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南方天主教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的一生平凡而神秘，集作家、批评家、知识女性、幽默家、天主教徒、南方人和鸟类爱好者于一身。表面上看，奥康纳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安达卢西亚家庭农场的生活单调平淡：每一天以祷告开始，随后的几个小时在手动打字机上面敲小说，下午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写信。对此，奥康纳曾经说过：“至于传记，将来不会有关于我的任何传记，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在房子和养鸡场之间的生活不会激发传记的创作。”[1]然而，这种平淡生活背后却是丰富且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生活。正是由于对自己平淡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和对精神信仰的热爱，奥康纳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正如奥康纳儿时饲养的“倒行的小鸡”到成年后饲养的“开屏的孔雀”，奥康纳在平凡中成就了独特的美丽，其众多身份的结合成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的一朵奇葩。
弗兰纳里·奥康纳于1925年3月25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萨凡纳市[2]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里贾娜·克莱因·奥康纳（Regina Cline O’Connor）和小爱德华·弗朗西斯·奥康纳（Edward Francis O’Connor，Jr.）的独生女儿。奥康纳在萨凡纳市的圣·约瑟夫医院（St. Joseph's Hospital）出生。这家医院被周围的人们习惯上称为“老约瑟夫医院”，深得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信赖，由“仁慈姐妹”教会[3]的爱尔兰裔修女们创办。1876年，这些修女因为照顾黄热病患者而成为当地的英雄，当时这家医院还叫作“老医学院”（Old Medical College）。圣·约瑟夫医院不仅是当地爱尔兰社区医院，而且是奥康纳家族医院，奥康纳的表亲凯蒂·塞姆斯（Katie Semmes）是这家医院的主要捐助人。凯蒂的父亲约翰·弗兰纳里（John Flannery）上校是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的军官、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萨凡纳棉花交易所的经纪人。1901年，弗兰纳里上校去世，将近100万美元的资产留给了独生女儿凯蒂。凯蒂用这笔遗产捐资建造了该医院的新楼，将其命名为“弗兰纳里纪念馆”（Flannery Memorial），用以纪念约翰上校和他的妻子——玛丽·艾伦·弗兰纳里。
虽然生活在新教为主的南方地区，奥康纳家的天主教渊源颇深。宗教生活自然也成为奥康纳人生的起点。她的外曾祖父休·唐纳利·特雷纳（Hugh Donnelly Treanor）出生在爱尔兰，1833年成为米里奇维尔市（Milledgville）的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后来，特雷纳夫人慷慨地捐献出土地，1874年，建成圣心天主教堂。1888年，奥康纳的外祖父彼得·詹姆士·克莱因当选米里奇维尔市这座新教小镇的第一位天主教市长。[4]6岁的时候，奥康纳开始就读于萨凡纳市的圣·文森文法学校。在学校里，“仁慈姐妹”教会的姐妹们对她进行了天主教基本教义问答训练。1936年，奥康纳转入圣心学校。1938年，奥康纳的父亲就职于亚特兰大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全家一起搬到亚特兰大生活。在1939—1940学年，奥康纳就读于北弗顿高中，这是一所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建于1932年，专门招收白人孩子。对于14岁的奥康纳来说，亚特兰大是一场噩梦。甚至在1964年，成年后的奥康纳仍然对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有着青少年时期的敌意：“我对于亚特兰大的想法是到达，赶紧结束，天黑前滚出去。”[5]因为母亲和女儿明显不喜欢城市生活，女儿也不喜欢亚特兰大的学校生活，十年级的时候，奥康纳和母亲回到了米里奇维尔市，就读于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6]附属的皮博迪高中（the Peabody Laboratory School）。在皮博迪高中，奥康纳写文章，为学校报纸画漫画。奥康纳的父亲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一种不可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健康状况恶化，父亲辞掉工作，回到米里奇维尔市，1941年死于狼疮，年仅45岁。
