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李讷，出生于1940年。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历经千难万险，奔赴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李讷的父亲毛泽东正是建造这片圣地的共产党领袖。
她被人们称作“红色公主”，扎着小花辫，穿着小花裙，依偎在父亲宽广的胸怀里，满脸满眼的是幸福与纯真。
这位伟大的父亲并没有为她建造一个温室。大学里她与同学们一样住校，参加工作后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路过中南海大门的时候，如果不主动与卫兵打招呼，就会遭到父亲的批评。1968年，为响应父亲的“五七”指示，她前往江西，在一个叫作进贤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此时，她正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同事这样回忆干校期间的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来不惜力，还蛮有一股泼辣劲儿。从化粪池到施肥现场有两里地，她挑起一担约有七八十斤的粪桶，虽是大汗淋漓，但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她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
此时，这个勤劳的姑娘已经是30岁的“大姑娘”，面对她的孑然一身，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了李讷的婚姻大事，“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主席如此回答。
对爱女的婚事，毛泽东向来主张“在下面找，找个普通人”。在进贤，李讷果然相中了一个普通人：一名下放干校的服务员。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女儿的婚事，并把一套三十九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作为贺礼，派人送了过去。
婚礼极其简单，总共十几个人参加，炒了八个菜，喝了几瓶葡萄酒。新房是普普通通的平房，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
与李讷在同一干校的，还有她的堂姐毛远志。毛泽东对亲侄女的要求一是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是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而此时，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正在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再早一点，李敏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偶尔在街上遇到李敏或者李讷，当年的“红色公主”留着最简单的短发，穿着碎花长袖衬衫，下配一条黑色长裤，你会觉得，作为家庭妇女的邻家大娘也不至于这么“老土”。
从韶山冲走出，从一介书生而奋起闹革命，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一股倔劲：打破一个人压迫人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等级差别甚小的新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九死一生地一路走来。然而，对他一手领导建立的新政权，他并没有足够的满意，因为他的政权里出现了张子善这样的大贪官，他手下的领导干部从农村进了城，有人就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开始高高在上。这不是他闹革命希望看到的结果。从五十年代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到六十年代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其初衷与矛头不言自明。
然而，这远远不够，让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广泛地参加农业劳动，与土地与农民结合，用以培育他们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打掉身上的骄、娇二气，主席开始了这样的思考。他描绘了心中的“五七”干校，并毫不犹豫地把女儿们送了过去。
伤痕文学中习惯于将“五七”干校称作大“牛棚”。而在我们了解到的“五七”干校历史中，把干校建在人烟稀少地带的有之，建在劳改农场的更有之，干校学员的劳动强度超过劳改犯的也有之。作家邓友梅所在的盘锦干校，就是一个插翅难飞的荒芜地，而丁国成先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曾被审问至六天六夜不睡觉，邹荻帆先生笔下的息县干校，考古专家被折磨得几欲寻死。这样的干校，与“牛棚”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也不乏一些干校，学员可以旅游，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到后期更是鸡鸭鱼肉吃不完。即便是同一个干校，不同身份的人的体会也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应该不会认为，这位领袖把女儿送到干校，是为了让她们比劳改犯更不自由，或者被批斗得几天几夜睡不了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这样说。
“孩子，你每个月能吃上肉吗？”他亲自到农村调研，在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后，拉过一个农村娃娃问。“不能”，孩子说。“他讲的才是真话啊”，他说着，眼里闪动着泪花。他会指着那些前来迎接与汇报的县长说：“你们与群众接触太少了，你们不了解群众。”
他的深厚的人民情结，他的让干部与知识分子接触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愿望，让他把“五七”干校推广开来，他当然希望女儿们也走上一条这样的“五七”路，他当然乐意女婿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但是，是谁把干校变成了大“牛棚”？
因为自我利益的相互倾扎，极“左”思潮泛滥后的覆水难收，政策执行者理解的偏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回答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作为一场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运动的总发起者，这位伟人难辞其咎。但是，试想在今天，有几个领导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养养猪、种种菜、盖盖房子？又有谁能接受一个“服务员”身份的女婿？
我们在恣意鞭挞的时候，我们在深刻否定的时候，是否发现过某些我们所不及的东西？是否深思过我们今天缺失着什么？每年的9月9日，当我们看到年迈的李敏、李讷排在长长的群众队伍中，等着瞻仰父亲的遗容，可知有多少“官二代”正享受着足不出户的各类便捷？
嫁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这话我们该认真地掂量掂量。
人物档案
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1940年生于延安，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1986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年退休。曾下放中央办公厅干校。
杨绛和钱钟书：和你在一起
她诚然是辛苦的，创作、翻译、带孩子、做家务，特别是还要细心照顾不善自理的先生；她诚然是苦难的，日本人的入侵让她失去了母亲和姑姑，“文革”期间夫妻双双被剃了阴阳头，唯一的女婿含冤自杀，六十岁还下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然而，她真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有先生钱钟书相依相伴。她崇拜这个学富五车的人。他不能为她分担更多，但是，他理解她，懂得她，并欣赏她。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这样评价她。
她就是杨绛。
那一年，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围城》，她辞掉了保姆，一个人担负所有家务，只为省点工钱，让他少带些课，多腾出点时间。有一次，丈夫生病不能进食，她打出各种果泥和肉泥给他吃，连鱼刺也用针一根根剔除。
看到夫人的劳累，他多么希望自己如仙人般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就可免去夫人的诸多操劳，有诗为证：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她付出了，他感受到了，他成绩斐然，她笑得灿烂！
她也没有落得太后，不仅剧本、小说影响巨大，晚年的散文脍炙人口，年过五旬还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世界文学巨著《堂·吉诃德》，获得西班牙国王盛赞。八卷本的《杨绛文集》见证着她的高度与厚度，直到今年，年逾百岁的她，依然在研读《红楼梦》，笔耕不辍。
她下放到干校的时候，爱女阿圆新寡，她向钱钟书封锁一切不幸的消息，把泪流进肚子里，把笑呈现在他面前。烧锅炉，分报纸，打井，看菜园，与疾病作斗争，挂念女儿，成为他们干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俩人的住处相隔一小时路程，但每隔十天的休息日才能见面。见面以外的日子，两位老人靠书信交流。
“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同在一处了。”她说。
后来，俩人的距离缩短到十分钟路程，可以一起吃饭。他到邮政所取报纸，每每绕道经过她看守的菜园，还可以停下来说说话、唠唠嗑。再后来，俩人间的距离不过五六分钟，每天黄昏可以一同散步，她说“更胜于菜园相会”。
即便多少对夫妻已经反目成仇，即便多少个家庭已经妻离子散，杨绛与钱钟书仍然是心手相连的，不是有人这样说嘛：“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
日子隐晦得如拨不开的云雾，光阴苦涩得不知尽头何在，只因了和你在一起，这丝丝甘甜也入心、入肺、入骨髓！
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曾下放息县干校。
钱钟书，原名钱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英文系，获学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精通多种外文，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代表作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1998年去世。
何其芳：愿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
是日本人的枪炮把何其芳震到了延安，震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此之前，他主要做两件事：潜心读书，精心雕琢诗文。
他的阅读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不一般的高度上。历经八年严格私塾学堂里的读与背，在《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世界里徜徉。14岁以后，他到了县城，到了重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玩命地爱着《狂人日记》、《女神》和湖畔诗。再后来，他到了上海公学，用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图书室中。离开上海，他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狂热地读着雨果、莫泊桑、雪莱和济慈。
于是，他试着用笔描绘一个懵懂男孩的青春：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在被忘记的红色花瓣里开放。今宵准有银色的梦了/如白鸽展开着沐浴的双翅/如素莲在水影里坠下的花片/如从琉璃似的梧桐叶流到/积霜似的鸳瓦上的秋声/但渔阳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即有，怕也凝成玲珑的冰了/梦纵如一只满帆顺风的船/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
他也书写着诗歌般的散文：“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出来了。两瓣长长的伸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的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出，如同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
深情、飘逸般地带着梦幻色彩，朦胧、典雅地充盈着空灵的精致，何其芳用文字展示了一幅婉转伤感、美丽和忧郁着的青春画卷。
如果他有朋友，那个人一定在写文字，如果他显得忙碌，那一定是在精心雕琢诗文。他纯净、孤独而安静，他会为一个可怜的报童而大哭，他会为一个饥饿的小女孩而忧郁。
他生活在一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自我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是纯净的文学，是青涩的感伤，是淡淡的青春。
22岁那一年，他的世界渐渐被打破，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他注意到农民工人睡在石桥上，旁边是成片空空的别墅。当社会的不公、黑暗与残酷冲击着他的心灵，日本人的炮火也一天天临近。他开始关注国事，关注民族，关注抗战前线，在这些关注中，他渐渐淡出了那些温柔而虚幻的青春梦境。
他开始了对现实的不满。就像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他怀抱着对未来无比的希望，离开国统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
延河水改变着26岁的何其芳。《论工作》、《论周作人事件》、《坐人力车有感》，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字从他的笔端一一流出，“这是一个整个的战时教育问题，然而是有法解决的。事实上也有着比较适应抗战时期的学校。不过，有一部分学校仍有着复古的倾向，或抱着形式主义……”他的语气变得这样理性。
他依然坚持写作，文章的题目变成《〈实践论〉与创作》、《论民歌》、《关于现实主义》，那个唯美的诗人不见了，那个用文字作画的作家不见了。
读者终于不干了，“思想进步，创作退步”，这样的指责纷至沓来，其间无不饱含遗憾。更有人说，其实何其芳无比苦痛，因为他一直在寻找那个纯文学的自己，然而，他回不去了。
我却渴望做更多的探究。
196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命运在劫难逃。抄家后住房被瓜分，几乎每两天就被拉出去一次，批斗、示众，被迫披麻戴孝，拄着哭丧棒，弯腰九十度，眼镜被打掉了，人被打得几乎失去知觉。
有人看不下去，要把他接到农村“保护”起来，他却谢绝了，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接受批判实现自我改造。当他的同仁傅雷、邵荃麟在悲愤中选择离世，他却平静地接受着非人的虐待，真诚地服从着现实的改造。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愤怒！
在牛棚中，他循规蹈矩，被罚扫厕所，他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干净后，还专门写上字条：“使用完毕，请随手拉绳冲洗。”
1969年，57岁的何其芳下放河南信阳，在息县“五七”干校开始了农村生活。先是做菜农拔萝卜、砍白菜，然后是进饲养班当猪倌，割猪草、挑猪草、煮猪食，“雨天总见他穿着塑料雨衣，套双长筒皮靴，挑担沉甸甸的猪食，在烂泥中淌水颤颤悠悠走去”。劳动之外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这样，他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九个小时以上。
最大的困难是找猪。由于临时建起的猪圈不牢固，经常会有猪跑出来，到野外找猪成了家常便饭。最要命的是下雨天，穿上雨鞋，披着雨衣，拄着竹竿，不再年轻的何其芳在哗哗的大雨中奔波，寻找每一头小猪。
他依然斗志昂扬，“我下来后，因为对自己要求不严，进了罗山三次，买了一些东西，昨天和今天的会上，都受到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批评。这种及时的批评和教育是很好的，使我深思，感到难过，生活习惯都这样不能改变，还能说到改造世界观吗？我表示完全接受这种批评教育，坚决改正”。这是何其芳的一段家信，写信的时候，他在干校体重下降，头昏与心脏病都有发展，盛夏时节因为缺少换洗衣服而不得不打赤膊。
从干校回京后，根据养猪的实践经验，他写下《养猪“五字宪法”歌诀》：“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他把这个歌诀专门寄给在河北干校的妻子，又做注解千余字，因为她当时也在养猪，他希望自己的经验能让妻子的猪儿更加膘肥体壮。
为了红色政权，何其芳在鲁艺教学兢兢业业，在抗战前线为党的宣传出生入死，在国统区当文化使者费心尽力……即便如此，而今，他默然接受着红色政权下“反动派”的角色！
曾几何时，毛泽东主席说他的松树性不够，柳树性有余！意即原则性不太强，而灵活性有余。
我倒是觉得，他甘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何其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写成《毛泽东之歌》，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篇旧作中的一句话：“很久很久了，我想写一首毛泽东之歌。”
诗作中，他是如此清晰地记得，当年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时，“讲得多么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呵！报告中充满了比喻和妙语”。他也没有忘记，主席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是多么的贴切。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主席每次到鲁艺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每次与主席的交往，虽时间久远而历历在目，他为这个传奇伟人深深倾倒。
“为了这个人（毛泽东），我愿意去死”，当年同样奔赴延安的作家严文井如是说。
踏上延安，多少知识青年开始狂吻延安的土地！
作为其中的一员，何其芳似乎还不够狂热！
不是他想写却写不出柔美的诗句，而是延安的热火朝天、质朴艰苦孕育不出温情的梦。他不再怀念过去，甚至带着否定的口气说，当年的诗作是脱离时代、沉湎于自我世界的表现。
没有人逼他到延安，更没有人强迫他留下。只要愿意，他可以和沙汀一样，从延安回到从前。
只是，此时此地，他只希望热情地歌唱延安“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当然，那个12岁就从早晨至深夜狂读文学作品的少年，那个曾经在梦中都在写诗的青年，那个曾经忘情地翻译国外诗歌的诗人，他也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某个情境下，在喧闹或寂寞中，突然怀念起曾经纯美的文学、纯净的文字。
而更多的时候，他是鲁艺文学系主任、重庆统战宣传者、《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是共产党政权的代言人，他的岗位需要他在文学研究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愿意用文字维护他的信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批判胡风、冯雪峰，他也没有夹带个人情感。
如果他错了，他只是充当了一个错误环境下的应和者，充当了那个时代主旋律中的一个歌唱者，即便如此，他依然是真诚与无私的，他的信仰首先出于对祖国的热爱。
