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决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比如勤政爱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面积大规模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天怒人怨，最终动摇国本。这是稍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并必须竭力阻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往来。再说，如果连请客吃饭、节令送礼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第三，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微薄的俸禄其实不够养家糊口，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收受一点礼金，就没法过日子。第四，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大讲得过去。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说法是现成的。炭敬、冰敬、别敬、门敬，都很动听，很有人情味。定规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员们自己会去做。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讲规矩的地方。这些规矩倒未必就是什么“潜规则”，有的也是“显规则”，比如见了长官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应答，如何站，如何坐，谁坐上面，谁坐下面，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这些规矩，否则就会遭人耻笑，甚至难以立足。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则其奈天下苍生何？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倘无游戏规则，顿时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红包这个“润滑剂”，官场上会减少许多摩擦。更何况这些“润滑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见贤思齐”，努力效仿。因为民间是一点权力都没有的，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权力（比如老子可以打儿子）。就连这么一点权力，也要受制于官方。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一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就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这道理谁都知道。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把“鹅毛”换成“红包”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个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难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好在自辛亥以后，帝国制度已一命归西。除昙花一现的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外，无论是谁执政，也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都赞成民主，反对专制，赞成共和，反对君主或君宪。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根治腐败的政治基础。因此，非典型腐败既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不过治疗期会比较长，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是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权力赎买的性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这当然都非一日之功，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有些事也可以先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而且首先从自己做起。我认识一位副市长，管城建的。这是“高危职位”，便很替他捏把汗。他自己却很坦然。他说，我没有权力呀！我一不批土地，二不批项目，统统公开招标，开发商不找市长找市场，不就没事了？是呀，大家都像他这样，不就用不着“杞人忧天”了？
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1）
——读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入世与出世
资中筠先生将自己“非学术性文章”的集子命名为《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其实是有深意的。10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出处”（处，读上声），一直是资先生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多少学问，但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有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不想明白了，怕是会有麻烦。
但认真一想，又觉得也麻烦。
首先，问题的主体为什么是“读书人”，或者说，为什么是“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读书人特别需要考虑“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读书人的“出处问题”，为什么又叫“入世”和“出世”，当然也是问题。所以，我们得一个一个来，把它们都弄清楚了。
先说“出世”和“入世”。世，有时间义（如世代、世纪），有空间义（如世界、世间）。这里说的“世”，当然是指“人世”，也就是人类社会，即世道（社会状况）、世风（社会风气）、世故（社会经验）、世面（社会阅历）的“世”。但这样一讲，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照此理解，则所有的人便都是“入世”的，没有“出世”的。只要他“在世”，即便“出家”，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哪里出得了“世”？除非是“涅盘”。不过这样讲也不对。因为“涅盘”并不叫做“出世”，叫“去世”，也叫“逝世”、“离世”。“入世”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诞生。而且，一旦诞生，多半都想活着（在世），没多少想“出去”的。
显然，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和一般人的所谓“在世”与“去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世”与“去世”是被动的（自杀除外），“入世”与“出世”则是主动的。这里说的“入”，是介入的入，即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政治的、公共的事务。这里说的“出”，则是超出的出，即超脱人世，摆脱世事，不参与朝政，也不过问政治，甚至不管“闲事”。因此，所谓“入世”与“出世”，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惜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入世”和“出世”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事务，完全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参与，不过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著书立说和发表言论）来参与过问。传统社会就不一样了。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过问参与一下，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这样一来，所谓“入世”与“出世”，差不多也就等于“在朝”和“在野”（包括归隐和不仕）。这就是“出处”（出就是出仕，处就是退隐），也叫进退、去就。
可见，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权、有义务、有可能介入、参与、过问社会公共政治事务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皇族（主要是皇帝，皇亲国戚们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另一种就是“士”，即“读书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或四大阶层）中的农工商，是没有资格的。皇帝和皇族关心、过问、介入政治事务并不奇怪——天下原本是他和他们的。奇怪的是，读书人（士）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为参与还是不参与（即入世与出世）而左右为难呢？
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资中筠先生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将其称为“知识分子”，同样也是有深意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确乎是不同的概念，也根本不能互换。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通常以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编辑、记者。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显然，广义知识分子的范围比“读书人”的概念大。在中国传统社会，诸如郎中（医生）、巧匠（工程师）之类是不大好算作“读书人”的，除非他们是“儒医”、“儒匠”，或主要读书，业余行医。至于编辑、记者、科学家等等，则闻所未闻。狭义知识分子的范围则比“读书人”的概念小。你想，中国古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堪称“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读书人又有几何？凤毛麟角吧！
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还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当然要有一定水平），就算广义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却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比如由科举而入仕途）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也不是随便读什么书都算，必须是读经，兼读史、子、集，只读闲书是不算的。当然，博览群书最好，晓天文地理、通岐黄之术也不错，但首要的还是熟读经典著作。一个人，只有“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才会被承认为“读书人”。
读书人虽然以读书为生存方式，却同样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对。知识总是要派用场的，否则就不是“力量”。但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既然被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那么，要想“学以致用”，就只有参与和介入公共政治事务。这就是“入世”。这同样也没什么不对。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读书人。问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入世”，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却只有“死路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说，通过“入仕”而“入世”。
由“入仕”而“入世”也没有什么不妥，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问题是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一肚子安邦治国之策，也得有人认账才行。没人认，也就白搭。然而认不认却由不得你，乌纱帽当然也不由你自己戴，得由历朝历代的“当局”，即“朝廷”，而“当局”是不由你选择的。结果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盼望入世的读书人就像那些浓妆艳抹准备出台的“小姐”，成群结队地由“妈咪”领来让客人挑，她们自己却不能挑客人。但“小姐”虽然不能挑客人，来挑“小姐”的客人却多，总归还有点希望。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就惨了。急于出售知识智力者成千上万，“买主”却只有一个，就是“万岁爷”。那么，这些读书人岂能不像深宫里的嫔妃，盼君恩如大旱之望云霓？难怪资中筠先生要说屈原被逐，心如失恋；贾谊见疏，情同弃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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