1942年，奥康纳在皮博迪高中毕业。由于父亲的早逝带来的打击，17岁的奥康纳选择了留在家乡米里奇维尔市，就读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主修社会科学。她担任大学文学杂志《科林斯》的编辑兼校园漫画作者。奥康纳几乎为每一期的校园报纸、学校年鉴和《科林斯》提供漫画，为自己未来的漫画家职业生涯做着准备和筹划。更为重要的是，奥康纳向《科林斯》投小说、散文和应景诗，早早地表现出了对于讽刺和喜剧的喜爱。在20岁即将毕业的时候，奥康纳已经是《科林斯》文学杂志的主编，《频谱》年鉴的专题编辑，《柱廊》报纸的美术编辑，《凤凰》、《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名人录》以及《国际关系俱乐部》等荣誉社团的成员。教授的评价是：“她详细了解阿奎因，熟读早期的哲学，令人叹服，并且在取得其他成就的同时成长为一个一流的‘知识分子’……很快我就明白了，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并且她正为之努力。”[7]在此期间，奥康纳设计了自己的艺术签名：将她的名字的首字母MFOC设计为一个有喙的鸟，尽管她最终舍弃了表示“玛丽”的“M”，只剩下了“弗兰纳里”。M是鸟的喙，F是尾巴，O是脸部，C是身体的曲线。奥康纳的好友贝蒂·海斯特·拉夫说：“它看起来像只鸟，但是我确信她会说是只鸡。”[8]奥康纳在1945年取得社会科学学位。毕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其中包括爱荷华大学的奖学金。
1945年秋季，奥康纳进入爱荷华大学研究生院新闻专业学习，期待着开始自己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职业生涯。然而，在第一个学期，她就发现新闻不是她的专长，于是她来到如今已经闻名世界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请求攻读创作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学位。当时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发现她的小说有想象力、有触感、鲜活，立即接受她加入进来。奥康纳后来告诉采访者：“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连报纸上的广告和短篇小说都分不开。”[9]当然，奥康纳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作家工作坊中走出来的诸多著名作家中的一员。奥康纳在发表第一部卡通作品时开始使用MFOC的签名，在大学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奥康纳修改了签名，变成了“M.F. O’Connor”，同样，几乎从她来到爱荷华大学的那一天起，她就决定在做自我介绍和签署文件时用“Flannery O’Connor”（弗兰纳里·奥康纳）。
当时，安格尔请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到作家坊做客和讲座。在此期间，奥康纳结识了几位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新批评的泰斗、诗人约翰·克劳·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罗伯特·佩恩·沃伦[10]、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以及《塞沃尼评论》（Sewanee Review）的编辑安得鲁·莱特尔（Andrew Lytle）等。这些艺术大师对奥康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康纳较早结识的是诗人兰瑟姆。兰瑟姆是《凯尼恩评论》（Kenyon）的创始人和编辑，新批评的泰斗。他选择了奥康纳的一篇小说在课堂上阅读和讨论。得到这样一位著名的南方作家的赏识使处于创作初期的奥康纳深受鼓舞。然而，这部作品是根据高中的一篇作文的模式写的，奥康纳试图在文中表现南方的贫穷白人和黑人的对话。