纵然，作为一名读者，我们是多么地喜爱他青年时代所写的《预言》与《画梦录》。如果真的有遗憾，我们只能为民族的悲剧遗憾，灾难的祖国中止了诗人的梦，而他，又做不到如张爱玲般不问世事地为自我写作。
“回生产队后，好好劳动，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干校的时候，他这样嘱咐下乡当知青的孩子。而当孩子们送他登上干校的火车，站在月台上他泪流满面。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里，他们如同千万个家庭一样伤感着，也期盼着！
他或者就是一枝在心怀民族天下中失去自我的柳条儿，他自愿被笼罩在伟人的光环下，在微风中点头，在狂风中摇晃，历经艰难困苦而至死不渝。
当我们试图认真端详和解读这枝柳条儿，发现的却是一片柳树林！不是吗？何其芳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延安一路走来，这样的柳条何止一枝、两枝，因为太多太普遍，人们开始称之为“何其芳现象”。
唯愿我们用宽和的、理性的眼光认识这个现象，以不游离于时代以外的情感看待这个现象，至少，我们应该肯定的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份对祖国和民族披肝沥胆的忠诚！
人物档案
何其芳（1912—1977），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汉园三诗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
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
1999年，十二卷本的《冯至全集》出版，在全集的最后一卷，一幅高莽先生的画作《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显得格外抢眼，画上的冯至先生戴着深度眼镜，苍苍白发零乱着竖立于头顶，他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小马扎，脚穿一双雨靴，两只裤脚高高挽起，肥胖且不高大的身体在泥泞中艰难前行，笨拙中带着一丝不知所措。
相比全集中先生的其他照片，如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求学时的意气风发，20世纪80年代在莱茵河畔与国际友人相聚时的闲情雅致，再或与家人出游时的温馨恬淡，这幅画像不能不让人鼻子为之一酸。
我们无意于用惯常的“受迫害、遭打压”等词语来形容先生的干校生涯，在那个时代，有几个如他一般的学者过得舒坦呢，况且相比他曾留学德国五年、解放前长期工作在国统区的历史，“文革”中他虽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线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比起六十多位知名教授被迫害至死的现实，比起先生的北大西语系同事俞大缜，他能平安地下放到干校，已属幸运了。
即便如此，我们却不能回避先生在农村的窘境：“每次他洗了床单、被罩，晾在外面，就有女同志喊：‘这是谁的地图挂出来了？’然后就拿走帮他洗了。有一次他坐在门口自己补衣服，周围围着一帮老乡的小孩，最后一个小女孩勇敢地走了过去，伸出食指，说：‘爷爷，我怎么看到我妈的顶针放在这个手指上啊？’”原来，他把顶针放在了中指上。
后来干校搬到了明港，住在军营里面，条件好了一些，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父亲被派到那里去看管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别人后来打趣地说：‘这看‘五一六’的和‘五一六’一老一小的，到了下雨天，‘五一六’分子搀着看守‘五一六’的。”这是先生女儿的回忆，几个片段为我们勾画出先生的干校境况。
冯至，一个近乎陌生又偶有所闻的名字，也许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这个名字突然地跃入我们眼帘，但更多的时候，他被淹没在一大串的名家之后，成为一个依稀的、曾经的存在。
是的，相对于与他同时到息县干校的钱钟书、何其芳，相对于其他“五七”干校的冰心、费孝通，冯至的名字的确不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但是，他一定是专家学者中的被敬仰者。
匆匆岁月淡却了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作，但是，因为这些诗作，他被鲁迅定位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你是否记得，有一首诗作——《我是一条小河》：“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你无心把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河水的柔波。”那便出自一个叫作冯至的先生。
我们今天也很少提起他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诗，只是，这些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新诗的“中年”，至少被译成五国文字，成为先生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
他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因此以孔子和伍子胥为题材写历史小说，为杜甫写传记，晚年更是痴情于中国旧体诗的创作；作为一个资深文学热爱者，他广泛接触欧洲文艺，在德国文学史研究、歌德研究、德文翻译上建树良多。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他最好的写照，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是他最恰当的称谓。他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及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科学院院士等众多头衔于一身，并坐拥国际各项大奖：“歌德奖”、德国“十大字勋章”、“国际文化交流艺术奖”……
他的确是一座不可忘却的丰碑。
如同与他同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那个十字路口，他毅然留在了大陆，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真诚地为新中国高歌：“革命的故事永远说不完，它不断地更换新的内容，为了建设幸福的山区，涌现出许多新的英雄。”
有人说这些诗缺乏艺术性，而他说：“自已确信是从真实的感受出发的。”我理解先生这种真实的感受，因为他曾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的思想感情青年时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得到过一些解放，中年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受到过一些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世界观起了一些变化。”这种万象更新形势下的情感的变化不是很自然的转化为讴歌吗？
就这样，他一直带着讴歌的情绪，为新政权鼓与呼，在新思潮下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反省，一直到1970年，在准备下放干校的时候，他说：“我下去后，一定好好劳动学习，改造世界观，同时也为贫下中农做些工作。”
到了干校后，他“回想城市的生活，很容易使人贪图安逸，思想僵化。在农村干校里，几乎每天每事都使人接触到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他也以同样的口吻要求他的女儿：“我看你的问题，除了骄、娇二气外还有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个时候，先生的夫人在湖北沙洋干校，大女儿在安徽，小女儿在四川，他说：“我们一家人，东南西北一人在一个地方，各自在工作的岗位上努力吧！想到国内国外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大事，个人的事只好先放一放——实际上目前也不能解决。”
如同他的众多同仁，先生以甚为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诸如年迈下放种菜、家人难聚首、身体的毛病，加之工地离住地六七里路，他都很少提及。
一个多么纯洁的知识分子！
1972年，作为老弱病残，先生提前从干校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农村的生活已经让他患上了白内障，想走路腿却不敢抬起。他提笔写下诗作九首，其中一首《从干校归北京寓所》云：“存书尚许十年读，美酒仍能一夕倾；拂去案头尘土易，难于平静是心情。”
1973年，先生自称在“愤懑”的情绪下，翻译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对当时德国现实强烈不满的讽刺诗。年迈的冯至，终于把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寄托在这份“愤懑”的翻译中。
曾经多么热情地走上“五七”大道，终于也“拂去案头尘土易，难于平静是心情”，终于也有了“愤懑”。
倒是高莽的确不凡，“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多么有深意的画作标题，这条“泥泞”着的路，建在息县的大地上，也刻在先生的心田里，更隐含在当时中国的时代中。
从这条泥泞的道路中走出，先生开始深思！
当时光步入九十年代，先生终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定位：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用近九十年的时间，明白一个理！博古通今如冯至先生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我们该怎样洞悉我们的历史，理解我们的过去，并宽容从非凡时代走过的一代读书人！
人物档案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1930年至1935年留学德国，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十四行集》等。曾下放息县干校。
俞平伯：一支素静淡雅的昆曲
一个出生并成长于苏州的人，一个诗书世家的后代，一个颇具天赋的人，一个在古书中度过童年的人，你说他如果不喜好昆曲才怪，你说他不研读《红楼梦》才怪，你说他不成名成家那也叫怪。他真的就这样依了你的料想，成了红学家，成了昆曲研究者，也成了诗人和散文家。
他叫俞平伯，曾祖高中进士，父亲贵为探花，他自己则在16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教书，并在大的时代浪潮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俞平伯从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亦算得上“依了你的料想”，不偏不倚，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了人们心中属于他的位置。
翻开《俞平伯年谱》，经常有这样的字眼跃入眼帘：“下午，陪父母游北海公园”、“偕夫人及亲戚同游妙峰山”、“偕夫人游北海公园”。
据他的女儿回忆，俞平伯酷爱练毛笔字，家里什么纸都可以作为他练字的材料。
而他的朋友们，则热衷于围在作为谷音社社长的俞平伯周围，在弹唱和钻研昆曲中自得其乐。
他的文友们，更愿意与他在文字间娱乐，比如当年与朱自清同游秦淮，相约而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读来美得让你透不过气。
怎么来看，他都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依了我们的料想，他从苏州园林走出，就该在小桥流水间徘徊，在白云清风下流连，在诗词歌赋中留连，在微波荡漾的小湖上泛舟，纯粹得不染一丝杂色。
1970年6月，叶圣陶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平伯与钱钟书在搓草绳，平伯手艺不好，常有叉出的草茎。”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则这样记载：“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离去。”
1970年1月28日，俞平伯在日记中写道：“路泞而滑，晚间赴读报会，连跌二次，幸有一路人拉起，并搀送一段。”同年5月，俞平伯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在干校挖河挑土是很劳累的。”
如此看来，那个本该诗情画意的生活里有了插曲，俞平伯究竟还是过起了挖河挑土、搓草绳的农民生活。
从哪个环节开始，他的人生轨迹起了变化呢？
五十年代开展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俞平伯成了靶子。到1969年，先生所在的社科院集体下放到河南干校，在表了一番决心之后，他也登上火车，成了一名“五七”战士。他的夫人毫不犹豫地与他同行，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是昆曲上的知音。
两位老人下干校，困难重重。
首先是居住的问题。从北京到河南信阳，住了12天后搬到罗山，住了14天后再搬到息县的包信，后又转至东岳。先生对家人讲：“东西多而零碎，且有未烧完的煤末，不很好办。却总可以克服的。我总靠你母料理一切，虽努力帮助，却效果不大。”后来又对外孙说：“每到一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但还没等住定又要收拾起来。”终于在东岳定居下来，不过是一个仅以芦席当窗户的小屋，芦席漏风还不能关闭，屋子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根本没有地方行和走。有一回晚间风起，竟然把茅草屋顶给掀去一半。
劳动也是考验。老人家在菜园班学习治圃、积肥，外加搓麻绳，有时候，半夜里还要起来帮助同班的何其芳寻找跑散的猪。据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罚打扫院子，结果他根本不会用扫帚，像追赶小鸡一样，用扫帚追赶那些飞飘的树叶和纸片。现在，这个年迈的读书人不得不面对一堆农活，叶圣陶所言的“常有叉出的草茎”就可以理解了。
农村的生活极为不便，难以买到煤，又无柴禾，做饭成了大问题。乡间道路泥泞让他经常摔跤。住在包信集的时候，每次到东岳开会，往返路途就需要近五个小时。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廿五日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仅达，已昏黑矣。”说起东岳的路，俞夫人这样回忆：“走过东岳的泥路，方才知道什么是泥，粘得慢说拔不出脚，甚至棍子都拔不出。他那件大棉袄被雨水浇透，冰凉潮湿且不说，且十分沉重。真是苦了他。”
老先生精神上也难得轻松，“交检查”、“又交检查”、“检查退回重写”这样的字眼在他的干校日记中频频出现。比如，因为请农民送生火的秸秆要遭到批判，因为看《水经注》又要受到批判……
最让先生难堪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村民们的“围观”。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村民们知道这个老头来头可不小，毛主席都给他写过信，这该是一个何方神圣呢？戏剧性的一幕幕就这样上演了：“邻家大人、小孩围观者甚多，且推门而入。”“老乡们串门、围观等等是极不好对付的。”先生每每对儿子如是说。他的朋友忆起干校期间的俞平伯，印象最深的也是他的被“围观”。为摆脱窘境，他给孩子们分糖吃，请他们离开。再后来干脆用高梁杆在门前围起一道“墙”，孰料那高梁杆可以吃，不一会儿的工夫，围墙变成了残渣，可谓滑稽。
说来话长。建国后的文化运动一个接一个，俞平伯算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我们记得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如果我们记得批胡风运动，我们就不会忘记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因为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的一篇关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引起领袖高度关注，于是一场大批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研究《红楼梦》的运动掀起，仅仅两个月时间，俞平伯参加了八次批判会，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有了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经历，俞平伯不被村民们关注才怪。
“他们倒很淡然”，同在干校的刘锡诚先生如此回忆。
我坚决相信先生的淡然。
你看他的胃口多好，“以白肉煮白菜，甚美”，“昨日把它（饼）烤了一下，抹猪油以代黄油，甚佳”，“橘饼我爱吃”，“红薯柔糯比北京的为佳”。他的干校家信中常常这样说。
你看他的心态多好，“一切顺其自然。睡眠极佳，前所未有”。他对孩子们这样说。
你看他的心情多好，描写起乡下的楝花：“天气清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花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它乡胜故乡。”又这样描写乡下的春天：“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春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他如同一枝被遗弃的桃花，即便没有入得美丽的园林，在荒芜的地头，或者在残垣断壁间，也要散发出淡淡的光华。
他更如家乡一支淡淡的昆曲，即便离开了舞台，远却了铜鼓，也要在荒郊野外清唱一曲，并不失婉转与华丽。
若干年后，他的被扣发的工资如数返还，接到工资的那一刻，他问来人：“利息呢？”
若干年后，他的被没收的旧居退还，子女请他回去看看，他摆手作罢，从此没有再回过那座曾祖父留下的四合院——北京老君堂79号。
1990年，在生命弥留之际，俞平伯嘴里念念不忘的是《红楼梦》！
他的内心有着多大的愤懑！他的心中还有多少遗憾！虽然我们眼中的老人一派淡然。
1970年夏，先生的外孙韦奈到东岳探亲，他说：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们的住所和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惊呆了（尽管那时我也在农村）！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但当我们握手拥抱之后，外祖父的第一句话却是：“这里逢双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可买些鱼虾，还有油条可吃。”短短的几句话，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把他摧垮……外祖父还为我吟诵他在乡间的新作，流放地变成了我们的世外桃源！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为“旧知识分子”，先生的心情是舒畅的，他当选为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委，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为热情讴歌新中国，他写下“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的诗句。1954年，即便他的思想遭受到巨大批判，但是，毛泽东有专门指示：俞平伯是团结的对象。因此，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二年还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这一段时期，重点批的是他的思想而非他这个人。1966年，先生遭遇空前灾难，藏书丢失三分之二，年迈的母亲被迫穿上“寿衣”，他与夫人还要假装“哭丧”。而此时，他也看到，他的多个朋友付出了生命。跨过一道道沟，走过一道道坎，“五七”干校对于先生而言，显然是“一切顺其自然”。
这个从江南诗书世家走出的大儒，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2011年，吉林电视台播出韦奈重返老君堂79号时的情形：不愿意回来了，全变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韦奈一脸的无助与痛惜。
老君堂变了，俞平伯却没有淡出我们的记忆。2011年9月，纪念俞平伯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围绕俞平伯与中国新文学、俞平伯与红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研究和德清俞氏家族与江南文化世家等主题纷纷发言。
