，赌博已二阅月矣，今已败露，必不免矣。”这里所谓恶少数人，盖有高某在内。

    那时候我们做二班的只注意于反抗头班的压迫，打破不平等，这事总算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总不会因此而酿成那样的大械斗的吧？

    四五 考先生

    上边所说差不多全是客观的，集体的事情，没有多少是我个人的事，但是我原是在这个集体之中，那么这里也可以有我的一份行动在内。现在却要来说我个人的事情了。我在学校里前后六个年头，自光绪辛丑（一九〇一）九月至丙午（一九〇六）七月，十足也只是五年罢了，告假在家的时候要占了一年有余，有好几次几乎离脱学堂了，却不知以何种关系，终于得以维系住，想起来是极有意思的。现今就把这个来叙述它一下。

    我到南京以后，第一次回家去，是在壬寅年的四月里，初一日接家信，知母亲患病，祖父谕令归视，遂于初三日同了头班的胡恩诰君离宁到沪，胡君原籍安徽，说到杭州分路，其实却是家住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就不动了。我乃独自旅行，于初七日到家，则母亲病已快好了，遂于十四日离家，十九日重返学堂了。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记项下有云：

    “二十四日，礼拜，晴。下午接家信，促归考，即作答历陈利害，坚却不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为什么说是严重的呢？缘因是由于混过几回的考场，对八股的应付办法也相当的得到训练，所以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虽是在二三图里滚上滚下，最高也到过第二图的第五名，即是总数第五十五名，纵使距及格的四十名还差得远，但是比戊戌年的第十图三十四即四百八十四名看起来，实在已经进步不少了。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这事不记得这一年了，但总之这乃是方硕辅当总办的时候的事，那是无可疑的，那么这总当在癸卯以前吧。这样里外夹攻的诱惑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吧，但是它也干脆的被击退，因为这时我的反汉文的空气也很严重。如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

    “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予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又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

    “上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盖如此。”

    癸卯年两江师范学堂成立，秋天仍举行乡试，夫子庙前人山人海的，算是绝后的热闹，因为甲辰年以后科举遂永远停止了。那年暑假适值鲁迅回来，我也回到家里，于七月十六日偕至上海，鲁迅往日本去，我则同了伍仲学坐长江轮船，一路与“考先生”为伍，直至南京。今抄录当时的日记两节于后：

    “晚九下钟始至招商轮船码头，人已满无地可措足，寻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暂止其处。天热甚，如处甑中，二人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舱面少息。途中倦甚，蜷屈倚壁而睡，而间壁又适为机器房，壁热如炙，烦燥欲死，至夜半尚无凉气。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饶有酸气，如入火炎地狱，见牛首阿旁，至南京埠，始少凉爽。”

    “江南考先生之情状，既于《金陵卖书记》中见之，及亲历其境，更信不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贴乡试字样，大约一人总要带书百许斤，其余家居用具靡不俱备，堆积如山，饭时则盘辫捋袖，疾走抢饭，不顾性命。及船至埠，则另有一副面目，至入场时，又宽袍大袖，项挂卷袋，手提洋铁罐，而阔步夫子庙前矣。”其时对于“考先生”的印象既然十分恶劣，那么自己之得以幸免，当然很是可以喜庆的事了。

    四六 生病前

    癸卯暑假的日记改了体例，不再是按日填注，改为纪事体，有事情的时候写它一段，以详实为主，因此这半年——实在只有一个月半里的日记显得比较实在。起头是记鲁迅的从家出发，到上海上轮船的情形，第一节是七月十六日，题目为“冒雨之启行及珠岩之泊”：

    “予与自树（鲁迅当时的别号）既决定启行，因于午后束装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楼少霁，舟人就岸市物，予亦登，买包子三十枚，回舟与自树大啖。少顷开舟，雨又大作。三更至珠岩寿拜耕家，往谈良久，啜茗而返，携得《国民日报》十数纸，爇烛读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厉，打篷背作大声。次晨，至西兴埠。”这里且来让我作一点注解，是关于望江楼的包子的。所谓包子，实在用的乃是普通话，在绍兴是不论有馅无馅，统称馒头的，其无馅的则特别称为实心馒头。这是绍兴城内的名物，个子很小，只有核桃那么大，名为“候口馒头”，正好一口一个，分肉馅和糖馅两种，都是两文钱一个。望江楼照那名字看来，一定是座高大洞桥，上有楼阁，因为否则哪能够望得见江呢？岂知这地方是在大街正中，居水澄桥与江桥的中央，虽然是道桥，可是阶层只有一级，底下通着河流，但是走过去的人不容易发见，因为这桥上有屋顶，两面是有墙壁遮住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谁也不能知道，向来就是这样的嘛。而这馒头店又是特别得很，它只有一个摊，摆在桥上边，带着缸灶，锅镬蒸笼，一边做着一边蒸，生意十分兴隆，但是买的人随来随买，也不用排队，不晓得什么缘故。因为馒头个子很小，所以两人吃三十个是绰有余裕的，这也是值得说明的。

    第二节是记十七日在杭州的事，题目是“白话报馆之寄宿”：

    “大雨中雇轿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话报馆中，见汪素民诸君。自树已改装，路人见者皆甚为诧异。饭后自树往城头巷医疗齿疾，予着外套冒雨往清和坊，为李复九购白菊，苦甚，中道迷路问行人，答甚详，以予洋服故也。又得一老人，亦往清和坊者，同行始得达，途中彼问予是红毛国人否，予告以系越人，似不信。回来已晚，夜宿楼上。次日伍仲学来访，云今日往上海，因约定同行。下午予两人乘舟至拱辰桥，彼已先在，包一小舱同住，舟中纵谈甚欢。”伍仲学是鲁迅的路矿同班，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他是南京的人，回家去后随复往日本去了。我到了学堂里遇见许多的朋友，在城南聚会了一次，这就是日记的第七节纪事，题目是“三山街同人之谈话”，是七月二十九日的事：

    “前一日得锷刚信，命予与复九至城南聚会，当日乃偕侠耕复九二人至承恩寺万城酒楼，为张伟如邀午餐，会者十六人。食毕至刘寿昆处，共拍一照以为纪念，名氏列后，张蓂臣，孙竹丹，赵伯先，濮仲厚，张伟如，李复九，胡侠耕，方楚乔，王伯秋，孙楚白，吴锷刚，张尊五，江彤侯，薛明甫，周起孟，刘寿昆。散后复至铁汤池，晤张伯纯，及回城北已晚。”

    以后是“江干两次之话别”，系送张伟如往浙及李复九往日本去的，又一节是“明故宫之印象”，与王伯秋王毅轩钟佛汰刘寿昆共“往吊明故宫”，里边含有民族革命的意思，则已是八月十四日的事了。从这上边的事情看来，神气非常旺盛，可是才过了一星期却不意生了病，竟至缠绵四阅月之久，于是那日记也就中断了。