当兰瑟姆看到“黑鬼”（nigger）这个词时，他拒绝大声朗读，以“黑人”（Negro）替代之。“这的确毁掉了这个故事”，奥康纳对1947年来作家班任教的罗比·麦考利（Robie Macauley）抱怨说：“我所写的人们不会使用任何其他的词。”[11]安得鲁·莱特尔是奥康纳的小说最早的认可者。他后来在《塞沃尼评论》发表了一些她的故事以及对她的作品的评论。1946年4月，罗伯特·佩恩·沃伦来到爱荷华大学，从众多的学生作品中挑选了奥康纳的一篇小说。兰瑟姆也曾挑选她的作品，但是对其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与兰瑟姆不同，沃伦带给奥康纳的是纯粹的快乐。沃伦因新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All the King's Men）（1946）获得了1947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样一位大师的肯定让奥康纳备受鼓舞，正如詹姆斯·B.豪尔所回忆的：“当时R.P.沃伦翻着一只眼睛说：‘上帝啊，我喜欢这里的这段！——天啊，出事了。下一次，你会变得更强大，更大胆，更有决心了。’”[12]奥康纳选了另外一位新批评新星奥斯丁·沃伦的文学批评课。当时他正和爱荷华大学的教授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一起写作他们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作为补充阅读文本，奥康纳选择了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以及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佩恩·沃伦合著的《理解小说》（Unders tanding Fiction）。《理解小说》和卡洛琳·弗格森·戈登（Caroline Gordon）[13]的《老雷德》（Old Red）成了奥康纳早期创作的摹本。
1946年3月，奥康纳收到稿件录用通知，《天竺葵》被《方言》夏季刊接受。这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伊利诺伊大学发行的这份“小杂志”曾经发表了鲍尔斯[14]和威廉·高斯[15]的处女作。奥康纳曾经向一位同学坦言，直到这家备受瞩目的文学杂志采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她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说作家，并且补充说：“虽然我想在距离你说的擅长的程度的路还长着呢。”[16]1955年，在接受爱荷华电视记者哈维·贝莱特采访时，奥康纳再次简单地分析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从此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公开写了。”[17]
1947年，奥康纳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第一部小说《智血》获得了莱因哈特—爱荷华小说奖（Rinehart-Iowa Fiction Award）；同时，她被纽约州北部的耶都艺区邀请为写作区员。耶都艺区是纽约萨拉托加温泉附近的艺术家的聚居区。1948年夏天，奥康纳到达耶都。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一样，耶都当时聚集了包括凯瑟琳·安妮·波特[18]、尤多拉·韦尔蒂[19]、麦卡勒斯[20]、卡特丽娜·特拉斯科、杜鲁门·卡波特[21]、派翠西亚·海史密斯[22]、罗伯特·洛厄尔[23]等在内的南方文艺复兴的作家们。几个月后，奥康纳搬到纽约市，住在百老汇大街和西第十街的拐角处的一座公寓楼。接着，奥康纳搬到天主教朋友莎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公寓。罗伯特是著名翻译家。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奥康纳去世后为她的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菲茨杰拉德家，奥康纳遇见了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为她的创作和精神生活都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不幸的是，1950年，这段稳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就中断了。圣诞节前不久，奥康纳登上了从纽约市回佐治亚州的火车。回到米里奇维尔的时候，她的叔叔把她描述为类似“干瘪的老太婆”。[24]最终，奥康纳被诊断患上了家族性的红斑狼疮。