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两种制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区别，不在或不完全在于国家元首叫什么（叫总统、主席，还是皇帝、国王），他的产生是靠选举还是世袭，有任期还是无任期，也不在于国家大事是谁当家谁做主（君王当家，或政府当家，或国会当家，或人民当家），而在于主权在谁那里。君主制，就是主权在君；民主制，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君，不等于君王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宰相；主权在民，也不等于人民一定要当家，也可以授权政府。所以，君主、民主的“主”，不是做主的“主”，而是主权的“主”。
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是主权在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天子拥有对全国所有资源和财富的产权；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说天子拥有对全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治权。既有产权，又有治权，当然有主权。主权、产权、治权都在君，岂非典型的君主制？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秤砣”绝不可能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民）没有权，既没有产权，也没有治权。没有权（主权、权力），也就不可能是“权”（秤砣）。实际上，中国人把秤砣叫做“权”，秤杆叫作“衡”，是很准确的。这也是“权衡”一词的本义。“衡”的意义在于“平”，所以也叫“平衡”；“权”的意义在于“重”，所以也叫“权重”。但秤砣之重不在于个头大、数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个。它的个头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轻的。它之所以能够衡定天下，仅仅在于它是“权”。这就叫“秤砣虽小压千斤”。
显然，数量既多个头也大又没有权的老百姓不可能是秤砣，做秤砣的只可能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因为只有他才既“小”又“重”。说他“小”，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这样一个“个体户”或“小集团”，相对于“全国人民”（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自然是“小”。但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个头虽小，权重却大，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权力，这就足以“压千斤”了。而且，正因为集权于一身，所以是“权”。
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是“权”（秤砣），另一头放在秤盘子里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于“衡”（秤杆），则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至尊君王与至贱草民之间的中间层次，也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因此是“秤杆”（衡）。秤杆的长短（官僚集团的人数层次），是和国家的规模成正比的。国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团的人数和层次也越多。因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盘里的东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长秤杆。所以，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君主（秤砣）和子民（秤盘）之间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官员人数既少，也几乎没有层次，国君甚至可以直接管理子民。秦汉以后，国家大了，秤杆子就只好加长。不过秦汉两代秤盘里的东西还不太多，秤杆子也不太长，其结构大约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两级，秤砣离秤盘还不算太远。明清两代就大不一样。清代中央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地方则有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那“秤砣”可就远在天边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论述，请参看。
君主制国家的“秤”，大约如此。
君主制国家以君为秤砣，是因为主权在君。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那“秤砣”岂非就该是“老百姓”？但这是不行的。我们知道，秤砣的特点，是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老百姓（民）却相反。无论哪个国家，民总是大多数。所以，君主制国家的老百姓（臣民、子民）固然不可能是秤砣，民主制国家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公民或人民）也不应该是秤砣。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如果每个公民权重都大，都可以“权衡天下”，岂非一杆秤上挂了许多秤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秤！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做秤砣就更不行，那等于是把秤砣和秤盘掉了个，岂能平衡？这也正是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早期民主制国家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来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显然，秤砣是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美国人的办法
秤砣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对于民主制国家来说，难就难在不知道该由谁来充当原先由君主担任的那个角色。公民或人民是不行的，理由已如前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不行，因为那等于制造了一个“僭主”甚至“君主”，一个“无冕之王”。由国会来当秤砣同样有问题。国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立法机关，因此权重虽大，个头却不小，自身的分量也不轻，怎么能做秤砣？所以秤砣是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被美国人解决了。美国人在二百多年的宪政实践中，无意间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一个秤砣，这就是最高法院。现在看来，由最高法院来当秤砣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完全符合“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美国最高法院的“个头”是很小的，一共只有九位大法官（最初只有六人），是联邦政府中人数最少的机关。我们知道，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共有五十个州（state），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最高政府”，即“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建立的，因此包括三个机构，即参众两院、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参众两院最初有参议员二十六人，众议员六十五人，现在有参议员一百人，众议员四百三十五人；行政机关则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和众多官员。与之相比，只有九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自然是“小”得可以。