    四七 生病后

    我到了南京才得一个月，却不料就生起重病来。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礼拜，患了近似时症的病，当初昏不知人，样子十分沉重。学堂里的医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医药毫无效验，朋友们劝去住医院，那时这只有外国教会所开的医院，穷学生怎么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动的借给我六七块钱，侠畊从陆师赶来，雇车送我进了美国医院。这所医院设在鼓楼，大概创办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称它作“啤啤医院”。我是下午进院的，办好手续，交了饭费，大约这所住的是免费的一种吧，所以不记得要收住院费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别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间里，住有十多个病人，那时我还发着高热，睡在众人中间，好像是在长江轮船的散舱里，觉得骚扰不堪，这中间有一个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着行走，却特别显得活泼，一忽儿到这边床前说些话，一忽儿又跑到那边去了。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见的“孔乙己”来，但是孔乙己盘着腿在地上拖，两只手全是乌黑的泥，他的样子又十分颓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种怜悯，但这个瘸子却只令人发生厌恶之感罢了。这一天的夜里真是不好过，况且进院以后医生也没有来看过，我便在第二天决心搬出去，办好退院交涉之后，又要等厨房算还饭钱，麻烦了好半天这才算清楚了。但是回学堂来病仍是没有好，亏得别的朋友帮忙，这回是刘寿昆君招我到他的店里去住。他的底细我不知道，只晓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在贡院左近临时开了一家书店，收罗当时时务书以及禁书，以备来乡试的考先生们的愿者上钩，结果自然是像姜太公的一无所得。我的床便放在书架后面，有兴致时可以自己抽看，一面也听着买书人的说话，与站在柜台前无异。刘君应付着主顾，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邓云溪看病，煎药煮稀饭，忙得要命，我也十分过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渐见轻减，才回到学堂去，那时已是重阳前后了。这书架子后边的生活，我到后来还不能忘记，回想起来也很是有趣，但特别感到困难的，乃是大小便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临时小店中是没有便所的设备的。所以在那时候必须走出门去，而且走的相当的远，在一块空地里在人家的后墙下，找两块断砖来垫脚，构成急就的厕所，这在有病的人是相当吃力的。书店主人在医药饮食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唯独对于这一件事觉得无能为力了。不过这种经验也是很难得的，我在南京这几年里头，在野地里拉屎，这也只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学堂里来，不意又生起病来了。这回却不是旧病重犯，乃是一种新的病，——我也不明白从前生的是什么病，这回的又是什么，这其间有没有因缘的关系，总之这回所患的病是两脚从膝盖以下都肿胀了，后来是连面部都显得浮肿起来。我因为不相信学堂的医官，所以也并不去请教他，只是由它拖着。这回好意的自动来给我帮助的，却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乃是学堂里的听差。他名叫刘贵，想来也是应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鲁，对我却相当关心，有一天午饭时他忽然拿来一个盘子，说这是乌鱼，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肿，只是要淡吃，一次吃完才好。我谢谢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虽然病依然没有好，但他的意思总是很可感谢的。刘贵平时对头班的老爷们很不客气，如吃点心的时候问他要，他硬不肯给，说已经有人定下了，却拿来给我们。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号，离听差的房间不很远，但是我们不愿学头班那样，在自己房里大声叫嚷，所以总走到穿堂那里去叫，可是一叫就来了。他便是这样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回想到过去，自己受过人家的照顾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连生死的消息也不知道，很觉得有点怅然，这两位刘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没有好，赖在学堂里也不是办法，凑巧这时候椒生公被辞退了国文教习，正要回家去，就顺便带了我回绍兴了。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于十月初三日抵家，请包越湖诊治。包越湖是诸暨县人，在“诸暨册局”应诊，我坐轿子隔日一去，轿钱来回只要两角，比较的还不算贵。到了十一月腿肿已经消了，左侧项上在耳朵背后忽然生了一个大疽，这地位既已不好，况且疖子在冬天发生，更不是寻常的事。这是第三种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觉得危险，据说这名为“发际”，因为生在头发边沿的关系，特别有了名称，便是不好医治的证据。幸亏得南街的外科医李介甫给我开刀，加上“润子”，——这是一种纸捻，加药插入疮口，防止它的愈合，与现代的纱布有同样的效用，经过了月余的治疗，这才逐渐的好起来了。李介甫是三味书屋的同学李孝谐的父亲，也是大舅父怡堂的亲家，本来也是大家子弟，因为自己喜欢搞这一门，所以做了外科，否则外科地位很低，多少与剃头修脚相像，平常人是不肯干的。他到了晚年，称呼却仍是“李大少爷”，这可见是他初做外科时人家这样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经复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跶，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决行回学堂去，乃于初五日启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

    四八 祖父之丧

    我于壬寅癸卯年间，曾经三次回到家里，却没有遇着祖父大发雷霆骂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气已经改过了，或者是对于跑出在外的孙子辈表示严厉，没有什么意思了吧。但是这时候没有了“挑剔风潮”的人，也是一个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

    “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据说在衍生死信传出的时候，祖母听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是笃信神佛，决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时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来了。话虽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骂而已，平常怪话还是时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学堂考试得了个倒数第二，我则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评说：

    “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这样的话，听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里只须说明一句，学堂榜上的末名称为“背榜”，或称“坐红椅子”，因为照例于末了的这一名加上朱笔的一钩。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

    我于癸卯年在家里养病过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过了四个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里来了。不过这一回不凑巧，正赶上祖父的丧事，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祖父当时六十八岁，个子很是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亲丁也不少，但是因为脾气乖张的关系，弄得很是尴尬，所以他的死是相当的寂寞的。讲到排场，当然有那一大套，甚至还弄什么“门讣”，以及大门口钉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说了。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也在日本，于是叫我顶替，我迫于大义，自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不久在学堂里的伯升奔丧回来了，我以为可以卸责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顶替下去，我不知道这是礼教所规定的呢，还是只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所以对他特别歧视的。倘若是后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替伯升说一句话，这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平心的说，伯升的立场倒无宁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那时虽是多数，但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强者的那边，这或者是他的聪明处，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对蒋老太太恭而有礼，过于看领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闹别扭，他不肯叫一声“妈”，便不给他绵袴穿，害得他终于“拉稀”——这就是患肚泻，后来经蒋老太太的干涉，这才穿上了绵袴。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常有一句口头禅，是“伊拉话啦”，普通话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难以置信的话以后，必定添一句“伊拉话啦”，极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因为生长在北京，故极爱京戏，在南京时极醉心于当时的旦角粉菊花，几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听戏。监督公想法羁縻他，特于前晚对他说道：

    “你明天早上来我这里吃稀饭，有很可口的扬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帐子低垂着，床前摆着一双马靴，像是还高卧着的样子，及至监督觉察，这时人已走远，差不多已经过了鼓楼了。又有一回遇见非常的穷困，礼拜日无聊心想出去，问我借钱，适值我也没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奋勇，说到城南买点心去，果然徒步来回走了三四十里路，从夫子庙近旁的稻香村买了好些很好吃的点心来，在宿舍里饱吃一顿，现在说了也觉难信，那时候的点心的确这样的价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时很是乐天，所以总是那么吊儿郎当的，有时又似乎世故很深，万事都不大计较的样子，所以他对于我的充当承重孙也别无什么不满意。其后祖母去世，家里没有他的长辈了，但他仍旧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着实不敢放肆，就是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却终不明白反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从绍兴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宁波停驻，就特地绕道前去相会，在率春楼吃了晚饭，是为最后的一次会见，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经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刚过了“本寿”，与伯宜公是一样的。身后遗留下来，一位傅氏太太，没有子女，要母亲留养她到百草园故家卖去，随后分了钱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并且还有遗腹儿未生，则不知行踪若何，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联鲸兵轮轮机正海军上尉周文治”，在公文书上是这样称呼的。我在记祖父的丧事这一节里，趁这机会讲他一番，聊作纪念。

    四九 东湖学堂

    椒生公在南京学堂的势力与地位开始渐渐的下降，由提调而监督，又由监督而国文教习，末了连教习也保不住了，便只好回家吃老米饭去。不过他在本地还是一时有声望的，因为一向在外边办学务多年，纵使不很高明，办学的经验总是有的。所以他回到绍兴，最初也得到相当的地位，便是请他去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这里名称虽是监督，实际乃是校长，权力很大，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拥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绿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有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这是两个人形象具体的描写，是我亲自看来的。后来监督公还自夸口，说他在三年前就知道他是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他既然有了职业，不成什么问题了，可是对于我在南京还是不放心，假如参加了乱党，这怎么办呢，不如叫回绍兴来，便可以不负当初介绍的责任了。这回凑巧我因祖父的丧事，在家里耽搁很久，他便劝我去教英文，地方在东湖，这也算是近时名胜之一，所以我就答应去试试看。幸而这事只试了两个月，我便仍旧回学堂里去，不然的话就会教书下去，于未来生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了。

    东湖的这个学堂，门前扁额上写着“东湖通艺学堂”，不知道是什么性质，是私立呢还是公立，只有问那创办人陶心云去才晓得。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尹幼莲所编的《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说名胜古迹的地方，东湖底下注道：

