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一百年了！但是新诗仍没有建立起具备足够公信力的“共识机制”和“传统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大众？一贯被指认为“边缘”“小众”“朦胧”的诗歌，其命运却是吊诡莫名的，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率先对诗歌发难的正是那些言之凿凿“读不懂诗歌”的社会、媒体与公众。那么，诗人之“原罪”何以发生？“大众”和公共媒体以及自媒体所关注的往往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目前中国诗歌在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诗歌的人却是对评价尤其是批判新诗充满了难以想见的热情。
而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是的，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专业的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作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诗歌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既被专业人士认同又能够在最大面积的受众那里产生共识的诗歌评价标准？换言之，被指认为文学性要求最高又最为私密的诗歌如何能够有效地被社会公众认可？甚至被指认为“天才事业”的“小众”“精英”诗歌有没有必要“取悦”于更多的读者？而围绕近期被热议的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我们看到的是专业诗人内部对其诗歌美学的莫衷一是。既然连专业人士内部都没有共识又何谈诗歌写作和诗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
很多诗歌批评家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而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成程度上影响他所处时代读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而事实上却是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
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会被修改。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关注现象、问题背后的认知和评价机制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众效力？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面对公共事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哪个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学的准星该如何平衡一个诗人和诗歌从内到外的优劣？而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诗歌更多时候是被置放于国家道德和民众舆论评判的天平上。
我们如何在一个诗人的生前和死后认认真真地谈论他的诗歌？如何能够有一个不再一味关注诗人死亡事件、社会身份、公众噱头的时代到来？反过来，需要追问的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一个阶段是完全的“纯诗”和“新批评”意义上的？恰恰相反。我们的诗歌历史总是在政治运动、诗歌运动和公众舆论中进行的诗歌讨论和争论。很大程度上诗歌的美学接受与社会因素很多时候是难以完全区分开的。当下，社会学批评、传记式批评、弗洛伊德性心理批评以及媒体批评正在大行其道。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来路正长！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
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在北京的城市空间，我偶尔会想起乡下院子里父亲和三舅亲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结实、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时候是被闲置在院子里一个角落，只有偶尔修房补墙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显然这架有着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个精神能见度降低的钢铁水泥城市空间，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个位置——看清自己的处境，也顺便望一望落日，看一看暮色中并不清楚的远方。我想这把梯子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观，哪怕诗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正如备受争议的余秀华说的“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摇摇晃晃的人间》）。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梯子为何物。而对于诗歌而言，这一架梯子显然代表了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方向性。当年的很多先锋诗人尽管目前仍然勉为其难地坚持写作（很多早已经偃旗息鼓），尽管他们也仍扛着或提着一个想象性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更多的时候是无效的。因为在一些人那里，这个梯子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西方的材料。到了文学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单纯由西方材料制造的梯子已经承受不起人们踩登上去的重量。而更多的时候这一诗歌的梯子也只是被提在手里，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横放在门口或某个角落——不仅不能发挥高度和长度的效用，而且成了庞大的累赘和摆设。
2014年的10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州的江心屿和楠溪江，看着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生活。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诗人，还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继续说“人话”为好。再一次强调的仍然是那句话——你必须站在生活的面前！
霍俊明
2016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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