我们不能料想一个政治时代的走向，因此也不能料想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境遇。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份自然的人文情怀，用一份合理的学术情结，纪念一份文化，怀念一个学者，给予他应有的定位与尊崇。哪怕他说“我只是苏州老家一支淡淡的昆曲”，我们亦能穿过遥远的时空，品出纯浓的韵味和华彩。
人物档案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代表作有《红楼梦研究》、《燕知草》等。
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
他12岁因家境贫困辍学，19岁出版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并成为大学教授；他是财会专业的奇才，也是民主革命的斗士；他曾经是政府要员，最后的身份则是专家和学者。
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妻子却绝尘而去；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孩子，孩子却唯恐避他不及；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却在祖国的土地上遍体鳞伤。
他如一粒尘埃，淹没在了纷繁的尘世，很少有人会忆起，当年上海滩那个少年天才，当年延安中央党校那个多思的学生；也很少有人会提起，新中国大上海那个风风火火的财政局长。
1994年，因为他的文集出版，人们在大叫“自1957年之后，中国的思想者集体失踪”后，突然发现“我们有顾准”。
“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集体名誉。”有人说。
“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起这个令人尊敬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也有人说。
更有人纵观顾准先生的一生说：“他本来有一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锦，但是他‘糟塌’了这一前程，走上了一条料无善终的不归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给抽屉写作，给后人写作，唯独没有给自己的前程写作。”
这就是顾准。
从商城到息县
20世纪30年代，当他的银行会计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投身革命，走上一条温饱未知、九死一生的人生路。
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壮怀激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大业，却不幸屡次遭受政治迫害。先是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撤销一切职务，又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再在“文革”中被打进“地狱”。
1959年3月，顾准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商城县“监督劳动”。那一年，中国人民正在与饥饿作斗争，顾准也不例外。
他饿得全身浮肿，饿得晚上睡不着觉，饿得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偷东西吃。他学会了对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报以笑脸，只为对方有机会给他一根胡萝卜。
“清晨傍晚，颇为饥饿所苦”，“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他用文字记述自己的饥饿。
他因为贫穷无法就医，他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呵斥变得卑躬屈节，他因为不想成为饿殍而学会了唾面自干。
在自我拯救的同时，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当时中国的农村。
“徐家断炊”、“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类记载，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最为常见。饿殍连连、哀鸿遍野及至“人相食”，是顾准眼里真实的农村。
他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他开始考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的国度，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如何发展与建设。
“我要保存下来，我还要战斗……至少应该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他怀着这样的信念，求取温饱和生存。
而不仅仅是要活下去。
十年以后，顾准再一次下放河南，这一次，他到了息县“五七”干校。
相比当年的商城，息县的生活水平不在话下，不仅可以买到酱肉，炼乳、奶粉、肉松都是经常的食物。他不再为饥饿所困，然而却面临着新的痛苦，那就是情感的煎熬。
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妻子提出与他离婚，五个子女与他断绝关系。
1967年5月，他最后一次回家，孩子们质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妻子质问他还要来害人，没人肯收下他的存折，他凄楚地离去，从此与家人没有再见一面。
1969年11月，54岁的顾准形单影只地来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我希望再见秀一面”，临行之前，他三次提出这个要求。秀即方采秀，顾准夫人，其时俩人口头上已经离婚，数年未见。他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他终于获得答案，秀已经在一年半前自杀身亡。他提出想与孩子见上一面，却没有获得一个孩子的同意。
他清点行李，离开北京。
他从弟弟那里搜集子女的照片，一一贴在像册上。
“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顾准在息县继续他的日记。
“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他将无边的悲痛诉诸纸和笔。
但是，他没有一味地沉沦。
他不再仅仅关心他的财会专业，更不再局限于妻离子散的家庭悲苦。他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痰中带血，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他却思考着一个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他不再探讨中国人的温饱、丰收或者节粮，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中国在进入20世纪中叶后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追求革命、不惜牺牲生命换来的胜利，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
他也不再仅限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他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畴，他立下志愿，要弄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最终弄清楚中国的问题。他与干校管制人员斗智斗勇，赢得了难得的读书环境，他广泛地涉足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进而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一番整理。
“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他说。没有资料，没有卡片，没有更多的书籍，但是，已经没有困难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他希望还能活上二十年，因为，他需要广泛地涉及古今哲理。
对比中、西方文明，他探讨着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即“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凡此等等。
1972年，离开干校的顾准回到北京，他以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的执着和勤奋，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万言的、照亮日后中国思想界的论著，然后撒手人寰。
从商城到干校，是顾准人生的炼狱期，在饥饿、死亡、威胁、抛弃、批斗的连环苦难中，他从单纯的经济学走向社会科学的研究。“五七”干校，成为顾准思考的成熟期，最终成就其干校后期思想的丰收期。
生死两茫茫
在干校，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对亡妻无尽的追念。
“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
“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
“偕游秀故乡，登黄山，曾相预期，已成泡影……”
顾准与方采秀结合于1934年，其时二人同为革命组织“进社”成员，可谓志同道合。二人共同走过了战乱的生死离别、流亡奔波，也经历了地下革命的艰难险阻。但是，最终却劳燕分飞于那个万马齐喑的岁月。
他理解妻子的离婚要求，他心怀忏悔并长久怀念着她；他宽恕孩子们的举动，常常因为思念他们而“夜不能寐”。他给长女买手表，他备一套被褥以便孩子们来看他时使用，他省下一点油票留给孩子们。可是，没有一个子女愿意理会他们的父亲，他们更想做的是烧毁父亲所有的照片，并且他们这样行动了。
1974年，在生命垂危之际，顾准渴望见到其中的哪怕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们一致对这个请求背过脸去，他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十年以后，他的论著终于让女儿彻底低下了头：“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清晰，高大起来。”“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愧疚之余，女儿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更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
也许，我们很难找一个突破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顾准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23岁。我也知道，同样是在那个时代，在同样的境遇下，巴金的夫人萧珊为了保护丈夫，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周信芳的夫人为了保护丈夫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冰心也曾发出质问：“如果吴文藻是‘右派’，我也是。”而在当年错划的数十万个“右派”分子中，又有多少家庭真的妻离子散呢？子女真正与父母宣布断绝关系的呢？
也许苦难的时代，曝光了某些不太健全的人格，苦难的经历，折射了一些受局限的认知水平。同样，大苦大难把顾准的铮铮铁骨、冷峻孤傲、柔和宽厚暴露在我们眼前。
有道者不孤
伟大的思想者，即便身处地狱，即便发出微弱的光芒，也会穿透黑暗，照亮共鸣者的心田。在遭遇不被家人理解的同时，顾准在息县却遇到了他人生的知已吴敬琏。
1974年，顾准离开人世。吴敬琏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但是他走了。”——2005年，吴敬琏这样回忆，他对女儿叙述这段话的时候，眼里泪光闪闪。
干校期间，顾准与吴敬琏因同为“反革命分子”在同一劳改队，在“隔离室”朝夕相处，他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利用干校后期管制相对松散的机会阅读和探讨。吴敬琏感受着顾准渊博的学识与犀利言辞，聆听着他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惊世骇俗的独到见解。受到顾准的影响，吴敬琏重新操起英语。而在顾准看来，与吴敬琏聊聊天，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顾准匆匆地走了，但是，在干校期间深受其影响的吴敬琏活了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改革》杂志主编……”这一串闪光的头衔，是吴敬琏学术高度的见证，而所有这些，是否让九泉之下的顾准欣慰呢？虽然吴先生自称，顾准的天赋和聪明才智以及道德文章，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企及。然而，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对顾准最好的纪念。”
有道者不孤。今天，经济领域的人在研究顾准，社会学领域的人也在研究他。作为干校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顾准更是让人为之眼亮。在所有的“五七”战士中，像他这样经历过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遭受过毒打，又经受了家庭破裂的，还属罕见。我们曾经感佩于冯雪峰对党的无比眷恋，也曾惊叹于沈从文对文物事业的执着；我们见识了郭小川的从天真到成熟，也研究了冰心在干校的恬淡；我们为胡耀邦在“五七”干校的乐观而感动，也为陈白尘在干校的悲苦命运叹息。但是，在顾准面前，一切感叹都显得如此多余。他的思想，他的高度，他承受的苦痛，以及他内心的柔情，他的信念，以及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远地镌刻在一个时代的印记中。
感谢吴敬琏先生，他不仅继续了顾准的事业，同时记录下了干校时期的顾准；不仅记录了他思想的脉络，更有他因为不愿意作伪证遭受皮肉之苦后的谈笑自若，以及在地头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中，他高昂着头大叫“我就是不服”的情景。
面对一位大智大勇者逝去的遗憾，什么样的语言才可以不再苍白乏力？是的，唯有面对未来，面对未来地看重他的思想，以及比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刚正不阿的处世原则。
他把肋骨拆下作火把，试图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还需要徘徊吗？
人物档案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调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代表作有《银行会计》、《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论文集》等。曾下放息县干校。
巴金：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
当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奉贤“五七”干校，最不能绕过的当属一个沉甸甸的名字：巴金！
几年以前，我曾经在不经意中阅读过他的作品《随想录》。然而，读着读着，我感到了一股淡淡的失望，“就是比较随意地在说话，不像出自一个伟大的作家之手。”我对自己说，显然与我很高的期望值不符。
几年以后，我再读《随想录》，我开始为自己的浅薄汗颜，先生写作《随想录》，原本就不是为了描绘出多么优美的文字。在看似随意的每篇短文中，他的每一个文字都不是轻易落笔，而是用心良苦地在选材，尽心尽力地做着针对性、目的性的倾诉和分析。
当他的同龄人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先生却奉献出这一套书，主动地把自己关进一座灵魂拷问所，鞭挞、控诉、反省和责问。对这样的文字，如果我们用随意的眼光去阅读，如果我们缺少一份严肃认真的态度，岂不辜负了巴金先生！
在《随想录》里，巴金真实地再现了“文革”初期的自己：
“1966年9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举手响应……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说初次挨批斗的时候，甚至带着笔记本上台，把别人批评他的话记录下来，以利于自己的改造。
1970年2月，随着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同仁们，巴金下放到了奉贤“五七”干校，这一年，他66岁。
此时，《随想录》中的巴金正在转变：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是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弄清是非。”
在《巴金画传》中，有一张巴金在干校期间抄录的《神曲》图片，字迹工整、优美，清晰、干净的页面诉说着先生抄录时心境的清静。
而真实的奉贤，是什么样的呢？
干校在海边，风大，属盐碱地带，吃的水又苦又涩。住的棚子漏风又漏雨，下起雨来，棚子里水洼一个连着一个，以致床底下长出了生机勃勃的芦苇。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蛇类也无法生存。
在这样的环境中，巴金“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总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
“他经常被派到化粪池畔倒粪水。当粪水‘哗’的一声往池子里倾泻下去时，池子里的积粪也相应地喷溅上来。因此，干完一场运粪水的活儿，巴金的脸孔就成了‘花猫’。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得见到他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在干校，他学会了养猪，搓麻绳。挑担的时候，他不小心掉到水沟里，丢失了眼镜；动辄被拉到上海的工厂、学校游斗，一连数日；为“激流三部曲”写“认罪书”，夜里经常做恶梦惊叫；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泛白的鞋子，他在田野间狐独行走……
1972年6月22日，巴金给干校连部写了一封请示信：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到摄氏38度左右，有时超过39度……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药费壹佰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这时候，萧珊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他说：“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这一年的8月，萧珊永远离开了巴金，年仅55岁。在“文革”中，这个伟大的女性，因为丈夫的身份被人唾骂为“臭婆娘”，她却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巴金，为他挨打，为他受惊，终究郁结成疾。
其后的日子里，对萧珊的怀念成了巴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我醒着，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
而巴金写下的《怀念萧珊》，成为《随想录》中最动人的名篇。
萧珊离去后，巴金也离开了劳动了两年多的干校。
从“文革”开始的服从，到干校期间的怀疑，回到上海后的巴金，从绝望中走向“安心”。
有什么苦难能比得上萧珊的离去？
她本来是他的一个读者，因为仰慕他的才华，给他写信、寄照片，那是20世纪30年代，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八年后，她成为他的新娘，此时，新郎已经40岁。
在抗战与内战中，她跟着他颠沛流离。在“文革”的血雨腥风里，她用柔弱的双臂呵护他。如今，她带着无限的不舍与牵挂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去时，巴金的问题依然没有结论。
在最痛切的绝望中，巴金安静了下来，他开始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
