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才横溢，飘逸不群，被人称为“诗仙”；杜甫诗风严谨，质高量多，被人称为“诗圣”；而具有西藏佛主身份，又头戴藏诗王冠的仓央嘉措，较之王维，更是名副其实的“诗佛”了。
我第一次看到仓央嘉措的诗作，是在进藏初期的1951年，是由赵元任记录、于道泉注译、题名为《仓央嘉措情歌》的那一本。到达拉萨以后，经常见有人在街头摆着地摊儿，出售一种黄纸木刻的印刷品。起初以为是佛经，后来才知道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我在西藏农村和牧区搜集藏族民歌的时候，不少歌词一经翻译，竟都是仓央嘉措的作品。至今在拉萨被叫做“雪”（“下面”的意思，指布达拉宫下面）的地方和市区，还有几处房子特意被刷成黄色。我起初迷惑不解，向藏族人士请教，有的说是仓央嘉措住过的地方，有的则说是住过仓央嘉措喜欢的女人。真实情况虽不可考，但总是纪念着这位诗人，以此来寄托和延续对他的敬仰与同情。
半个世纪以来，我对仓央嘉措的诗歌及其生平的兴趣有增无减，一直注意收集和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传说，他的诗歌的各种版本，以及对他的考证研究文章。我对他的诗歌、他的身世、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1985年春，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应邀去匈牙利访问，在布达佩斯惊喜地得到了一本匈牙利文的西藏诗歌集，其中收有署名“仓央嘉措达赖喇嘛”的诗歌六十四首。可见他的诗歌流传之广。我为我国藏族诗人能够走向世界而感到骄傲和欣慰。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仓央嘉措的诗歌具有无可争辩的地位，那人文精神的浓厚色彩，那真挚感情的率直吐露，那朴素清新的语言魅力，使之在藏族诗歌的宝库中形同一颗最大最亮的珍珠。是他，第一个抛弃了格律过于严谨甚至近于文字游戏的“年阿”诗体，在藏族书面文学中第一个用民歌体进行创作并有所发展，从而开创了新的诗风。
仓央嘉措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他出身穷乡僻壤，却突然登上了尊贵显赫的宝座；他无意于政治角逐，却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他居于佛教领袖的地位，却做了许多与教义相悖的事情；他渴望爱情，却有个不能恋爱不准结婚的黄教喇嘛的身份；他热爱生活，却被高墙大寺和怒雹狂风摧折了青春。他不断地遭受打击，像一只终不得自由飞翔的鹰。如他自己所愤怒控诉的，“岩石伙同风暴，散乱了鹰的羽毛”。他是个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生存的悲剧人物。
从民间到佛宫，从西藏到青海，仓央嘉措走过的路途不长，但他在曲折历程上的沉重的脚步声，震动了西藏和蒙古的王公贵族，震动了皇帝和朝廷，震动了宗教界和文学界，也震动了千百万藏族和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心灵，使他们不得不发出各自不同的回声。
我很早就想将这位文学人物写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原以为自己写诗比写小说擅长，想写成长篇叙事诗（因为我已经出版过《大雪纷飞》《古堡》《冬雷》《帅星初升》等长篇叙事诗集），但是众多的人物、错综的事件、复杂的情节，实在不宜用诗表现。是题材决定了体裁，使我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它不大像小说家的小说，比较接近于诗的话，那正说明我未离“本行”。
1983年——仓央嘉措诞生三百周年之际，我集中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本书初稿。之后又在征求意见中做过修改。有的章节先后在《历史文学》《西藏文学》《通俗文学选刊》发表过。
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我都尽可能地保持了历史的真实。一来，想使它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二来，仓央嘉措的诗歌本身，就提供了他的生活遭遇和心灵历程。我所要着重做的只是努力寻找它们产生的轨迹，合理地进行推测和设想，并把这些感人诗作的诞生恰当地安排到故事情节中去。三来，仓央嘉措这个人，几乎用不着进行多少虚构，就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中的“这一个”。
“这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被毫无价值地牺牲了，“这一个”最有情意的人物被无情地毁灭了，而且毁灭得那样早，那样无声无息，那样无可挽救。仔细想来，倒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好在他的真正价值不但不会毁灭，反而因时间相隔越久，越能看清他的光芒。
在本书再版之际，我想感谢那些在创作和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给过我很多帮助的朋友，为免挂一漏万，我不想将名字一一列出，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写作这本书，可以说为我的西藏情结既解了一结，又添了一结。
我对西藏的感情，永无了结。
高平 于兰州了然斋
201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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