    “东湖在城东十里，有陶氏屋，面山带水，风景颇佳。”这话说得很含蓄而得要领，因为地是官地，用的是公款修造，但是房屋却为陶氏占为私有，为敷衍门面计，分定作三种办法。其一是所谓“稷庐”，即是东头的一部份纯粹是该观察公的私人住宅，游人不得阑入的，其二是中间也就是靠近西头的几间，作为“学堂”，这是要和学堂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出。其三是一片水面和几条堤防，说是“放生池”，是公开给大众的，但是东湖的建筑是在箬山即绕门山的脚下，和北岸隔着一条运河，运河上架有一座石桥，却在稷庐之东，从这桥绕道入湖，便要走过住宅部分，这是断乎不可，但游人既无翅膀，又不会水上行走，如要看看放生池的风景，势非用船不可，从学堂东边的“濠梁”桥进去，而这桥下却有铁门锁着，若要开时须出“酒钱”，请陶府的做工的人特别来开锁才行。因此之故，这个公开地方倒实在是很闲静的，平常管领着这大片土地的也就是稷庐陶家有关的几个人罢了。

    我到东湖学堂去是教英文，学生记得是两班一共三个人，初级是陶望潮，是陶心云的本家，现今尚健在，高级是陶缉民，乃是心云的承继的孙子，那时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现在却已经故去了，还有一个忘记了名字，但总之不是姓陶的。每天上午是由我教英文，下午由两位教员分教国文和算学。教室便在一间大屋内，东湖的屋都建造在一道筑成的堤上面，所以进身都不能很深，这间要算顶大的了，面北两扇黑漆大门，上边红地黑字，大书道：“临渊无羡，大德曰生。”这对联以文句论，以笔画论，都要算是屋主人的最成功的杰作，东湖所有的大小扁额柱联无一不是他的手笔，实在绍兴人已经看的厌了，只这八个字似乎还没有那种呆板相。我的住房便在“临渊无羡”那一边的耳房里，那里又分为南北二间，南边的一间稍为大点，只是因为北墙临运河，只有一个很高的窗，西面又是房屋尽头，不好开窗门，所以很是黑暗，蚊子非常的多，但是因为临河的关系，回家去时在那里等候趁“埠船”，却是很方便的。当初口头说好，每月薪水是二十元，学堂供给食宿，但是到了下旬时节，有一个自称是观察公的表姪的会计走来找我，说什么经费困难，只能姑且奉送这么多，就送来英洋十六元。我也无意于较量多少，便同意收下了，到了第二个月也是如此，但是两个月快满，学堂方面通知椒生公说，因为学生们说英文口音不大准确，所以拟不再聘请了。南京同学碰巧也这时来信，说要冬季例考了，赶紧前来销假，我遂即回去，学校是十二月初一日起举行考试，大概是在十月中回到学堂里的。

    东湖时代的学生虽然不多，可是与我却是有缘，长久保持着联络，如陶望潮君，关于他的事后来还要说及。陶缉民君于民国二十一二年时，来北京大学，见面多次，当时曾写了一幅字送他，现在便抄在这里，作为纪念。原文收在《夜读抄》的苦雨斋小文里边，题目是“书赠陶缉民君”：“绕门山在东郭门外十里，系石宕旧址，水石奇峭，与吼山仿佛。陶心云先生修治之，称曰东湖，设通艺学堂，民国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两阅月，得尽览诸胜，曾作小诗数首纪之，今稿悉不存，但记数语曰，岩鸽翻晚风，池鱼跃清响，又曰，潇潇数日雨，开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怀念陈迹，有如梦寐，书此数行以赠缉民兄，想当同有今昔之感也。廿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平。”

    五〇 东湖逸话

    我在上边只是讲得东湖学堂，对于东湖本身还没有讲到，现在就来补说几句话。东湖在绍兴如以山水论，那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它的奇怪不及吼山的水石宕，若欲和西湖对峙，那简直是笑话了。但是它在近时却非常有名，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第一是因为它离城近，交通方便，往往可以顺路去一瞻仰，不比别的名胜多在偏僻地方，去走一趟要费一天的工夫。第二是因为这是近来新添出来的，看的觉得新鲜，不管这好看不好看。其实看它当初造成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它的特色来，这也就是缺点。我们这里姑且借用张宗子的《越山五佚记》中说曹山的话，来做个石宕的山水的说明。原文云：

    “曹山，石宕也。凿石者数什百指，绝不作山水想，凿其坚者，瑕则置之，凿其整者，碎则置之，凿其厚者，薄则置之。日积月累，瑕者堕则块然阜也，碎者裂则岿然峰也，薄者穿则砑然门也。由是坚者日削，而峭壁生焉，整者日琢，而广厦出焉，厚者日磥，而危峦突焉，石则苔藓，土则薜荔，而蓊翳兴焉，深则重渊，浅则滩濑，而舟楫通焉，低则楼台，高则亭榭，而画图萃焉。”正因为这奇峭的山水是因为采取山石而成功的，故长处在于它的雕琢，而这雕琢也就是短处，张宗子记他的祖父张雨若的檄语云：

    “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为此种名胜最确切的评语，连吼山也在其内。李越缦在《七居》中第六说到吼山，也说道：

    “其山劖削，其水浏疾，故其人罕寿，而性剽急。”还有一层，我是在那里住过两个月的，所以深知道夜景的可怕，为白天游湖的人所不曾见到的。我在室外南廊下站着，面对着壁立千仞的黝黑的石壁，在微细的月光下，恍然如见法国陀勒的有名的《神曲》中地狱篇的插画，别有一种阴森凄惨的可怖景象，觉得此地不宜长住，不仅是办学校和医院是非所宜，别的事情也办不来，——除非是图谋造反，这才是适合的背景。哪知事有凑巧，这恰成为革命计画的原始地，而是与徐锡麟有密切的关系的。

    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画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当初想到的是要招集豪杰来起义，第一要紧的是筹集经费，既然没有地方可抢劫，他们便计画来拦路劫夺钱店的送现款的船只。那时绍兴钱店一礼拜里有一次送款的船，由一个店伙押送，坐了脚踏的小船前去，因为往东走，大约是经过曹娥往宁波去的吧，也应该有往西到杭州去的，但因为西路太是热闹，所以不曾计画也说不定。而且，这与东湖的预谋地点也有关系，遂决定在东路实行了。

    他们的计画是借东湖办什么事业，主要却是夜间，由徐伯荪和他的同谋陈君二人，在湖中练习划船，这时期大概也不很早，在我教书去的一二年前吧。学会了划船之后，便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出外实行路劫，钱店店伙和小船船夫由他们一人对付一个，请他们吃了“板刀面”，把洋钱抢了来，做“造反”的本钱。这个计画实在迂缓得很，但是他们竭力进行，正在这个时节却来了一位军师，一席话把这可笑的计画全盘推翻，他们同意这种小生意没有做头，决心来大干一番。这位军师即是陶成章号焕卿，乃是陶观察的一位本家，他主张联络浙东会党，招集各地豪杰，都“动”起来，然后大事可成，这是他的“光复会”的主张，民族革命的一张大纛。徐伯荪听从了他的话，便去运动人替他出钱捐候补道，到安徽省去候补，结果做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却不料这事发端是在东湖，也是在那里定策的。和他同谋的陈君名字叫一个“濬”字，号曰子英，比较不大知名，他在安庆事发的当时逃到东京，时常到鲁迅所住的公寓里来，这是当时听他自己所讲，由我听着记了下来的。现在他也久已逝世，大约听过他讲这故事的人也只有我存在，今因说到东湖，就把它记录下来，且当作一则东湖的逸话讲讲吧。

    五一 我的新书一

    我们的英语读本《英文初阶》的第一课第一句说：“这里是我的一本新书，我想我将喜欢它。”我的第一本新书，使我喜欢看的，在上边已经说过，乃是英国纽恩斯（Newnes）公司的送礼用本《天方夜谈》，装订的颇精美，价值却只是三先令六便士。我有了这部书，有事情做了，就安定了下来，有如阿利巴巴听来的“胡麻开门”的一句咒语，得以进入四十个强盗的宝库，不再见异思迁了，同时也要感谢东湖学堂，假如要我在那里教书，那也就将耽误了我的工作，不及赶那笨驴去搬运山中的宝贝了。我回到学校，感谢功课教得那么麻胡，我也便赶上考试，而且考得及格，只是告假过多，要扣分数，结果考在前五名以外，这半年的赡银也多少要少得一两，这就算是我的损失了。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谈》，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我从皇甫庄看来的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后来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旧本，至今还宝存着，和《秘传花镜》，已经被引入了唐代丛书的《药谱》里，得了《酉阳杂俎》却更是集大成了。在旧的方面既然有这基础，这回又加上了新的，这便有势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诗，总括这个“段十六成式”所做的书，现在引了来可以做个有诗为证：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功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旧书堆里没有怎么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传，但这《天方夜谈》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份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谈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袋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呢，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卷头有说明道：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倘若是译出阿拉廷的故事为“神灯记”，当然就不能出这样的风头了。

