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不陌生的。他的第一部成名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已介绍到我国，八十年代初又有他的《中短篇小说集》译成中文出版，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一
托马斯·曼一八七五年生于卢卑克市的一个经营谷物的巨商家里，一八九一年由于父亲去世，商号破产，翌年全家迁往慕尼黑。托马斯·曼在文科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当见习生，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一八九四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堕落》发表后，深得著名作家戴默尔的赏识。一八九六年，托马斯·曼同其兄亨利希·曼一起到意大利居住，并开始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八九八年回国后，一边在一家讽刺杂志任编辑，一边继续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终于在一九〇一年完成。从此，托马斯·曼一举成名，并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托马斯·曼也因此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这部小说，正像其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的盛衰史展示德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社会画面，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
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间，托马斯·曼陆续创作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中短篇小说，如《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勒格尔》、《王爷殿下》、《死于威尼斯》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托马斯·曼是一次极大的思想震动。他由于看不清楚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不但肯定了它，而且同自己的哥哥亨利希·曼发生了公开争论。政治上的这一失误，使得这位作家在创作上陷入了困境，连续几年，托马斯·曼几乎写不出任何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来。直到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世界观才开始有了转变，一九二四年写出了《魔山》。这是作家的第二部重要作品，通过大学生卡斯托尔普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七年经历，再现了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德国社会的腐朽没落和形形色色的思潮。
法西斯势力的横行肆虐使这位具有进步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猛醒。他对法西斯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在那个时期已经发生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法西斯运动，一种以精神上和科学上的蒙昧主义为特征的、用民族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的、把人道看作业已堕落过时的运动。”因此，他才能在一九三〇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里那样高瞻远瞩地预言：一旦人民觉悟起来，法西斯必将覆灭。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后，托马斯·曼被迫流亡国外，先是寄居瑞士，后于一九三八年定居美国。在流亡期间，托马斯·曼继续用他那饱蘸热情的笔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完成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中的前三部、《绿蒂在魏玛》等。战后又完成了《浮士德博士》，它描写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悲剧，是作者的第三部重要著作。
一九五二年，托马斯·曼由于对美国战后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深感不满，离开美国，重返瑞士定居。在这里，他一直生活到一九五五年与世长辞，完成了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和本书。
二
托马斯·曼是德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从第一部中篇小说《堕落》一八九四年问世到一九五四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的发表，在漫长的六十余载的写作生涯中，托马斯·曼的创作自始至终围绕着德国的社会现实。而他所经历的现实正是德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战争、乃至法西斯横行霸道的时代。他的作品无论是以现实生活还是以历史为题材的，都无情地揭露或影射了这个社会，它的种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托马斯·曼称自己的小说是“尽头的书”，称自己是这个“尽头的宣告者”。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主人公自述的形式，描述了一个青年走上犯罪和堕落道路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十九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腐朽没落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狡诈的关系，展现出一幅极为丰富多彩的、生动的社会画面。
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是漫长的，也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作者早在一九〇九年就已开始了《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的创作，经过几年的间歇于一九一二年又继续写作，但实际上只完成了主人公的童年时期就搁笔了，直到托马斯·曼的晚年（1951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这部作品完成。在历时四十余年的过程中，随着作者的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当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知道，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前后，托马斯·曼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深感不满，渴望民主，追求人道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仅为他哥哥的长篇小说《臣仆》提供了许多揭露社会不民主的素材，而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作者本来想把主人公菲利克斯·克鲁尔写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尖锐对立的社会的产物与牺牲品，他本是一个无辜的青年，只是由于父亲的破产，才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堕落成罪犯，但是他又不甘心忍受贫穷和卑贱的社会地位，企图通过越轨行为和刑事犯罪来改善个人的境遇。作者企图把身为罪犯的主人公处理成为既是上层社会的一个成员，又是它的辩护士。而在作者后来所完成的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一思想虽然也保持下来了，然而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故事情节而已，而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所表达的意图则显而易见地转向了对社会的揭露和讽刺；而对主人公克鲁尔，有的评论家说，作者是怀着同情心来刻画的，读完此书，确实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因此，可以说，骗子的“自白”中包含着对社会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克鲁尔这个人物呢？