从1951年到1964年，奥康纳和母亲平静地生活在米里奇维尔的家庭农场——安达卢西亚。在农场里，奥康纳最大的乐趣就是喂养孔雀。孔雀是奥康纳人生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的意象，为奥康纳的生活、信仰以及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一切要追溯到奥康纳儿时的一次经历。儿时的奥康纳曾经训练她的“卷毛”的矮脚鸡倒着走路，引起了百代电影公司（Pathe Newsreel Company）的关注。该公司从纽约市总部派了一位摄影师到奥康纳家拍摄这只会倒行的小鸡。奥康纳说：“我6岁的时候有一只矮脚鸡，它会倒着走，百代电影片中报道过，我也在里面和鸡在一起。我只是在里面给鸡帮忙，不过这成了我生命中的最高点。此后的一切都是反高潮。”[25]这一短暂的心路历程对奥康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康纳将自己一生对于饲养奇异鸟类的激情追溯为童年那部热闹的摄影机。近30年后，在《百鸟之王》中，奥康纳坦言：这一事件“成为我终生的标志”。[26]奥康纳回忆说：“从那天和百代电影的那个人在一起以后我就开始收集各种禽鸟。”[27]奥康纳收集各种有怪异特征的鸟类：她养了一只眼睛的天鹅、长着一只绿色眼睛和一只橙色眼睛的鸡、一个超长脖子的鸡、一个歪着鸡冠的鸡，还有一群绿头鸭、三只日本乌骨鸡、两只荷兰凤头鸡、一窝野鸡、一窝鹌鹑。她曾经费了很多功夫去搜集罗伯特·李普莱的“李普莱信不信由你奇趣馆”[28]中的一只砍掉头之后还活了30天的公鸡的图片。“我更想找到一只有三只腿或三只翅膀的，但一直没有发现。”令奥康纳感到遗憾的是：“显然百代电影公司再也没听说过我的其他的鸡，再也没派过摄影师。”[29]当然，奥康纳还饲养了一大群孔雀。
众所周知，在25岁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之后，文学写作和孔雀陪伴奥康纳度过了疾病缠身的痛苦岁月。这些孔雀自然而然地从奥康纳的现实世界走进了她的文学世界。在奥康纳第一部小说《智血》中，奥康纳通过主人公黑兹尔的女房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行为的本质：“她看见他倒着走，倒退回了伯利恒[30]，她禁不住大笑起来。”可见，“倒行的小鸡”在奥康纳的心中挥之不去。奥康纳总结道：“我的追求，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都止于孔雀。”[31]这些奇特的动物的尾巴就像太阳系的天体图，在奥康纳成为著名作家以后，这些鸟就经常和奥康纳联系在一起。很多摄影师到访过，或希望参访奥康纳的农场——安达卢西亚。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乔·麦克泰尔在1962年为《大西洋杂志》拍摄的，后来被用作奥康纳的书信集《生存的习惯》的封底。照片中，奥康纳拄着铝合金拐杖，站在纱门前，似乎正在和那些梳理羽毛的孔雀们聊天。另外一个著名的孔雀形象出现在奥康纳的短篇《背井离乡的人》中：“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发出金绿色和蓝色的光彩，它少许翘起来点儿，免得碰到地面，还像蓬起的裙裾那样，在两边飘扬出去。”“尾巴上满是太阳。”[32]故事中，“孔雀正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后退，脑袋靠在展开的尾巴上”。[33]就这样，奥康纳从儿时那个训练小鸡表演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位描绘美丽的开屏孔雀的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孔雀的尾巴每一年脱落一次，在新的一年里会重新长出来。在奥康纳看来，这一过程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从生到死，无声无息，却又生生不息。孔雀开屏带来的刹那间的美丽就如同人生最为精彩的瞬间，短暂却可以留存到永远。孔雀开屏的壮丽加深了奥康纳对于生命真谛的理解，“我要保持坚强，让孔雀繁殖”。[34]
1963年圣诞节前的星期一，奥康纳晕倒，接下来的十天，卧床不起。在1964年2月份，奥康纳收到医生的诊断结论，医生说她将需要一个子宫切除术来去除扩大的肿瘤，正是这个肿瘤导致她严重贫血和晕厥。最初的手术结果很乐观，于是，奥康纳在3月初回到家中。5月底，奥康纳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她需要回到亚特兰大的医院检查。6月21日，奥康纳再次回到安达卢西亚的家里，在床边搭起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电动打字机。在午夜前不久，她陷入昏迷状态。8月3日，在鲍德温县医院，奥康纳病逝，年仅39岁，葬于米里奇维尔的米莫瑞山公墓（Memory Hill Cemetery）父亲的墓旁。她的母亲里贾娜于1997年辞世。关于死亡，奥康纳曾说过：“我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而死亡一直是我想象的兄弟。一个故事不在死亡或其先兆中结束，我是不能理解的。”[35]对于久病的奥康纳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对生病已经厌烦了。”[36]
