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引系据台湾地区的《中央日报》印行《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53年4月台北出版）。

    这个小小的研究报告是20年前写的。原文登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因为国人对于中俄关系及东北问题的看重，所以把这个研究报告作为单行本刊印出来。

    25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参加政治发意思。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工作研究中，东北占主要位置。可惜在最近这十几年中，我不能继续有系统地研究。我原来希望搜集中外的史料，把咸丰以后的东北外患也写出来，现在好像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有学者愿意担负这种工作，我愿意尽力协助。

    蒋廷黻1952年9月16日于纽约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以下正文根据《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北平出版）。

    中华民族在东北的历史虽变故多端，概括说，可分为两大时期。清朝以前，在东北与我中华民族相抗的，不是当地的部落，就是邻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中国之下。最近300年的形势就大不同了。从清朝初到现在，这300年，东北最初受了远自欧洲来的俄国之侵略，最近又遭了西方化的日本之占据，而其他列强也曾插足其中。现在东北已成所谓“世界问题”。纵不说最近300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于中华民族，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国力有非中国所能比抗。

    俄国的历史颇有与中国相同的。在13世纪，蒙古人一方面向南发展，并吞了华北的金朝及华南的宋朝；另一方面又向西发展，简直席卷了中亚及俄国，直到波兰。中国受蒙古人的统治不满百年，即由明太祖在14世纪下半叶光复了祖业。俄国终也得到解放。唯蒙古人在俄国的施政并不如在中国那样积极，而同时俄国人民族的观念也不及中华民族发展之早，故俄国的光复运动到15世纪始由马斯哥王国率领进行，其完成尚在16世纪伊凡四世的时候。总计起来，俄国的光复比中国迟了200年。

    俄国反蒙古人的运动虽较迟，其发展之积极及持久反为中国所望尘莫及。中华民族自明成祖以后，保守尚感不足，遑论进取。俄国则不然。

    俄国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伯利亚的人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840人；其时在公历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他们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60年内，全西伯利亚并入了俄国版图，其面积有1024万平方公里，比欧洲的俄国部分还大1倍。

    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拓展并未与中国接触，所以无叙述的必要。但其经过有两点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后中俄初次在黑龙江的冲突，不能不略加讨论。

    第一、俄国在西伯利亚发展之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资助。西伯利亚有三大河流系统：即鄂毕河（Ob River System）流域，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及勒拿河（Lena）流域。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三大河虽皆发源于南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非常多，且大概是东西流向的。一河流流域的支河与其邻近河流流域的支河往往有相隔非常近，且二者之间有较低的关道可以跋涉。俄国人过乌拉山就入鄂毕河流域；由鄂毕河流域转入叶尼塞河流域；再转入勒拿河流域，就到极东了。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所养成的交通习惯与日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黑龙江及其支河可说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唯独黑龙江由西向东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时代，黑龙江是亚洲北部达东海最便捷之路。并且，俄国人有好几处可以由勒拿河流域转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上流有一支河叫石勒喀（Shilka）；石勒喀复有一支河叫尼布楚（Nert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发源之地离威提穆河（Vitim）发源之地非常近。威提穆河就是勒拿河上流之一支，这是由勒拿河流域转入黑龙江流域的道路之一。黑龙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叫额尔必齐（Gorbitsa），其发源地与鄂列克玛河（Olekema）之发源地相近，雨鄂列克玛河也是勒拿河的一支，这是由勒拿河转入黑龙江的第二条路。黑龙江的中流有一支河，中国旧籍称为精奇里河，西方人称为结雅河（Zeya River）。精里奇河发源于外兴安之山阳，其流入黑龙江之处，在其东现在有俄属海兰泡，也叫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对岸稍南即中国的瑷珲。自勒拿河来者可溯雅尔丹河（Aldan）或鄂列克玛河之东支，而转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这是由勒拿河流域入黑龙江系统的第三条路。在清朝初的国防上，这条路尤其要紧，因为最毗近东北的腹地。

