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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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家小子蜕变成的洋博士

    蒋廷黻是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1965年去世于纽约,享年70岁。

    从蒋廷黻的祖父起,蒋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卖铁器的店,由蒋廷黻的父亲和二伯轮流看管。

    蒋廷黻父亲很有经商的天分,组织才能也突出。晚年,他做过靖港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不过,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却是他二伯——没有他二伯支持他读书,他早就被父亲逼到店里去当学徒了。

    蒋廷黻4岁就开始启蒙读书,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不过,他10岁那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取士。蒋廷黻二伯决定让他进新式学堂。就这样,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了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蒋廷黻又被他二伯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在这里,蒋廷黻开始接触西学,学习英语。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学堂停办,蒋廷黻辍学。

    蒋廷黻在益智学堂那几年,清朝政局动荡,新潮勃发,湖南的立宪请愿、收回权利、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广泛传播。受其影响,蒋廷黻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想法。1912年,在益智学堂校长太太、英语兼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推荐下,17岁的蒋廷黻凑了点钱,只身到美国读书去了。

    到美国后,蒋廷黻进了派克学堂——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读中学。1913年,他获得了湖南省的官费。于是,蒋廷黻把他哥哥也弄到派克学堂。他们兄弟俩一起半工半读维持生计。

    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在大学里,蒋廷黻主修历史学,兼修其他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望,想通过学习历史,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同时,由于历史系的课程枯燥单调,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了解了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国、意大利政治家是如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的。

    对蒋廷黻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在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时,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自然学科的教授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而要求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和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蒋廷黻终身受用,使得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能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事政治工作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对很多事有较为清晰的见解。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感,“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在留学生中宣传“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蒋廷黻站在协约国一边,十分赞赏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不过没有怀疑美国政府。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后,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在此期间,他经常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治形势产生的影响。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再次进入大学进修后,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就进了新闻学院。他不久便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后来,他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导师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转了一圈,蒋廷黻又学习历史了。

    卡尔顿·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孙的弟子。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且响当当的人物不少,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

    “新史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范围之内,历史学不能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内容;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还有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做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

    “新史学”派这些观点对蒋廷黻影响非常大。在哥伦比亚大学4年研究中,蒋廷黻逐渐将“新史学”派观点和海斯的学术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中。他注重“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其所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极大地普及了近代史知识。

    当时,海斯在哥伦比亚大学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

    海斯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对生产进行干预,认为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英国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非常高明的。蒋廷黻大受启发,以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的作用,并积极评价了洋务运动。

    “族国主义”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民族主义是怎样的?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独立后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的蒋廷黻经常接触的一些话题,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正因为如此,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蒋廷黻把中国能否走出“中世纪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

    他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方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结合他的求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历史观是从海斯那里得到的感悟。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在海斯和沙费尔德教授的启示下,蒋廷黻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1923年,蒋廷黻28岁,写了《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从17岁到28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11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年的美国生活,他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美国化了:他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生活方式;他能讲一口流利英语……

    蒋廷黻博士毕业后,与美籍华人唐玉瑞结婚,踌躇满志地走出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中国。此时,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一个“新史学”的中国信徒,而中国史学界却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

    二、一个影响巨大的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学成回国后,被南开大学聘用为历史教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他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将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础很差,便在教学之余,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诗词、文章。

    当然,受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他不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他开始另辟新径,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时,他就对外交史感兴趣;到南开大学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

    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所著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观点难免片面,立场难免出现偏差。例如,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马士的描述模糊不清。至于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马士更缺乏深入研究。在南开上课时,蒋廷黻对很多问题都感到困惑,萌发了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念头。

    于是,蒋廷黻开始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到的历史研究方法,蒋廷黻花了6年时间,以及极大的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献。后来,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其基础就是这时奠定的。他这项工作是开拓性的,因为当时虽然有人研究外交史,但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从大量史料中去总结观点。为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是从蒋廷黻开始的。

    当然,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从小去国外求学,对中国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这是一短板。于是,蒋廷黻利用假期和讲学机会,到北平(北京)、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因素。

    在南开大学工作了6年,蒋廷黻在中国史学界开始显露头角。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与南开大学聘约结束后,便北上践约赴任。

    罗家伦是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的校友,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和蒋廷黻认识较早,相知甚深。1926年,罗家伦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将清华大学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上任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聘请实力派教授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这样,罗家伦选聘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

    蒋廷黻到清华大学任职后,发现清华大学在历史系的教研力量落后且薄弱。例如,留美归来的教授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老教授大都是断代史或是某种古籍的专家,对版本或训诂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没有多少见识,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使得历史研究没丝毫实用性。于是,他想办法改变现状。

    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历史系逐步配备了当时全国一流的阵营:由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讲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讲元史、吴晗主讲明史、萧一山主讲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讲西方史、王信忠主讲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讲俄国史,蒋廷黻自己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

