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睁开眼，他也只能慢慢看清周围的一切。印象中，他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一个深深的水下世界游到这里来的。他不知道自己在水里呆了多久。自从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没见过白天和黑夜。此外，他的记忆也不太连贯。有些时候，他的意识——就连睡眠时的那种意识都完全停止了，经过了一段空白之后，又重新清醒了起来。而那段空白是几天、几个星期还是几秒，他无从知晓。
在肘部遭到第一击之后，噩梦开始了。后来他才发现，当时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序曲，是所有囚犯都要经历的例行审问。有一长串罪行——间谍活动、蓄意破坏等等——每个人都必须依次供认。招供只是一个形式，而拷打却是真实的。他挨了多少次打，每次持续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每次都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用铁棒，有时用皮靴。有时他像动物一样不知羞耻地在地上打滚，身子在地上扭来扭去，没完没了地无望地躲避着踢踩，结果却招来了越来越多的殴打，他们踢他的肋骨、腹部、肘部、小腿、腹股沟、睾丸、尾椎。有时殴打一直不停，直到他感到最残忍、邪恶、不可原谅的不是看守们持续的殴打，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失去知觉。有时他吓破了胆，他们还没打，他就开始求饶，只要看见一只拳头向后一撤准备出拳，他就迫不及待地交待出一大串真真假假的罪行。有时他一开始决心什么也不说，但是在痛苦的喘息中还是被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有时他想软弱地妥协一下，他对自己说：“我会招供的，但不是现在。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然后我就说他们想听的。”有时他被打得站不起来，像一袋土豆一样倒在囚室的石板地上，他们让他休息几个小时，然后拖出来再打。有时休息的时间更长一些。他记不清了，因为那主要是在睡眠和昏迷中度过的。他记得有一个囚室，里面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从墙里伸出来的架子，一个铁皮洗脸盆，每顿饭送来热汤、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一个粗鲁的理发师来给他刮胡子、理发，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人来摸他的脉搏，测试他的生理反射，翻他的眼皮，生硬地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检查有没有骨折，往他的胳膊里打针让他睡着。
殴打的次数少了，而且主要是为了威胁他，如果他的回答不令人满意，他就会随时受到这种恐吓。现在审问他的人不是那帮穿黑制服的流氓了，而是党内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长得又矮又胖，动作敏捷，戴着亮闪闪的眼镜，他们轮番审问他，每次大约持续十小时或十二小时，这是猜测，无法确定。这些审讯者不断让他吃些小苦头，痛苦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工具。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扯他头发，让他单脚站立，不让他撒尿，用强光照他的脸直到他流泪。但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羞辱他，摧毁他的辩解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无情地连续盘问，一连好几个小时，使他说错话，为他设下圈套，歪曲他所说的一切，抓住他的每一个谎言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他服罪，直到他因为羞愧和精神疲劳而泪流满面。有时，他在一次审问中会哭六次。大多数时候，他们用语言侮辱他，稍一迟疑就威胁着要把他交给看守；可是有时，他们会突然换个口气，称呼他同志，用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感动他，痛心地问他，是否至今还对老大哥不够忠诚，还不愿改过自新。经过数小时的审问，当他精神崩溃的时候，连这种话都能使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最终，这喋喋不休的声音比看守的皮靴和拳头使他崩溃得更彻底。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让他签字他就签字。他唯一关心的就是搞清楚他们想让他说什么，然后马上交待，免得吃苦头。他承认暗杀了地位显赫的党员，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挪用公共基金，出卖军事情报，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行为。他承认自己被东亚国政府收买，从1968年开始一直是他们的间谍。他承认相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而且性变态。他承认杀了自己的妻子，虽然他知道，他的审讯者一定也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他承认多年来一直与哥德斯坦有个人交往，他和几乎每一个他认识的人都是地下组织的成员。承认一切罪行，牵连每一个人会容易一些。再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都是真的。他确实是党的敌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他还有另外一种记忆。这些记忆孤零零地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好像一幅幅照片，周围被黑暗包围着。
他在一间说不清是黑暗还是明亮的囚室里，因为他除了一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旁边的仪器发出缓慢而有规律的滴答声。那双眼睛变大变亮了。突然他从座位上飞了起来，飞进了那双眼睛里，被吞没了。
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周围都是仪表，灯光亮得刺眼。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读仪表上的数字。外面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门开了。那个脸像蜡像一样的军官带着两个看守走了进来。
“101室。”那个军官说。
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没有回头。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还在看仪表。
他在一条宽大的走廊里打滚，走廊有一公里宽，装着耀眼的金色的灯，他一边狂笑，一边扯着嗓子交待罪行。他什么都承认了，连他在接受酷刑时忍住了没有承认的都承认了。他将自己整个一生讲给别人听，而那个听众早已了解一切。和他在一起的有看守、审讯人、穿白大褂的人、奥伯良、朱丽亚、查林顿先生，都在走廊里打滚，边笑边喊。某些原本应该发生的事不知怎么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好，没有更多的痛苦，他一生的最后一个细节被公开了，理解了，原谅了。
他从木板床上坐起来，好像听见了奥伯良的声音。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虽然他一直没有见到他，但他感到奥伯良就在他身边，只是看不见而已。奥伯良在指挥一切。是他让看守来殴打温斯顿，又不许他们打死他。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该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稍稍喘息，什么时候该吃东西，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打针。是他在提问并且暗示答案。他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是审讯人，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清是在他打了针睡着的时候，还是在正常睡眠中，或许甚至是在他清醒的时候——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低语：“别担心，温斯顿，有我关照你。七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我要拯救你。我要把你变得完美无缺。”他不能肯定这是奥伯良的声音，但这正是在七年前的另一个梦里对他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的声音。
他一点也不记得审讯是怎么结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黑暗，眼前这间囚室，或者说房间，在他的周围逐渐实在了起来。他几乎平躺着，无法动弹。身体的每一个关键部位都被固定住了。连后脑勺都以某种方式被牢牢抓住了。奥伯良低头看着他，神情严肃悲哀。他的脸从下面看起来粗糙而又憔悴，眼睛下方长出了眼袋，从鼻子到下巴有劳累刻下的皱纹。他比温斯顿想象的要老，也许有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了。他手里拿了一个仪表，顶上有一个操纵杆，仪表盘上有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伯良说，“如果我们再次相见的话，一定是在这儿。”
“是的，”温斯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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