奥康纳的艺术和人生完美地体现在了她的小说世界。奥康纳的作品源于生活，源于她对不同的人的细心观察。表面上，奥康纳在安达卢西亚的生活单调平淡。然而，尽管她深居简出，她的作品却揭示了一种对人类行为的细微差别的异乎寻常的理解，尤其是对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首先，奥康纳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高度宗教责任感的作家。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她真实地记录下了美国南方她所熟悉的人情世故。在她看来，南方是她的故乡和情感的归属地，她被批评家誉为“南方文学的先知”。奥康纳曾宣称：“一个作家越是要凸显超自然的世界，她就越需要有能力使自然世界变得真实可信。”[37]奥康纳作品的素材源于她的生活。
1945年秋，奥康纳进入爱荷华大学，后加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创作。有一次，一对夫妇在市场东街开了一家“大学理发店”，接待由于“黑人隔离法”的限制无法在镇里或校园里理发的黑人学生。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作家工作坊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其唯一的黑人成员，赫伯·尼普森（后来成为《乌木》杂志的编辑）需要走25英里去理发。在《理发师》中，奥康纳再现了在南部农村的一个虚构的大学城里的“乔的理发店”里面的种族紧张关系。
1946年圣诞节左右，奥康纳开始写一个新故事——《火车》。她后来解释这个故事的起源：“我是在从芝加哥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开始写的。车上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田纳西男孩，他一直纠缠行李生，询问卧铺是怎么回事。行李生非常有风度，竟然能容忍这个男孩。”[38]1947年1月，奥康纳返回爱荷华市，着手完成《火车》的写作，这是她为艺术专业硕士学位（MFA）毕业所创作的小说集的六个故事中的最后一个故事。奥康纳的硕士论文是题为《天竺葵》的短篇小说集，标题故事是她已经于1946年在《方言》杂志发表的处女作。
奥康纳把《火车》作为她创作中的长篇小说《智血》的第一章。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热情源于奥康纳自己切身体会到的“离乡”和“家”的主题。1951年，红斑狼疮突然袭击了年仅25岁的奥康纳。2月，奥康纳被转移到埃默里大学医院。她告诉她的朋友说：“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慷慨地奉献我的血液样本给这个、那个和其他技术人员，24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39]她想象着疾病和她如此努力地在创作的小说之间的联系，写信给朋友：“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心血之作，希望最近它能够面世，小说的名字将是《智血》。”[40]
奥康纳曾坚持认为：“任何我将自己完全曝露其中的故事都是一个坏故事。”[41]然而，做出这一断言的7年后，奥康纳却将自己的一次经历几乎完整地写在她的小说中。1950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康纳登上了从纽约市回佐治亚州的火车。这次旅行成了奥康纳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的生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她的好友莎莉·菲茨杰拉德说，当她送奥康纳去车站时，奥康纳的确是行走有点僵硬，但其他都好。然而，回到米里奇维尔，奥康纳被诊断患上了家族性的红斑狼疮。奥康纳对她自己的这次回家进行了白描式的记述。在她的小说《发冷不已》中，剧作家阿斯伯里·福克斯带病从纽约市返回，也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虽然，在小说中，阿斯伯里是由他寡居的母亲接站，故事描述的场面却和奥康纳自己的路易斯叔叔所描述的奥康纳本人下火车时的状态非常相像。