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了他的、俄国的回忆录。巴金在翻译中与作者对话与共鸣，没有功利需求，对于巴金而言，这是生命和文化的需要。
后来，他说：“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8年11月，巴金开始《随想录》的构思，他说：“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从怀念至爱萧珊，到怀念文坛老友，从某一件小事入手，进而伸展开来，他在书中剖析自己，剖析他人，剖析社会，书中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深刻的反思。他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他痛惜自己在“文革”之初失去自我，失去灵魂，痛惜自己伤害过某些朋友，并面向未来地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这是个多么善良、多么真实、多么有良知的老人！在年近八旬的时候，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为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了他全部的心智与心血。他把自己经历的大苦大难，以及曾经的愚昧和幼稚，以至对他人的伤害，以切割伤口的勇气晾晒出来，进而为我们的民族大声疾呼五四精神的回归！
巴金先生在“文革”中留下的照片很少，而有一张是刚离开奉贤干校、悼念萧珊时所照，他的手臂上戴着黑纱，低沉着头，满脸满眼写着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他在哭他的亲人，哭他的爱情，也在哭他的命运，哭他的祖国，哭他在干校经历的一切、思索的一切。
我们今天读到的《往事与随想》，以及《随想录》，都是在他抹干了这一次泪水后的巨作。
人物档案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巨匠。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家》、《春》、《秋》。晚年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曾下放奉贤干校。
戴厚英：祭奠一段生死恋
在百度上搜索闻捷，得到这样的信息：“闻捷，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记者参加解放西北的战斗，并随军到了新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访部主任。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稍后，专门从事诗歌创作……”
他的代表作为《天山牧歌》与《复仇的火焰》（三部曲），其中《复仇的火焰》记叙了解放初期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民族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过程。不过，这部长诗的第三部还没完成，“文革”的风暴来临，闻捷停止了创作。
他的创作题材与风格决定了他“红色诗人”的地位。凤凰卫视在讲述这位红色诗人的不幸遭遇时，用了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素有嫌隙，成为上海作协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1968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跳楼自杀，女儿被赶出了家门。”
我知道，他的结局是：1971年元月，在上海奉贤“五七”干校自杀身亡。
他有什么理由活不下去了呢？
他爱上了干校的另一个女人戴厚英，这个女人也深深地爱着他。他俩本来一人在养猪，一人在种菜，又一起负责连队生产劳动的安排，因为共同的文学志趣而相爱，然后很自然地准备结婚。俩人把结婚申请交给了工宣队，又准备利用干校休假一起筹备婚事。然而，申请一个多月杳无音信，闻捷还被通知假日留下值班。再后来，说是戴厚英将被调往吉林，显然，这是要拆散他们俩人。
1970年12月30日，干校召开批判大会，要求闻捷反省自己的罪过。两个单身男女相爱，何罪之有呢？于是，他实话实说：“我爱戴厚英，我离不开她，我对她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么一来，他被戴上了一堆帽子：“对抗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对于这场恋情，张春桥还亲自定位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的抗争还有什么用呢？
离世的那天，正值他与戴厚英相爱100天。第二天，戴厚英一身黑衣参加了干校对闻捷的批判会，会上人们挥着拳头痛骂闻捷死不悔改……其后，戴厚英过了七天七夜没合眼的日子。
再后来，戴厚英开始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的写作，继而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代言人。《诗人之死》取材于闻捷与戴厚英真实的干校生活，以及俩人的悲剧恋情。小说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太白文艺出版社再版此书时，扉页上这样写道：“一个失去理性的社会，两颗向往温暖的心灵。”“诗人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创造的权利、爱情与婚姻的权利之后，也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专案组长’与‘审查对象’的百日恋情，十年浩劫的真实故事。感人泣下，惊世骇俗。”
其实，“文革”来临的时候，戴厚英政治热情高涨，一时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曾经公开批判过自己的老师钱谷融，并因为一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名声大噪。下干校前，她曾经担任过闻捷调查组组长，只是在调查闻捷“反党反国家罪行”的过程中，却对他产生了同情。
不久，俩人都下放干校。不同的是，此时的戴厚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揭发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闻捷反倒已经洗清了很多“罪行”。其后，又不知什么原因，闻捷也成了干校的重点批判对象。
再后来，俩人陷入了情网。
“我们好像不是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爱人，而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我们是这样互相了解又互相吸引……我们无休无止地谈心，从政治谈到生活，从哲学谈到文艺，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诗。”爱情如同一股巨大的暖流，把戴厚英吞没了，她听到了幸福婚姻的呼唤，全然没有发现身边的惊涛骇浪。
噩梦般的剧痛后，戴厚英唯一能做的，是把痛与泪化作笔下的文字。她用文字反省“文革”之初自己的狂热。《诗人之死》中，女主人公向南成了戴厚英的替身，于子期的原形则是闻捷。于子期未完成的诗稿《不尽长江滚滚来》代替了闻捷的《复仇的火焰》。
回忆当年起来“造反”，“向南”说一方面她不愿意停下手头的文学研究，二方面也不愿意否定自己十七年来走过的路。“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她怎么能不相信毛主席的话呢？”我以为，这正是戴厚英的心灵独白。
在对于子期的调查中，他说：“向南同志，你也是党培养的吧？在你的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指导者、领路人吧！党，就是由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啊！把这些人都打倒，那么，我们的党呢？”向南无语。戴厚英借于子期之嘴，再现了闻捷的心灵世界。从延安到新疆，到他呕心沥血的诗歌创作，这一路的艰苦与颂歌，让这位红色诗人如何能够一口否定自己，否定他的领导和同志。
《不尽长江滚滚来》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终，小说每一个情节的关键处，都与这部长篇述事诗相关联。同时，也不难看出作者浓墨重彩地写这部诗，是因为她的欣赏和珍视，她对诗作者从心灵的爱戴。
诗中写到战争年代，一位将军年仅15岁的儿子，为了保护一位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面对这位哭泣的战士，将军这样安慰他：“小鬼呀小鬼，快擦干你的眼泪。你不见一杆红旗当空舞？擎旗的就是他啊，我的儿子，你的兄弟！小鬼呀小鬼，快擦干你的眼泪。你不听战鼓阵阵耳边催？擂战鼓的就是他啊，我的儿子，你的兄弟。”
这是一首怎样的、从心灵流出的赞歌？哪怕是他被打倒、被批判，他心中还奔涌着这些赞歌。《诗人之死》中，长篇诗的反复出现，让你体会到了某种悲哀与讽刺。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编写历史。不过，有人用手，有人用心，有人用血。还有人用尾巴。”戴厚英借《诗人之死》的结尾部分，表达了“文革”亲历者的反省。她曾经热情地投入“文革”，在“五七”干校她又受难于“文革”。在那个纷杂的时代，她目睹行行色色的人或者在台上表演，或者在台下活动。当一切归于平静，她发现无论是当年位居高官的投机者，还是苦难重重的被专政者，到后来都落得伤痕累累。
2001年，闻捷辞世30周年之际，四卷本《闻捷全集》隆重出版。加之戴厚英用血和泪为他献出的《诗人之死》，闻捷是否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呢？
人物档案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后任复旦大学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等。曾下放奉贤干校。
赵丹：活着
蓝为洁在《赵丹到干校的第一天》一文中写道：“70年代初，干校队伍逐渐缩小：大部分人陆续上调回厂拍样板戏《白毛女》、《海港》、《火红的年代》、《渡江侦察记》（新色新版）、《无影灯下颂银针》；小部分人不堪屈辱投河上吊跳楼；剩下的一百多人也回到上海，但不能回厂，只在大木桥老厂址办了几个‘编外人员班’……因此，留在干校的不满百
赵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走出蹲了五年的监狱，来到上海电影系统在奉贤开办的干校，那是1973年。
在此之前，他的大女儿从北京捎话来，希望爸爸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他的夫人、弟弟都郑重地请求他，一定不要走绝路。他一一答应下来：“你们放心，我不会轻易被他们整死，我要活着，活着看到明天。”
活着，一个多么普通的动词，就像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到成长成才；就像一颗种子，从落地生根到枝繁叶茂，自然的无需我们更多的雕饰与关注。我们承载父母的恩典来到人世间，难道还需要一个特别的提醒：活着？
只是，赵丹的朋友郑君里病死在了牢房，徐韬跳进了钱塘江，上官云珠也在绝望中自我了结，蔡楚生死了，冯喆死了，舒绣文死了，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友良也跳楼了。包括干校中不堪屈辱投河上吊跳楼者，如赵丹的老友顾而已……一个个都活不下去了，赵家人能不惶恐吗？
活下来，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苦捱着，或者茫然地、行尸走肉般地打发着时间，或者心惊胆颤地守着日子。总之，为了对亲友的承诺，他也得活着。
而实际上，赵丹活在他的信念与希望里，活在对未来的展望里，你会发现，他的悲惨境遇中常常彰显出一种春潮涌动般的蓬勃生机，让你蓦然发现，赵丹活出了一个活法。
在牢房的时候，他经常自言自语，因为他不愿意在封闭的环境里失去语言能力，从而失去再次走向荧屏的机会。他从来不曾停止思考，比如构思将来如何拍摄齐白石、《红楼梦》，如何拍摄阿Q，只为利用这难得的时光，为未来做尽可能多的积淀。而这个时候，牢房外面，他的许多朋友已经命断黄泉。
电影似乎成了赵丹在监狱里的重要精神寄托。上干校以后，停不下来的赵丹又把作画当作主要精神食粮。夫人黄宗英回忆：“每月逢干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画个四天四宿，以之为唯一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还怪我们进进出出。”
沉浸在作画中的赵丹，在干校拥有了一个难得的知已：画家富华。俩人因为酒而相识，再因画而交上朋友，常常是喝酒论画，直到酣畅淋漓。特别有趣的是，俩人或者画一只鸡“下酒”，或者画条大鳜鱼“换换口味”。有一回，富华说：“大鳜鱼的肉容易老，你这条只好做糖醋松鼠鳜鱼，俺画条小的嫩的吧，就清蒸。”于是，赵丹在画上题曰：阿丹画大鱼，富华画小鱼。
画鱼下酒兼题字，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干校的赵丹，活在物质的贫困中，活在精神的富足里。
在干校劳动五年以后，赵丹回到上海。女儿发现，爸爸的牙掉了。赵丹不语，但是他知道，女儿已经明白，牙齿是被打掉的。他反过来安慰女儿：“将来演老头子不用化妆了。”
1980年，赵丹去世，人们在对他的尸体解剖后发现，身上无处不是伤，包括耳朵被撕裂的痕迹，其惨状在无言地诉说他曾经遭受过的非人虐待。
于是，我们很能理解那些选择离世的朋友；于是，我们对赵丹更多了一份尊敬而不是同情。
就在寄情于电影和作画的时候，赵丹始终没有逃离过魔窟。
刚到干校的第一天，赵丹就因为和大伙一起到河里抓鱼，从而遭到猛烈批判，批判会在“打倒混世魔王赵丹”的冲天口号声中结束。在干校，年近六十的他在蔬菜地里除草，“在夏天，有点络腮胡子的赵丹头戴一顶礼帽式的草帽，身上只穿一条内短裤，只穿一双海绵拖鞋，微驼的背晒得又黑又亮，肩上搭一条毛巾，完全像一位老农。在蔬菜地里干活，只赵丹一人，据说是防止他与其他人交谈，扩散对江青不利的话。”
好在，就算伤痕累累，就算健康不再，他还是从干校活着回来了。
我想起了同在奉贤干校的曾彦修，他以“右派”身份下放奉贤，自称如奴隶一般，每天黄昏还要挑水几十担，老人有诗为证：“廿载天天斗，人情已似冰。田中一夜雨，无人问冷温。”
我又想起了在奉贤的秦怡，她乐观地把干校当作一个演员深入生活的机会，成为时代的“幸存者”后，感慨道：“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挨不过了，其实坚持一下，什么困难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还想起了贾植芳，他在奉贤干校沦为监督劳动对象，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在劳动之余一边抽着八分钱一包的香烟，一边津津有味地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对于我钟情的奉贤，我曾经苦思冥想，我需要从哪道门再走近他们呢？“我觉得‘活着’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这个话题可以写上一篇好文章，或者一本书。”我的朋友莉在读了我写作的向阳湖干校系列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她的话给了我启示，是的，活着，一个简单的话题，却恰恰也是个最艰难的话题。在奉贤干校，我的确看到了这种艰难，用文字记录下他们一路走下来的不易，以及那些断然离世者的无助与悲怆，算是我对奉贤再续的一曲悲歌。
人物档案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祖籍山东肥城，出生于江苏扬州，长大在江苏南通。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曾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曾下放奉贤干校。
王人美：跨不过“明星”那道坎
在关于上海的诸多往事中，人们总忘不了要钩沉起那些红颜。在红尘岁月的某处角落，她们曾经于浮光掠影中眼波流转，艳极一时，成为属于一个时代的前沿风景。如果你要把她们如梁山好汉般地排个座次，王人美落座何方，一定需要你认真掂量。
她曾经是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一。她主演的《渔光曲》成为百年中国电影经典；她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至今为人传唱；她因为拒绝为日本人演戏而避居香港，她与电影皇帝金焰的婚恋成为荧屏内外永存热度的话题。
她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籍湖南浏阳。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目睹兄长的同学们出入家中，他的父亲曾是这群大男孩的数学老师，而这群男孩中，有一个人名叫毛润之。
1934年，因为《渔光曲》的上映，中国电影迎来第一波高峰。那个在波光万顷的海面上撒网捕鱼、唱着《渔光曲》的主角“小猫”，因为王人美的演绎，走进万户千家。
而被“小猫”成就的王人美，却不幸在三十年后的“文革”中，被定位为“三十年代的黑猫”。
提及那段岁月，王人美的表述十分简单：“十年动荡前夕，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了晋东南农村。没多久，我们被全部调回。以后的经历你可以想象。我的罪名是‘三十年代的黑猫’，我自己的态度是从前自己不很革命，但绝不是反革命。一九七三年四月我在‘五七’干校接受监督改造，突然获得‘解放’，准许我回北京治病。”
一本厚厚的个人回忆录，却只用了127个字表述十年的光阴！“轻描淡写”的背后，我读到的是不忍回顾的“可以想象”，不愿再把伤疤揭开，直面新一轮的鲜血淋漓，王人美作了巧妙的回避。
我只有选择从侧面走近王人美的“文革”岁月，并有了新的发现。她的丈夫叶浅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革’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耍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天不怕地不怕”不是王人美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现，早在《渔光
曲》及之前的电影《野玫瑰》中，她的表演都不带高超技巧，只是她野性、善良、健康个性的自然表达。“文革”的无理批斗，激发了这位湖南妹子的反抗精神。
只是，在“硬挺硬碰”的背后，是她苦痛的心路挣扎。
“我渴求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去熟悉了解新社会的劳动人民。”1950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王人美，带着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激情满怀。“过去我随蔡楚生去过渔村石埔，看到的是衰败和灾难；如今我参加土改工作队，看到的是光明和未来”。在崭新的时代，她热血沸腾。
然而她很快病倒了，神经失常，胡言乱语，无论如何，她已经无法改变一个既成的事实：她曾经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明星，且做过“黄色”的明月歌舞团台柱。有那么一回，她巧遇当年演艺界的同事，多说了几句话，结果遭到组织责难：旧社会过来的演员，关系复杂。周围的人看她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戴上一双有色眼镜，这双眼镜上写着：她是旧上海过来的演艺明星！
她也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无形的精神枷锁。孙瑜导演的《武训传》不是被批了吗？1931年，是孙导演把自己推上了影坛，今天，他成了“反党反革命”分子却百口莫辩，那么自己呢？某一天到自己头上，能说得清吗？
她不可阻挡地神经错乱起来！
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来临。她看到，连红小鬼出身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她这个旧上海的明星呢？她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再度胡言乱语！
她没有想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勤勤恳恳，即便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或管理剧组服装的工作，她都不曾有半点闪失。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不了旧上海经历的事实。她所处的环境，以及她本人，都跨不过那个曾经光鲜靓丽过的青春的坎！
