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对内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研究者的视野得以最大限度地拓宽，学术创新的自觉也得以充分地提升，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的层出不穷成为遍及各个学科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许多研究者自觉借鉴、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使得众多新型的交叉性学科从一些传统学科中衍生出来，这是形成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近几年由于许多方面因素的变化，学术从业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学术生产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中自然不乏颇具真知灼见的高端产品。总体而言，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向社会传播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利于众多颇具实力的学术新锐的及时涌现，促进学术交流与繁荣，我们特意编辑创立了此“书系”作为容纳一定规模的高质量产品的平台。顾名思义，“博文书系”的编辑宗旨就是“博采众家文萃”，尤其欢迎那些创新指数较高的研究成果的加盟。任何作品，无论其观点如何，方法怎样，只要严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我们都将一视同仁，予以平等、公正的对待。如果此举能为中国学术研究事业的“薪火传承”尽一点绵薄之力，对于出版工作者来说，可谓是功莫大焉，心满意足了！

    序言一

    久昌博士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仅两年的时间里，在工作繁忙之余，投入大量精力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作了大幅度的充实修改，不仅篇幅由原论文之30多万字增添到现在的50多万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在久昌博士这部新著即将付印前要我为之作序时，就深感有话不得不说，于是欣然命笔。

    久昌博士早在1978年，即改革开放后不久就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分配到三门峡市，先后在市中学、团市委、市旅游局等单位工作。1990年至1992年又考到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室，师从李健超教授攻读历史地理学，撰成硕士学位论文《关于虢国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被聘入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任教。2002年9月考入我处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因为社会阅历丰富，视野广阔，知识积累深厚，通过工作实践对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与社会功效体验甚深，加上勤学深思，所以在攻博的三年期间，专业学术水平提高很大。不仅各科成绩尽皆优秀，而且围绕历史地理学理论与他选定的研究方向——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古都学做了不少研究，先后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16篇，其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若干特点》一文，还被收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10月），并主编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中原名人墓祠文化》，三秦出版社，2004年8月），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以及中国历史城市地理、中国古都学等具体研究课题之执着探求与锐意进取的精神。也正因此，2004年10月，他被学校选派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武汉大学举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并被学校评为2005年优秀博士生。

    久昌博士在攻博的第二年夏秋之交，经与我多次商讨即选定了以古代洛阳都城之空间演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根据我当时正主持进行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200年来关中、晋西南、豫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规律研究”之研究工作需要；另方面则是考虑到他曾长期在豫西北河洛一带生活、工作，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考察、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古都洛阳的有关问题，早就有所关注，而且也有心进行深入研究。然而选定以洛阳作为研究对象，其难度也很大。因为洛阳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在历史上经常与其西之长安相提并重，向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已发表的研究论著很多，要有所突破与超越颇为不易。久昌博士却能知难而上，另辟蹊径，选定自夏以来至宋代洛阳多次作为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都城及陪都的历史时期，集中研究其都城空间结构与布局的演变。在研究与撰述中，着重抓住古代都城空间建设中普遍面临的都城选址、政治中枢的建立、社会系统的控制、经济生活中心的建构这四大基本问题和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中必不可缺的宫城（包括皇城）、里坊、市场这三大结构单元，充分利用考古发掘资料与近人已有之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而周密的剖析与阐释。通过他的研究与阐释，他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建构起古代都城之空间布局与演变实际上均受制于“国家—空间—社会”这一关系链，也反映了“国家—空间—社会”这一关系链之表象与特点。遵循这一理论思维，在论文中，除对洛阳历史上建都朝代与年代进行了新的考订外，尤其对古代洛阳建都要素中之“天下之中”的理论，对古代洛阳早期宫城的形态与市之出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得出了“古代洛阳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前期发展的缩影，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之结论。由于久昌博士工作深入，论述缜密，这一独到新颖之学术见解受到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同。在论文送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孝聪教授与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光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华林甫教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徐卫民教授与西北史研究所吕卓民教授等5位校外专家评审时，他们均认为上述论点言之有据可自成一说，不约而同对该博士学位论文评为优秀。后即在2005年5月经以李孝聪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委员们的质询、答辩，被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多有创见”，顺利获得通过。

