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蒂娜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尽管我们继续住在同一栋楼里，我每天都会看到她，但我从来都没看到她哭过，也没有看到她绝望发狂的时刻。她先是日日夜夜在城区里跑来跑去，寻找她的女儿，毫无结果，后来她好像太疲惫了，不再继续寻找，她坐在厨房的窗前，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大半天，尽管从那里只能看到一小段铁路，还有一丁点蓝天。后来她又回到了日常生活里，但一点儿也没有听天由命，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让周围的人很不舒服，也很害怕。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在叫喊和争吵中日益老去。刚开始，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会说起蒂娜，她死死地抓住这个名字，好像提到女儿的名字，就会让她回到自己身边。但之后，再在她跟前提蒂娜的名字变得不可能，甚至我在她面前提到蒂娜，几秒之后她就会摔门而去。她对彼得罗写的一封信表示欣赏，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但从来都没有提蒂娜的名字。包括一九九五年，在我离开之前，除了很少几次提到蒂娜，她表现得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有一次皮诺奇娅提到蒂娜，说她像一个天使，在天上看着我们所有人，莉拉对她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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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城区里，没有任何人对于执法机关和报纸抱有希望。男人、女人，甚至那些少年帮派，他们完全无视警察和电视，都在找蒂娜，找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所有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唯一偶尔打来电话的人是尼诺，他会说一些泛泛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重申：“我没任何责任，我已经把孩子交给莉娜和恩佐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惊异，他就是那种会陪着小孩一起玩儿的大人，但孩子跌倒了，摔破了膝盖，他们也会变得和孩子一样，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是你让孩子摔倒的。”也没人想到他，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忘了他这个人。恩佐和莉拉最信任的人是安东尼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为了找到蒂娜，他又一次推迟了去德国的时间。他这么做是因为友谊，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说这也是米凯莱·索拉拉交待的。
索拉拉兄弟比任何人都投入到孩子失踪的事情中。我不得不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做做样子，让人们看到他们在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是出现在莉拉家里，他们用一种代表整个城区的语气，说他们想尽办法，尽一切努力使蒂娜完好无损地回到她父母的身边。莉拉一直都盯着索拉拉兄弟，好像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恩佐脸色非常苍白，他听他们说了几分钟，然后大声说，是他们把孩子带走了。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对所有人说，索拉拉兄弟把蒂娜带走了，因为他和莉拉一直拒绝给他们分公司的利润。他期望有人能提出反对，他好跟人动手，但当着他的面，没人说什么，那天晚上索拉拉兄弟也没说什么。
“我们理解你的痛苦。”马尔切洛说，“假如有人把我的西尔维奥带走的话，我也会跟你一样，会疯了的。”
他们等着有人让恩佐平静下来，然后走了。第二天，他们让各自的妻子——吉耀拉和埃莉莎——过来探望，莉拉和恩佐很冷淡地接待了她们，但并没有失礼。在这之后，他们寻找得更卖力了，可能就是索拉拉兄弟，组织人扫荡了所有通常来城区摆摊的小商小贩，还有周围所有吉普赛人的营地。当然，也是他们组织那些愤怒的民众，针对那些开着警车、鸣着警笛过来抓人的警察。他们先抓了斯特凡诺——他那个阶段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来住院了，他们还抓了里诺，但几天后就被放出来了，最后甚至是詹纳罗，他哭了好几个小时，发誓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这个小妹妹，他永远都不可能伤害她。无法排除的是，索拉拉兄弟派人在小学门口守着，因为他们的缘故，那个在小学门口诱拐儿童的变态狂，才从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成了一件有理有据的事儿。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男人，尽管没孩子要接送，但他一直出现在学校门口。他被痛打了一顿，逃走了，他被一群愤怒的人追打到了小花园那里。假如他没把话说清楚，那他肯定会被人们打死。他说，他不是人们想象的变态，他只是《晨报》的实习生，正在寻找素材。
经过那个事件之后，城区逐渐平静下来了，人们逐渐恢复了之前的生活。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蒂娜的线索，她被大卡车轧了的传言越来越可信了，那些厌倦于寻找的人，还有警察和记者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地区的工地上，那里停工已经很久了。这时候，我重新见到阿尔曼多·加利亚尼——我高中老师的儿子，他已经不再做医生了，他在一九八三年的选举中没能进入议会，现在通过一家不怎么样的私人电台在尝试一种非常尖锐的报道方式。我得知，他父亲在一年多前死了，她母亲在法国生活，身体也不怎么好。他让我陪着他去找莉拉，我跟他说，莉拉现在状态不好，但他依然坚持要去。我给莉拉打了电话，莉拉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起了阿尔曼多，想起他来之后——到那时候为止，她还没和任何记者谈过——她同意见面。阿尔曼多解释说，他正在做一个地震后的报道，他在那些工地里走动时，他听说有一辆卡车被快速报废了，那是因为它卷入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莉拉让他说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都是你的想象。”
“我只是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卡车、工地和我女儿。”
“你在骂我吗？”
“不，刚才不算，我现在开始骂你：你是一个很烂的医生，一个很烂的革命者，现在你是一个很烂的记者，从我家里滚出去！”
阿尔曼多的眉毛皱了起来，他跟恩佐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了。我们到了外面，他表现得很难过。他嘟囔着说：“即使是这么大的痛苦，也没能改变她，你跟她说说，我想帮助她。”他对我进行了一个非常漫长的采访，然后我们告别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和气的态度，还有他说话时的措辞。他应该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先是她妹妹娜迪亚作出的选择，后来是他和妻子分开。他看起来很精神，他之前那种对反资本主义无所不知的态度，现在变成了一种痛楚的厌世。
“意大利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井。”他用痛苦的语调说，“所有人都掉了进去，你四处看看，那些善良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埃莱娜，真的太遗憾了，工人阶级的党派里有很多诚实正直的人，但他们都已经失去希望了。”
“为什么你要做现在这份工作？”
“和你做你的工作原因一样。”
“也就是说？”
“当我毫无遮掩时，我发现自己很虚荣。”
“谁说我很虚荣。”
“对比而言，你的朋友一点儿也不虚荣，我为她感到难过，虚荣是一种资源。假如你很虚荣，你会很小心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东西。莉拉一点儿也不虚荣，因此她失去了女儿。”
我听了一阵子他的电台，他似乎做得很出色。他在红桥那里找到了一辆烧掉的卡车架子，他把这辆卡车和蒂娜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这个消息引起了一阵轰动，后来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有一阵子，人们都在谈论这事儿。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这辆被烧的卡车和孩子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莉拉跟我说：
“蒂娜活着，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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