    第二，俄国17世纪在西伯利亚拓展之速多因土著人无抵抗的能力，俄国人用游击散队就足以征服他们。彼时西伯利亚户口稀少，土著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组织尚在部落时代，其抵抗力还不及北美的印第安人。比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鄂毕河上流的古楚汗国（Kuchum Khanate）。这国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残余。雅尔马克（Yermak）于1583年夺取了其京都西比尔（Sibir），西伯利亚从此得名，马斯哥王也从这时起加上西比尔主人翁的荣衔。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俄国人在西比尔附近建设托博尔斯克大镇（Tobolsk）。雅尔马克原来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他的绿林土匪。立了大功之后，马斯哥王不但宽赦了他，且优加赏赐；为国事捐躯之后，俄国教堂竟奉送他神圣尊号，雅尔马克遂成为俄国民族英雄之一。事实上，他无疑的是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元勋”。自他在鄂毕河战胜古楚汗国之后，直到鄂霍次克海，俄国人再没有遇着有力的抵抗。

    雅尔马克及其追随者，论人品及作事方法，都足代表17世纪“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经营者”。历17世纪，先锋队大都是凶悍而惯于游牧生活的哥萨克（Cossack）。他们数十或数百成群，自推领袖。在俄国政府方面看起来，哥萨克的行动虽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确是利多而害少。他们自动的往前进，成功了，他们所占土地就算是俄国领土，他们从土著人所收的贡品几分之几划归政府；失败了，不关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别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处也有，这种游击散队只顾目前，不顾将来；只顾当地，不顾全局。哥萨克过于残暴，因此土著人已不心服，且被杀戮者就是当地的生财者。在西伯利亚做惯了，到了黑龙江流域，他们依然照旧横行，不知道这地的形势有与西伯利亚不同者。

    俄国人发展到勒拿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朝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乎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都曾入明朝的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朝的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族人于是乘机收归己有，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期，满族人连年东征北伐。其战争及交涉的经过，我们无须叙述，但其收复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为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中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可说是棋逢对手。

    兹将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期所收的东北的部落及区域列表如下：

    （一）窝集部（亦名窝稽达子，鱼皮达子）。居牡丹江（亦名呼尔哈河，瑚尔哈河）及松花江下流两岸，距宁古塔北约400里，其中心在现今之“三姓”；

    （二）穆棱。居乌苏里江及其支河穆伦河的两岸；

    （三）奇雅，居尼曼河的上流，尼曼河（Niman，Iman，Imma，Ema）是乌苏里江东的一支河；

    （四）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额登）。居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

    （五）飞牙喀（亦名费雅喀）。居黑龙江下流；

    （六）奇勒尔。居黑龙江口沿海一带；

    （七）库叶（亦名库页）。居库页岛；

    （八）瓦尔喀。居吉林东南隅及俄属滨海省的南部及海参崴附近的熊岛。

    以上皆东境的部落。

    （九）索伦。居布特哈（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流域）；

    （十）达呼尔。居嫩江以东到黑龙江一带；

    （十一）鄂伦春。居黑龙江东之精奇里两岸；

    （十二）巴尔呼（亦名巴尔古）。居呼伦贝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清政府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国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1640），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

    入关以前，满族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虽然，俄国人入黑龙江的时候，除当地土著人的抵抗外，尚有清朝的后盾，其形势与西伯利亚完全不同。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俄国人到勒拿河流域以后，不久就感觉粮食缺乏的大困难。他们从土著人听说精奇里河流域产粮非常多，这种传说形容未免过度，好像一到外兴安的山阳就是一片乐地。俄国政府于1632年在勒拿河的中流设立雅库次克城（Yakutsk），派有总管，俄国人所谓Voevod。1643年（崇祯末年），总管彼得果罗文（Peter Golovin）派探险队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调查真相。队长是波雅哥夫（Vasili Poyarkof）；队员有哥萨克120名，猎夫15名，书记2人，引导1人。军器带有大炮1尊，枪每人1杆。他们于是年7月中从雅库次克动身，逆流而上，由勒拿河入雅尔丹河。11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结冰，不通舟楫。波雅哥夫在河边筑了过冬的土房，留了43个队员及辎重，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跋山而南行。行了两星期的旱路之后，他们找着精奇里的支河布连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他们才发现少数鄂伦春人住户。波雅哥夫派了70人到村里去搜粮食。村民起初尚以礼相待；俄国人要求入村，未被允许，就动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国人空手而归。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哥萨克不惜杀土著人或互相残杀以充饥。1644年春，留在山北的队员赶上了，于是合队而行，由精奇里河入黑龙江。沿途的土著人皆骂他们为食人的野蛮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秋季，波雅哥夫到了黑龙江口，就在此过冬，强迫奇勒尔人供给粮食。