    2005年8月，久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经中共三门峡市委之敦请，毅然放弃其他选择，重又回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并被委以副院长领导职务。两年来在他分管的工作领域，在学院内推动建成了古都名城研究中心；并在学院学报上设置了“古都名城研究”专栏，久昌博士诚请国内从事古都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为专栏撰稿，力争将之办成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栏目。可见他对学院工作高度投入并富于开拓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就在他行政工作繁忙之际，近两年他仍然钟情于专业研究工作，除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外，还挤出时间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了多方面的精细加工。除补充了一批新的史料外，几乎对原稿的每一章都有所增补与修改。除文字部分增加了近20余万字外，所附之地图与表格也由原有之36幅增加到现在之68幅。从章节名称与内容的敲定到所附图表之编绘，都倾注了他不少心血。如在第五章中，即对作为古代都城时期先后在洛阳城中居住过的1672个贵族、平民之宅邸民居一一作了考订。他在古代洛阳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之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洛阳模式”奠定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之新论，将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制理念源头直指“洛阳模式”，“洛阳模式”由于“天下之中”古代建都理论的支持和古代都城空间演变历史所证而成为古代都城空间政治性、神圣性、规划性和文化性的典型代表，表现出了较大的学术创新精神和审慎态度。仅此，即可看到久昌博士对古都洛阳的研究用力之勤之巨，也可概见这本专著内容之厚重，立论之严谨，是一部在迄今有关古都洛阳林林总总的研究论著中堪称继陈出新的力作。

    今年7月17日我在应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赵文润教授盛情邀请，前往武则天曾长期居住执政之神都所在的洛阳市参加“2007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期间，曾在接受《洛阳晚报》记者陈小伟与实习生刘美玲采访时谈及，洛阳地区由于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尸乡沟商都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都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被学术界盛称为“五都荟洛”。这些都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也都居于重要地位。当前洛阳市在龙门石窟申遗成功这一重大事件推动下，正继续在认真保护丰富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和谐有序持续不断地发展，使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互辉映，相得益彰。在这一大形势下，洛阳市还当抓住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将洛阳确定为重点片区这一历史契机，将汇聚于洛阳地区的一批大遗址切实保护好，展示好，使它们成为洛阳新的文化符号，成为洛阳经济、社会以及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载2007年7月19日《洛阳晚报》）。我深信，久昌博士这一新著的及时推出，不仅对古都洛阳的学术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都学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不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此积极效应，同时还将对洛阳古都之大遗址保护工作以及洛阳市之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发挥其推动作用。这自当是我们从事古都学术研究者所竭力追求的最佳境界。久昌博士已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欣喜之际遂为之撰成此文，姑以之作“序”。

    2007年9月9日夜

    写成于陕西师范大学望秦斋

    序言二

    20世纪以来，对于古都洛阳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洛阳历代城址的考古发掘积累了历史文献未曾记载的极为珍贵的资料。然而，对于洛阳都城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李久昌同志的博士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用历史城市地理学、古都学和建筑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缜密的分析研究，从“国家—空间—社会”的视角探索中国最早的几代都城为什么选址于“河洛之间”；都城内政治中枢建构的理念、都城社会系统控制、都城经济生活的管理以及都城空间形成、演变的规律等要素，是一部关于洛阳古代都城空间演变理论的力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应为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即夏王朝斟鄩。商都西亳，在今偃师市区西。周代王城在今洛阳市区内。

    为什么古代最早的几座都城都位于洛阳市区及其附近地区呢？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必然选择。

    打开《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一册，人们会发现公元前2500年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位于天下之中，八方辐辏，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发达的农耕区。在史前文明的丛林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凸现出来，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决定了中国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为的基本方策。这就是说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为以后三代都城选在河洛之间奠定了历史和地理基础。

    作者在对古代洛阳建都要素的剖析中，详尽、辩证地论证了在夏商周时期中原中心地带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更突出的亮点是对“天下之中”理念的解读。以往学者对于择都“天下之中”虽有论说，但并不全面。作者以独特视角，和而不同，指出“天下之中”说涵盖了都城选址中自然和社会等综合因素的古代建筑理念，即“天下之中”说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在古代，把国都置于国家地理几何中心，既便于政治、军事上控制全国，方便传达政令、集散物资和人民往来，又便于各地输入贡赋。中国古代“王业不偏安”，“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天子中而处”（《管子·度地》），居天下之中，即是居天地之中，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思想。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之中的宫城是王（皇）权的象征，是都城的核心建筑。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考古工作者用科学的方法，揭开了偃师二里头这座古城的面纱，确认是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城址规模之大，建筑遗迹与出土遗物所反映的规格之高，实属罕见，可以说是一幅内涵丰富的历史画卷。其中一、二号建筑基址为长方形（东西长），宫殿南部有登殿台阶，宫殿南面的大型庭院及庭院正（南）门，宫殿及其庭院的坐北朝南方向和建筑物的中轴理念，都城中纵横交错的道路网，这种缜密规划，布局严谨的结构形态与后世古代中国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一脉相承，奠定了我国古代几千年宫城发展的基本模式，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源头、文化基因。