当她成为歌舞团台柱的时候，唱歌跳舞和戏子一样被列为那个时代的下九流，而她，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丫头片子。当她塑造小猫形象的时候，她只是同情那个女孩的遭遇而希望唤起更多人对渔家女的关注，那时，她也只是一个不足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被家人送入这个行业，她也如此单纯和热情地表演着，来不及对未来有所设想，即便设想，她也不曾思考过将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颜色，这种颜色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
在她被推上批斗台的日子里，不会有人提到，就在《渔光曲》大红大紫的时候，她正受进步思想影响，“平日里，短衣短裙布鞋，不穿高跟鞋，不涂脂抹粉，不去跳舞厅、夜总会”。也不会有人提到，1938年，因为拒绝为日人本演出，她避居香港；1948年，因为参加左翼演出，她被国民党盯上不得不再次离开上海。
她只是没有像她的很多朋友那样，参加演剧队，到延安去！当田方约他们同赴延安的时候，她和先生金焰犹豫了一下，“从此失去了参加革命的机会”。
演剧队、延安，只有做这些才是那个环境下一个进步青年唯一的出路！否则，她就将带着旧上海的烙印，低头行走在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的环境无言地告诉她这个“真理”，她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迷失了自我！她无法挣脱这种精神的桎梏，她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胡言乱语，神经失常。
地处北京大兴的北影“五七”干校，再次诱发了王人美的精神病。好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73年，毛泽东亲自过问起了这位小老乡。早在1956年，在接见中国电影家协会人员时，毛泽东就对王人美说：“细妹儿，你还记得我吗？我在你家避过难呢。”这一次，毛泽东不知从哪个渠道知晓了王人美的情况，亲自干预，让她获得了回京治病的机会。
王人美去世后，叶浅予留下一首挽联诗：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两口，家破人散，政治平反。”
世界没有轮回，所以王人美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上延安，再进行一次革命的壮举！世界没有轮回，我们也无法回到旧上海，体味那时那地的流光溢彩。我只知道，当20世纪万象更新般的50年代终于被60年代取代，当“文革”的大旗招展，当年劝王人美参加演剧队的王莹、金山一个个被关进了监狱，当年奔赴延安的田方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王人美，20世纪80年代，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王人美依然为她未喝延河水、没吃陕北的小米饭而懊悔！在她看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在我读来，这又是一个多么纯真的老人呢！
王人美在旧上海电影界的另外一个朋友司徒慧敏，他在为王人美的回忆录撰写序言时，掩饰不住无尽的惋惜：“人美正在奋发向上，在演技才能和认识上都处在逐步成熟时期，而她的艺术实践反而步步后退下来……但当时，人美是有着烈焰般的热情的，并在继续认真学习，假如能给她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去锻炼、尝试，我想她会有更大成就的。”然而，一个旧上海的影星，与需要讴歌的工农兵之间，被人为地挖上了一条鸿沟，她被这条鸿沟隔离在了新的成功的彼岸。而那一年，即王人美从香港回到新中国时，不过35岁！
人物档案
王人美（1915—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主演的《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1950年从香港回国。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著有《我的成名与不幸》等。曾下放北京大兴干校。
黄永玉：不用眼泪哭泣
关于黄永玉，有人说他是鬼才，有人说他是奇才，也有人说他是怪才。我说，他是湘西的又一个传奇。
凤凰的山水总是格外独特，独特的从这里走出的小学生，在外面那么一闯荡、一摔打，往往就成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大师，沈从文如此，黄永玉亦然。
当年沈先生一不小心爱上小说，小说就直冲诺贝尔文学奖，一折腾起文物，专著又登上国礼的大雅之堂。表侄黄永玉也不落后，不说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样样精通，就连诗文、小说也写得有模有样，姑且不说他设计的邮票引起邮市狂购热潮，单看他脑袋一歪，就诞生了家喻户晓“酒鬼”酒瓶，就得让你好好掂量掂量这老头的分量。
与沈从文的温文尔雅相比，黄永玉总显得那么放荡不羁，你看这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稀疏着几根白发，接受起采访来就坐不直，光着脚丫，盘着双腿，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眨巴着眼睛，端着个烟斗，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吸着，以至于主持人都说：“您可别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你就很少看见他“正经”的时候。
就说“五七”干校吧，无论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对黄永玉这样的“牛鬼蛇神”而言，那是地道的劳改所和管制地。劳动地点在八公里地以外，天刚亮就得起床，背起农具出发，黄昏再扛着农具以及麦子、水稻及各类蔬菜回来，一天16公里地，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外加精神上的不自由，政治上的批判，更不要说禁止画画的苦痛了。只是，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却不失幽默与生动：
“农闲之余，我经常与杨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我和先让便到他的班上去看望，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量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儿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没“正经”的小老头，其实心态可好，而且可爱得特别。别看他个子不高，看起来几近单薄，但是他那颗心灵，强大得足以抗拒任何外来压力。
当“文革”的号角吹起，“黄永玉”们首当其冲地被推到地狱之门，凌辱、唾弃与毒打的交响曲，一个个悲剧竞相上演，跳楼、自杀、抑郁而终者不乏其人，惶惶不可终日者比比皆是，低眉顺眼者放眼尽是，黄永玉则不然，他的表叔沈从文送他一句“要从容”，他遵照执行之外，还隆重地加上了一份“要乐观”。
你看他，在皮带铁头的毒打下，不动、不哭、更不喊，倒是在心里默念着“一下、两下、三下……”，刚好224下，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背上的斑斑血迹粘连了他的衬衫，他反安慰家人：“不会总是这样的！”被拉去游街回来，他倒绘声绘色地讲起街头的风景。
特别的地方在于，比起彦涵、王世襄，黄永玉没当过“右派”，比起绿原、柯灵，他与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关联。如此说来，当“文化大革命”狂潮突起，他还是一个新“运动员”，几乎是没什么精神准备，也没什么惨痛经历铺垫一下，就那么劈头盖脸地来了。况且，这个艺术天才年方四十有四，怎么着也算个血气未衰的年龄！况且，他在年仅30的时候，就是中央美院的教授了。
你惊叹也好，不可思议也罢，不算老的黄永玉就鬼使神差般地拥有了一颗老练的心态。罗哲文先生说，直到下干校才懂得斗争的技巧，如此比来，黄永玉算是“先知先觉”了。难得的是，这个看似放荡不羁的人，还慷慨地把这阳光的心态给予他的同难者，让对方获取力量。在“牛棚”里，看到李可染惊吓得浑身发抖，他用眼光说：“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在河北干校，看到陈沛被无辜打成叛徒，就悄悄安慰他：“熬着一点啊，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他永远不会紧握着一个人的手说“坚持住，同志”，嘴里也蹦跶不出“相信党，相信人民”，如同他评价自己的小说“没有想到要表达什么‘伟大的意义’”一样，如同说到倾心文学只是“实在太好玩了”一样，他总是那么散漫着，那么顽劣着，哪怕在庄严面前，在苦难面前，他的表达方式也略带玩笑。如同他对李可染说“顶住啊，老头”一样，他对夫人用差不多的口气说：“老婆呀，不要哭。”
1969年，黄永玉跟随中央美院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赴河北磁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三年！
他牵挂着他的夫人张梅溪女士，他知道她精神上受不了，于是打着电筒，在被子里写下一首长诗：“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我们有太多的欢笑，我们有太多的为中年的欢笑而设想的旅程，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都充满笑容，中年，是成熟的季节啊……”他为这首诗取名《老婆呀，不要哭》，这就是他的方式，用欢笑化解悲伤。
一方面安慰夫人，一方面想方设法装点自己的干校生活，一本《辞海》，通读了两遍多，每晚打着电筒在被子里看。余外的晚上就写诗。劳动中休息的短短15分钟，他会利用起来逮蛐蛐，再挖个坑玩斗蛐蛐的游戏……他的字典里，没有垂头丧气！
而此时，表叔沈从文也先于他下放到干校。在回忆文章中，黄永玉写道：“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阕：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他的表叔面前，借古人之笔，顽童般的黄永玉终于真实起来，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愁绪。不是吗？仅不让画画这一条，就够这个画坛鬼才愁的，何况还有七七八八的东西要他承受，只是，这个人不把愁苦写在脸上，他也哭泣，但是，他不用眼泪哭泣，他用对未来的希望代替眼泪，他用对当下的隐忍代替哭泣。“要善于等待和忍耐”，在和记者谈起河北干校生活时，他说。
其实他本可不受这份罪，他在香港好好的，新中国成立了，他就回来了。
在经历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劫难后，有人这样问他。“你如何看待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他是一个四岁的男孩，共产党是孩子的母亲，孩子跟着母亲走啊走，累了，说妈妈我想吃冰棍，母亲也累极了，没给他买冰棍，而是回头给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委屈得哭啊哭，但还是跟着母亲向前走啊走……
这个老头，他依然不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依然不理论连篇，但是，你却能读懂他形象语言里的深刻。
“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那是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想到了自己的光阴，自己的血和泪，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他的眼泪与哭泣呢？
人物档案
黄永玉，原籍湖南省凤凰县，出生于常德县，土家族人，中国杰出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下放磁县干校。
吴冠中：“粪筐画家”的中国心
1950年，吴冠中结束了在巴黎三年的美术学习历程，准备返回祖国。面对他的选择，他的法国教授意外而惋惜：“你是我们班最好的学生，我讲的你都吸收了。”因为这位老师原本要为他的得意门生留在巴黎作准备。
返程的轮渡上，吴冠中满脑子都是凡高写给哥哥的信：“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
许多年以后，面对摄像机镜头，吴冠中说：“我也是麦子，我不能在巴黎开花，我应该走到麦田里去，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情感里。”
一边是一穷二白的中国，一边是艺术繁荣的巴黎，他最终选择了他心中的麦田——祖国，义无反顾。他的教授终于不得不说：“你确乎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从你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
他从此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因为拥抱他的祖国，正热火朝天在一派欣欣向荣里，在这片热土上，政治几乎高于一切，而这位陶醉在艺术里的画家，显然需要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在自我意识与现实需要之间苦苦挣扎，他无法被政治化，结局便是被边缘化。当他离开新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央美术学院，他站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台上，他说：“我离开了艺术，从事了技术。”
1970年，吴冠中下放到河北石家庄李村“五七”干校。军代表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新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笔杆子画出来的，于是，一切画画活动被禁止。
带着严重的痔疮，他参加农业劳动，痔疮大如红红的柿子，痛得他不能走路，只能用布和棉花做成带子，托住痔疮，背在双肩，走路时挺直腰，以达到减轻痛苦的目的。
不幸的是，他负责的一群鸭子中，一只小鸭意外死亡，于是他被戴上了“阶级报复”、“打死无产阶级的鸭子”的罪名。
与情感的失落，外加肝病日益恶化的折磨，他不自觉地想到了死亡。
可是如何死去呢？“鹿死于角，獐死于麝，我得死于画乎？”他准备在绘画中累死！此时的干校，情况有所松动，每个周日可以画画。乡下没有画具，花一元多钱买了一块农村简易黑板，刷上胶便在上面作油画，没有画架，就借房东的粪筐代替，“粪筐画家”就这样诞生了。
不吃不喝也不睡，整天不上厕所，生理机能几近停止，直到一幅画完成。在将精神、情感以至肉体完全寄托于画的痴迷过程中，他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河北农村成了他自然的画画题材，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他对这里生长的一花一叶有了亲切的感情。高粱、玉米、冬瓜，以及只伴着黄土的野花，一一成为鲜活的元素，入得他的画中来。有一次，他发现一块体形不错的石头，便将它画成一座大山，组成山花烂漫，自称是“豪华的题材”。
当年他选择离开巴黎，就不准备在法兰西的大花园里开出一朵洋玫瑰，他相信，在自家良园的麦田里，会绽放出新的绿芽！
现在，在准备自我了断生命的过程中，先生的绿芽正在神奇地萌动！在这个偏僻的农家村落，在最质朴的粪筐上，他的心灵迸发出真挚的情感、浓郁的乡土气息，《瓜》、《高粱》、《柴扉》、《山花》、《喜鹊》、《丝瓜》等等画作泉涌而出，他把画铺在院落里，与乡亲们一起欣赏、品评，猜测着这张石榴后院来自张家还是李家，在哈哈大笑中为画作取名！
今天，这批粪框作品均流往海外，成为藏家们追寻的抢手货。《洗衣歌》以数百万元的高价在拍卖会上成交。书画收藏家郭庆祥对这幅画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画家以赤子童心般的眼光与感情选取题材，以千锤百炼的自家语言加以表现。《洗衣歌》表现了河北青年妇女在北方河道中的洗衣场景，那优美朴实的动态身影，那水因洗衣而起的圆浪以及中景与远景中的白鹅与桦树，使画面赋予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与诗意。”
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这赤子童心般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吴冠中曾路经巴黎，遇到了在巴黎已成名的华裔老同学，感受着他们的成功和优裕生活，不过，他说：“我珍视自己在粪筐里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
诚然，比起他的华裔同窗，吴冠中这一路走来，要艰辛得多，曲折得多。只是他庆幸自己的抉择，他渴望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虽然母体的温度并不总是暖和的，在刺骨的寒冷中，他瑟瑟发抖，他蜷曲着瘦弱的身躯，倔强地在粪筐画架上展示着母亲的喜怒之美、原始之美，而这绝色的美丽之中，亮出的正是先生的拳拳中国心。
人物档案
吴冠中（1919-2010），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代表画作有《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春雪》等。曾下放磁县“五七”干校。
费孝通：淡却的激情与迷茫
1948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先于北京城获得解放，在此之前，包括校长梅贻琦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离开了北平，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却选择了留下，他希望为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做点事，并且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批评共产党。
然而很快他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农民给解放军运粮的车队：“车上插了一面红旗，没有枪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地说：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长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当我接触到这个力量的时候，我怎么能不低头呢？”
在新中国成立初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费孝通说：“我愿意低头了，但是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
这样的谦卑与虔诚，我们在费孝通身上，的确找不到一丝心理上的被动。并没有一种力量迫使他，只为了看到与听到的，他主动地拥护着眼前的新政权。
1957年，他以同样诚恳的态度，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希望帮助他热爱的政权越来越好。他很自然地成了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没人打他，没人体罚他，也没人把他送到艰苦地方劳作。但是在一周之间，所有的人都向他背过脸去，他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所有的文章得不到发表。他说：“我愿意接受批判，严肃地说，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右派”，所以他自己也这么说。虽然他不知自己“右”在哪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错误的坚信，因为“假如我是对的，那怎么能一切人都说我错了！”早在1950年，他就坦言：“我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的力量简直压倒了我。”如今，面对“右派”的身份，他痛苦而困惑，他当然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他更不相信那么多人都错了，“我真的很混乱”，他说。
1969年，他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下放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此时，他的头上还有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先生的干校生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农村劳动时光。他学会了摘棉花，他遭遇了因下雨难上厕所的狼狈，因为天太热他饱受痱子之苦。有时候，因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他还要受到复查。
不过，他几乎不再那么抑郁苦闷。
虽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但是他不再如反“右”时期那样“真的很混乱”。他不太积极，也不太消极，不主动争先，也不被动落后。
