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它的办法是不断派出诸如巡按、监察御史、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去检查它的牧羊人。可惜，这种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且不说帝国是否有那么多监察官员可派，就算有，这些监察官员也是可以用对付上级的办法来搞定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只要像孝敬上级官员一样，来孝敬监察官员就行了。问题是，孝敬上级官员的钱，是“计划内”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却是“计划外”的。这笔钱，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于是，帝国派出专员监察牧羊人的结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比方说，明清时代甚至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但凡钦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县无论是否涉案，都要参加集资，以供招待之需。集资的总数，往往多于招待的费用。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朝廷派大员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借银大约二万两，事后的摊派却有三五万之多（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至于下属府、道、州、县交到省里的摊派银，当然不会出自官员私囊，而只能是盘剥民众所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牧官之官”。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官员代理（3）
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比如陕西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年终密考”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显然，官场陋规这种“非典型腐败”和“典型性腐败”一样，也是权力的赎买。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典型性腐败”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事发以后，处分也重。“非典型腐败”却不同。它并不要求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更非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腐败。甚至就连款待贿赂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腐败。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作咄咄怪事。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资招待钦差一事被下属某县令揭发时，当时新任山西巡抚的第一反应便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一种腐败成了规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视为腐败，谁反对谁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腐败已成为帝国的风气。
风气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祸首却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不仅包括民众的财产权，还包括他们的人身权。事实上，帝国也正是通过这种剥夺和占有来实施其统治的。比如查没家产，或赏赐田亩；又比如加派差役，或减免赋税。由于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官员代理的方式来进行，于是，各级官员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县官，就变相地拥有了无法估算的资源和财富，帝国赋予他们的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它是有价码的，也是可赎买的，还是无亏损的。权力并不因为它的行使不再是权力。恰恰相反，权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权力。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官员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败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甚至顺理成章：一个东西，可以换钱，可以换很多钱，而且换了以后自己并没有损耗，那么，有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同样，一个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到，又有谁不垂涎呢？只要能买卖，自然有人愿意掏钱。更何况，权力作为“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只有当它被人赎买以后，才当真是资源和财富。所以，在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出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腐败根本就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帝国的胎毒。
自杀政策
不能说帝国是提倡腐败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会提倡腐败。因为无论何种制度和政权，君主的，民主的，专制的，共和的，腐败都只会导致其灭亡。君主专制的政权，甚至比民主共和的政权更不能容忍腐败。试想，一个视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皇帝，岂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盗窃“他的”财产？又岂能容忍属下的官员，利用他赋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置他和帝国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所以，在那些皇权强悍、天子独裁的时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间，清的雍正年间，吏治往往较好，贪腐往往较少。相反，如果腐败猖獗贪墨成风，则不是皇帝大权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纵容。但即便纵容，也多半是个案（如乾隆之纵容和砷），不大可能是规矩，更不可能提倡。
事实上，历朝历代都至少会在理论上把反腐倡廉看作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始就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它在西汉时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不论御史台，还是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首先是权限大，上至亲王宰辅、重臣勋贵，下至督抚州县、司官道员，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干部和监察部的领导，都可以弹劾。其次是责任轻，可以“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第三是独立性强，弹劾官员不必知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自己的长官批准。为了支持御史独立行使监察权，朝廷甚至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礼仪。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要头戴一种名叫“獬豸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监察之受重视，其实毋庸置疑。何况历代王朝不但有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也都有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打击的力度也常常很大。朱元璋甚至规定凡受贿八十贯者，就要剥皮实草（活剥人皮，肚子里塞草）。帝国对于腐败，难道是纵容的吗？
然而腐败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倒有“前腐后继”之势。一批贪官倒下去，更多的贪官跟上来。最后的结果，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大面积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垮台。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其实，由于权力是可以赎买的，所以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因此，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限制权力。最起码，也得遏制权力的赎买。
可惜帝国的作为却往往是背道而驰。
首先，帝国根本不可能限制权力。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集权的过程。因此越到集权强化的时期，腐败就越严重。比如明清两代的腐败，就比秦汉唐宋严重得多。这两个朝代，简直就是腐败成风。所谓“官场陋规”，就是此时之风气。而这两个朝代，则又是集权最甚、皇权最强、专制最力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腐败和专制是一对孪生子。
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罗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而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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