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的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年和金田起义的1851年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
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
天下一统（1）
来之不易的胜利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公元前221年，当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时候，有谁想到，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曾“发兵守其西界”的齐王田建，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邦国灭亡了，漫长的帝国前史宣告终结。摩拳擦掌已久的秦王国终于兼并了天下，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揭开帷幕。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来得有些突然。
不错，秦王国君臣上下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也期盼了很久，但胜利之快还是令人瞠目。请看时间表——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年工夫，所谓六国，完全为秦所灭，几乎是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正所谓势如破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实在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
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一统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齐，还有燕，还有赵、魏、韩的“母邦”晋，都是最早的封国。尤其是齐，为武王亲封，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在东海之滨称王称霸，俨然超级大国，是老牌的“霸权主义者”，还曾经一度称帝。秦最后才灭齐，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楚也有资格，至少自认为有资格。楚的资格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个子爵，正统的史书都管楚王叫楚子。于是楚人“不服周”（不臣服于周王室）。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至今湖北方言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南方之强。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秦的资格又差。据《史记·秦本纪》，秦人本是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因为会赶车（善御）和养马（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的重用和赏赐，但直到周宣王时才当上大夫，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这时已是东周，距离西周分封已二百七十五年。而且被封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戎。西戎是周国以西的少数民族，崛起于草莽，后与北狄合为匈奴，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平王封给秦人的岐山、丰镐，就是西戎从周人那里夺走，又被秦人夺回来的。平王给秦人封号，原本不过顺水人情，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做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半开化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又有什么资格同六国争霸争雄？
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雄心勃勃。对此，贾谊的《过秦论》有极为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正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他们不吝金钱爵位土地（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以致天下之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为之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与之勾通，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曾经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叩关而攻秦”，执意与秦人决一雌雄。其来势之汹汹，套用骆宾王替徐敬业所写讨伐武则天檄文里的话说，那可真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迎接战斗（秦人开关而延敌），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九国之师，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逡巡而不敢进）。秦国不费一枪一弹（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也解散了，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以讨好贿赂秦国。秦人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追击逃亡者，驱逐败退者（追亡逐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胜利了的秦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失败了的六国则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强国请服），便是俯首称臣（弱国入朝）。秦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六国变成了自己的俎上肉、盘中餐。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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