    俄国人入黑龙江那一年正是满族人入关那一年。受其扰害的鄂伦春人、达呼尔人、赫真人、飞牙喀人及奇勒尔人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满族人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无从答复。在入关之初，就是东北边境有警报来，清政府也无暇顾及。波雅克夫此次的成绩并不好，除了没有发现新乐园以外，他留给土著人永不能忘的坏印象。虽然，经过这次失败，雅库次克的总管知道了传闻的虚实，而波雅克夫仍不失为“第一个西方人入黑龙江者”。他在江口过冬以后，由海道北返。几年之内，雅库次克的总管不再费事于南下的企图。

    1649年（顺治六年），雅库次克的一个投机富商哈巴罗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请总管许他用自己的资本组织远征队到黑龙江去。是时，俄国人已从土著人探知由鄂列克玛河的路比由雅尔丹河的路容易。总管佛兰士伯克甫（Franzbekof）对此事虽不甚热心，但哈巴罗夫的提议既无须政府出资，万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力量收征黑龙江流域土著人的皮贡，就允许了哈巴罗夫的呈请。其实政府的批准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呈请之先，哈巴罗夫已组织好了远征队，大有必行之势。

    4月初，哈巴罗夫率领队员前进，溯鄂列克玛河直到河源，于是跋山而转入黑龙江的支河乌尔喀（Urka）。此河近额尔必齐，唯稍东。哈巴罗夫到黑龙江的时候，两岸的村落已闻风远逃。哈巴罗夫对所遇的少数土著人虽竭力巧言诱吸，土著人总以“哥萨克是食人的”一语答之。除在土坑里发现匿埋的粮食外，其余一无所获。虽然，在其给总管的报告书中，哈巴罗夫仍夸大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及积粮之多。他深信有6000兵足以征服全区域；征服之后，雅库次克的粮食问题可得到解决，而皮贡的收入可大加增。

    哈巴罗夫初次远征虽无直接的成绩可言，他确亲自到了黑龙江，知道了当地的实在情形。他决定组织第二远征队并改良行军的方法。1650年夏季，他就出发，所走的路线大致与第一次相同。这次他行军极图迅速，以免土著人的迁徙。在雅克萨附近，他袭击了一个村庄，土著人与之相持了一下午，终究弓箭不抵枪炮，雅克萨遂为他们所占。土著人乘夜携带家眷牲口逃避，哈巴罗夫即夜派135人去追截。次晨，他们就赶上了。一战之后，哥萨克夺了117只牲口，高兴地返归雅克萨。哈巴罗夫在雅克萨建筑了防守的土垒，留下了少数的驻防队，自己于是率领其余队员及枪炮，乘用冰车驶往下流。10天之后，他们于11月24日遇着使马的鄂伦春。此处也是弓箭不抵枪炮。一时土著人唯有屈服，遵命贡送貂皮。哈巴罗夫的投机总算得了相当的收获，于是回雅克萨过冬。

    次年6月2日，哈巴罗夫带着300余名哥萨克，配齐枪炮，出发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图攻人之不备。正队以前，他预备了8只小船以充先锋。连行4天不见人烟，沿岸的村落都迁徙一空。第4天晚间，他们在黑龙江折南的角段发现尚未迁徙的吉瓜托村（Guigudar）。此处居民约有1000人，并有50名八旗马队正好在该处收征贡物。中国的记载全不提及，所以其虚实难明。哈巴罗夫乘夜进攻。据俄国人的记载，交火之初，满族人就逃了。

    次晨，村落失守，土著人欲逃不能。死于炮火之下的约660人，女人被掳243人，小孩118人，马237匹，其他牲口113头。俄国人死4人，伤40人。哈巴罗夫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中国关于此事全无纪录，以资对证。