    商代西亳，把宫、城合一的一体化格局演化为“双城”制，是对古代都城空间布局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发展。特别是商城宫城北部挖掘水池的出现，又体现古人“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宫城选择中的“居中”、“高亢”、“尚方”、“中轴线”、分立隔离和预防内患外乱的原则，逐渐演化臻于成熟、完善。这就是本书中着墨较多的关于都城中核心空间宫城的建立及其影响的主要内容。

    有关都城空间结构的另一重大课题是如何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规划来安排管理城内居民的生活秩序。“里”作为都城内的聚居单位出现在西周时期。“里”也称“坊”，“坊”亦读作“防”。《说文解字》云：“坊，堤也。”即在城内周围有像堤一样的四周带有围墙的小区，面积大约是长宽各一里，也就是说有一平方里。里坊有门，出入定时，并有严密的管理制度。汉晋时期洛阳都城内里坊的行政组织功能日益凸现。北魏时里坊制发展到棋盘化整齐划一。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制处于封闭式的巅峰向开放式发展的转型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展现出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大约是一平方里，周围有坊墙，开东西南北四门，坊内十字街将坊划分为四个区，另外还有环墙街、街巷及小巷、小曲等。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洛阳都城空间的市场肇始于二里头。

    尽管历代王朝以重本（重农）抑末（抑商）为基本国策，但它无法阻止商品流通产生的物资交换给人们带来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所以在都城空间演变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商业活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两种市场。管制性的商业活动，原则上局限于统治者以行政手段集中设置的固定的市场之中，非管制性商业则游离于坊里之内或交通街衢之间。西周时“市”、“朝”、“宗庙”、“道路”并列成为都城结构形式之一，并逐渐固定为“前朝后市”。东汉魏晋时洛阳市场形成“多市”制。延至北魏，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及交通条件的改变，打破了“前朝后市”的旧规，改为“前市后朝”。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由于大运河的畅通，既是当时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又是全国经济和物资交流的中心，市场空前繁荣，有三个市场。南市“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集。”“自此桥（通济桥）以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元河南志》）可见其商贸的繁荣。

    通过对从夏商周直至北宋以前，这三千多年间洛阳都城空间结构形成、演变状况及其机制的论述，读者不仅从洛阳存留的历代都城的遗址中观赏到不同的空间布局，还能聆听到古代文明的回声。中国古代最早的夏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所展现的空间布局，与其后的中国古代所有都城遗址所展现的空间布局形制关系极为密切，也就是说从中国各个时期不同都城的空间结构中，都可看到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身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座史前古代城址可与二里头遗址相比。她的华光穿越历史，长留中华大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家权力的加强，后一代在前一代都城建设上，不断开拓，不断更新，以至臻于完善。诚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历史是一代一代延续的，文明是从过去、到现在、向未来永远的继承。如果说从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发展延续到隋唐洛阳城是一幅有机传承的生动历史画卷，一本无字的史书，那么它向人们昭示了古代洛阳都城是中国古代前期都城空间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的“原型”。如果称之为“洛阳模式”，那么“洛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基础，不论是隋唐长安城，宋代的开封城，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其规制理念的源头就是“洛阳模式”。

    李久昌博士探索出“洛阳模式”这一事实，证明他有深厚的历史学、地理学、古代建筑学的广博知识。更主要的是他不囿于旧说，勇于攀登，善于宏观把握，更长于微观研究。北宋司马光在一首诗中说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是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得出的结论。那么，若要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发展的规律，是否可借用司马温公的话来说，也应是“请君只看洛阳城”了。

    本书是李久昌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还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完善。对于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过程中帝王陵寝、佛教道教寺观在空间布局中的凸现盈缩，尚有待于补充，以期使对洛阳古都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2007年9月9日

    于西北大学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