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省

    1．由来

    明代的省，原本就是元代的行省。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撤销中书省，严令永远不立丞相。中央的中书省都没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便更没有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早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行省就已被改为布政使司。但习惯的称呼难以改变，人们仍然将布政使区称为省。清沿明旧，也将这一级行政区划叫作省，一直叫到现在。

    2．省府与省长

    省，既然原本是布政使司（机构）或布政使区（区域），则省之长官，就应该是布政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明代，省府有三个，省长也有三个，而且四个人。清代，省府和省长，也各有两个。

    明代的省府，第一个叫布政使司，全称“承宣布政使司”。长官为布政使，分左右，共二人，管一省的财政和民政，以及官员的考核和升迁。第二个叫按察使司，全称“提刑按察使司”。长官为按察使，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第三个叫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管一省的军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各有分管，互不隶属。遇有大事，则须“三司会议”。所以，三司都是省府，三司长官也都是省长。

    清代没有都指挥使，省长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只有一个人。省府是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合称“两司”。当然，布政使和按察使之上，还有总督和巡抚。尤其是巡抚，为一省之最高长官，常常被人认为是省长，其实不然。严格地说，巡抚和总督，都是半中央半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后面再说。

    明清两代，布政使都是从二品，按察使都是正三品（明代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俗称藩台，布政使司俗称藩司。按察使俗称臬台，按察使司俗称臬司。明代的都指挥使和都指挥使司，则分别俗称都台和都司。

    3．道

    明清两代省的下级，除各府、州、县，还有道。道，也叫监司。但是，道既有监察功能，也有行政功能。因此严格地说，道，既非纯粹的行政区，也非纯粹的监察区，不如说是“责任区”。道的官员，按照不同的政务，分片包干，有的以一省为一道，有的一省有数道。其所主管比较单纯，比如提学道、兵备道、水利道、屯田道，一看就很专门。所以，明清的道，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是“条条”，不是“块块”。

    诸道之中，最重要的是“两司”所派之分司。其中，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因此，道，也可以看作省的“派出所”。

    道的负责人是道员，明代无定员，无定级，清代正四品，俗称道台。

    4．巡抚与总督

    明清两代，在布政使和按察使之上，还有巡抚和总督。明代之初，他们跟汉代之初的州刺史一样，都是中央的特派员，既无固定辖区，也无一定任期，往往是事毕即走，当然也没有品级。后来，慢慢演变为省之上级地方官。清代，巡抚和总督的设置成为定制，但仍兼中央政府的官衔。因此在理论上，还是朝廷的官员，却又长期在地方上主持工作。所以说，巡抚和总督，都是半中央半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

    巡抚，有“巡察抚慰”的意思。最早作为特派员，原本代天子巡抚地方。清代以后，巡抚正式成为省的“一把手”，全省政务，无所不统，尊称抚台。此时的巡抚，与布政使和按察使，同为一省之最高官员，合称“三大宪”。因此，也可以把巡抚看作事实上的第一省长，把布政使和按察使看作第二、第三省长。

    清代巡抚官阶从二品，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所以又称中丞（意思是相当于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又因为多兼兵部右侍郎衔，所以又称均部院。

    总督，有“总理督察”的意思。最早是因为军事需要，由中央特派，后来开始干预地方行政。清代以后，总督成为比巡抚更高一级的特殊地方官员，官阶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的从一品），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时兼兵部尚书衔或兵部右侍郎衔，在自己的辖区之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所以又称制军、制宪，尊称制台。如果加大学士衔，则如唐代加宰相衔的节度使，被称为使相。

    清代总督、巡抚因为都有都察院兼衔，因此又称都堂。因为一般都兼掌兵权，所以又称大帅。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总督的叫督标，巡抚的叫抚标。

    清代巡抚的辖区，雍正、乾隆年后，为一省。光绪年前，全国十八行省，一省一巡抚。只有直隶和四川，没有巡抚，抚职由总督兼领。故此时全国共有巡抚十六员。总督的辖区，或大或小。最小的辖一省，直隶总督辖直隶，四川总督辖四川。其次辖两省。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后来加台湾省）；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后来加新疆省）；湖广总督，辖湖北、湖南；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最多的辖三省，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全国共有总督八员，管辖十五个省。河南、山东、山西，没有总督管辖。也就是说，直隶和四川，有总督无巡抚。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无总督。巡抚和总督的辖区如此之大，所以又称封疆大吏。

    主要参考书

    《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之有关部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

    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编委会《中国历代官制》，齐鲁出版社1993年版

    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后记

    《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与《费城风云》，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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