    哈巴罗夫在吉瓜托村约留了6星期。他派出的调查队都说直到精奇里河口，土著人早已迁徙，唯闻在河口尚有未迁徙的村落。哈巴罗夫乘坐小船赶到瑷珲城附近。土著人事先全无所知，既不能逃，又不能战，大部分都成俘虏。哈巴罗夫命土著人的长老召集会议，到会者300多人，都说刚向中国皇帝进了贡，余存无几，一时只能奉送貂皮60张，以后当陆续补送。哈巴罗夫令土著人以貂皮赎俘虏。他的投资又得着红利了。土著人竭力应酬他，好像他们已甘心投顺哥萨克。但9月3日，全村忽迁徙一空，仅留下两个当质的及两个老女人。此举给哈巴罗夫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原拟在此过冬，不料周围忽然变为全无人烟之地。他们把4个未逃的土著人付之火中，于是开拔向下流去了。

    9月29日，哈巴罗夫行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处。此地现有哈巴罗夫城，即纪念哈巴罗夫的功绩，中国命名为伯力。哈巴罗夫在此建筑土垒，准备过冬。赫真人表示和好，因此哈巴罗夫不为设防，时常派遣队员出外捕鱼。10月8日，赫真人忽乘虚进攻。相持之际，适外出的队员归来，加之军器相差太远，赫真人大受挫败。从此，哥萨克做了当地的主人翁。

    按俄国的记载，黑龙江的土著人受了两年扰害之后，都向清政府求保护。中国的记载也提及此事，但不详细。《平定罗刹方略》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稍失利。”俄国方面的纪录说：海色带有2020骑兵。至于战争经过则各说不一。海色与哈巴罗夫的战争是中俄初次交锋。中国历史从顺治九年起始有“罗刹”之乱的记载。按“罗刹”这名词是索伦、鄂伦春、达呼尔诸部落给俄国人的称呼。这一战，俄国方面的人数至多不过400人；中方加入战争的人必较多，但是否有2000余名，颇难断定。顺治十四年（1657），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一员。康熙元年（1662），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康熙十年（1671），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而于宁古塔设副都统。从这年起，吉林将军领兵2511名，宁古塔副都统领兵1320名。从此看出，中国东北边境驻军首重宁古塔，后移重心于吉林。唯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确定。

    战争的经过，中国的纪录仅说“稍失利”。俄国的纪录则分两说，一说：“1652年3月24日（俄历）黎明，满洲兵到达俄国土垒之前，俄国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满洲人不即施放火枪——他们放枪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罗夫或将不能生还。幸而他被枪声惊醒了，即时设备。满人又把炮安置以后，就向土垒开火。不久打穿一个洞口，冲锋者即向洞口猛进。俄国人火速在洞口之后安置一炮，向冲锋者开放极有效力的弹子，冲锋者因此止住了。而150名俄国人从营垒冲出来，以短兵相接。他们从满人夺取了两尊太近的炮。满洲人的火枪大半被毁之后，俄国人就成了战场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说的两尊炮外，俄国人尚得着17杆火枪，8面旗帜，830匹马及几个俘虏。满兵死者听说有676人遗留在战场之上，俄国人仅死10名，伤70名。”

    另一说则谓：“交锋之初，中国人得了胜利，一时好像他们能把俄国营垒攻下来。后不知因何缘故——或者因为中国的主将过于自信，或者因为他遵守训令——在俄国人受迫最紧急的时刻，他忽然下令，要他的兵士不杀也不伤哥萨克，只活拿过来。这一战的最要关键即在此。俄国人了解这种形势之后，决心不被活拿。于是，一面宣誓，一面冲锋，步步的把中国人赶退了。一个军队不能一面受敌人之火，一面又被禁还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国兵从此丧失战斗精神，向后退避，留下17杆枪，2尊炮，8面旗帜，830匹马及许多粮食。俄国人死10名，伤78名。哈巴罗夫从土著人——不可靠的来源——听说中国兵死了676名。”