小说的标题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顾名思义，主人公是一个大骗子。他经过监牢的“感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开始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凡是一个大的欺骗行为能够取得成功的，大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骗子手本身具有行骗的“本领”，二是社会上存在着上当受骗的客观条件，存在着容易甚至愿意上当受骗的人。克鲁尔是具有这种本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这方面具有天赋的才能，很多骗人的本事不学自通，他自幼就会模仿父亲的字体和各种动作，装病逃学，装腔作势，能言善辩，又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英俊外貌，颇讨女人们的欢心。然而，他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坏蛋坯，而是在父亲破产自杀和家境一落千丈，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才一步步学坏的，他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最后陷入欺世盗名的罪恶深渊。
克鲁尔生活的时期，正值德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转变时期，克鲁尔的父亲正是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过程中被吞噬掉的，而另一部分“食人者”如威诺斯塔侯爵、女作家霍普甫勒及其百万富翁的丈夫则可以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生活，任意扼杀他人的意志，主宰他人的命运，因此，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克鲁尔正是降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逐渐学坏、堕落，这固然有其主观原因，但是，更应该看到克鲁尔堕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往日，父亲的工厂兴旺发达时，家里几乎天天宾客盈门，高朋满座，饮酒作乐，通宵达旦，一旦家境败落，就显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凄凉景象，除了忠厚的教父和姐姐的未婚夫外，其他竟无一人参加父亲的葬礼。法兰克福这座大城市热闹非凡的夜生活，橱窗里琳琅满目的高贵商品使克鲁尔眼花缭乱，而他却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只能“望洋兴叹”。来到巴黎，下了火车由于囊空如洗，只好提着行李步行来到饭店。这一切都使克鲁尔感慨万分，深深体会到世态炎凉，有钱有势可横行天下，而无钱无势则寸步难行。不甘心忍受贫穷的克鲁尔决心改变自己的这种境遇。他观察到，区别主人与奴仆的不是人本身的价值，而是出身与门第，人的角色是可以变换的，其唯一的条件是金钱。他利用变卖偷来的首饰的钱购置了一身华丽礼服穿在身上，出入高级饭店和剧院，同样被人尊为“贵人”、“绅士”，甚至比那些真正的大人先生更有气魄，更有风度。我们看到，克鲁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虚伪、奸诈、腐朽没落和自私的社会大染缸里一步步走上堕落、甚至犯罪的道路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克鲁尔除了在儿童时代到食品店偷过几次糖果外，从狭义的法制概念来看，实际上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例如在两性关系上，从十六岁时同年长于他十多岁的保姆，同一位匈牙利妓女、资本家的阔太太直到同里斯本自然博物馆馆长的夫人，无一不是在对方的主动或诱惑下发生的；又如，他偷女作家霍普甫勒的首饰，后来也是由对方作为“礼物”赠给了他；最后，冒名顶替路易·威诺斯塔去周游世界，以欺骗侯爵夫妇，更是对方主动提出的主意，并执意要他帮忙去干的。在克鲁尔看来，他们都是自愿上当受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对社会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这个社会确实是到了“尽头”，因此这部作品比起作者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尖锐和深刻得多。这充分表现了托马斯·曼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在经历了漫长的一生之后所达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炉火纯青的高度。
在艺术手法上，这部作品也有其独到之处。作者让书中的主人公在幡然悔悟之后自述自己的往事，这样就更便于表达主人公的许多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使得作品既铺得开，又收得拢，结构十分严谨、紧凑，人物和情节紧紧围绕着主人公这条线展开。其次在人物风情的描写上，这部作品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高度造诣，文字立意深邃，言简意赅，寥寥数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最后，在语言运用上，托马斯·曼素有“德语大师”之称，这部作品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作者下笔从容，挥毫洒脱，遣词造句非常考究；语言流畅，寓意深刻，在夹叙夹议中时而表达出深邃的哲理，时而又带有辛辣的讥讽。
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这部原著副标题《回忆录第一部》所表明的那样，这部作品仅仅是托马斯·曼要写的整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从作家在作品中所铺开的场面来看，作者的写作意图是相当庞大的：主人公菲利克斯·克鲁尔是在四十岁左右时开始回忆自己童年的，作者从这时写起，才刚刚追溯到二十岁左右，即写到行骗的第一站——在里斯本的活动，按计划主人公还要游历南北美洲、日本、非洲、南欧等地，直到他锒铛入狱，也就是说还要历时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作者果能如愿，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仅仅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巴黎和里斯本，而是半个世界。但是，尽管如此，这部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结构上来看，仍不失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读后对菲利克斯·克鲁尔这样一个高级骗子的本质和手法，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如前所述，托马斯·曼在语言艺术方面造诣极深，文字一向严谨艰深，语句很长，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从原文读起来感到颇有韵味，然而译成中文着实不易。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参照了德·林德莱（Denver Lindley）的英译本，虽然竭尽全力，力求译文既信达，又保持原文风格，但是囿于水平，定会有理解和表达不当乃至失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正。
2005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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