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既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责任内阁”。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别叫做“朝廷”和“衙门”。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比如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内在矛盾（4）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又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帝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鄞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罔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然而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因为两税法实行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征实物，地方官员便趁机加收耗羡，由规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亦然。“一条鞭法”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按亩计数，以银纳税，简化了手续，明确了任务。然而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类似于税外加费），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续费竟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还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审诸历代变法，概莫能外。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肓。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同样，正因为病入膏肓，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采用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地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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