    五二 我的新书二

    《侠女奴》单行本是在光绪乙巳，我所有的一册破书已是丙午（一九〇六）年三月再板，《玉虫缘》刊行在于《侠女奴》之后，初板的年月是乙巳年五月，这是书本的纪录。再查日记，可惜这不完全了，甲辰年只有十二月一个月，乙巳年至三月为止，但在这寥寥一百二十天的记载里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今抄录于后。甲辰十二月十五日条下云：

    “终日译《侠女奴》，约得三千字。”这大概不是起头，可见这时正在翻译，十八日寄给丁初我，这是《女子世界》的主编，也是上海《小说林》的编者之一。乙巳正月初一日云：

    “元旦也，人皆相贺，予早起译书，午饮于堂中。”至十四日，又记云：

    “译美国坡原著小说《山羊图》竟，约一万八千言。”二十四日寄给丁初我，至二月初四日得到初我回信，允出版后以书五十部见酬。十四日条下云：

    “译《侠女奴》竟，即抄好，约二千五百字，全文统一万余言，拟即寄去，此事已了，如释重负，快甚。”由是可知《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二十九日条下云：

    “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图》已付印，易名‘玉虫缘’。又云《侠女奴》将印单行，有所入即以补助女子世界社。下午作函允之，并声明一切，于次日寄出。”这里那两本小书的译述年月已经弄明白，即虚假的署名，一个是萍云，一个是碧罗，而且都是女士，也均已声明，虽然无此必要，因为这在编者原是一目了然的。

    “玉虫缘”这名称是根据原名而定的，本名是“黄金甲虫”（The Gold-bug），因为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甲虫称为玉虫，实际是吉丁虫，我们方言叫它做“金虫”，是一种美丽的带壳飞虫。这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著者的友人名莱格阑，避人住于苏利樊岛，偶然得到一个吉丁虫，形状甚为奇怪，颇像人的枯颅，为的要画出图来给著者看，在裹了吉丁虫来的偶从海边捡得的一幅羊皮纸上，画了图递给著者的时候，不料落在火炉旁边了，经著者拾起来看时，图却画得像是一个人的髑髅。莱格阑仔细检视，原来在画着甲虫的背面对角地方，真是髑髅的图，是经炉火烘烤出现的，而在下方则显出一只小山羊，再经洗刷烘烤，乃发见一大片的字迹，是一种用数字及符号组成的暗码。他的结论是这是海贼首领甲必丹渴特（Kidd）的遗物，因为英语小山羊的发音与渴特相同，而髑髅则为海贼的旗帜，所以苦心研究，终于将暗号密码翻译了出来，掘得海贼所埋藏的巨额的珍宝。这是安介亚伦坡（Edgar Allan Poe一八〇九—一八四九）所作中篇小说之一，坡少孤受育于亚伦氏，故兼二姓，性脱略耽酒，终于沉醉而死，诗文均极瑰异，人称鬼才，我后来在《域外小说集》里译有他的一篇寓言《默》，此外亦不能多译。这篇《玉虫缘》的原文系依据日本山县五十雄的译注本，系是他所编的《英文学研究》的一册，题目是“掘宝”。所以在译本后边，有译者的附识道：

    “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勿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有智慧，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五十万弗之巨金。吾愿读吾书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译竟识。”

    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因为敝帚自珍的关系，现在重阅，觉得在起首地方有些描写也还不错，不免引用在这里：

    “此岛在南楷罗林那省查理士顿府之左近，形状甚奇特，全岛系砂砾所成，长约三英里，广不过四分之一，岛与大陆毗连之处，有一狭江隔之，江中茅苇之属甚茂盛，水流迂缓，白鹭水凫多栖息其处，时时出没于荻花芦叶间。岛中树木稀少，一望旷漠无际，岛西端尽处，墨而忒列炮台在焉。其旁有古朴小屋数椽，每当盛夏之交，查理士顿府士女之来避尘嚣与热病者，多僦居之。屋外棕榈数株，绿叶森森，一见立辨。全岛除西端及沿海一带砂石结成之堤岸外，其余地面皆为一种英国园艺家所最珍重之麦妥儿树浓阴所蔽，岛中此种灌木生长每达十五尺至二十尺之高，枝叶蓊郁，成一森密之矮林，花时游此，芬芳袭人，四围空气中，皆充满此香味。”

    五三 我的笔名

    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了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觉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来讲述了。现在只就和写文章有关系的略为说明，这便是所谓“笔名”，和普通一般的别名不同，是专用作文章的署名的。

    我的最早的名字是个“魁”字，这个我已经说明过，原来乃是一个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一天里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检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也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字，只有木旁的一个魁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与那有名的桐城派大家刘大櫆一样。他的大名为什么也弄得这样怪里怪气的呢？这个理由，我也还没有机会查得清楚。总之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有北斗星的关系的号——“星杓”，也不中意，还不如叫做槐寿的好，虽然木旁一个鬼字，但比较鬼在踢斗总要好得多了。后来因为应考，请求祖父改名，他命改为同音的“奎绶”，这仍旧不脱星宿的关系，而且“奎”又训作“两髀之间”，尤其是不大雅驯，但随后看见有名的坤伶，名字叫作“喜奎”，颇疑心是促狭的文人的作怪呢。奎绶云者，也不过是挂在前面的阔带子，即古代之所谓黻也。

    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又起号曰朴士，不过因为叫起来不响亮，不曾使用，那时鲁迅因为小名曰“张”，所以别号“弧孟”，我就照他的样子自号曰“起孟”。这个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后来章太炎先生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写一封信来，招我们去共学梵文，写作“豫哉启明兄”，我便从此改写启明，随后《语丝》上面的岂明，开明以及难明，也就从这里引伸出来了。

    如今说话且退回去，讲那萍云女士吧。这萍云的号也只是那时别号之一，如日记上见着的什么不柯，天欷，顽石一样，不久也就废弃了吧。但是因为给《女子世界》做文章的关系，所以加上女士字样，至于萍云的文字大抵也只取其漂泊无定的意思罢了。碧罗是怎么来的呢，那已经忘记是什么用意，或者是“秋云如罗”的典故吧，或者只是临时想起，以后随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云的名字在《女子世界》还是用着，记得有一回抄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它写了一篇《女祸传》，给女性发过一大通牢骚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同样的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

    离开南京学堂以后，所常用的笔名是一个“独应”，故典出在《庄子》里，不过是怎么一句话，那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仲密”，这是听了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以后才制定的，因为《说文》里说，周字从用口，训作“密也”，仲字则是说的排行。前者用于刘申叔所办的《天义报》，后来在《河南》杂志上做文章也用的是这个笔名，后者则用于《民报》，我在上边登载过用“仲密”名义所译的两篇文字，其一是斯谛普虐克的宣传小说《一文钱》，现在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其二是克罗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不过这登在第二十四期上，被日本政府禁止了，其后国民党（那时还是同盟会）在巴黎复刊《民报》，却另外编印第二十四期，并未将东京《民报》重新翻印，所以这篇文章也就从此不见天日了。

    其后翻译小说卖钱，觉得用笔名与真姓名都不大合适，于是又来用半真半假的名氏，这便是《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的周逴。当初只读半边字，认为从卓声，与“作”当是同音，却不晓得这读如“绰”，有点不合了，不过那也是无碍于事的。民国以来还有些别的笔名，不过那是另一段落的事了，现在这里姑且从略，——我只可惜不曾使用那“槐寿”的笔名，这其实是我所很喜欢的名字，很想把它来做真姓名用呢。

    五四 秋瑾

    乙巳（一九〇五）年里我在南京有一件很可纪念的事，因为见到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虽然当时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会得有那伟大的气魄。此人非别，即是秋瑾是也。日记里三月十六日条下云：