其实，不但最高法院小，整个联邦司法系统的摊子都小，只有九十四个地区法院，六百四十九位法官；十三个上诉法院，一百七十九位法官；一个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这三个分支机构中的分量也最轻，轻到在《联邦宪法》中只有寥寥几笔，在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程度。我们看美国新闻，不是总统如何，就是国会如何，很少看到最高法院如何的。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真可谓不显山不露水，以至于人们一说到美国政府，便总认为就是总统为首的那个机关，顶多再加上国会，很少有人知道最高法院也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想想也是。钱袋子捏在国会手里，枪杆子捏在总统手里，笔杆子则捏在媒体手里，最高法院要啥没啥的，谁又把它当回事呢？所以，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三大机构中不但成立最晚（众议院1789年4月1日，参议院4月6日，总统4月30日，最高法院次年2月2日），而且成立之初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纽约皇家证券大楼里对付，后来又在国会大厦讨到了一间“只需家具”的办公室。这样一直混到1921年，当过一届总统的威廉·塔夫托出任首席大法官时，最高法院办公大楼的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国会也才在1929年表示“原则上同意”。最后拖到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大兴土木，这才在国会图书馆旁边为最高法院盖了楼。最高法院分量之轻，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个“个头”既小，“分量”也轻的最高法院，“权重”却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可以否决国会法案，决定总统人选。给我们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相持不下，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仅仅是佛罗里达州区区几百张选票，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十六天的“世纪司法大战”。共和民主两党打得难解难分，美国选民和各国媒体也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简单多数做出不利于戈尔的判决，戈尔立即优雅地承认失败。要知道，戈尔实际上是多得了五十三万张普选选票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只有一票之差，但这一票却不知要比多少万张选票都管用。最高法院的权重，是不是大得吓人？
其实，否决国会法案也是很厉害的，因为通过一项法案并不容易。一项法案提出后，要交参众两院表决；参众两院通过后，要由联邦总统签字。如果总统不同意，这项法案就要退回提出该案的那一院再议。再议就不好说了。如果上次通过就有些勉强，这回还有不黄的？即便该院以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再次通过，也还不能算数，还要送到另一院再议。只有当另一院也以同样的多数再次通过，也就是说，只有当参众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总统的否决时，这个法案才算完成了立法程序，成为法律。但是，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出台的法律，最高法院只需要一个理由，或者说，只需要两个字，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这一个理由（或者说两个字）就是“违宪”。在美国，一部法律如果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违反宪法），那它就不再是法律。而且，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终审判决，没有谁能够推翻，除非最高法院自己认错，或者国会有本事修宪，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美国最高法院一共判决一百三十五项国会立法违宪。当然，最高法院并非总是和国会过不去，也并非只审查国会立法违宪与否，它也审理各种案件。不过，最高法院并不是随便什么案件都受理，它受理案件是有规矩的，也是有选择的。一般来说，大法官们会对以下三种情况的案件特别关注：一是涉及宪法解释，需要判断某项法律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二是具有典型意义，需要通过判决为今后解决此类纠纷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三是事关国计民生，需要通过判决推动社会的改革和改良。比方说，20世纪初，大法官们认为应该保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便频频受理有关契约自由和产权的案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法官们认为应该推动对公众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便对涉及刑事被告权利的案件情有独钟。要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和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可是“口衔天宪”的。他们说什么行为违法，什么行为就违法；他们说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就合法。原告和被告不管心里服不服，都得认，以后的案子也都得照着判。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地顶风作案以身试法，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谋取利益解决问题。最高法院既然放了话，那违法的做法就会被抛弃，合法的做法则等于得到了鼓励。所以，最高法院一旦做出判决，甚至只不过受理了案件，政府的政治态度和国民的价值取向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就是典型的秤砣了。最高法院只要一做出判决（尤其是重大判决），美国政府就得调整政策，美国公民就得调整行为，正如秤砣一移动，秤盘子里面就必须或者加进一些东西，或者减去一些东西。
美国如此，中国如何？
中国人的经验
中国古代原本也有秤砣。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是以皇帝为秤砣的。皇帝做秤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那时除了皇帝，也没谁可以做秤砣。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无非两个关系、三种人。两个关系即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三种人即皇帝、官员和黎民。老百姓的分量倒是轻，但权重小，个头大，做不了秤砣。官僚集团个头不大不小，分量不轻不重，权力不多不少，也不合适。只有皇帝，最接近“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
皇帝做秤砣的问题仅仅在于分量，而分量是可以调整的。分量轻的可以调得重一点，分量重的可以调得轻一点，当然也可以维持原来的分量不变。美国最高法院就是这样。据统计，现在每年上诉到他们那里的案子有七千个左右；而以其规模和能力，则最多只能受理一百个。如果最高法院以此为理由，要求增加编制扩大规模，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非“无理取闹”，反倒“合情合理”。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却宁肯每年只受理七十分之一的案件，宁肯让那些盼望着能在最高司法部门那里“讨个公道”的人失望，也不肯自我膨胀。因为以最高法院权重之大，如果再增加分量，这个秤砣恐怕就做不成了。他们这个原本起着约束和制衡作用的部门，就可能变成一个凌驾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上的“无冕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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