    这一战，中国确实败了，但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人。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哥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著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1652），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次克总管派来的补充队，共计117名哥萨克及军需。8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讧，致分为两队：一队212人仍服从哈巴罗夫，另一队136人则自树一旗。从此，黑龙江上下有两队哥萨克游行抢掠。以往哈巴罗夫及雅库次克总管给马斯哥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3000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同时，俄国政府对哥萨克的暴行也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顺治十年（1653），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巴罗夫返俄复命。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俄国政府也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夫的继任者是斯特帕诺夫（Onufria Stepanov）。斯特帕诺夫于顺治十一年（1654）的春天进松花江，5月24日遇着中国军队。哥萨克自己的纪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虽然，退的时候，哥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他们就此筑垒防御。中国军队也追到这地。顺治十二年（1655）春，清军包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功而返。《平定罗刹方略》说：“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晌匮”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政府又令土著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难。

    顺治十三年及十四年，斯特帕诺夫多半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翰两江之间。”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记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十五年（1658）的战争，俄国的纪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特帕诺夫及270名队员不知下落，余220名逃散了。清军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特帕诺夫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十七年（1660），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虽然，雅库次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叶尼塞河，隶属于叶尼塞河总管。从顺治九年起，叶尼塞河的俄国人常有小队到拜喀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1655），叶尼塞河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俄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7月18日从叶尼塞河城动身，带有566人。他由叶尼塞河转其支河昂格勒（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顺治十四年（1657）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会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国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他们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特帕诺夫的探员全无结果。顺治十八年（1661），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叶尼塞河，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叶尼塞河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1655）以前雅库次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雅库次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哈巴罗夫出而投机。叶尼塞河也复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机者是柴尼郭夫斯奇（Nikifor Chernigovsky）。柴尼郭夫斯奇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一个总管官，他于是率领他的追随者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著人交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哥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中国边民也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的，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根忒木尔。清政府屡次索求引渡，俄国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关系更趋紧张。

    康熙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国人退去。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也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地位，凡此种种均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到三藩之乱一平定，康熙就决定大举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康熙派“副都统郎坦与彭春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乃下谕曰：“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1500名，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10旗、锡伯、乌拉之官屯，约得1200石，可支3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康熙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算为觇探敌情之年。二十二年（1683）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3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二十二日（中国旧历），彭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的有3000人，自北京调去的上八旗兵170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105人，兵395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300余人，索伦兵约500人，总计不过5000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国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18000之多，与实数相差1倍以上。

    俄国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猎夫、农民及哥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450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

    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彭春第一着发表康熙的招抚书：“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彭春遂开始攻击。

    中国方关于战争的纪录甚简略：“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额里克舍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彭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40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俄国的记载大致相同，唯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100人。经数日后，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额里克舍拖尔布残（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额里克舍拖尔布残见势已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国人携带军器輜重回国。清政府接收，事实上有250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中国历史的纪录不同，未知哪一个是正确的。雅克萨投降的俄国人后也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政府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这足证清政府受了40年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额里克舍拖尔布残后退全由于势力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叶尼塞河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600人，由普鲁斯人拜丁（Afanei Beiton）率领。额里克舍拖尔布残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100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额里克舍拖尔布残到了尼布楚仅5天，拜丁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叶尼塞河总管派拜丁和额里克舍拖尔布残重新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671人，5尊铜炮，3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陆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

    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政府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清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国人防军仅剩115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于是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三、尼布楚交涉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40余年中俄在黑龙江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马斯哥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也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

    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俄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纪录，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十三年（1656），第三次在十七年（1660）。

    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亚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背喀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背喀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背喀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的注意所在。俄国皇帝要背喀甫向中国皇帝转达他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打探清政府对俄国的真实意图，是否愿通使通商，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非常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伯利亚所产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

    背喀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背喀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政府非常怀疑背喀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他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亚尔班及浦尔费里叶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国皇帝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面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哥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是达呼尔的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也曾授以佐领职衔。俄国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忒木尔于是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1655）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协助清军，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投降了俄军。康熙五年及九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国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罗斯皇帝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九年（1670）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背喀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乐番乐甫（Ignashka Milovanoff）是一个不识字的哥萨克！亚尔沈斯奇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亚里克含米海罗韦赤（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乐番罗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做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政府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相不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康熙十一年，清政府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忒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尼布楚及马斯哥都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俄国皇帝遂派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

