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败（1）

    ——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病例

    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

    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当时的正式称谓是“知县”），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请求省府转呈中央。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员，还涉及一个大学士（汤金钊）和一个尚书（隆云章）。明清两代，有内阁，无宰相，身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高，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尚书当然就是部长。那时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即吏部（管官员）、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设），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高。清代官阶，内阁大学士正一品，尚书从一品，都是“位极人臣”。涉案官员的级别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一旦上报朝廷，惊动圣听，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

    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压是压不住的。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赖也是赖不掉的。赖，只会越描越黑；压，则犯了欺君之罪。当然，就这么交上去也不行。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思前想后，只好硬着头皮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

    这里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制，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清制，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是两个，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只是职权范围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外，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另外，也管邮政和监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二司是平级单位，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只不过藩台的行政级别（品级）要比臬台高一点。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他们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起先也都叫“御史台”（汉初也叫“御史府”），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副长官叫副都御史，都分左右。左职留在中央，主持监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职派到地方，作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的大员。所以，总督和巡抚，原本不是地方官，而是特派员。

    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官员，还是军事官员。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副部长外，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巡抚则兼领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巡抚和总督既然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省之官”，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私人聘请的“幕友”（秘书），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厅、局），因此不算一级地方政权或政府。从法理上说，省政府只能是藩司和臬司。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的。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况，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总督管多省（两个或三个），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他们也只管一个省。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巡抚正二品，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主要就是这三个。

    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做主，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地区（当时叫朔平府）视察。看了林县长的举报，大为惊诧。林县长说，我们山西，每当钦差大臣（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驾到时，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两万两银子做招待费，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总在三五万上下。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乱纪。因为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员务必奉公守法，不得铺张浪费，更不得索贿受贿。钦差大臣代天巡狩，就更应该以身作则，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招待一下就是两万两银子，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腰包？这是一。其二，招待钦差用了两万两银子，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据吴思先生计算，它相当于一千万元人民币，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两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在福建一带则可以买下上千条人命。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两百年的薪水。所以，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张澧中也好，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不掉脑袋，也得掉纱帽。

    问题在于，张澧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银两的数字有些出入罢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我们知道，当时全国共有十八行省。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一个按察使（臬台），就是三十六员。此外，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共十六员。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共八员。这样，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六十人。皇帝能看住这些人，就算不错了。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实是管不了的，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管。这个道理，道、府、州、县官员们都明白。

    问题是，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油水却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离老百姓就越远，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我们知道，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外官），其中地方官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级地方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则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巴结，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也出银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从“羊”身上拔几根“羊毛”，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分。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也是他们的本分。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出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点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藩台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丢了乌纱帽。你想，知县巴结知府、藩台，不就是想落点好处吗？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顶戴。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藩台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藩台向林县长低头，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具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根据这个案例，也根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其实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种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

    所谓陋规

    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上述由“潜规则”导致的腐败，就是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你想吧，杨巡抚接到张藩台汇报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山西的腐败怎么如此严重”，而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可见这种腐败在杨巡抚的眼里，是不能算作腐败的。相反，揭发这种腐败，才是荒唐。一种腐败到了谁揭发谁可笑的地步，就不好算是“典型腐败”了。因为明也好，清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朝代也好，并非什么腐败都不反。比如科场舞弊泄露考题，或者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类，就不会有人认为不该揭发，也不会有人胆敢隐瞒包庇，除非与自己有极大的干系。但即便隐瞒包庇，也要担天大的风险，而且事发以后也很少有人同情，幸灾乐祸的倒大有人在。这类腐败，就是“典型腐败”。

    前面说的借款集资招待钦差一类则不同。如果不是虞专员自己不守规矩，碰巧林县长又是一个并不好惹的奸猾老吏，这事就根本不会有人揭发。而且揭发以后，大家还不以林县长的做法为然，可见大家都不把这事看作腐败。不过，这种做法虽是成规，毕竟犯了王法，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此又不能说不是腐败，只是不够“典型”而已，所以叫“非典型腐败”。

    非典型腐败的表现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陋规”，也就是吴思所谓“潜规则”。陋规也是老早就随处可见的。不但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正式的名称叫“程仪”，也就是“路费”的意思）；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礼送钱。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了。这些下级官员到上级部门去办的事，可都是公事。给公家办事还要自己另外掏腰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中央设立各部，地方设立各司，原本就是办公的。这些“公务员”拿着国家的薪水不办事，要办还得另收费，天底下又哪有这样的道理？送路费就更没有道理。上级官员离境时，地方上早就备好了车船，也不用交住宿费，要什么“程仪”？

    但是地方官都想得通。就说“部费”和“使费”，便交得不冤。照理说，地方上到中央去办的是公事，甚至是对中央部门有利的事，比如是去交税。这就不该刁难，至少也该公事公办。但谁都明白，在传统中国，“公办”往往等于“不办”。当然，公然不办是不行的。但事情多，忙不过来，得慢慢办，就没什么错。就算给你办，发现你手续不全，誊写有误，公文不合格式之类的毛病，打回去要你重做，也稀松平常。这样来来回回，一拖一年半载，并不算稀罕。可惜地方官拖不起。下级找上级要办的事，一般都有时限，误了时间是要受处分的。就算没有时限，没完没了地待在省城京城，也不是个事。怎么不是个事呢？第一时间耽误不起，第二开销负担不起，第三久离辖地，心里放心不下。如果有人趁机做小动作，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为了顺利地把事情办下来，只好送礼送钱。这就好比寄特快专递，当然要比寄平信贵，这个大家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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