    “十六日，封燮臣君函招，下午同朱浩如君至大功坊辛卓之君处，见沈翀，顾琪，孙铭及留日女生秋琼卿女士，夜至悦生公司会餐，同至辛处畅谈至十一下钟，往钟英中学宿，次晨回堂。”至二十一日项下，有记录云：

    “前在城南夜，见唱歌有愿借百万头颅句，秋女士笑云，但未知肯借否？信然，可知作者亦妄想耳。”据当时印象，其一切言动亦悉如常人，未见有慷慨激昂之态，服装也只是日本女学生的普通装，和服夹衣，下着紫红的裙而已。这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她其时到了上海，但没有立刻回绍兴去，却溯江而上来到南京，那天的谈话似乎也没有谈到，看她的态度似乎很是明朗，仿佛那一件事的成功失败，都没有多少关系的样子。第二年丙午初夏我因为决定派往日本留学，先回到家里一走，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画，但是我那时不曾知道，所以没有到豫仓去访问。其时鲁迅回家来完婚，也在家里，谈起取缔规则风潮的始末，和那一班留学生们对于“鉴湖女侠”的恭顺的情形，也就把她那边的事情搁下了。及至安庆的枪声一举世震惊，秋女士只留下“秋雨秋风愁杀人”的口供，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夏瑜的名字这是很明显的，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秋瑾从日本归国后，据传略里说，“主讲浔溪学校，旋在上海主持同盟会通讯机关，尝与陈墨峰会同造炸弹，弹药爆炸创甚，几以此被捕，因无左证得免。寻办《中国女报》，以母丧返浙，居于徐伯荪所创办之大通体育会，往来江浙，连络会众，得数千人，编为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军，以徐为长，己副之，张恭等为分统。”这时候已经在徐伯荪进日本陆军学校不成，捐了候补道，到安徽去候补，陶成章则在芜湖的皖江中学教书，监督是张伯纯，名通典，是候补道中的开明人物。陈子英的行踪未明，大约仍住在绍兴东浦，与徐伯荪是同村的人，后来安庆事发，他便是直接从那里逃往日本去的。

    大通体育会即是大通体育学堂，是徐伯荪等人所设，用以收罗绿林豪杰的机关，表面说是学堂，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赳赳武夫说是学什么好呢？只有体育还说得过去，所以这名字定得恰好，可以和东湖通艺学堂竞爽的。造反的计画始于东湖，而终于大通，这是绍兴闹革命的一幕。大通学堂设在豫仓，我没有到来那地方，但是那学堂却和我有过一番交涉。这一时期我没有写日记，所以月日无可考了，但总之是在乙巳（一九〇五）年的下半年吧。有一天接到封燮臣君的一封信，说大通学堂要找一名吹号的人，叫我给他们介绍一个。那时我们大家真是胡涂，大通学堂如有吹号，照例应当是陆军的，理应给他们去陆师学堂找一个德国式的号手才对，我们水师所用系是英国式的，当然不能适用。但是那时大家都是稀里胡涂一起，封君和我只是自己在水师里，听惯了英国的号声，以为这就是了。我于是找管轮堂的号手来一谈，托他介绍一位，他当然欣然承诺，不久便前去赴任去了。我的介绍就此完了，但事情还不完了，因为此后还有那包抄豫仓的大通学堂的这一件事呢。

    我介绍号手在一九〇五年，第二年离开学堂往日本去了，就不曾知道那里的消息，大概这两年间总是平安无事的吧。包抄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牺牲了秋女士，其余的伤亡的人大约也有吧，范文澜君的回忆文中便说，有人中枪毙命，人家当作他的堂兄，混了过去，即此可以知道。但是我所介绍的号手呢，就此信息杳然，他本来是江北人，异言异服的很容易被人注意，可能就捉将官里去了。

    事过十余年之后，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封燮臣君又在北京遇见，这才听到这位号手的消息。原来他倒是运气，仍然回到他的故乡去了，生性来得机警，又熟知号声的缘故，大概晓得来势不善，所以越墙而遁，亏他在“人生路弗熟”的地方，逃出了性命。这是他亲自告诉给他介绍的原经手人的。我很高兴，他能够逃出“豫仓”，——因为这个地方，经民国后改为“民团”总部，乃是风水很不好的地方，谁进去了就不容易出得来的。

    上边说到“民团”，不免蛇足的来说明几句。民团这东西本是地主乡绅的武装势力，民国初年便由徐伯荪的兄弟仲荪来担任团长，这已经很是滑稽了，而徐团长却又做得不甚好看。听说有一回民团枪毙强盗，团长骑了高头大马，亲来监刑，在强盗已经中弹毙命之后，团长再亲手打他一手枪。这事就出在豫仓，我说豫仓风水不好，意思里就有这故事包含在内的。

    五六 武人的总办

    在学堂方面这时也有了一个变更，这事大约是在乙巳年三月以后，因为日记上没有记载。所谓变更乃是又换了总办，总办换人也是常事，但是这回换的不是候补道，不是文人而是武人，是一位水师的老军官。这或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因为无论军事或非军事的学堂，向来做总办的人总是候补道，似乎候补道乃是万能的人，怎么事都能够包办的。可是这回到来的却不是官样十足的道台，只是一介武弁，他的姓名是蒋超英，官衔是“前游击”。为什么不写现在的官衔的呢？因为他没有现在的官，只是从前做过游击，——这是前清的武官的名称，地位居参将之次，等于现在的中校，本是陆军的官名，但那时海军也是用的陆军的官制。他做着游击的时候，还是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以前的事吧，据说他带领一只兵船，参加马江战役，后来兵败，船也沉掉了，有人说是他自己弄沉的，但是这或是谣言也说不定，总之是船没有了而人却存在，因此犯了失机的罪就把他革了职。听说凡是官革职，是革去现在的职务，他本身所有的官衔——诰封三代所留下的自己这一代，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还是“前游击”，而且可以用那前游击的“蓝顶子”的三四品顶戴。前头说过管轮堂监督椒生公有一个侄儿，最早进水师学堂，分在驾驶班，这位蒋超英其时担任驾驶堂监督，因为和椒生公有意见，便藉口功课不及格，把他开除了。这人便是曾在宋家溇北乡义塾教过英文的周鸣山，在学校的名字是周行芳，他本人和椒生公都这样说，归罪于监督的不公平，其实功课不行或者是真的，监督只是不留情面而已，说是由于什么恶意，恐怕未必如此，这是我从他来做总办以来观察所得，可以替他说明的。武人做总办，他与文人很有点不同。他第一是来得鲁莽些，也就率直些，不比文人们的虚假。方硕辅是一股假道学气，黎锦彝比较年轻漂亮，但是很滑头，总之是不脱候补道的习气。蒋总办的作法便很是不同，他在“下车伊始”，即开始拟订一种详细规则，大约总有几十条之多，指导学生的生活，写了两大张，贴在两堂宿舍的入口。条文都已忘记了，只是有一条因为成为问题，所以还记得。那一条的意思是说，宿舍内禁止两个人在一张床上共睡。学生们看了都是心照不宣，但是觉得这种所谓契弟的恶习虽然理应严禁，可是这样写着“堂而皇之”的贴在斋舍外面，究竟不大雅观，便推派代表去找学堂当局，请求适当处理。其时学堂里又新添了提调一职，由总办的一个同乡同事姓黄的充任，这人身体不很高大，又因姓黄的关系，所以学生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黄老鼠”，可是话虽如此，这却是别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也是很漂亮，与学生相处得很是不错。代表去找他一说，他随即了解，便叫人用了一细长条的白纸，把那禁令糊上，这样一来那满纸黑字的挂牌中间，留有一条空白，是这事件所遗留下的痕迹。还有一回，我们下操场出操，蒋总办亲临训话，也无非鼓励的话，但是措辞很妙，他说你们好好用功，毕业便是十八两，十六两，十四两，将来前程远大，像萨镇冰何心川那样的，都是红顶子，蓝顶子。这一篇训话虽然后来传为笑柄，但是他的直爽处却还是可取的。又如有一回我们同班的福建同学陈崇书，因事除名，我们几个人代表全班前去说情，结果是不成功，但总办的态度还不十分官僚的，这或者是由于他夹说英语的关系，他连说“埃姆索勒”，这虽是一句口头语，但因为意思可以解作“我很抱歉”，所以在听者也就少有反感了。