    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于康熙十五年六月抵北京，交涉共历3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尔及令哥萨克退出雅克萨；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正题就被种种礼节问题阻止了。最初，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哥萨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马斯哥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伯利亚可比，土著人之后尚有一个帝国须对付，而这个帝国决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不如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素性不为已甚。三藩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也未倾心归附，如果中国与俄国相争太激烈，则俄国、外蒙古可能联合对抗中国。俄国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所深知的。所以，在未出师之前，康熙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师往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的信正为外交的进行开辟了大路。

    二十五（1686）年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米起佛儿魏牛高（Nicefor Venukiov）及宜番法俄罗互（l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俄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件的停战。

    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要多罗亚列克舍维赤·果罗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国政府于1686年初颁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果罗文能使中国派公使及商人到马斯哥更好。”俄国政府派了1500人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果罗文设法联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果罗文于1686年正月26日（俄历）在马斯哥起程；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10月22日始抵拜喀尔湖南外蒙古边境的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从新协议。”

    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国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到瑷珲。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200人，护军400人，火器营兵200人，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yra），以助翻译。

    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察俄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康熙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清政府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如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非常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清政府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蒙古部与厄鲁特蒙古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

    次年（1689）4月26日，清政府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2000人，黑龙江兵1500人，如果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约在8000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没有过于此次者！

    康熙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果罗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认为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了！康熙虽对于军备主积极，而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纲应仍旧，康熙大不以为然：

    “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国，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康熙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如果尼布楚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六月中，清政府代表团抵尼布楚。俄国人见清军军容之盛，不知清军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果罗文迟到20天。因为双方军备甚严，一时空气非常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工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760兵赴会，但其中500须留会场外，260人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演义》的风味？

    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说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

    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清政府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记录，以备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

    次晨，果罗文派人来声明接收此项提议，但要求再开会议一次，清政府代表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果罗文。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马斯哥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么，他们用不着再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马斯哥的代表可一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马斯哥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清军方最后的决定。清政府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说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国人辞退后，清政府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中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俄界线。清政府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蒙古及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这个枝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国人可搬回国。这点清军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这样，和议似乎已成。

    不料，这时果罗文反要求雅克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应归俄国。张诚及徐日升面斥果罗文之无信义。在他们努力疏通之初，他们就说破，如果俄国放弃雅克萨则不必费事；何以此时又旧话重提？张诚等向萨布素报告俄国尽反前议以后，清政府代表团即时召集全国文武会议，决定当夜全军渡河，以便包围尼布楚城；同时一面派人去鼓励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调少数军队回雅克萨去铲除禾苗。俄国代表见势不佳，即派人来，略略表示可让雅克萨的意思。清政府代表团复开会议，不进呢，恐俄国人行缓兵之计；进呢，又怕因军事行动断绝和平的希望。代表团请张诚及徐日升发表意见，他们答以身为教士，不便也不能参与军事。代表团终决定按原定计划进行，唯对俄方说移动人马专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清军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时候，俄国代表正式承认清政府代表所提出之界线。萨布素等遂派张诚去作最后的交涉。

    次日，果罗文提出3种新要求：

    第一，中国以后致俄国皇帝的信应书俄国皇帝的全衔，并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词句；

    第二，两国应相互尊重公使，并许其亲递国书于元首；

    第三，两国人民如持有政府护照，应许其自由往来贸易。

    关于第一条，清军代表等答以国书中的称呼及词句是皇帝所定，为臣子者不敢擅允；关于第二条，清政府代表答以中国向不派驻外公使，如果俄国派使来华，接待的礼仪必从优；至于自由通商一节，中方以为无问题，唯买卖小事，似不必载诸条约。

    果罗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实已完成其主要使命。此节，他不能不编入约款。最后关于界线的东段，双方发生稍许争执。外兴安脉之东段分南北二支：北支绕乌特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滨；南支在乌特河之南，而不到海滨。若以南支为界，则近海一带须另划界；若以北支为界，则乌特河流域将全属于中国，其地面积甚大，且产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产鱼。果罗文向清政府代表解释的时候，清政府代表答以约稿系指北支。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

    十九日，俄方竟无回音，清政权代表以为是功亏一篑，颇为之着急。因为乌特河流域非朝廷训令所必争，如果因此偾事，朝廷未必不责备。张诚从旁劝清政府代表不必坚持，于是萨布素等遂决派张诚去提折中办法，把乌特河流域由两国均分。适俄方也派人来，带有果罗文致清政府代表的信，恳求清政府方完成和议，信中也提出折中办法，即暂不划分乌特河流域。清政府代表当时接受。和议算告成了，所余者仅条文的斟酌及约本的缮写。

