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君权无限，也不等于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正如隋文帝所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说，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和没能耐的守成之君明万历，在建储问题上就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诸如此类的限制，或是因于道德，或是因于舆论，或是因于传统，或是因于惯例，无一因于法律。即便因之于法，那“法”，也只是“礼法”或“祖宗家法”，不是“宪法”。
宪政则不然。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因此，宪政的国家必定是法治的国家，宪政的传统必定是法治的传统。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在宪政国家，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一切法律都受宪法制约，所有人和所有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得无法无天。
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意义；没有共和，宪政就流于形式；而如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共和，那么，宪政就有可能变成专政。在民主与共和缺位的情况下，宪法不但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经被用来做专政的理由一样。因此，一个真正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必须同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当然，她也必定同时是自由、法治、人权的。
这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
最后一问
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相反，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参见本书第一章）。
共和之路（5）
这就与“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当然，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交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交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仅包括要价，更重要的还是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交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了。事实上没有妥协就没有共和。美国的1787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最后就是“签约”了。这就是“立法”，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签订合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宁说是“框架协议”。它规定的是原则，而非具体事务。由于规定的是原则，因此它甚至需要一个关于如何签订合同的合同，这就是“立法法”；还需要一个规范一切交易原则和签约原则的总合同，这就是“宪法”。只有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交易和签订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是“宪政制度”。请看，民主、共和、宪政，或者说，议会民主，共和政治，宪政制度，是不是背后都有商业活动的影子？
这当然是我们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传统和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既不主张巧取，也不主张豪夺，而主张实干。根据实干的精神，清谈是要误国的。这就使我们对议会民主之类的制度，先入为主地不以为然。同样，由于长期以来对商业、商人、经商活动和通商贸易的蔑视和鄙视，交易、妥协、讨价还价之类在我们民族这里从来就是贬义词。我们主张的是大义凛然，是一诺千金，是重义轻利，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巧取豪夺，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更不能公开号召，而必须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民请命”、“清君侧”）。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宫廷政变，没有议会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没有共和政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宪政制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么可能有法治，又怎么可能有宪政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商业活动，才强烈地要求明晰产权，分清公私，因为买卖无非权属的让渡。这件东西原本是我的，卖给你以后，就是你的了。这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件东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别人的，我就无权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们就不能买卖。所以商业活动既要求明晰产权，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产权不明，买卖双方就不能成交。谁敢购买一件产权不清的商品呢？同样，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难走向共和。因为共和国（republic）这个概念来自“公共事务”（respublica），它是相对于“私人事务”（resprivata）之外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有共和与否的问题，私人事务领域内是无所谓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应该是独立）。可见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实现共和的前提。
宪政亦然。宪政要限制的，是公共权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权利的享有。相反，它还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是：对于政府，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都是不能做的；对于个人，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见其公私之分明！至于民主之必须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无所谓主权在君还是在民。其实民主、共和与宪政，都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是干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而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恐怕也很难有私人领域。因此，明晰产权，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宪政，方有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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