    五七 京汉道上

    甲辰（一九〇四）年冬天，上一班的头班学生已经毕业，我们升了头班，虽然功课还是那么麻胡，但留学转学都没有办法，大抵只好忍耐下去，混过三年再说了。想不到刚过了一个年头，忽然有了新的希望，北京练兵处（那时还没有什么海陆军部）要派学生出国去学海军，叫各省选送。我们便急起来运动，要求学堂里保送我们出去，一面又各自向本省当道上禀请求，浙省计有林秉镛柯樵和我三名，就联名上书，此外也代别省同学做过禀帖，可是都如石沉大海，一去没有消息，只有山东给了一个回电给学堂里，应允以在学的山东学生魏春泉补充，那时山东巡抚不知道是什么人，就这一件事看来，可以说是胜于东南各省的大官远甚了。学校里没有法子规定，为免得大家争吵起见，乃决定将头班学生都送往北京应考，由练兵处自己选择。手边留有一本《乙巳北行日记》，实在只有两叶，简单的记着事项，还可以知一个梗概。

    “十一月十一日，晴。上午因北上应考事，谒见两江总督，又至督练公所。夜，赴总办饯行之宴。

    十二日，晴。整理行李。上午六点钟至下关，宿于第一楼旅馆，同行者学友二十三人，提调黄暨听差二人。

    十三日，晴。侵晨至顿船，候招商局江孚上水船，至下午不至，后知因机损不能来，复回至第一楼宿。

    十四日，晴。晨两下钟下怡和公司瑞和船，上午九点到芜湖，下午六点到大通，十二点到安庆。

    十五日，阴。晨到湖口，上午十点到九江，下午五点到蕲州，七点到黄石冈即赤壁，九点到黄州。

    十六日，晴。晨四点到汉口，寓名利栈。”长江一路，无事可记，唯船泊九江的时候，曾登岸游览，偶过一瓷器店，见有一种茶盅，白地蓝边，上有暗花，以三角钱买得十个。今年在北京新街口的店中，见有饭碗亦是此种质地和花纹，心甚喜爱，亟买两个，价共九角四分。

    十七日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上火车，八点开车。那时京汉铁路虽已通车，只是夜间是不走的，所以从汉口到北京要走上四天，若是有特别情形，还要加上一天的工夫。是日下午六点到驻马店，宿连元栈。

    十八日上午六点开车，下午三点到黄河，即渡河，至八点始到达对岸河北，火车已开，宿三元栈。这时候黄河铁桥大概在修理吧，车到南岸，用船过渡，河北岸火车等着，九点可到新乡住宿。可是那一天过河特别困难，有桥的地方虽只有六里三分的路程，河中间却有一条沙埂，船须逆流上行，绕越过去，这一来便成了五倍多，到岸时已是八时了。河水流甚迅速，所以舟行十分困难，舟夫甚至赤体窜入河中背纤，那时已是阴历十一月冬至前后的天气，艰苦生涯可以想见，但中途勒索酒资，其势汹汹，也狠觉可怕。好容易船靠了岸，看见岸边的黄土大块的坼裂下来，整个儿的掉下河里去，这也显得黄河的可怕，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其时火车早已开走，我们只得在河边住下，侥幸那里也有客栈，或者是专为渡河误了车的人们开设的吧，墙壁只用芦柴编成，上面也不抹灰，床也是芦干所编的，同学魏春泉君站了上去想打开铺盖，刚一用力，两只脚踏断了芦柴，就陷了下去了。客栈里欢迎我们，特别杀鸡煮饭，饭米也不坏，煮饭的当然都是黄河里的水，所以饭吃起来却是有沙的。

    “十九日，晴。下午四点上火车，七点开行，九点到新乡县，属卫辉府，寓源和栈。

    二十日，阴。上午十点半钟开车，下午五点二十分到顺德府，寓聚丰栈。

    廿一日，晴。上午八点开车，下午八点到北京，寓西河沿全安栈。因屋隘不能住下，予与柯樵林秉镛魏春泉三君分居新丰栈。”

    五八 在北京一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

    “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因为我们虽然都还有辫子，却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着有铁锚模样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里边虽然也有山东河南的同学，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边，这便是一群异言异服的人，那样的盘问他，不知是何用意。何况在那时的形势之下，有谁不是反对“毛子”的人呢？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那时候，我第二次来北京，到西河沿去看过一趟，再也找不到客栈的一点痕迹，这其间虽然只隔着十整年，可是北京的变迁却很大，不但前门已经拆通，那比人行道洼下的道路也都不见了。我们的那客栈，想起来只是一个小四合房，临街的南屋是老板夫妇住房，本是旗人，都吸雅片烟，我们中间有林秉镛君也吸几口，所以他虽是满口黄岩口音，却主客很讲得来，常在他们房里闲坐。两间南向的上房，便分给我们客人居住，林柯二人住在东边，我和魏春泉君住在西边，此外似乎不曾见有别的住客，显得十分冷静。白天多在外面行走，吃饭也集中在全安栈，只是晚上回来睡觉，在那没有火气的房间里的冷炕上边，所以留下来的是一个暗淡阴冷的印象。在学堂里，我们穿的棉操衣袴，用红青羽毛纱做的，也并不寒伧，但是大家不满意，由学堂去代办了黑色粗呢的制服来，原来是供应新军用的吧，但只是单层呢，虽然是颇厚实，此外各人预备了一套棉织卫生衣袴，用了这服装就在北京过了一个寒冬。据那年的冬至算来，其时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我们那么的在冷屋里睡，寒风里走，当初大家都有一件拟毛织的“一口钟”大衣，经吕得元提议，毕瑟的披着走不大好看，以后便只穿了呢制服挺去，结果谁也不曾伤风，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于廿一日抵京之后，隔了一天由黄老师率领了往练兵处，先见了提调达寿，随后过了些时候徐世昌出来，他是那里的头儿吧，名称不记得是练兵处大臣或是什么了，照例慰劳几句之后，回过头去对那跟随的人说道：

    “北京天气很冷，给他们做皮外套吧。”后边站着的达寿等人都齐声答应是是。我们听了这话，当时以为可以得到一件北京巡警穿的那种狗皮领子的大衣了。岂知到出发那天仍旧毫无消息，这才知道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究竟是说了话就不算，还是皮外套是报销了，不过这实物却并没有呢，那就终于不能知道罢了。

    五九 在北京二

    我们到了北京，第一要做的事，是去访问在北京学校里的同乡。次日是十一月廿二日，便同了林秉镛柯樵二君至医学馆去看俞榆荪君，俞君是台州黄岩人，又曾经在水师是同学，是从前相识的，此外又至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各处，却不曾去找人。至初六日又访榆荪，同柯采卿（樵）三人照相，并在煤市街饭馆吃饭，十六日同采卿访榆荪，见到温州永嘉的胡俨庄，因同至广德楼观剧，十八日晚，同了柯采卿徐公岐吴椒如至榆荪处告别。在初七那一天里，曾经到大学堂，访问绍兴同乡冯学壹，不料一见就是满口北京话，打破了同乡人的空气，不觉兴味索然，便匆匆别去，以后也就不再去找别的同乡了。榆荪因为是旧友，所以特别过往频繁，而且为人也很诚实，在医学馆毕业后在北京做事，逐渐升为医务处长。有一年东北闹鼠疫，情形很是猖獗，他前去视察，已是任务完毕了，临行因为往看一个病人，终于自己也染病而亡，这事问医学界的朋友，或者还有人知道的吧。