    《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689年9月7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和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俄国代表在一份俄文和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所以，仅拉丁文的约本是由双方签了字盖了章的。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作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曾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唯独这样可以使俄国人永远遵守，所以这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尼布楚条约》在中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实行160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州及滨海边疆区也是中国的领土。根据此约，中国的东北可称为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乎到200多万平方公里，比现今的东北大1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中国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处置此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年间中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曾未一次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曾未因17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150多年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俄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国人以为这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丁多甫（A.Th.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急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地放弃了6万平方公里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三十八年（1699），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地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又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政府疏于防备。整个18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约在4万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1.9万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9600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11400人。黑龙江西境设有12卡伦，每卡伦驻兵32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15卡伦，每卡伦驻兵20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国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240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唯巡边实也不到极边。

    中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非常难稽考。唯《东华录》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

    富僧阿的奏报如下：“据往探额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额尔必齐河口，计水程1697里；自河口行陆路247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的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1587里；自河口行陆路240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1305里，自英肯河行陆路180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1615里；自河口行陆路456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国接壤的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国地界，东岸俱中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国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即瑷珲城）与俄国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国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匆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额尔必齐河，照此三年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政府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柘植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族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满族人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族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族人在康熙、雍正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的人。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政府反于此时禁止汉族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也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的人也复不少。唯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150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中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彼得大帝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大帝起，整个18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夺黑海北岸，西与普鲁士及奥匈帝国争夺波兰。18世纪末年及19世纪初年，欧洲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旋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150年内，俄国起初与中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150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也未完全置之度外。18世纪初年，俄国人占据勘察卡；以后继续前进，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拉斯加（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

    整个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的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急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

    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哥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60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

    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的有，在乾隆六十年（1795）有鄂西罗甫（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西利叶甫在黑龙江往来了6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纪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的也不乏人。在17世纪的前半，俄国人初到勒拿河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18世纪也复如是。得了勘察卡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次克到勘察卡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次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勘察卡。雅库斯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国人又想起黑龙江：如果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勘察卡，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1741年（乾隆六年），西伯利亚历史家米来尔（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1746牟，大探险家比令（Bering）的同事齐利哥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

    1753年（乾隆十八年），西伯利亚巡抚米也梯雷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国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岛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

    1803年（嘉庆八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库鲁孙斯德（Krusenston）领导。库鲁孙斯德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安义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果罗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勘察卡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

    清政府得到果罗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来，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政府就教果罗甫金自库伦直接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果罗甫金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特河之间的土地就够了。伊尔库茨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KorniLof）因果罗甫金所得的待遇，也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丁多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特河区域。当地的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引起了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17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国、法国即步后尘，唯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也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

    直到19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斯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菲列得尔菲尔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

    1821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比令海峡到51°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59°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54°40′为英美的界线。184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国的口号。

    1846年，英美终定49°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1848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

    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19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17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方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也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的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当政的时候（1825至1855年），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及远东。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壮军人木里裴岳幅（Count Muraviev）为西伯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划和企图，到了木里裴岳幅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木里裴岳幅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哥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恒滚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木里裴岳幅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5人治罪。同时，木里裴岳幅又派海军舰长聂维尔斯哥叶（Nevilskoi）从勘察卡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聂维尔斯哥叶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1851年（咸丰元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可赖富斯克（NicoLaievsk）及马隆斯克（Mariinsk），即中国旧籍的阔吞屯。

    木里裴岳幅于是年春回到彼得堡，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木里裴岳幅是“仇英派”最有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里裴岳幅的思想：“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国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聂索洛得（Nesse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木里裴岳幅的计划。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衷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1853），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划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木里裴岳幅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额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国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中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米亚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木里裴岳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如果西方无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木里裴岳幅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勘察卡的彼得洛彼甫罗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国海军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唯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木里裴岳幅在伊尔库次克及尼布楚积极的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春，他于是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木里裴岳幅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木里裴岳幅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如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1只，木船50只，木筏数十，兵1000人。五月十三日抵达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35只，兵约1000人，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200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国人的感想。

