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帝国与共和”三部曲-帝国的惆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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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四海一家,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任命制取代了世袭制,以后科举制又取代了门阀制。原来那个国(封国)和家(采邑)的概念变了,合并为“国家”且与“天下”相等同。诸侯没有了,大夫由“世袭家臣”变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实行科举制以后,还可以由“寒士”充任。于是,正如国和家合并为国家,士和大夫也合并为士大夫。当然,士的“身”与大夫的“家”也合并为“身家”,而与“天下”相对应。

    这样一来,几乎每个相当于上古之士的人便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还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济天下”。明哲保身者“处”,也叫“出世”,即“独善其身”。可见所谓“出处问题”,其实就是“天下”与“身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这是士大夫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把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关系讲讲清楚。

    士大夫与读书人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的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再次,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报国与全身

    苏东坡们不能“忘却营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报国情结”。

    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原本就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双全的。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读书成了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但“修齐治平”的理想却没有变,“忧国忧民”的传统也没有丢,满脑子还是“内圣外王”,想做的还是“出将入相”。这是他们不能不入世的原因。这里面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有义务,并不是一个“俗”字就可以打发或了断的。

    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资中筠先生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我想补充一句:还有不少是“装出来”的。所谓“养望”是,“终南捷径”是,甚至故意唱反调也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见者”变成“最坚决的拥护者”,有时竟只要一夜工夫。总之,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通向仕途,只不过有的“青云直上”,有的“曲线救国”而已。

    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千万不要太过天真。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的,但“假冒伪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岳(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诗人,写过有名的《闲居赋》,很清高的,却其实是官迷。为了讨好权臣贾谧,竟然每天守在贾府大门口,看见官车扬起的尘土立马倒头便拜,正所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怎)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诗)。实际上,除少数几个如陶渊明外,大多数人的“清高”,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就是因为装模作样,当不得真的。

    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3)

    其实想做官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自秦汉实行郡县制,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从政已逐渐变成一种职业,做官和做工、种田、做生意一样,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无所谓光荣或可耻。可惜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又不肯承认,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势利”,嘴巴上耻言利禄,骨子里鄙视贫寒。难怪李贽要痛斥那些虚伪的读书人,说他们“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做官本身虽无所谓清浊雅俗,从政出仕的动机却有高下之别。为报国保民而做官,就高尚;为弄权敛财而做官,就卑下。这两种人,历史上都有。后者可以蔡京、严嵩为典型(他们可都是既读书又做官的士大夫,蔡京写得一笔好字,严嵩写得一手好文章),前者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代表。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其实人数并不多,正如蔡京、严嵩这样的“奸佞”也是少数,居多的是“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者,这才有所谓“出处”问题。因为倘若一开始就是蔡京、严嵩,便只有“出”,没有“处”;如果一开始就是陶渊明,则只有“处”,没有“出”。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是文天祥、史可法,大约也只有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题是他们既非蔡京、严嵩,更不是陶渊明,也不想在和平时期没来由地献出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只想“以身报国”,不想“以身殉国”,除非万不得已。或者说,他们是既想报国又想全身的。稀里糊涂搭上小命的事,他们多半不干。

    更重要的是,这里说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体),也包括“意志情感”(精神)。读书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知书达理”。知书,就难免书生气;达理,则难免认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难免“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这都是和官场游戏规则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果当真要做官,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暂时把尾巴夹起来(即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难办的是,真正的读书人还都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独立,至少在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里拥有一片个人的空间;而所谓“精忠报国”,则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于是他们就总是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处,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出,又“身在庙堂,心存山林”。出,则“常恨此身非我有”;处,又不能“忘却营营”。这种矛盾和痛苦,岂是一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可以解决的?

    何况麻烦还不止这一点。

    君臣与师生

    照理说,读书人想成为士大夫的这点理想,原本也不难实现。读书人愿意为国效劳,国家也需要读书人帮助治理。主鬻官爵,臣卖智力,两相情愿;君王知遇,臣子尽忠,一拍即合,有什么为难的呢?然而这种买卖或合作,却总是不很成功,或不如意,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或合作双方的想法其实并不一样。

    先说读书人这一边。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以说是既没有野心又有野心,野心既不大又不很小。说他们没有野心,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想篡位夺权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不是军阀(如赵匡胤),就是流氓(如朱元璋),当真篡了位的士大夫只有一个王莽,还不成功。曾国藩则是宁肯遣散湘军告老还乡也不打这个主意的,打这种主意的必非读书人,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规律,帝国的统治者们后来总算是琢磨出来了,因此自宋以后,文官的地位总是比武官高。

    然而读书人虽然不想当皇帝,却想当皇帝的老师。“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诸葛亮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因为他有帝王之师的形象。你看他的《出师表》,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什么“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哪里是“上表言事”?分明是“谆谆教导”!

    但这只是非常之时(天下三分,益州疲弊),非常之人(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行非常之事(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岂能当作常例?通常的情况是,皇帝只想把读书人当臣仆。好一点的,算你是忠臣、能员、干将、爱卿,差一点的,就视你为弄臣,“倡优蓄之”。为帝者师、王者师?门都没有!即便当真做过皇帝的蒙师,也不过礼遇有加,而且同样可能受处分(比如翁同龢),谁也别想一辈子当皇帝的老师,或当皇帝一辈子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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