    我们于十一月廿五日至练兵处报到后，廿八日起在军令司考试各项学科，至十二月初二日上午这才考毕。详细情形已经不记得了，大抵只是上午考一两门，下午是休息吧。由军学司长谭学衡来监考，他是广东人，也是水师出身，与黄老师谈得很投机，戴着蓝顶花翎说英语，很是特别的事。考试完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事又耽搁好久，至十九日才乘火车出京。据日记上说，火车是二等室，价二十九元，也实在贵得很，与民国后的京浦路二等车差不多了，不过那时所谓二等实际与头等也相差无几，四个人一间房，上下四个床位，但只是这样罢了，此外设备是什么也没有。火车仍旧要行走四天，便是第一天停在顺德，第二天渡过黄河，停在郑州，第三天停在驻马店，第四天到汉口的大智门。这一次却可以住宿车中，不要搬上搬下的住客栈了，所以方便得多，吃饭却仍要到各站时自办，其时卖东西的很多，不成什么问题。记得梨子特别好吃，一路上买了不少，虽然小贩因为我们是“外江佬”，多少要欺侮一点，仿佛是要一个“大子”（二分铜币）一个，但在我们看来却不算贵，便买了有半网篮，路上削了来吃，我当初不会旋转削梨法，一路学着削，走了半路梨将要吃完，整个削梨，梨皮一长条接连不断的削法也给我学会了。

    说到北京的名物，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实在谁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但是我们没有敢于请教那鱼，而且以后来的经验而论，这鱼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那有名的广和居的“潘鱼”，在江浙人尝来，岂不也是平常得很么？至于烤鸭子，就是后来由于红毛人的赏识而驰名世界的“北京鸭子”，也无缘享受，因为那时是整只不能另售的。我们那时可以买得的北京名物，无非只是一两把王麻子的剪刀，两张王回回的狗皮膏，和一两几十小粒的同仁堂万应锭，俗称“耗子屎”的一种可吃可搽的药，回南京后狗皮膏的用处不得而知了，但这“耗子屎”却帮助我医好了腿上的疮，是于我大有好处的。

    六〇 北京的戏

    北京的戏是向来有名的，我在上文说过潘姨太太在影抄石印小本的《二进宫》，伯升的每星期往城南看粉菊花，这似乎含有双重意义，因为在这里有着对于北京的“乡愁”，是生长在北京的人所特别有的，此外则是对于那声调的迷恋，这却是很普遍的情形了。我们在北京这几天里，一总看了三回戏，据日记里说：

    “十一月初九日下午，偕采卿公岐至中和园观剧，见小叫天演时，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广德楼观剧，朱素云演《黄鹤楼》，朱颇通文墨。”此外十六日还同了采卿榆荪至广德楼，和温州胡君看过一回戏。三回看的不算多，但我看到了京戏的精华，同时也看了糟粕，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京戏的精华是什么呢？简单的回答是：小叫天的演戏，这总是不大会错吧。谭鑫培别号“叫天”，大概是说他的唱声响彻云霄吧，他是清末的有名京剧演员，我居然能够听见他的唱戏，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了。鲁迅在他的《社戏》这一篇小说里，竭力表扬野外演出的地方戏，同时却对于戏园里做的京戏给予一个极不客气的批评。他说在近二十年中只看过两次京戏，但不是没有看成，便是看得极不愉快。第一次他的耳朵被戏场里的“冬冬喤喤”吓慌了，而且又忍受不住狭而高的凳子的优待，所以不看而出来了。第二次呢，因为决心听谭叫天，虽然也仍是“冬冬喤喤”，但是从九点钟忍耐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结果他也只得走了。那么他终于没有能够听见叫天的戏，而我却是看见了，虽然那时已是昏黑，看不清他的相貌，然而模样还是约略可辨的。那天因为演的是白天戏，照例不点灯，台上已是一片黑暗，望过去只见一个人黑须红袍，逛荡着唱着。唱的怎么样呢，这是外行是不能赞一辞的。老实说，我平常也很厌恶那京戏里的拿了一个字的子音拉长了唱，嗳嗳嗳或呜呜呜的纠缠不清，感到一种近于生理上的不愉快，但那谭老板的唱声却是总没有这样的反感的。

    所谓糟粕一面乃是什么呢？这是戏剧上淫亵的做作。在小说戏剧上色情的描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公开的表演的时候这似乎总应该有个斟酌才对。京戏里的，特别那时我所看到的那可真是太难了。我记不清是在中和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也记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浒》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环伴送小姐去会情人，自己在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这些在我用文字表白，还在几费踌躇，酌量用字，真亏演员能在台上表现得出来。这一面与那时盛行的“像姑”制度也有关系，所以这种人材也不难找，若在后来恐怕就找不到肯演这样的戏的人了。说到底，这糟粕也只是一时的事，但是在我的印象上却仍是深刻，虽然知道这和京戏完全是分得开的事情，但是因为当初发生在一起，也就一时分拆不开了。我第二次来北京以后，已经有四十余年，不曾一次看过京戏，而且听见“嗳嗳嗳”那个唱声，便衷心发生厌恶之感，这便是那时候在北京看戏所种的病根，有如吃贝类中了毒，以后便是看见蛎黄也是要头痛了。

    六一 鱼雷堂

    我们北京考试的成绩都是及格的，那么就算是考取了，在派遣出国以前暂时仍旧在学堂里居住。这一群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本地人，他们乐得回家去，剩下来的也只有十一二人了，不过人数虽少，在学堂方面应付也颇有困难，因为他们虽是旧学生，却又大半算是已经脱离了，把他们放在宿舍里，和别的学生在一起，管理上不免有些不大方便。这大概是黄老师的计画吧，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是请这班仁兄们住到鱼雷堂里去。鱼雷班停办已经很久，几间宿舍本来空闲着，又远在校内西北角，与各处都有相当距离，在种种方面是再也适当不过的了。那是向东开门的一个狭长院子，我住在内院朝南靠西的一间里，东邻是谁已记不得了，对面朝北的两间中间打通，南边又有窗门，算是最好的房间，为徐公岐所得，与其他两人共住，但因为稍为宽畅，也被指定为吃饭的地方，一天三次难免有些烦扰。外院即迤东的院子里房屋大抵与内院相同，如何分配居住，不知怎的全不清楚了，只是由宿舍拨来的听差也即是徐公岐原来所用的王福住在那里，那总是确实的。这里与管轮堂等的宿舍不同，没有走廊，所以下雨时候稍感困难，不但是小便时要走一段湿路，而且檐溜直落到窗门前面来，也是很忧郁的。鱼雷堂在学堂西路的西北角，厨房则在于东路的中间靠东，冬天雨夹雪的时候从那边送饭菜过来，总是冷冰冰的，这多少是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则因为环境特别，好处很多，寄住在那里的两三个月的光阴可以说是很愉快的了。

    住在鱼雷堂的几个人因为是学生，所以仍是学生待遇，照旧领取赡银，但一方面又有点不是了，没有功课，也没有监督，出入也不必告假，晚上也不点名了。可是他们也还能自肃，那种滥用自由，夜游不归的人始终没有，虽然或者打小牌是难免的。从前头班学生夜半在宿舍里打牌，窗上挂了被单，廊下布置巡风的事是有过的，这下一班的人是反对他们这样的行动，所以自己不肯再犯，但是搬到这幽僻的地域来了之后，不免似乎受了暗示，有点技痒起来，在徐公岐的房里便有时要打起麻将来，这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所以也没有那些巡风等的勾当。好在当时有一种不文律，或者是有过这样的命令也未可知，在堂学生都不到鱼雷堂里来，所以也不至于有什么坏影响。丙午（一九〇六）新年过去不久之后，有几个同学缺少零用，走去找黄老师借支赡银，他听了微笑说道：

    “以前发钱不久，输去了么？”大家也只一笑，仍旧借了两三元回来，其实他是在说玩笑话，这里是不曾有过什么输赢的。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只记得右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疮，这并不很深，但是椭圆形的有一寸来长，没有地方去找医生，便用土医方，将同仁堂的万应锭，用醋来磨了，摊在油纸上贴着，这样的弄了一两月才算好了，但是把一条衬袴都染了脓血，搞得不成样子了。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的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嚣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为窃盗，入狱作苦工，因为袒护同监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临死将所余的一点钱捐了出来，说道：“为彼孤儿。”这里明明是说的外国事情，因为其时还没有什么孤儿院的设备，不过那是只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却是苦心的做了，说到那土穴的确用了点描写的工夫，可惜原书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来抄录了，只是有蛇在草间蜿蜒自去，却拉扯到“天可见怜，蛇虫也不见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了。书名是“孤儿记”，有两万多字，卖给上海小说林书店，为“小本小说”的第一册，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除在南京买了一只帆布制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后来回乡去的旅费，输给徐公岐他们的大概没有什么。