有时候，他用肉罐头煮黄豆，或者喝浓咖啡及牛奶，就会主动对比当地农民的生活，检讨自己变“修”了起来，但是他也说：“主动地和贫下中农看齐，他们不提高，自己也不安心取用。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现在还做不到。”他没有热情高涨地响应“艰苦朴素”、“反修防修”的号召，也并不因为比农民生活过得好些而心安理得。
轰轰烈烈的“五·一六”运动，在他看来：“这次运动里得到的教育很大，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理解得也比过去更深刻了一些。”深刻在哪里，他并没有展开，不过，他也“写写评论，如敦促知情人赶快揭发等等广播稿。总之，也投身在阶级斗争里，在实践中学习，对我来说确是必需的教育”。
“没有死就得斗上一阵，这些已经不觉得新奇了……要死要活地斗了几次，也就习以为常了。”说起“五·一六”分子的自杀，他是这样的态度。
在几近麻木中，他还有一份“在实践中学习，对我来说确是必需的教育”的激情。在依然留有还未褪色于新中国成立初澎湃激情的同时，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他冷静超常。
他在这个时候，忆起了老朋友斯诺和费正清，他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对于去留问题，费孝通的态度是留下来不错，田园风光，自食其力，他也作好了长期留下的准备。不过，当第一批人员离开的时候，他又不免想到几年来与夫人聚少离多……他没有提交一份回京申请，也不提任何要求，上级安排怎么样都行。
那个曾经热血沸腾渴望自己能被“点石成金”的人不见了，那个在“右派”初期百思不得其解的费孝通也没有了踪影，他不再愿意挖空心思地思考什么。但是他依然关心着他的祖国，对于乒乓外交、苏联局势等，他关注且发表见解，但是你找不到其中如“苏修”、“美帝国主义”这些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言辞。
遇事习以为常，凡事随遇而安，这便是干校中的费孝通。
我忽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干校中的费孝通，而是干校中的费孝通们。当我曾经试图走进诸多学者的内心世界，我的确不只是发现了一个费孝通。
人物档案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曾下放潜江干校。
陶膺：重返向阳湖，感慨万千
2011年11月，“向阳花”韩聪大姐将回咸宁，更难得的是，大姐的母亲、老“五七”战士陶膺也将故地重访。如此难得的机会自然不舍错过，不说年初与韩大姐一别，就一直念着她，能与老“五七”战士零距离接触，也是我一直的期盼呢。于是顾不了更多，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先把工作做完，为的是腾时间出来陪韩大姐一行。如何解释这种“疯狂”劲，只能说我愿意！
韩大姐先期抵达咸宁，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火车站接陶老。向阳湖研究会的诗人韩志开车带着我们，一路上说笑着，临近火车站，韩大姐说起火车站那个石制的涵洞，因时间还早，诗人建议绕道去看看，因为火车站迁址了，看涵洞得绕道，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原来，关于这个涵洞，可有一段惊险往事。20世纪90年代初，韩大姐到咸宁出差，返回武汉的时候，已经没有长途车，突然发现前面涵洞上缓缓进站的火车是开往武汉的，好在她小时候随父母下放咸宁时到过火车站，地形比较熟悉，她知道，穿过涵洞，上了斜坡就是火车站，在紧要关头，她带着同行者一路狂奔，在火车开始缓缓出站的时候冲进车站赶上了火车。看来，小时候的咸宁岁月在关键时候还帮了她的忙。今天，特来看看当年的涵洞，可真算是一份特别的纪念。
听说陶老已78岁高龄，我的心一直悬着，她一人从北京过来，没事吧？火车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停在了咸宁，当第10节车厢门打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出现在眼前，韩大姐赶忙上前帮助提行李，我知道，这就是陶老了！与我想象中的区别太大了！身体硬朗得很，而且一人还带着三个大包，真不简单！
李会长一行早在向阳湖等候，在那里，我首次见到了《罗山条约》的作者、我一直敬仰的王耀平老师。
中餐在向阳湖奶牛场，最受北京客人欢迎的当数向阳湖特色的莲米和竹笋，自然被一扫而光。
饭后陶老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向阳湖文化名人展厅，在那里，她看到了先生韩仲民的照片，也看到了自己所在连队的合影，老人指点着，端详着，我猜想，她的心中一定在奔腾着，为那个火热的年代，为那些苦乐的年华，为那个曾经完整的家和如今远在天堂的先生韩仲民……离开展厅的时候，老人挥笔写下：“重返向阳湖，感慨万千。”我理解她的感慨，40年了，终于再度回到了向阳湖！
从向阳湖出发，一行人陪着陶老直奔汀泗桥凤凰山，那里，是她当年所在连队13连所在地。当汽车戛然停在凤凰山，一片白茫茫映入眼帘，无论是红色的房屋还是绿色的植被，甚至路面都浮着一层白色的石灰粉，直到今天，这里还是采石场的集中地，优质丰富的石头是凤凰山独特的资源，难怪当年向阳湖“五七”干校把石灰场选在这里。
“老妈，您看，这就是我们的家呀！”那边韩聪大姐叫开了，原来，那里的几排平房，就是当年13连自建的住所，第二排的第一间，当年韩家母女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木门木窗，红砖红瓦，陈旧中透出几分沧桑，简单中露出几分质朴。门口晾晒的衣物表明，这屋里有新主人，只是紧闭的门窗告诉我们，主人不在家，否则我们可以进屋瞧一瞧啊！站在屋前，陶老的思绪显然一下子回到从前，话闸子也打开了：
“那时候，这屋前屋后，小孩子们都学着种东西，农民没插完的秧苗，他们就拿回来，插上，西红柿苗也插在屋门口，每天浇水，每天观察，看看长多高了，有趣得很。我们排种的黄瓜，长得很好，吃都吃不完，摆在食堂门口，谁愿意吃就吃。”
“我还记得呢，实在吃不完，我们小孩干脆就摘那些还没长大的小黄瓜，这样吃起来又甜又嫩。”韩聪大姐在一旁补充。
随行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会郑光勇、韩志，当然包括我，自然不愿错过“听故事”的机会，不断提问，陶老则一一作答。
1969年9月，陶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那时，韩仲民先生已经在几个月前到了向阳湖，由于韩先生属文化部出版局，分在干校一连，而一连所在地就在向阳湖，因此虽然两人都在咸宁，却是分处两地。
当时人民出版社除了编“毛选”的少数人以外，全都到了咸宁。只是出发的时候军宣队说，下去搞“斗批改”运动，半年左右搞完就回来了，再说在此之前，人民出版社人员经常下放农村，每次都是不久就回北京了，这次应该也不例外，于是陶老把两个女儿留在北京，让同事照看，只身到了咸宁。
到了咸宁以后，先是在咸宁高中住了几天，后来就到了汀泗桥凤凰山，开始时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才搬到连队自建的房子里。这时候就感到不对了，好像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就有人回北京接孩子，陶老当然也想把女儿接来，军宣队却说：“你先别回，等这批人从北京回来了，你再回去接孩子。”没成想，有一天，突然有人对她说：“快到车站接孩子，她们来了。”陶老吓了一跳，原来，不到14岁的大女儿韩聪把她妹妹给带来了。
“她们听回北京的人说，咸宁多好啊，把锅放在水边，鱼自己就跳到锅里了，多好玩，谁不想来啊，就这么来了。”陶老一席话惹得现场笑声阵阵。
一家人在咸宁团聚，在陶老看来也不错，可是好事多磨，不久小女儿在学校里被别的小朋友推了一把，竟把锁骨给摔折了，向阳湖劳动紧张，陶老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上海娘家养伤，过了一年才又回到咸宁。
在凤凰山的时候，陶老在连里担任秘书，当时13连有四个排，一个排种菜，一个排做砖，另外两个排烧石灰。陶老还是种菜排的排长，每天做完秘书的事，她就去种菜。老人说着，指着对面的凤凰山说，菜地就在山上。最让陶老骄傲的莫过于种出的大冬瓜了，20多斤一个，把她们给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说话的工夫，突然发现韩聪大姐“失踪”了好久，原来，她利用这点时间找儿时的小伙伴去了。回来后欣喜地称，找到了小伙伴的家，还遇上了她的哥哥，算是个不小的收获呢。
陶老边讲边走，很快到了凤凰山脚下，当年的石灰窑前，一人多高的拱形洞口还在，洞口两侧的杂草显然是被清理过，露出中间一道水坑通入窑洞，由于长时间无人光顾，水坑上还漂着绿苔，周围地面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头，真不愧为石头出产地。而拱形洞口的上方，几个雕刻的大字依稀可见：工业学大庆！
窑洞不远处还有一个洞口，陶老清楚地记得，那一个石灰窑是当地农民自建的。“那时候，韩聪她们这些中学生，可没少帮我们干活，有一次我们全体要到‘四五二’高地开会，可是正赶上石灰窑要上窑，怎么办？都是这些中学生帮助装窑，一层石头一层煤，这样一层层往上面垒，然后烧，都是孩子们做的。”陶老的话题不自觉地又回到从前，“在凤凰山劳动是很艰苦的，每到下雨天，我们就修路，把一些石头碴什么的铺到路上，有时候还要做砖，把一个木模具放在一个石头上，在模具里放土啊、碴子什么的，然后用力夯，夯结实了，再把模具取下来，这个活很累。”陶老说着还向我们比划。
由于之前读过韩仲民先生的书，离开汀泗后，我把话题引向韩先生。陶老称，韩先生在向阳湖先是开拖拉机，后来放鸭子。放鸭这个活，人家都不愿意干，他却愿意，觉得很有意思，早晨起来，一堆鸭蛋，白天放鸭，也可以收获鸭蛋，很有成就感，而且还有时间看书。那时候，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了几遍，那时候的全集可不是整套的，东拼西凑，集起来读，很用心。
有时候，他也会来凤凰山看看妻女，小女儿还到向阳湖和他一起放过一段时间鸭子。我则记起曾看过韩先生放鸭的照片，照片中就有一小女孩，韩大姐称，小女孩就是妹妹。就在刚才，韩大姐还与妹妹通电话：“我们正在去向阳湖的路上，你小时候在那里放过鸭子呢。有一回，范用告诉陶老，韩先生在向阳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了，但是陶老并不担心，因为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可是，她从此不能去向阳湖了，说是怕她通风报信。当时干校的医院在向阳湖，大家病了得到那里看，但是陶老不行，病了也只能捱着。有一次韩聪背着妈妈和同学一起到向阳湖玩，结果被人说成陶老派女儿去私自联络。从那以后，韩聪也不敢去向阳湖了，怕的是连累爸爸妈妈。
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一回韩先生让人带五个苹果过来给女儿们吃，结果被说成“五”是个暗号，意思是让她们母女把什么事都给“捂”住，把陶老给气得，苹果也不要了！韩大姐则在一旁补充道：“当时还有人在她们住房的山墙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母亲的形象从大到小，再小，到后来没了，以此讽刺母亲。”
说到韩先生，韩聪大姐讲述了非向阳湖时代的往事，从向阳湖回京后，韩先生在文物部门工作，每次开会回来都是司机送他回家。那时，司机送他回家后，还得把车开回单位，再骑自行车回家，他不愿让司机太辛苦，就每次都是让司机师傅把他送回单位，然后和司机一起，从单位骑四五十分钟自行车回家。我知道，北京的冬天多冷啊，韩先生却能骑几十分钟自行车回家，这种精神多么让人敬佩啊！
话题还是回到向阳湖，陶老进而回忆，她们连里的指导员姓吕，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很积极，闹得很厉害，梁初红是连里最大的“五·一六”分子，被整得最惨。
1972年，陶老全家陆续回到北京。回忆起干校的生活，陶老称：“我们接触了农民和农业劳动，也是有收获的，对孩子也是一个锻炼。”几十年了，这次回咸宁，看到当年自己建的石灰窑还在，住的房子还在，真是感慨万千。她说：“感谢李城外，他为我们保留了这段历史，他做了很多工作，很不容易。”
面对年事已高而风度翩翩的老人，我有了进一步了解她的愿望，我希望了解她的家世，这一问不打紧，又是一个名门之后啊！
陶老的曾祖父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精通英语，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委员兼编译。祖父曾留学美国，后任英语教员。父亲陶贤出生于1908年，中国越剧界早期领军人物，经他编导的剧目有100多部，影响最大的有《恒娘》，并培养了一批越剧界编导后起之秀。他创造了“黑影画”的广告技术，轰动了当时的上海，他还是现代越剧舞台和服装的创始人。
大约是受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陶老自小读书成绩就很好，可惜由于母亲早逝，而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她中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在学业上深造，1949年入三联书店，帮助编校字典，然后终其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说到未来，老人称有两件事需要做：一是整理旧照片，一是写些回忆文章。据说她的“家”很小，就两间房。我十分诧异，一个局级干部的家啊！陶老乐了，当年，韩先生的确有很多次分房的机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都让给了职工，最后一次，都准备搬家了，可是正赶上局里调来一位技术人员，没有房子，他又让出去了……
感慨之余，我能说什么呢？唯愿陶老健康幸福，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文章！
人物档案
陶膺，女，1933年生，上海人，1949年7月进入三联书店工作，1950年12月调到人民出版社，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于光远：心的方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宁夏对我而言，成了一份遥远的牵挂。我明显地感到，总有一种心理趋势希望靠近她、亲近她。我曾细细揣摩其缘由，是塞上江南的景致，还是西夏王国的传奇，再或者，因为倍受我关注的“五七”干校成为了这份牵挂的中枢？
西夏王国久远而波澜壮阔，兴盛时如红日高照气壮山河，衰落时如英雄末路悲壮有力，几百年盛大而沉重的步履，撩动着几个世纪多少寻梦人的思绪。“五七”干校诞生在现代中国，在众多拥有中央级干校的省份，唯有宁夏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干校博物馆。我以为，这两点足以让我对于宁夏“心向往之”。
一个初秋时节，我如愿抵达宁夏，时间不允许我留连于西夏王国，而位于石嘴山的干校博物馆倒是让我一饱眼福。在这里，我看到了周有光、林汉达等一代大师在宁夏干校的足迹，看到了声、光、电技术合成的“干校原貌”。一排排旧房屋，一件件旧衣裳，恍如时光倒流，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一期工程完毕的博物馆，远远满足不了我对于宁夏干校贪婪的心理需求。于是我惯常地走进了书本，并发现了于光远。
于光远当年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中宣部干校。在干校资源颇丰的宁夏（国务院直属口、中宣部、中科院、铁道部、水电部、总后的干校均在宁夏），我却独独通过于先生走进这里，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更卓越，也不是因为他的干校故事更动人，只因为，从他留下的史料里，我读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心的方向。
心的方向在哪里呢？我们呱呱坠地，我们牙牙学语，我们很自然地与社会融在了一起。不要因为我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长期拥有着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由，不要因为我们轻而易举地在闹市街头经过，我们轻松地在办公室间穿梭，也不要因为曾经为旅游景点的摩肩接踵而烦恼，我们就在不屑中淡却一种意识：我们需要社会。只有真正被社会隔离开来，才能准确窥见自己心的方向，在人群里，在社会生活中。
于光远在干校期间，曾经数度上银川，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专门用一篇文章记录了上银川的“琐事”。比如，银川早点摊桌子与凳子不匹配，一个北大毕业生找他打听“于光远”；再或者，遇见一个杭州的高中毕业生，因响应国家号召到宁夏支边，结果在当地成不了家，入不了党，穷困潦倒；另有于先生与宁夏医院的牙医交上朋友，等等。
在讲完上述故事后，于先生加了一个结尾：“这样的事琐琐碎碎，本来不值得注意，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好不容易才能接触到本单位以外的社会，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今天追述起来，可以基本上不遗漏主要的情节，看起来这些琐事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了。”
这些“琐琐碎碎”倒是我心里的新鲜事，特别是那个杭州高中生让我心生惆怅，不知他现在何处，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不过，站在于先生的角度，这些的确“琐碎”得可以，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解放前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延安大学教师的经历，外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元老，国家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核心层领导的职位，更不要说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领域的“智囊团”成员，他取得的卓越成就让多少人只能望其项背。他要是写起回忆录来，能有多少重要素材、该有多少要人和要事。
只是，“五七”干校却让先生记住了这些“琐碎”。
在《上银川》的开头部分，于先生曾经这样自我表白：“在北京过了三年‘群众专政’生活，真把一个本性好动的我，憋得够呛……在那三年中，自己接触的人的范围，绝对限于本单位的，或者是革命群众，或者是‘走资派同仁’。外单位的人就只限于外调者、审问者和批斗大会上斗我的人，或者看我挨斗的人。在牛棚期间，我的谈话对象限于同一房间内的六个人。到了干校，情况有了相当的好转，不论是革命群众还是走资派的房间，我可以时常去串门……因此总算有了点‘人的生活’的样子。”
于先生笔下“人的生活”，被我称为“心的方向”。因为需要，所以铭记，不是吗？
在“五七”干校，于光远“走资派”的头衔让他失去了探亲的权利，于是，他分外珍惜女儿们远来宁夏的时光。在干校回忆录中，《小女儿从远方来》占了大量篇幅，每一个章节如一幅幅温馨的亲子图，跃然纸上：带女儿们摘沙枣、坐拖拉机、看黄河冰凌、包饺子、做物理化学试验……特别是有一次，两个女儿一同前来，于光远为了到银川接站，独自步行一整晚，包括路过荒凉偏僻的乡间，让人读得直冒冷汗。但是先生记录起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用他的话说，女儿们“解除了我不少寂寞，增添了我许多乐趣”。
是的，社会以外，于先生心的方向还在他的家庭。在莫测的政治环境之下，家是他心灵的一方净土，千里之外的寂寞年华，家是他情感的归宿。女儿们远来宁夏，怎么不可以大书特书呢？
“文革”初期，于光远的书被贴上了几十张封条，结果使这个读书人没能带上一本书去干校。
不过，利用上银川的机会，他终究有机会到新华书店走一走，并欣然获得一套马恩全集。他的关于书的情结全部倾注于这套读物里了。不敢与人交流读书心得，也不敢做笔记，更不敢在文字下画横线，他的万全之策是在重要内容的页码中夹上白纸条，这样，他的读书心理活动就真没人知道了。
几年的苦读，倒是成就了一位马列主义的专家。在此后的很多时候和场合，他常常从马恩全集中“引经据典”，成了人们眼里的奇人。
是的，于先生心的方向，还是在书本上。
融入社会，享受亲情，再捧上一本书，于光远记住了干校这些“可贵”的琐事。
他叙述得倒也风轻云淡：“这三年在干校留下了许多记忆，不能说都是什么美好的记忆，但是我这个人的脑子有一个特点，自己的不幸很容易忘掉，而留下的回忆常常都是美好的。中宣部的干校生活，与别的干校相比，最后我还是想公正地说一句，不算那么苦，但是我54到57岁身体精力都非常旺盛的这三年的宝贵光阴毕竟就这么过去了。”
他只字没提“心的方向”，只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梳理出了他的向往。
不过，在这些看似“轻松”的表述背后，我们仍需要明确于光远的干校身份。众所周知，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宣部是“文革”的头号打击对象，中宣部主要领导，也就是“阎王”们，直接留在北京由专案组亲自处理了。下放到宁夏干校的被管制人员，主要是处长、副处长一级的“判官”们，作为“判官”之一，于光远被列为头号人物，帽子有三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干校期间，他曾获得一次“宽大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撤销中宣部处长职务，行政级别下调至14级。
