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帝国与共和”三部曲-帝国的惆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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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我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万岁爷听到企盼已久的“捷报”、“佳音”,总应该是“龙心大悦”吧?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却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早就要你进剿,你他妈的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账,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一骗到底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而且,论胆量,比杨芳还大;论水平,比伊里布还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样,也会编故事,但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文学性和可读性也更强。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写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是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25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日即占领越秀山炮台,置广州城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达成停战协定,31日付清全部赔款。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诱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

    于是奕山编了一个故事。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但那细节,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礼”,又是“屏其左右”,又是“尽将兵仗投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2)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过一回的,也就对付。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万岁爷不是很在意“又称诉冤”吗?那就让该夷好好诉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可见,撒谎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运气。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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