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内在矛盾（2）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万民之主”。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孤家寡人”。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情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官田”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共有”。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仁民爱民”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为“私有制”，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的罪恶”。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国家”、“朝廷”、“县官”。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朕”。朕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公私不分”，就像那“王土”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朕意如何”，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竟然还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官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杖”，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礼记·礼运》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小康取代，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参见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这其实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秦法既多，又很详尽。立法严，执法也严。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鞅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作法自毙”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哂笑。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的人，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可以叫做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问题在于由谁立法、为谁立法、如何立法。在秦王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里，立法权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法律和纪律、规定、命令一样，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统治者可以运用其颁布的法律迫使所有人和所有机构就范，自己却超然于法律之上。一旦发现所颁之法于己不利，便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立法权任意修改，以达到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目的。这其实是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是立法越多，离法治越远。即便法制高度完备，也不是法治的国家。因此，我主张将其称为“律治”，以免与“法治”相混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