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汉代制度，大体上还算“公私分明”（但也只是“大体上”，严格说来并不清楚，这才造成后来的问题）。同时，机构的设立，也还算“职权分明”。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总经理之外，还有“监事会主席”，就是御史大夫。他同时也兼副总经理（副宰相），副手则为御史中丞，此外还有侍御史（监察中央）和部刺史（监察地方）。不过国家毕竟不是公司，所以除总经理（宰相）和监事会主席（御史大夫）外，还有一个管军事的官员，就是太尉。宰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合称“三公”，是王朝的最高官员，共同向皇帝和国家负责。
这种制度，应该说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如果反过来，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皇帝负责吧，无人来问（别人不是授权人，没有资格责问）；宰相负责吧，无责可负（宰相不是负责人，没有理由责问）。结果大约只能像隋炀帝，说朕的江山朕自丢，丢了拉倒。除此之外，也只有三种可能：一是下罪己诏，说什么“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把责任大包大揽认下来，却并无处分，也无法处分，实际上并不负责。二是找替罪羊，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所有的事情，都是“群臣误我”，然后挑几个确有问题或看不顺眼的杀掉，实际上仍是不负责任。第三种更糟糕，就是在国难当头时，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当然是更不负责。一个不负责任和不能负责的政权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政权稳定，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
汉初的情况，便大体如此。刘邦打天下时就不带兵，具体事情都交给张良、萧何、韩信他们去做。他的几个接班人，崇尚“无为而治”，也都乐意当“甩手掌柜”。所以秦人创立的帝国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汉人却搞得有声有色。遗憾的是，宫廷与朝廷，或皇室与政府的这种关系，道理上并没有讲清楚，制度上也没有做规定，不像现代西方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皇帝不得过问政府的事，而是想过问就过问，想不过问就不过问。结果，汉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变化。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多半都喜欢亲自操刀。所以武帝一朝，宰相成为摆设。汉武帝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事情倒是弄得轰轰烈烈，遗患却也无穷，因为他把制度破坏了。正因为破坏了制度，这才有后来的外戚专政和宦官弄权（后者又因前者而起），汉王朝也终于灭亡。从这个角度讲，皇帝雄才大略并不是好事情。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不把制度放在眼里。当然皇帝太愚蠢太昏庸也不好，最好是头脑清楚又不好大喜功，事情交给政府做，自己只拿大主意。但这并由不得我们。钱穆先生批评破坏制度的人，说他们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我看没有哪个皇帝会懂这道理。相反，帝国制度既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就不能不规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皇帝也不会自动交出自己的权力，只会不断从宰相和政府那里把它收回来，最后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事实上从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起，皇家就开始侵夺相权。唐初虽然“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却再也回不到汉初的理想状态。钱先生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这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只分相权不分君权，权重就向皇帝倾斜了。
附录好制度，坏制度——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
不过唐代宰相虽不如汉，比起后世来权力还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三个衙门（相当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类似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只不过所立、所司、所执的不是“法”，而是“令”。当时王朝的最高命令，都由中书省拟出，而且一拿出来就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也就是说，宰相有决策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当然，门下省可以驳回中书拟定、皇帝同意的命令，但门下省也是相府，门下省的否决权也是相权。可见唐代相权也不小。皇帝不经中书、门下副署就直接下达命令，在当时是被视为非法的。
宋就不行了。“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宰相上朝也不能像秦汉隋唐那样“坐而论道”，只能站着。明清更糟，干脆废了宰相，而代之以六部和内阁。六部原属尚书省，尚书省的长官和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为宰相。朱元璋把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留下尚书省，却又不设长官，让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这就等于是不要总理，由总统直接领导部长，和美国的体制差不多。问题在于美国的总统是选出来的，也是有人管的。国会管，法院管，媒体舆论也监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况美国的总统也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明清的皇帝却是董事长，现在又来做总经理，还没人管，结果可想而知。