    在主持历史系时,蒋廷黻对学校建设、学科改革、推荐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等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因而也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他原则上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专业,但遇到真正爱好者和杰出者,他都鼓励他们进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尚无专门研究日本史、苏联史、蒙古史、泰国史和越南史的专家。于是,蒋廷黻一旦发现某青年有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兴趣和天分时,就说服他们去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相关语言。成绩优秀的,蒋廷黻还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励王信忠学日本史,推荐其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日本史;他鼓励朱谦之研究苏联史,让其出国学斯拉夫语;邵循正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准备研究蒙古史,蒋廷黻鼓励他到巴黎学习波斯和阿拉伯语等。

    当然,除了管理外,蒋廷黻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他在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收集和鉴定基础上,把搜集范围扩大到近代史领域,并编撰出版了当时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在编辑资料基础上,蒋廷黻还发表了一批有独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例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最出名的是,他写了《琦善与鸦片战争》,用官方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他此观点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赞成的,反对的,都非常之多。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

    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由点及面,层层拓展。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延伸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等领域。就这样,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逐步有了整体思考。而当时在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处于初生婴儿阶段,他便下决心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

    可惜,蒋廷黻后来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计划。此事一直牵挂在他内心。1965年,他从官场退下后,计划继续研究近代史时,不幸患病死去——蒋廷黻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为终身遗憾。

    三、创办《独立评论》与弃学从政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侵略激起国人的极大民族义愤,抗战呼声响彻大江南北。此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已经三年的蒋廷黻经常在饭后与清华大学一批教授到北院7号叶企孙和陈岱荪家里议论和战问题。后来,他们一起创办了《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由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任编委。《独立评论》的宗旨是“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它没有党派背景,标榜独立精神,言论不求一律,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地讨论问题。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大多数是时论,也有书评、译稿和游记。从1932年到1937年,它总共出了244期,发表了1309篇文章。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除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位编辑外,还有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任叔永、陈衡哲、陶孟和、吴宪、姚森、杨振声、朱经农、陶希圣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一致,经常有激烈争论。因此此刊影响巨大,大学生、公务员、开明绅商乃至青年军官都是其读者群。

    蒋廷黻始终对刊物倾注了极大热情,当然在这种辩论中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形成了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观点,进而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建立高效的开明独裁中央政府。显然,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这是他后来进入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重要思想基础。

    1933年夏,蒋介石召见蒋廷黻。原因是蒋廷黻关于内政、外交的见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的注目。那时,蒋廷黻与被同时召见的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同赴江西牯岭见蒋介石。蒋廷黻谈他对统一的看法,认为应该以正确的政策结合武力来统一中国,而对日本作战一定会使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中国能“自然而然的达到统一”。蒋介石只听不说,面无表情,但临结束时要蒋廷黻多留几天,以便再谈。

    过了一天,蒋介石以请吃午饭方式单独召见蒋廷黻。这次,蒋介石要他坦陈外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不必有所顾忌。蒋廷黻便率直说有的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希望政府行政更有效率,目前非中央地区反而比中央控制省份的人民生活更能改善。蒋介石很惊讶,但还是默默记下了他的看法。

    同年秋,他又受到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约见,和他商量对苏联的态度。蒋廷黻直言不讳,谈了他对驻苏大使颜惠庆主张的看法。

    蒋廷黻一年中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人约见,预示着这位自由主义教授将有特殊使命降临。果然,1934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蒋廷黻到南昌行营谈话。这次约见,决定了蒋廷黻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的特殊使命。同年7月,蒋廷黻乘清华大学放暑假之机,以去欧洲搜集史料为名,率领一个非正式使团出访莫斯科。临行前,蒋廷黻再次去牯岭面晤蒋介石,接受指示。蒋介石希望他把出访欧洲的时间尽可能用在了解苏联上;希望他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10月16日,蒋廷黻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外长)斯托莫亚科夫,双方对不咎既往、面对现实、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共识。这无疑是他初涉政治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

    会晤后,蒋廷黻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立即将详细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应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分满意,复电表示嘉许。为了承袭和扩大这次非正式访问取得的成果,蒋介石此后不久任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此时,蒋廷黻正式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员。

    秘密使命完成后,蒋廷黻继续在莫斯科旅游、考察了3个月,然后访问了西欧一些国家。1935年3月初,蒋廷黻又去英国旅游。直到这一年9月,他才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清华大学。

    回国后,蒋廷黻继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但是,他这份潇洒并没有维持多久,1935年11月,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自此开始直到1965年退休,30年来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奔忙。

    在这30年间,蒋廷黻先后当过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在这30年里,蒋廷黻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从政变成真正的弃学从政,从一名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学者,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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