    六二 吴一斋

    我们进学堂的时候，只考了一篇汉文，虽然很难，但是只此一关，过了这关便没事了。到北京练兵处考试，没有这样简单了，学科繁多倒还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在于体格检查，在这关上我们里边就有两个通不过，因为都是眼睛近视。一个是我，一个是驾驶堂的吴秉成。在练兵处和学堂两边都没有发表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墙上挂的那些字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明白，在视力这一项上总不能算是及格，那么这整个的留学考试岂不是完了么。可是不及格到底又不就是开除，所以结果仍是回来住在鱼雷堂里，和及格的同班一样待遇，至于下文如何，谁也不能知道。我与吴君虽是同班，就是同一年里进去的学生，但他是驾驶堂的学生，又是河南固始人，所以并无什么交际，这回因有同病之雅，关系便密切起来，特别是春风得意的同学走了之后，于是吴一斋——这是吴君的号——成为我唯一的座上客了。他们去了的时候，鱼雷堂又非关门不可，我们乃被请回驾驶堂和管轮堂去住，又不好放到宿舍里去，吴君的住处记不清了，我的房间是在管轮堂门内东口第一间，以前是二班的汤老师所住的，房内设备很是不错，但是门外有很深的走廊，那里又是拐角，廊是曲尺形的，显得房内更是阴暗。独住倒也不妨，反正并不怕鬼，只是每顿顿饭都是送进来独吃，觉得十分乏味，这样大概也住了有两个月，比起鱼雷堂来真是有天壤之殊了。

    我同吴一斋成了学堂里的两个遗老之后，每天相见只有愁叹，瞻望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难道就是这样请学堂供养下去，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是三四月时候，忽然听差来说，江督视察狮子山炮台，顺便来学堂里，要叫考取留学而未去的两个学生来一见，我们走到风雨操场，看见周玉山便服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老教书先生，他问我们学过哪些学科，随后回顾跟在后边的一群官说道：

    “给他们两个局子办吧。”照例是一阵回答“是是”。我们却对他申明不想办“局子”，仍愿继续去求学，他想了一想说道：

    “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这会见的情形虽还不错，但是我们有过了那皮外套的经验，不敢相信这事就会成功，不过既然有了这一句话，我们总可以去请学堂去催询，或直接上书去请求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回周玉山所说的话，与水竹村人的迥不相同，大抵在一个月之后，就得到江南督练公所的消息，决定派遣吴一斋和我往日本去学建筑，于秋间出发。不过督练公所的官在这里小小的弄了一点手脚，便是于我们两人之外，另外加添了一个周某一同去学“造房子”，这人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但是这于我们是毫无损害的，所以就不管他了。我得着消息之后，就先回家乡去一走，将来由上海上船，不再回到南京去，把一只木箱托付了吴君，连治装费代领了一并带到东京。那是一只笨重的木板箱，里边装有八册英文的雨果小说集，这是我的又一部新书，虽然不曾翻译应用，可是于我很有影响，一直珍藏着，到了民国二十年左右才卖给北大图书馆的。此外又有一把茶壶，用黄沙所做，壶嘴及把手等处都做成花生菱角百果模样，是孙竹丹君托带，交给在东京留学的吴弱男女士的，孙吴都是安徽巨族，大概他们还是亲族，还有一件羊皮背心，也托带去，那个只好收在我的帆布提包里，后来由鲁迅特地送了去，叫那宫崎寅藏就是那自称“白浪庵滔天”的代收转交的。这只箱子承他辛苦的送到下宿，连治装费一百元，却不知听了哪个老前辈的忠告，还给兑换了日本的金币，一块值二十日圆的五个，结果又赔钱换回纸币才能使用。幸亏他没有完全听了忠告，像鲁迅在《朝花夕拾》所说那样，买些中国的白布袜子来，那便是全然的废物，除了塞在箱子底下别无用处，在日本居住期间，那足趾分作两杈的日本布袜真是方便，只是在包过脚的男子，因为足指重叠，这才不能穿用罢了。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现在略举数例，如甲辰“日记甲”序云：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记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傎乎，然则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甲辰十二月，天欷自序。”是岁除夕记云：

    “岁又就阑，予之感情为何如乎，盖无非一乐生主义而已。除夕予有诗云：东风三月烟花好，秋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可以见之。

    然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小除诗云：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可以见之。”这里的思想是很幼稚的，但却是很真挚，因为日记里一再的提及，如乙巳元旦便记着：

    “是日也，贺者贺，吊者吊，贺者无知，吊者多事也。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又初七日记云：

    “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地，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

    那时候开始买佛经来看。最初是十二月初九日，至延龄巷金陵刻经处买得佛经两本，记得一本是《投身饲饿虎经》，还有一本是经指示说，初学最好看这个，乃是《起信论》的纂注。其实我根本是个“少信”的人，无从起信，所以始终看了“不入”，于我很有影响的乃是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上留一痕迹，我在一九四六年做《往昔三十首》，其第二首是咏菩提萨埵，便是说这件事的，前后已经相隔四十多年了。

    丙午（一九〇六）年以后，因为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依据了，但是有一篇《秋草闲吟序》，是那年春天所作，诗稿已经散逸，这序却因鲁迅手抄的一本保存在那里，现在得以转录于下：

    “予家会稽，入东门凡三四里，其处荒僻，距市辽远，先人敝庐数楹，聊足蔽风雨，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衰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予心爱好之，因以园客自号，时作小诗，顾七八年来得辄弃去，虽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卜筑幽山，诏犹在耳，而纹竹徒存，吾何言者，虽有园又乌得而居之？借其声，发而为诗，哭欤歌欤，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欤，抑悲风戚戚之振白杨也。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丙午春，秋草园客记。”在这里青年期的伤感的色彩还是很浓厚，但那些烂调的幼稚笔法却已逐渐减少了。上文说过的诗句，“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大抵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里显然含着怀旧的意味。乙巳二月中记云：“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劳而所获不多，大抵皆鳅鱼之属耳。忆故乡菱荡钓鲦，此乐宁可再得，令人不觉有故园之思。”这与辛丑鲁迅的《再和别诸弟原韵》第二首所云：“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差不多是同一样的意思。

    六四 家里的改变

    自从甲辰年的冬天回到学堂，一直到了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夏天再回家去，时间隔的很长，所以家里的情形也改变得不少了。第一是房屋的改变。以前我们“兴房”派下的房子乃是在本宅的西北角一带，这是宅内的第四五进，本来也有“立房”的一部分在内，后来“立房”的十二世子京身死无后，拟以伯升承继，所以并入这一边了。第四进计有前后五大间，南边对着桂花明堂（院子），尽西头的一间出典给了吴姓，隔壁即是祖父居住的地方，中间隔了一个堂屋，东边的两间原为祖母和母亲的住房。路北院子的对面即是第五进了，原来偏东的两间划归“仁房”，院子里对半分开，砌上了一个曲尺形的墙，西头的两间经了太平军的战乱已经残毁，只剩下南边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与中堂相对的一间作为女仆们的宿舍，后边朝北的一间则因楼板和窗户都已没有了，所以空着，只供存放谷米之用，东偏一间即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说的“橘子屋”，乃是子京所原住，他在这里教书，掘藏，也在这里发疯的地方。楼上也是空着，却比东边仓间的楼上更是荒废了，因为那边只是没有楼板，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奇怪，这边却仍是一间空着的房子，却是窗户全无，隔墙又是梁姓的竹园，所以有种种鸟兽前来借住，往往在夏天黄昏时候，阵雨将要到来，小孩向北窃窥，看见楼上窗口伸出猫脸似的，或狗头似的，不晓是什么鸟兽的脸孔来，觉得又是害怕又是爱看，着实很有兴趣。现在却把这一部分全都改造了，东边是一间南向的堂屋，后面朝北的一间作为母亲的住房，西边朝南的是祖母的住房，后边一间是通往第六进的厨房的通路，以及楼梯的所在。楼上也都修复了，共有两间，则作为鲁迅的住房。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然点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内阁中书，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得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当初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我在南京仿佛事前并不得知，那时或者也曾信里说及，不知怎的现在却全不记得了。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全然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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