1953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卡洛琳·戈登的家门口。高高的个子，金色的头发，被卡洛琳·戈登描述为“一个眼睛像蓝色大理石的丹麦人”。[42]埃里克·郎克加尔（Erik Langkjar）是一位26岁的大学教科书推销员，他所在的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是奥康纳的出版商。埃里克老练、幽默，饱读诗书，具有国际化背景，这在佐治亚州的中东部地区很少见。卡洛琳·戈登介绍埃里克和奥康纳认识。虽然埃里克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在一起谈论神学。奥康纳对于埃里克携带的“《圣经》”非常感兴趣。所谓的“《圣经》”是一种玩笑说法，指的是用标准活页夹装起来的宣传材料和表格。这个本来不是《圣经》的东西却被称为《圣经》，令奥康纳忍俊不禁。当然，《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卖《圣经》的年轻人便应运而生。奥康纳用了四天左右的时间写成了《善良的乡下人》。[43]她自豪地说：“只用四天时间，是我写出东西的最短时间。”而且，令她吃惊的是：“我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经给那个女儿装上了假肢。至于卖《圣经》的曼利·波因特，直到他偷她的假腿之前的十行左右我还不知道他要偷她的假腿，但是当我发现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时，我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故事给读者带来了震惊，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给作者带来了震惊。”[44]奥康纳对她的小说中的女博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部分似乎也在讽刺自己。作品中，奥康纳暗示，她的女主人公，一位读着海德格尔的女博士，有心脏病，很可能活不过45岁。更为辛辣的是，她从来没被吻过。奥康纳曾坦言：“当然，我告诉过你，胡尔加就像我一样。”[45]故事似乎在影射作者自己在与埃里克的短暂交往中也失去了一条假腿，“她的灵魂中的木质部分，尽管痛苦，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46]
1953年的4月末5月初，米里奇维尔发生了一件事，后来被形容为“鸟类保护区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47]为了纪念其建镇150周年，该镇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活动的高潮包括印刷南方联盟时期的面额二十美元的钞票；参观战前的房子，其中包括奥康纳外婆家的克莱因大宅（Cline Mansion）；男人被强制蓄胡须，妇女则必须穿有箍衬裙等。[48]然而，杂货店主和放债者玛利恩斯·坦布里奇拒绝蓄胡子，并因此枪杀了两名本镇最显赫的律师，然后他把枪对准了自己。于是《帕特里奇节》讲述了同样的故事。[49]
1953年的秋天，马蒂斯阿克斯（The Matysiaks）一家来到奥康纳家的安达卢西亚农场住下来。这个难民家庭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是个“万事通”。全家人每个周日上午都到“圣心教堂”做礼拜，结识了奥康纳的母亲。1953年秋天，里贾娜让这户人家住在了安达卢西亚农场。里贾娜和农场里的帮工史蒂文斯太太一起用印花图案的鸡饲料袋为这个新来的家庭缝制窗帘。奥康纳曾经向菲茨杰拉德夫妇谈起，里贾娜抱怨说，绿色的窗帘和粉红色不匹配，史蒂文斯太太用非常具有优越感的语调问里贾娜：“你想他们会分辨出什么颜色吗？”[50]这些外来的罗马天主教徒讲话带着令人费解的口音，生活和做事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令奥康纳觉得又同情又搞笑。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给了奥康纳新的灵感。于是，她开始创作关于一个波兰的背井离乡的家庭的故事。当然，史蒂文斯太太后来就成了小说《背井离乡的人》中的肖特利太太。马蒂斯阿克斯这样的难民家庭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1945年7月，《生活》杂志报道：“在美国和英国已经发现大约670万名难民（DPs）……更多的波兰人、波罗的海人和南斯拉夫人选择不回家……据报道，在一组3500波兰人中，只有19人选择回到波兰。”[51]1948年，不顾许多保守的南方的国会议员的反对，杜鲁门总统签署了《难民法案》，允许在4年时间里40万的难民入境。和奥康纳小说中的白人帮工一样，当时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对此颇有微词，对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的到来表示不满。1951年的一份政府官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南方的这些背井离乡的难民“……需要的监督比本地黑人工人少得多；他们对机器和农具的照顾更尽心，事实上，一个老板开玩笑地抱怨说，他们都是该死的完美主义者”。[52]