以内阁代宰相就更不通。我们要知道，明清的内阁可不是由总理、副总理、部长组成的“国务院”或“政府”，其实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班子，顶多叫“秘书处”。内，是内廷、大内的意思。阁，则是宫内的殿阁。可见内阁属于宫廷，不属于朝廷。内阁的成员叫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按尚书二品、县令七品计算，五品不过副司级，怎么能是宰相？但在明代，“入阁”却又相当于“拜相”，这就是只讲法术不讲制度了。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连内阁也信不过，又搞了个“军机处”。这就更荒唐。皇帝不但董事长兼总经理，还兼司令员，司令部则成了政务院。说穿了，这是只要皇帝独裁，不要政治制度。当然，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是有精力也有能力独裁的，所以造就持续百年的“盛世”，论版图、人口、国力，均不亚于汉唐。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逼出来一个辛亥革命。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先来看看地方上的情况。
三地方行政
认真说来，“地方上”这个概念，也是要到秦以后才会产生的。因为只有一个幅员辽阔且又实行郡县制的统一大国，才会有中央和地方，也才会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要算汉代最好。钱穆先生就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是为笃论。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层次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官级少，升转快，官员的政治前途明朗，工作积极性就高。西汉中央政府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只有两级，即“三公”和“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个人。丞相相当于总理，金印紫绶；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或兵马大元帅，也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银印青绶。九卿其实就是九个部长或“部长级干部”（比如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大鸿胪就是外交部长，大司农就是财政部长），官俸二千石。地方上也是两级。最低一级是县。大县行政长官叫县令，官俸六百石至一千石。小县行政长官叫县长，官俸三百石至五百石。县以上是郡，行政长官叫守，景帝时改称太守，官俸二千石。也就是说，郡守和九卿是平级的。西汉的郡大约一百个，一个郡管一二十个县。这样算下来，当时一个郡守，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州长。请想一想，一百个州长（郡守）和九个部长（九卿）平级，是什么概念？自然是州长变部长并不稀奇，部长变州长也不委屈。这就有利于“干部交流”。再说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只有九个，地方上的州长却有一百来个。县长们（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即便当不上部长，当个州长总还有希望。县长和州长之间又不再有等级。只要加把劲，一步就能跨入“高干”行列，没准还能到中央工作，县长们岂能不努力？实际上汉代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轻中央而重地方”。所以汉代的地方政治是最好的，吏治也是最好的。
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天下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派去一位刺史，许多学者便据此认为汉代地方行政区划是三级：州一级，郡一级，县一级，州领导郡，郡领导县。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刺史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是中央派到下面去监督地方官的“特派员”。他只能奉诏察问六件事情，不得干预地方行政，还没有固定治所，俸禄也只有六百石，相当于“县处级”。你想，哪有县处级领导地市级的道理？显然，刺史不是一级地方官员，州也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这事还不算乱套。
但是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情况就变了，刺史变成了牧，级别也是二千石。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刺史一会儿牧，州也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实体（比如冀州牧袁绍、荆州牧刘表、兖州牧曹操，便都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这样折腾到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朝廷干脆废了郡，直接以州统县。至于州的行政长官，则有叫刺史的，有叫太守的，还有叫牧的，因为隋唐两代的州，其实就是汉代的郡。如果是特殊的州（比如首都和陪都），就叫府，其行政长官则叫牧（从二品）或尹（从三品）。这是唐人的发明，宋人也跟着做的。只不过宋代的府比唐代的多。稍微特殊一点，就不叫州，叫府。
可见唐代地方行政区域原本也只有两级：州府一级，县一级。但是唐人和汉人一样，也喜欢从中央往地方派上级官员。汉代只派了刺史，唐代派的就多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察使和节度使。观察使和汉的刺史一样，原本是中央派下来巡视地方的，结果巡回变成常驻，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更高一级行政长官。节度使原本也是特派员，只不过观察使管监察，节度使管军事。结果也一样，也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更高一级行政长官。中央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官已是不妥，军区司令员变成地方行政官就更成问题。最后，节度使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也就灭亡。
唐代观察使监临的区域叫“道”，宋代则叫“路”。宋代地方行政区域原本同样只有两级：州府一级，县一级，但开国不久（宋太宗至道三年，即公元997年）就在府州上面加了一级，叫“路”，而且其行政长官居然是四个，南宋时简称为帅（安抚使，管军事）、漕（转运使，管财政）、宪（按察使，管司法）、仓（常平使，管救济）。这就荒唐了。唐代州县，只要承奉一个上司（观察使），宋代则要承奉四个，这地方官岂能好做？何况这四个大员，互不相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你说这事情可怎么办？所以宋的地方行政简直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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