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由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年）。
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
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年5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天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年7月，湖南谭延恺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2页）。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共和之路（3）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请大家注意，谭延恺、陈炯明他们所说的“自治”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参见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
缺失的传统
先说共和。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它在原则上要求其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定期的选举产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袭。但是，废除君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共和；保留帝王职位，也不等于依然是君主制度。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国家，其实是共和国（如英国）；而某些名义上没有国王、皇帝的“共和国”，却其实是“君主国”，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事实上，在“后君主时代”，以“共和国”自居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这不过世界潮流所使然，并不意味着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当真实现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实不副的。名实不副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无其名有其实的（包括“虚君共和”与“实君共和”），另一种则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后者不过“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来，共和与否，显然应着眼于其实而非其名。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lic。
显然，共和制度的这一性质，是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正因为“天下为公”，即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政权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须公立，政务才必须公开，并向所有人（公众）开放。这就是“共”——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独（独占、独享、独裁）。因此，执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袭罔替，反倒必须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选。如果当选，可以连任，但连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给新当选者。这个新当选者在任期或连任期满以后，又要将政权交给更新的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执政，绝不家族世袭，一人独占，正是共和制的紧要之处。
共和制“公”与“共”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和”。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暴力镇压。政权的交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不错，我们是有“天下为公”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共和制度讲的“天下为公”，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帝国制度讲的“天下为公”，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当然，“公天下之端”一定要被说成是“自秦始”（柳宗元《封建论》），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天道”或“民意”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天下为己”。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天下为公，一人代理”，国民党的党国是“天下为公，一党代理”，都不是“共和”（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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