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姆消失了。有一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几个没脑子的人对此议论纷纷。第二天就没有人提起他了。第三天，温斯顿走进记录处的门厅看了看布告栏。有一张告示上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塞姆是其中之一。那张告示看上去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没有被划去的痕迹——但却少了一个名字。这就够了。塞姆已经不存在了：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耐。在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的空调房间保持着正常温度，可是外面的路面却热得烫脚，高峰时段地铁里臭气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各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游行、集会、阅兵、讲座、蜡像展、电影、电视节目，这些都要安排；要搭讲台、造假人、编口号、写歌、传播谣言、伪造照片。朱丽亚在小说处的工作组已经不生产小说了，而在赶印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长时间搜索过期的《泰晤士报》，修改并美化演讲中要引用的新闻。深夜，当成群喧嚣的无产者在大街上漫游的时候，城市里有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火箭弹的袭击更加频繁了，有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人们对此众说纷纭。

    专为仇恨周创作的主题歌（叫做“仇恨歌”）在电幕里没完没了地播放着。这首歌的节奏野蛮，像恶狗狂吠一样，算不上真正的音乐，倒像一阵鼓点。当数百人迈着行军的步伐吼叫着唱出这首歌时，那阵势还真吓人。无产者们爱上了这首歌，在午夜的街头，这首歌和仍然流行的“只是一个无望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从早到晚用梳子和卫生纸演奏着这首歌，让人无法忍受。温斯顿的晚上从来没有排得这么满。帕森斯组织的志愿者小分队在为仇恨周装点街道，缝小旗子、画海报、在屋顶上竖旗杆，为了挂横幅还要把铁丝扔过街道，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帕森斯夸口说，单单胜利大厦就要挂四百米长的彩旗。他如鱼得水，快活得不得了。因为酷暑和体力劳动，他终于有借口在晚上穿短裤并敞开衬衫。他无处不在，又推又拉又锯又敲，临时出主意，用同志般的劝告和每个人开玩笑，从身体的每一个褶子里输送着无穷无尽的刺鼻的汗味。

    一张新的海报突然出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海报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个巨大的欧亚国士兵，大约三四米高，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蒙古脸，穿着大靴子，腰间端着一把冲锋枪，大步向前走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因为透视而放大了的枪口都好像正对着你。所有空白的墙上都贴上了这张海报，数量甚至比老大哥的画像还多。向来对战争无动于衷的无产者，也燃起了间歇性的爱国热情。好像为了与大众情绪合拍，死于火箭弹的人数比平常更多了。其中一枚掉在斯代普尼一家拥挤的电影院里，数百名遇难者被埋在了废墟之中。附近所有的居民都加入了长长的送葬队伍，葬礼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次群情激愤的集会。另一枚掉在一个孩子们玩的荒地上，几十个孩子被炸成了碎片。于是有了更多愤怒的游行，哥德斯坦的人像被焚毁，数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海报被撕下来扔进了火里，很多商店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这时谣言四起，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引导火箭弹，一对被怀疑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的房子被烧了，两个老人也窒息而死。

    在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房间里，每当朱丽亚和温斯顿能抽空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并排躺在光光的床上，敞着窗户，一丝不挂，好凉快一点。老鼠没有再出现过，但是由于天热，虫子繁殖得很快。这不要紧。管它干净不干净，这间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进屋，就到处撒上从黑市里买来的胡椒粉，脱光了衣服带着汗涔涔的身体做爱，然后睡过去，醒来便发现虫子又集结了起来，正准备大规模反攻。

    四次、五次、六次——六月份他们一共幽会了七次。温斯顿已经改掉了成天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似乎已经不需要了。他胖了一点，静脉曲张性溃疡消退了，只在脚踝的皮肤上留下了一块棕色的印记，清晨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他也不再有对着电幕扮鬼脸或者高声咒骂的冲动。既然有了一个安全的藏身地，几乎像一个家，即使不能经常见面，而且每次只能相聚几个小时，他们也不觉得苦了。重要的是旧货店楼上的那个房间存在着。只要知道它在那里，没有受到任何侵犯，就和自己置身其中一样。那个房间是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过去的港湾，已经灭绝的动物可以在那里行走。温斯顿想，查林顿先生也是一个已经灭绝的动物。他通常在上楼的时候会停下来和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这个老人似乎很少——或者从不出门，另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他像个幽灵似的生活在黑暗的小店和后面一间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里做饭，那里面竟然还有一台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留声机，带着巨大的喇叭。他似乎很乐于有机会交谈。他在那些毫无价值的存货之间走来走去，长长的鼻子，厚厚的镜片，天鹅绒外套里弓着的肩膀，这一切隐约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收藏者，而不像一个商人。他带着淡淡的热情摩挲着一件件旧东西——一个瓷瓶塞，一个破鼻烟盒的彩绘盖子，一个铜质的项链挂盒，里面装着一绺一个早已死去的婴儿的头发——他从来不问温斯顿要不要买，只是一个人欣赏着。和他说话就像在听一个老音乐盒叮当作响。他从记忆的角落里搜索出了更多已经遗忘的儿歌的片断。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黑鸟的，另一首是关于一头压弯了牛角的奶牛的，还有一首是关于可怜的公鸡罗宾的死的。“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他每唱一段就谦虚地笑笑。但是，每首儿歌他都只记得一两句。

    他们俩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忘记过——眼前发生的一切不会长久。有时，死亡的临近就像他们身子下面的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绝望地紧紧拥抱着，就像受到诅咒的灵魂在丧钟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抓紧最后一丝幸福。但是有时，他们不仅有一种安全的幻觉，而且感到了永恒。只要他们真的在这间屋子里，他们就感到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来这儿的路上充满困难和危险，但这里是一个避难所。就像温斯顿端详那个镇纸时想到的一样，他感到可以进到那个玻璃世界里去，一旦进去了，时间就会停止。他们经常尽情地做着逃脱的美梦。也许他们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好，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直到生命自然终结。或许凯瑟琳会死去，通过某种精巧的计谋，温斯顿和朱丽亚可以结婚。或许他们可以一起自杀。又或许他们可以乔装打扮以后消失，学会无产者的口音，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在僻静的街道里不为人知地度完余生。他们知道，这全是痴人说梦。实际上根本无路可逃。连唯一可行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打算做。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去，消磨掉没有未来的现在，这似乎是无法克服的本能，就像只要还有空气，肺就会不停呼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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