1954年秋，奥康纳第一次听到两个放在一起听起来很不和谐的词“人造黑人”（artificial nigger），立即知道又有了一只“兔子”。[53]奥康纳回忆说，母亲无意间对她提起，有一次问路时，她被告知，来到这个小镇，肯定不能错过，因为那是这个镇子里唯一一处房前有个人造黑人的房子。所以奥康纳决定写个故事。奥康纳认为，故事中的这个弥合了原本有矛盾和分歧的祖孙两个人的感情的“黑鬼雕像”是基督的象征，暗示着“黑人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承受苦难的救赎的性质”。[54]她坚持说：“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故事对白人的情感比对黑人的情感更具破坏性。”[55]1955年春，她略带骄傲地写信给一个朋友：“在最后那段，我几乎已经从伊甸园走到了天堂的门口。”[56]
构思《好人难寻》时，她受到了亚特兰大《宪法报》的启发。该报报道了一个绰号叫做“不合时宜的人”（The Misfit）[57]抢劫银行的新闻。故事的标题来自于1927年的一首名为《好人难寻》的布鲁斯歌曲。
《瘸子先进入》的写作也是一次机缘巧合。1955年，在亚特兰大的戴维森百货商店的电梯里，奥康纳第一次想到这个题目。一个老太太在奥康纳的后面进了电梯，当时奥康纳刚刚买了新拐杖。老太太非常同情地对这位年纪轻轻就拄着拐杖的姑娘说：“上帝保佑你，宝贝！”接着，“老太太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声说：‘记住他们在约翰门口说的话，宝贝！’还没到我的楼层，但是我下了电梯，我想老太太一定会很对我可以拄着拐杖行动如此迅速吃惊不已。我有一个一条腿的朋友，我问她，人们在约翰的门口说什么了。她说，她估计他们说的是，瘸子先进入。这可能是因为瘸子能够用他们的拐杖把其他人都撂倒在一边”。[58]奥康纳认为这句话正好适合她的小说中的“一个叫鲁弗斯·弗罗里达·约翰逊的14岁的优秀恶棍”。[59]
1961年的整个夏天，奥康纳都在努力地研究一种髋关节手术，她希望这种手术能够让她自由走动，不用拄拐杖。1963年早秋，奥康纳一直疲劳不已，被诊断为重度贫血，所以要进行铁制剂治疗。她要花更多的下午的时间在医生的候诊室里。这个12平方米的狭窄的候诊室里，一排椅子沿墙摆开，一个旭日挂钟尤其惹眼，她开始收集各类的农村人物形象和他们闲聊的内容，感觉他们的闲聊就像一个个小故事。特平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农村妇女……她就好像弹簧一样活生生地跳了出来；你根本不能把她压回去或者让她闭上嘴巴”。[60]她后来和朋友说：“特平太太是我去年秋天在那儿找到的。”[61]她将这个故事命名为《启示》。于是，故事中的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胖胖的”特平太太和“比特平太太稍微矮点的”丈夫克劳德呈现在读者面前。[62]
奥康纳的小说大部分都发生在农场上，而农场主大多数是寡居的母亲，这现象反映了奥康纳自己生活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影子。父亲去世时，奥康纳刚刚12岁。1956年，奥康纳讲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我12岁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不要再长大。”[63]“我不记得我想怎样阻止它。有一些关于‘青少年所沉溺于其中的令我很反感的东西’。我肯定不赞成当时我看到的人们做的事情。我是个12岁的老人家。我在那个年龄的观点听起来就像内战老兵的，我现在要比12岁的时候年轻很多，或者，至少，负担少。几个世纪的重量压在孩子们身上，我肯定。”[64]“几个世纪的重量”中很大一部分是她父亲的疾病，以及由于父亲的疾病所带来的自己童年的突然终结。奥康纳在一篇习作中描写道：在1940年的秋天，死亡的阴影“就像一个一身白衣的人慢慢沿途走来，来带走你”。[65]奥康纳完全崩溃了。奥康纳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父亲形象是完整的、鲜活的、积极的，却都有着一种隐形的无处不在的效果。