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度过了三年干校生活，不过，他一字一句记录的，全是心灵向往而终于得到的东西，这个“容易忘记不幸”的读书人。
我写下这样一篇文章，远不仅仅为了于光远先生，而是因为，于先生勾起了我更多的思绪。在那个年代，像于光远这样，被社会隔离、与家人分离、与钟爱的书本分离的，可谓千千万。因为失去与社会的交流，有人失语，有人发疯；因为与亲人无法沟通，有人妻离子散；因为希望保全一本书，有人遍体鳞伤。
因为心灵的需要，他留下这样一些平常的片段，于是我们读到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悲哀。从秦城监狱到大小牛棚，从私设的禁闭地到“五七”干校，多少颗心灵被迫地违背心的方向，在人间挣扎和煎熬。
心的方向，因为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自由和向往，所以需要呵护，需要尊重。
人物档案
于光远（1915-201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教于延安大学财经系，担任过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曾下放中宣部宁夏贺兰县“五七”干校。
戴盆何以望天
——从斯诺到范长江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抵达陕北。为期四个月的采访中，最为宝贵的莫过于与毛泽东进行的连续几个夜晚的畅聊。
1937年2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抵达延安，在仅仅为期一天的延安行程中，范长江采访了11位中共领导人，最为难得的是，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
我们常常对一个现象津津乐道，即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长途跋涉，目的地直指延安。
在国民党强大的新闻封锁面前，红军长征以及到达陕北的消息都鲜为人知，然而，是谁让这些青年们知道了延安，并将延安视为心中的明灯？我们需要记住斯诺离开陕北后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及范长江两度到西北采访后形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当然还有范长江在采访过周恩来后，首度告知国统区人民：西安事变并非张学良叛变而绑架领导……人们终于知道，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宣传中所言的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相反，他们的领导人知书达理，志向远大，远非古代中国的绿林或匪帮……
范长江是继斯诺之后，第二位走进陕北红军的职业新闻记者。不同于斯诺的是，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在以一个记者身份的同时，也以一个寻求民族解放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毛泽东进行了十个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改变了范长江的一生，离开毛泽东后，他说：“自己十年来东摸西摸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都解决了。”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的“不久”并非范长江本意，按他的愿望，在与毛泽东交流的那个夜晚，他就要投入党的怀抱，只是他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更利于工作。
斯诺的陕北之行让他与毛泽东建立了终生友谊，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同情者。范长江的陕北之行让他铁了一条心：从此紧跟共产党。
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市的斯诺，在冒险且不甘平庸精神的驱使下，23岁那年离开祖国，致力于游历世界各地并在当年抵达上海，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个世界级的新闻巨人，在他的世界旅行中，写下了除《西行漫记》之外的《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为亚洲而战》、《斯大林需要和平》、《委员长生活漫记》等巨著，他还多次卷入政治迫害而从不言悔。
1909年出生于四川的范长江，曾就读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乡村行政，立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九·一八”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22岁那年，范长江脱掉学校制服，秘密离开南京，独自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此后，他做过北京大学的学生，担任过《大公报》记者，他娶了沈钧儒先生的爱女为妻，他当过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今天，范长江依然是中国新闻界无人跨越的高峰，“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11月8日被定为记者节，是因为1937年的这一天，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而这个协会后来成为了中国记者协会。
当年，青年斯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在各国间奔走，或者担心被暗杀，或者遇到船体故障不能前行，或者被抓捕。也是那个年代，范长江的西北之行艰险重重，他翻雪山，越祁连山，绕贺兰山，西达敦煌，北到包头，或者饿上几天几夜，或者醒来发现身体大部分被黄沙掩埋。
斯诺和范长江，没有资料显示俩人曾经谋面，但是，俩人曾经在相同的时代生活在相同的国度，相同的精神，同样的采访，并且有着相近的意识取向。于是当我阅读范长江的时候，总在不经意间会想到斯诺。
时光不断地向前流动，不因某人某事或者某个集团的成败而停滞。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日本鬼子终于低下不可一世的头。当八路军走出延安成为解放军，当蒋家王朝败走台湾，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范长江入住北京，成为了《人民日报》的掌门人。随着时代光阴前行的斯诺先生，因为报道“皖南事变”被国民政府驱逐出境，他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他到了印度、缅甸、苏联、朝鲜、法国、德国等很多很多的国家，他写下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他后来遭到了祖国的驱逐，移居瑞士，罪名是“亲共”。
时间老人的公正在于，他不因为某人或某股势力的喜怒哀乐而超前或滞后，它静静地流淌，不动声色地走向了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年代的开启之年，即1970年，斯诺与范长江再度“奇遇”。
他们依然不曾谋面，但是，又都鬼使神差地走向了“五七”干校。不同的是，这一回，范长江是干校的成员，即劳动者，斯诺依然是以记者的身份探访干校。
1970年，斯诺再度来到中国，这一次，老朋友毛泽东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庆典。也在这一年，他又到了魂牵梦萦的陕北，他到了南泥湾，并自称“南泥湾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改造的‘五七’干校”。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还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对于“五七”干校，斯诺在作了这样的介绍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接着，他引用了一组数据：
“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仅占38%，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的919名干部和军人学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同样淘汰了200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108名学生中，大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在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5%。”
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大学正在促成社会分化，正在造就一个特权阶层。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因而他把那些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都送到了“五七”干校。
斯诺引用的数据的确具备说服力。在与中国隔离数十年的日子里，面对本国关于中国大陆的宣传，他说，他只相信他亲眼看到的。他在干校盛行的时间抵达中国，对于中国的“五七”干校，他试图在全民般火热的情绪下，寻求赞歌里面的真实，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他相信他眼睛看到的，也记录着他心中思考的。
他发现，“文革”中的中国，“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
他了解了南泥湾“五七”干校的生产规模与人员情况，参观了那里的稻田，并重点了解了干校学员的构成，如徐秋风原是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现在属于干校水稻生产连。48岁的谭冲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并被评为先进。50多岁的原西安市委书记李成春，由于“被城市的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到干校种玉米和水稻。40多岁的刘文元曾是一名中学校长，由于从来不知道农民有多么苦，现在他需要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而38岁的王一平本是西安市共青团书记，1948年曾在延安上学，结果“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也需要到干校接受改造。
……
他知道，几百万人已经进过“五七”干校，他的翻译从干校回来，他的朋友、外交家黄华先生也从干校劳动回来，一大批艺术家依然在干校。
“所有这些人都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吗？”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他知道在干校每个人都需要背诵毛主席著作，并联系实际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暴露灵魂，自我清洗。
“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他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接着，斯诺还注意到，“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
他分析的第四、第五个问题让人感到，斯诺不愧为中国社会的专家。
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的时候，斯诺曾经多次谈到个人崇拜，1970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个现象很讨厌。毛泽东同时告知斯诺，他不高兴对那些被打倒的人员进行虐待，他曾经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效果甚微。接下来，斯诺在他的干校文章《艾丽丝在南泥湾》中，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有人说，斯诺的这次陕北之行让他心情十分郁闷，并且提到过一个细节，即面对民众对老革命的肆意否定，他气愤地为老革命们说了一句公道话后，转身离去。
斯诺以他的方式接触了“五七”干校，针对那里比较严重的问题，他连续发问。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干校的某种积极意义。加之他与毛泽东的直接沟通，斯诺的干校访问记，成为研究中国干校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此时的范长江呢？
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人们在菜地边的一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这一天，离他过完61岁生日仅仅一周，他身着中山装，被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浮出水面。
范长江殒命的干校距确山县城28公里，是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名曰芦庄。1969年3月，范长江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下放人员到达这里。
早在1952年，范长江就离开新闻战线，后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文革”风暴来临，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被长期关押。
由于头上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范长江在干校有专人监管，不能自由活动和与外界接触。吃饭排队他得排在最后，如果后面有人跟上来，监管员也会把他拉到最后，还少不了一顿巴掌和拳头。如果轮到他的时候饭菜没有了，就只能饿着肚子。即便有饭菜，他也不许购买荤菜。别人可以摘桃子和西红柿，他只能干瞪眼。干校的“斗私批修”会上，范长江更是活教材，人人发言，群情激愤，表达对这位“反革命”的仇恨，说到激动处都少不了对他吐以唾沫甚至拳打脚踢。
1969年8月，干校建食堂，范长江负责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由于动作稍慢，范长江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倒地上，他一声不吭从地上爬起来，爬上去继续劳动。有一回，他挑大粪，结果不小心泼了一身，监管人员也不许他换衣服，他只得继续挑粪。
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让范长江心灰意冷，一口老井成了他最后的归宿。可悲的是，范长江死后，干校找来几个人用塑料布简单地裹起尸体，抬到一个山涧阴沟，挖了一个浅坑，两边衬上木板，一代杰出新闻工作者，就这样被草草掩埋于荒僻的山沟。干校对其定性为“畏罪自杀”，并划分为“敌我矛盾”。
1972年2月15日，斯诺溘然长逝于瑞士，此时，他用文字记录的最后一次中国行仅仅开了个头。在其后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斯诺夫人写道：“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大河彼岸》的新版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多么大的遗憾呢？他是“文革”期间仅有的少数允许到各地采访的外国记者，而且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开始关注这个政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庆幸他为我们写下了南泥湾干校的见闻，以及他本人的思索。
在斯诺病重期间，毛泽东派出了中国医疗队，尽量挽救他的生命。今天，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在无声地诉说着他的中国情结，墓碑落成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都送上了花圈。
1978年，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每一年的记者节、每一次范长江新闻奖，范长江，这个曾经震惊新闻界的响亮名字，再次撞击着新一代记者的心灵。
然而，为什么，他会选择投井？
他曾经以一个《大公报》记者的身份，推测红军长征的去向，虽然他的推断并没被国民党军队认可，但是，红军实际上如他预言的那般，从毛儿盖突围，到了陕北。当一个前国民党军官在“文革”中“揭发”此事，他的命运可想而知。加之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是这样的形象：“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里，比起国民党报纸的宣传，这样的报道要客观与真实得多。但是拿到“文革”的语境下，这无疑是对领袖的大不敬。
“反革命”的帽子就这样从天而降，范长江百口莫辩，他被关押，他在“五七”干校承受着非人的折磨也就顺理成章。他不再是那个毅然脱下校服、脱离国民党的热血青年，他不再是那个浑身是胆、敢于冒险的《大公报》记者，他在悲愤中离开人世，用生命作了最后的抗争。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干校对其死因重新调查，重新定案为“不正常的死”，改“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保留党籍。
重返中国的斯诺获得了更为客观的眼光，并用这样的眼光采访和观察“五七”干校，而范长江，成为了干校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员。
1971年7月，杨振宁回国访问，他的物理老师王竹溪被通知从“五七”干校回京，任务是“接待杨振宁教授”。王竹溪郑重地送给学生一本《毛主席语录》，杨振宁对祖国的“大好形势”极力赞赏。十多年以后，一位新闻记者问他：“你于七十年代初讲了新中国很多好话，你今天怎么评价你当时的言论呢？”他回答说：“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
于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斯诺，要敏锐和深刻得多。
即便如此，我们能随意否定吗？当年，范长江寻求民族解放的满腔热血没错，杨振宁的一颗游子心同样宝贵。
没有人伟大到足以为几十年后的社会设下一个局。每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随着社会、世界与人类的进程前行。这个进程中，因为许许多多不可预知的因素，我们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遇到未见的他人和自我。在严重的偏差背后，往往我们回头，竟然悲哀地发现，不认识曾经的自己。
范长江之悲在于，他还没有来得及再一次回头，审视他的国家和自我。
人物档案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2月作环球旅行，9月抵达中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范长江，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内江，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民国时期《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8年12月27日获得平反。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渴盼人间四月天
——从林徽因到梁从诫
又一个四月即将离去，我想我可以不再懈怠，我需要留下一些文字，为一个才女、一个家族、一段友谊、一份关乎文化的温情与痛楚。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
如果没有创作这首《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一定会逊色很多，纵然她出身仕宦之家，嫁入名门，纵然她是建筑界的佼佼者，然而，她依然需要这样美丽的诗句，去点缀她的纯美和雅致，完整着作为一个民国才女的传奇。
这首本用来送给儿子从诫的诗作，却让人们从此把缤纷的四月与作者本人连在一起。人们暖暖地期望着，四月天的阳光雨露呵护着她，四月天的和风细雨滋润着她，只因她完美得天衣无缝。