    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8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该将军唯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著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木里裴岳幅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巴拉第（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木里裴岳幅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唯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该夷……复又言及英夷唯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客，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挚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国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清政府并不之信，唯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奈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的，此外，尚有垦民500人，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中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的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

    五年（1855）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唯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对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10105名，4次征调7000名，已回者不及800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800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生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中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1853）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也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1854）五月，木里裴岳幅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国人告以木里裴岳幅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

    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1855）春会齐前往与木里裴岳幅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木里裴岳幅。初十、十一、十二，木里裴岳幅称病不见。二十三日，木里裴岳幅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清政府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木里裴岳幅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

    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1853）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木里裴岳幅一意进行；到了五年（1855），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1853）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1855）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五年（1855），木里裴岳幅尚未布置妥帖，实不愿急着与清政府交涉。

    克里米亚战争于1856年结束。俄国在1854及1855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的，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1857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国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木里裴岳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国政府概允所请。1858年春（咸丰八年），木里裴岳幅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作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600万元“赎城”的钱，并答应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60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国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木里裴岳幅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木里裴岳幅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木里裴岳幅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木里裴岳幅要求：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额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里裴岳幅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唯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木里裴岳幅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意思。木里裴岳幅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木里裴岳幅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木里裴岳幅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做主。“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

    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先是木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木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木酋忿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于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中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蒋廷黻写作此文时）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

    第一，木里裴岳幅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

    第二，木里裴岳幅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政府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都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著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政府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

    《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方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政府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名琛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两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作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国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

    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竞争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政府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国、法国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也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中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提雅廷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国、美国、法国所订的条约许了外国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国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政府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国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而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中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然变为有利于我，而清政府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清政府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中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清政府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也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木里裴岳幅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国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1400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

    最奇怪的，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著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木里裴岳幅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政府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1000人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1000人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联军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国、法国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置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作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里裴岳幅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国人的进行，结果木里裴岳幅的委员伯多郭斯启（Lt.-CoL.C.Budogoski）于九年（1859）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丕业罗福斯奇（Pierre Perofski）于八年（1858）冬抵北京，中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九年（1859）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丕业罗福斯奇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

    可惜《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中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的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国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业幅来京交涉。伊格那提业幅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清政府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格那提业幅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格那提业幅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

    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国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著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著即革任，并著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

    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致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辞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一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木里裴岳幅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五月，中国对英国、法国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清政府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唯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九月初五抵大沽口外，英国、法国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联军起始毁中国的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国稍为胆壮，中国对英国、法国的胜利影响了对俄国的交涉。

    伊格那提业幅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格那提业幅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格那提业幅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格那提业幅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唯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者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联军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联军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格那提业幅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

    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木里裴岳幅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借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格那提业幅面请肃顺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格那提业幅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格那提业幅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辞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做过的事，此时也能再做。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格那提业幅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格那提业幅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也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

    俄国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国人去解除他们从满族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据，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据，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借以措辞，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业幅将此复文知照木里裴岳幅，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格那提业幅于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至，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业幅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木里裴岳幅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1860）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十年（1860）的夏天，清政府另起了风波，把对俄国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业幅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地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国、法国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顽固与不守信义，西方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也被中国人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访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者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坚。”

    清政府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业幅已先到，并带有兵船4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也带有2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清政府接到伊格那提业幅的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伊格那提业幅颇为失望，于是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

    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国、法国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格那提业幅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军、法军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格那提业幅嘱咐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清政府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清政府防备伊格那提业幅到什么程度。

    英法联军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格那提业幅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格那提业幅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著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国、法国的条件。

    伊格那提业幅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国、法国的条件。英国、法国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雪“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的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么，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国、法国压迫太甚，清政府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国、法国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缘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分由200万两减到100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业幅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清政府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业幅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清政府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息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中国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格那提业幅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格那提业幅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奕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11月14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

    条文如下：“议定详明1858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到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指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中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3584平方公里。法国、德国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1672平方公里。俄国从中国得着这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颗子弹，而从始至终口口声声地说“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友谊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

    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争中，中华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缘由，无论有无前两个缘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