迫于生计，奥康纳的母亲不得不努力成为一个南方小城里的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强硬的商人，在奶牛场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一个成熟、美丽的南方美女变成一个易怒、强硬的寡妇，虽然娇小，却具有掌控力，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管理者。直直的背，高高的鼻梁，小小的下巴，蓝色的大眼睛，对赚钱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位母亲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农场主。奥康纳的母亲成为她很多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的原型。
其次，奥康纳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作品中的众多形象已经走上了银幕，甚至走进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谈话之中，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代名词。
《智血》出版于1952年5月15日，印了三千册，售价为3美元。这部小说包括最初发表在《小姐》（Mademoiselle）、《塞沃尼评论》和《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刊物上面的几个故事。第一章是对她的硕士论文集中的文章《火车》的一个扩展版，其他章节是《削皮器》、《公园深处》和《以诺和大猩猩》的修订版。1979年，《智血》被改编成电影，由约翰·休斯顿导演，主演布拉德·道里夫饰莫茨，约翰·休斯顿亲自出马，饰演作为传教士的祖父。流行文化也多次借鉴这部小说。如，英国后朋克组合“四人组合”乐队（Gang of Four）[66]在1983年的专辑《硬》（Hard）中的一首名为《有一部好车的男人》（A Man With a Good Car）的歌曲就是以《智血》为基础的。该乐队的成员戴夫·艾伦离队后另组乐队，其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是《智血》。实验音乐家J.G.泰列维尔和罗利·莫西曼（Roli Mosimann）组建了摇滚乐队“智血”。鲍伯·迪伦（Bob Dylan）的专辑《爱与盗窃》（Love and Theft）中的歌曲《高潮》（写给查理·巴顿）的第二部分歌词写道：“布谷鸟是一只漂亮的鸟，飞翔时她啁啾婉转//我在传播上帝的福音，我在弄瞎你的双眼”，暗指小说中的假盲人传教士霍克思。1996年，北卡罗莱纳州的跨界乐队“Corrosion of Conformity”发行专辑《智血》。1997年，英国著名乐队U2的专辑《流行》（Pop）中的歌曲《请》（Please）中的歌词唱道：“你登上车的前盖进行布道”完全可以说是引指黑兹尔·莫茨和他钟爱的首选布道方式。戴维·柯比（David Kirby）在诗集《我的二十世纪：诗集》中的一首名为《笑声》（Laughter）的诗中引用《智血》。诗中，柯比提到他的妻子把黑兹尔·莫茨作为一个邻居的绰号，而柯比本人甚至会偶尔说错话，当面称呼这位邻居为“莫茨先生”。
根据《好人难寻》改编的电影《黑色的心流红色的血》（Black Hearts Bleed Red）在1992年上映。这部电影由纽约电影制片人杰瑞·该隐·罗西（Jeri Cain Rossi）执导，纽约著名艺术家乔·科尔曼（Joe Coleman）主演。2003年，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佐治亚大学的音乐专业博士生戴维·沃尔克完成了一部基于《好人难寻》的长达45分钟的现代小型歌剧。这部歌剧曾先后在佐治亚州的阿森斯市的塞内·斯托瓦尔教堂、德莫雷斯特市的皮尔蒙特学院以及在米里奇维尔上演。2007年，已经担任民族音乐助理教授的沃尔克在其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怀斯学院再次上演这部作品。著名音乐家萨加·史蒂文斯（Sufjan Stevens）写了一首题为《好人难寻》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七只天鹅》中，是从“不合时宜的人”的视角写的，尽管在奥康纳的小说中他不是故事的焦点。
虽然曾经离开南方长达五年，奥康纳后来说她最好的创作都是回到南方以后进行的。[67]对于拥挤吵闹的大城市，奥康纳丝毫没有留恋。随着她的作品变得家喻户晓并逐渐成为大学和中学的教材，这名“隐修的小说家”[68]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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