只是，日本鬼子的枪炮把她赶出了北平，她颠簸到了昆明，又到四川，在偏僻的李庄竟然一病数年。
在战火纷飞、贫病交加的日子里，夫妇俩艰难地维持着营造学社。在这里，如果说有什么记忆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一定包括他们与美国挚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不中断的通信。
这段友谊始于1932年。那一年，痴迷于汉学的费正清夫妇，在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中，巧遇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的美国大学生活经历、共同的志趣让两对年轻人很快成为朋友。在李庄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美国朋友源源不断地寄来各种物品，特别是梁思成需要的学术刊物，并把梁思成的论文介绍给国外的刊物发表，帮他获取不菲的稿费收入。
遗憾的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中美关系的冻结，两对好朋友天隔一方，彼此音讯全无。直到1972年，当费正清夫妇再度访华，却悲痛地得到消息，梁思成已于三个月前去世，林徽因更是作古多年，这位汉学家于是说：“我们感觉，失去了一半的中国！”
无论人们如何抱着暖色的期望，林徽因还是在1955年4月来临的第一天，永别了屋外的姹紫嫣红。一代才女消香玉殒，痛惜了多少人的心田。
多年以后，忆及母亲的去世，梁从诫先生却表现出一丝庆幸！在他看来，母亲的早逝，或许正避免了日后政治运动中可能遭受的苦难！
不是吗？他的父亲正是在“文革”中受尽屈辱，悲愤离世。他的姑姑也是在遭受红卫兵鞭打后凄惨故去！
而梁从诫本人，也被戴上了多顶“帽子”，如“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是九年。在干校里，他学会了开拖拉机，学会了焊接，学会用水牛在稻田里翻耕土地，还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木匠活，能自做床头柜、书柜、躺椅、首饰盒。而设计制作的工具箱、木工用的手钻，让农民兄弟都大开眼界。
这个曾经被母亲比作人间四月天的骄子，结果是历经人间坎坷，尝尽人间百味。倘若真有在天之灵，他的母亲是何等心酸。
1984年，费正清完成梁思成遗愿，寻找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并出版。费慰梅则在临终前做了一件大事：为朋友撰写了合传《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正如费正清晚年回忆一般：“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我和我妻子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双重文化修养的。”正是带着这样的钦佩，他们为这对中国朋友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即便拥有不同的信仰，即便热爱着各自的祖国，然而，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绵延并且升华了这段友情。
林徽因的早逝让儿子觉得“庆幸”，我们同情梁从诫的曲折人生路，更叹息于梁思成先生的遭遇！这个家庭终于没能在人间四月天里享受着和煦。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们更缅怀起那首动人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在这份缅怀里，我们会或多或少地带着某种悲愤的情结，我们在心底指责着什么，甚至控诉着什么。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总在试图作一些对比，比如费正清，在他的国度，会是什么情形。
他的确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以至哈佛大学成立了费正清研究中心。而他也有他的苦闷，比如在自由学术与“官方”代言人之间，他艰难地寻找着契合点，他经常受到指责，为了迎合，他的学术观点也常常前后矛盾。而另一位我们仰慕的美国记者斯诺，终于因为过于“亲共”遭到迫害，不得不永远地离开他的祖国……
历史的长河在理想与现实的相生相克中绵延，我们也常常在有失和谐的音符中，更加渴盼着人间四月天！
在单纯的学界朋友中，比如中美两对夫妻间，他们的友谊获得了永远的四月天。而大家彼此的命运，却承受着季节的交替，冷暖自知。于是，我们从心底生出一声感叹：渴盼人间四月天！
人物档案
林徽因（1904-1955），出生于浙江杭州。诗人，作家。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中国营造学社参校、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并设计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和浮雕图案。其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九十九度中》等。
梁从诫（1932-2010），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北京。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办人、会长。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曾下放江西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从赵季康到张志新
因为电影《五朵金花》，她走上事业的巅峰，也因为《五朵金花》，她跌入人生的谷底。
如果我们至今记得《五朵金花》的传奇故事，我们就该记住这部电影的编剧赵季康。由于《五朵金花》一夜间变成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爱情至上的反动片，她被迫离婚，并被送到昆明“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在干校的具体情况，据说因遭受毒打而无法正常劳动，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离开干校。她对领导说：“干校，干校，顾名思义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我不想当干部了，我想当农民。”她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她需要的自由，但是，她失望了！
她选择了逃离，然而，她又被抓到了。在回程的车上，乘人不备跳车。这一回，她躲进了当地一个老大妈家中。
听说她是创作《五朵金花》的作者，善良的大妈留下了她，一直藏到半夜，在确信屋外无人的情况下，大妈带她出了家门，指着对面的大山说：“孩子，翻过这座山，去吧！”
深更半夜，一个年轻女子，一座大山……是什么样的压迫给了她胆量，让她义无反顾地宁愿这样冒险！
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的确有接触大自然的欢欣，的确有收获劳动成果的喜悦，的确有很多人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但是，也的确有赵季康这样宁愿逃离的人员！
刘锡成先生在干校日记中明确记载，干校每天有人日夜值班，值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人员逃跑。
说起当年自己所在的盘锦干校，作家邓友梅如是回忆：“为何把校址选在那里呢？一个是在海边，荒凉；再一个没法逃走，因为一面是营口，得过辽河才能去，辽河那个渡口有两人检查，干校的人没通行证不让走，另外一边离有人的城镇火车站有一百多里，去不了。”
在上海奉贤“五七”干校，也发过生隔离审查人员逃跑的事件，于是干校不得不加强防范，手段之一就是24小时值班。
逃跑的背后是沉重的痛！
盘锦干校的旁边就是劳改农场，每天劳改犯们还没上工，“五七”战士已经下田耕耘，劳改犯们收工了，“五七”战士还在劳作！劳改犯住着正规的房子，干校学员只能住在草棚里。在江西鲤鱼洲，由于血吸虫的肆虐而迁走了劳改犯，“五七”战士们却跟着进驻。至于赵季康遭受的毒打，她称差点扭断了胳膊。
1969年9月24日，在盘锦“五七”干校胡家农场红旗村的大广场上，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的大会正在召开。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押上来！”有人喊道。于是，几个大汉押着五花大绑的张志新进了会场。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不带一点愧色。
她的罪行很多：恶毒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为苏修辩护，等等。在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中，张志新被戴上镣铐押走。
她这一去就再也不曾回来，直到五年后，她走向刑场。“五七”干校既是张志新痛苦的思索地、坚持真理的发源地，也成为她的掘墓地。
1990年，当年的“五七”战士刘济昆先生出版了长篇回忆录《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住“牛棚”，关监狱，到前往“五七”干校，这位当年的华侨大学生用血泪控诉着他遭遇的一切！
“你有给父母亲写过信吗？”在干校，一位善良的农村大爷问他。
“没有。”他说着眼泪夺眶而出，“我不敢写，我也不想让父母知道我的处境……”
“你应该给他们写信，不然，他们会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他听从大爷的劝告，跑到深山中，悄悄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
当我读到这样的段落，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让人几欲逃离的干校！
我们当然记得臧克家先生的《忆向阳》，在那里，“五七”干校里有“菜花引蝶入厨房”的景致；我们也不曾忘记《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在那里，写满了至善先生大走“五七”道路的壮志豪情。我们从不否认作者其时其境的真诚。然而，在赵季康、刘济昆、邓友梅与张志新等“五七”战士的身上，我们同样体会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刺骨。
人物档案
赵季康，1931年出生于浙江嘉善，16岁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曾任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记者。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转业到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为专业作家，作品多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笔调细腻委婉。代表作为电影剧本《五朵金花》（合著）。1984年到美国，开始旅美写作生涯。曾下放昆明“五七”干校。
张志新1（930-1975），女，天津人。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曾下放盘锦“五七”干校。
跨越世纪的三女性
——追忆雷洁琼、冰心和杨绛的干校岁月
2011年7月17日，一个普普通通的炎炎夏日，热浪下的人们行色匆匆。然而，一个共同的关注悄然出现在不同的媒体上，从中央电视台到凤凰卫视，从新华网到腾讯网，再到各大报刊，同一条新闻引人注目：杨绛先生迎来百岁寿辰。
新华网在《百岁杨绛：她的坚忍、坚贞与固守》一文中写道：“杨绛先生晚年闭门谢客，但是，千千万万的读者在她百年寿辰之日，却不会忘记这位世纪老人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启迪。‘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们以最挚爱的情怀，深深祝福杨绛先生生日快乐。”
集文学大家与翻译巨匠、文学评论家于一身，今天，人们已经从津津乐道于她与钱钟书的爱情传奇到将她视为尊敬和爱戴的偶像。
1911年，她诞生于秀美的江苏无锡。21岁那年，聪慧的杨绛北上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就在这一年的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杨绛邂逅青年才俊钱钟书，她被这位青年眉宇间的“蔚然而深秀”所吸引，钱钟书倾倒于她的清新脱俗，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大幕拉开……随钱钟书留学归来后，杨绛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为我们留下了《洗澡》、《干校六记》等文学名篇，译作《堂·吉诃德》更是广泛流传。在以92岁高龄出版回忆录《我们仨》后，她又在96岁那年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如今，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在整理钱钟书手稿，依然在研读《红楼梦》，并将与钱钟书共同的800万元的稿费等收入捐给母校清华大学。
即便她主动地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人们的关心与爱戴。
除了因为她的才学与品质，因为她的经历与成就，还因为那些承载着民国记忆的人，那些与支撑起过峥嵘岁月的女子，已经渐行渐远于这个纷繁的世界，无关乎我们的挽留和依依不舍。于是，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自然寄托着人们更多的珍惜与念想，期盼与希望。
不是吗？就在2011年的1月，一位叫雷洁琼的女子绝尘而去。这一年，她106岁。
1905年，雷洁琼出生于广东省台山一位前清举人的家庭。26岁那年，她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成了燕京大学法学院教员。她从来都不是一位只读圣贤书的女子，于是在“七七”事变后离开讲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员干将。1945年12月，她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10月1日，她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位以法学成就著称的女子，参与制定了新中国多部大法。1985年到1993年，她还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这位南方女性一来到北京，从来都是熠熠生辉。
在雷洁琼的追悼会上，冰心的女儿吴青来了：“雷姑姑，我们来晚了，您现在可以看到严景耀，可以看到我的妈妈、爸爸，你们又在一起了。”她一开口就哽咽了。
冰心有三位朋友被吴青称为“舅舅”，即巴金、萧乾和赵朴初，而她唤作“姑姑”的只有雷洁琼。
冰心与雷洁琼相识于燕京大学，那时候，她们同是燕大的教员。此后，两人的友谊持续了一生，当雷洁琼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冰心立马参加表示支持。冰心文学奖创立时，雷洁琼亲自主持新闻发布会，并连续主持十届颁奖大会。冰心去世后，雷洁琼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冰心送她的寿星婆默默不语。
而在冰心生病住院的期间，钱钟书成了她的病友和邻居，这样，杨绛每年都给冰心送花。在冰心96岁生日时，钱钟书和杨绛专门送上鲜红的贺卡。
1989年，冰心在一封信中提到，读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就深深喜爱她的雅人逸致。她说，认识杨绛以后，才认识钱钟书。她认为他们有风华、有风度、也有风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可爱可敬的一对朋友。
我们该如何想像冰心阅读《干校六记》的情形呢？因为当杨绛和钱钟书远在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干校的时候，冰心和他的先生吴文藻正在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
从书房走向广阔的农村，她们拥有过一个共同的身份：“五七”战士。
只是，她们的干校故事各不一样。
下放之前一个月，杨绛唯一的女婿自杀，她没有将这一噩耗告知早期下放的钱钟书，和着泪水坐上了南下的列车，看到列车下女儿孤独的背影，她说：“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1970年1月，冰心下放到湖北文化部干校，不久调到沙洋与吴文藻团聚。离开北京后，她频频给家人写信，叙述在干校的一切。每封信写好后都是直接寄到北京，北京的亲人看过后再寄往另一地，如此辗转，直到每个人都知道她的消息。
每一封家书都出奇地平静：“同志们给我凑了一床褥子，一床被子，连里还拨了两床被子。昨晚睡得很暖和。”“昨天早晨到口腔医院拔了一个牙，是一个在医院实习了一个多月的解放军战士给拔的！这战士极其年轻，小脸红扑扑的，态度极其好，拔牙也一点不疼，同老大夫一样。”她告诉她的家人，她打碎了一个暖水瓶，湖北的棉花很好，广东出产的虎头牌电筒很好很亮。凡此等等，一一道来。
杨绛在河南干校的菜园里拔草间苗，冰心在沙洋干校种棉花。
杨绛说：“我们把不包心的白菜一叶叶顺序包上，用藤缠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长成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紧密。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饭碗那么顸。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这个时候，杨绛年近60岁。
冰心则这样回忆她的干校岁月：“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这个时候，冰心已经年过七旬。
1973年，在日本大阪的一次演讲中，冰心用了很长篇幅讲述她的干校生活。在她看来，“五七”干校让她体会了真实的农业劳动，从而与中国的农民在心灵上走得更近。
1980年，离开干校八年后，杨绛说：“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干校六记》，记录干校的劳动、见闻以及与钱钟书的点点滴滴。干校遇险以及许多的艰难困苦，在杨绛的笔下轻描淡写，甚至带些诙谐，细细读来，读到的是一丝清清浅浅的叹息。
1971年，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双双下放到安徽宿县五铺的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历史的机缘竟然如此巧合，一定要把更多相同的经历降落到这三位女性身上。下干校的时候，年轻教工睡了卧铺，年迈的雷洁琼妇却被安排在硬座车厢，军宣队用这样的方式故意整他们。而在干校，让雷洁琼倍感困扰的莫过于频繁地写思想汇报。
雷洁琼的同事回忆：“在干校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住的小屋又阴又潮，但他们从不发什么牢骚，也受得了。他们两人岁数比较大，干的活不算太重，也就是让他们到菜地捡捡菜叶子、间一间苗什么的。”
冰心为我们留下了平实淡然的干校家书24封，杨绛则写下被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干校六记》。关于雷洁琼的干校生活，我们获取的渠道主要是他人的回忆。总之，只要存有干校生活的印记，都是探究三位杰出女性人生轨迹的珍贵史料。
同是书香门第的南方女性，又同在北京工作与生活；曾经留学海外，又都下放干校。冰心、雷洁琼和杨绛，惊人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很容易地会把三人联系在一起。
曾经的辉煌渐渐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长河，滋养着她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曾经的苦难，也载入绵长的记忆，记录下属于她们的时代音符。
没有人可以逃离时代以外，走上自己的世外桃源，哪怕他杰出如雷洁琼，优秀如冰心、杨绛。走过自己的时代，就要接受这个时代的馈赠，无论是荣耀还是苦痛。
人物档案
雷洁琼（1905-2011），广东台山人。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下放北京政法学院安徽宿县“五七”干校。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曾下放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不久迁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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