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只有在占大洋国85%人口的被忽视的成群的民众中，才有可能产生摧毁党的力量。党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党的敌人，如果有的话，不可能聚集起来，甚至不可能认出对方是自己人。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存在——这是有可能的——也很难想象它的成员能大量聚集，最多三三两两而已。反叛只是一个眼神，一个语调的变化；最多只是偶尔的一句耳语。但是，如果无产者能以某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密谋。他们只要站起来，像马抖掉身上的苍蝇一样轻轻一抖就行了。只要愿意，明天早上他们只要吹口气就能把党粉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到这么做的吧？可是——！

    记得有一次他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从前面的一条小街上传来几百个声音——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那是一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叫喊，那低沉响亮的“NFDA1！—NFDA1！—”声好像大钟的轰鸣在不断回响。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开始了！他想。是暴动！无产者终于解放了！到了那儿，只见两三百个女人挤在路边市场的货摊周围，表情好像沉船上的乘客一样凄惨。但是这时，集体的绝望已经变成了大量的个人争吵。看来有一个摊子在卖铁锅。那种锅又薄又不结实，但任何炊具都是抢手货。现在，供应已经出人意料地结束了。买到的女人被别人挤来挤去，想拿着锅离开，几十个没有买到的女人围着摊子大吵大闹，说摊主开后门，说他囤积惜售。又有人一声叫喊。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抢同一个锅，想从对方手里夺过来。两人抢来抢去，突然，锅柄被拉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然而，片刻的功夫，那从几百个喉咙里发出的喊声蕴含着几乎可怕的力量！为什么他们的喊声从来不用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呢？

    他写道：

    只有觉醒之后才会反抗，只有反抗之后才会觉醒。

    他想，这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党声称已经解放了无产者，使他们不再受奴役。革命前，他们被资本主义者无情地压迫着，挨饿挨打，女人被迫去挖煤（事实上，女人现在还在挖煤），孩子六岁就被卖到工厂去干活。但是同时，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育人们无产者天生下贱，必须像对付动物一样，用几条简单的规矩使他们服从。事实上，人们对无产者知之甚少。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不断生育，其他的活动一概不重要。由于像阿根廷平原上的野牛一样无人管理，他们又回到了古老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短暂的妙龄青春和纵情岁月后，在二十岁结婚，三十岁步入中年，大多数人在六十岁死去。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照顾家人和孩子、与邻居拌嘴、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重要的——赌博。控制他们并不难。他们之中总有一些思想警察的密探在散布谣言，发现并除掉其中的危险分子；但从来没有试图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有强烈的政治感情不是件好事。他们只需要具有朴实的爱国之情，每当需要他们加班加点或者减少物资定量时，这种感情就会发挥作用。即使当他们心中不满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不满——这种不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高屋建瓴的观点，只能就小事发发牢骚而已。更大的弊端他们从来注意不到。绝大多数无产者的家里没有电幕。连民警都很少干涉他们。伦敦城里犯罪猖獗，形形色色的小偷、歹徒、娼妓、毒贩和骗子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小社会。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无产者之间，所以无关紧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他们都可以按老规矩办事。党的禁欲主义没有应用在他们身上。滥交不会受到惩罚，离婚也是允许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宗教信仰都可以许可，如果无产者表现出这种需要的话。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一句口号：“无产者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手小心地挠了挠他的静脉曲张性溃疡。又痒起来了。人们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可能了解革命以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儿童历史课本，把其中的一段抄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在旧社会，在光荣的革命发生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伦敦是一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几乎人人食不果腹，成百上千的穷人没有靴子穿，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年纪比你们还小的孩子要为残忍的老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手脚慢了就要挨鞭子，他们吃的是陈面包屑和水。但是，在这一片可怕的贫穷之中，却有几座富人住的高大漂亮的房子，伺候他们的仆人甚至多达三十个。这些富人叫资本主义者。他们肥胖、丑陋、长相奸诈，就像下一页上的那张画一样。你们可以看见他穿着黑色长外套，叫做礼服大衣，戴着一顶奇怪的、亮闪闪的、像烟囱似的帽子，叫做大礼帽。这就是资本主义者的制服，别人不许穿。资本主义者拥有世上的一切，其余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钱财。如果有人不听他们的话，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被解雇饿死。任何普通人在和资本主义者讲话的时候都要卑躬屈膝，脱帽鞠躬，称呼他们‘先生’。所有资本主义者的领袖叫做国王——

    他知道记载中的其他内容。有穿着法衣的主教，穿着皮袍的法官，颈手枷，足枷，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就职宴会，和亲吻教皇脚指头的惯例。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东西，儿童课本里也许不会提到。那是一种允许每个资本主义者和他工厂里的任何女工睡觉的法律。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撒谎的成分？也许，总的来说，现在的人们确实比革命以前生活得更好。唯一的反面证据就是你骨子里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感到眼下的生活难以忍受，在其他某个时候，日子一定与此不同。令他吃惊的是，现代生活的真正特点不是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它的贫瘠、暗淡，和百无聊赖。你只要看看周围就会发现，生活不仅与电幕里流出的谎言没有相似之处，而且与党试图达到的理想也没有相似之处。即使对党员来说，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是中性的、非政治的，无非是完成沉闷的工作，挤上拥挤的地铁，织补穿破的袜子，讨来一片糖精，省下一支烟头。党的理想是某种巨大的、可怕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一个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一个庞大的机器和可怕的武器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好战分子和狂热分子构成的国家，人们整齐划一地前进着，想着同样的念头，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工作着、战斗着、胜利着、迫害着——三亿人长着同样的脸。而现实却是破败肮脏的城市，饥饿的人们穿着漏水的鞋匆忙来去，住在草草修缮过的十九世纪的房子里，闻起来总是有白菜和厕所的味道。他似乎看见了伦敦的图景，像一个庞大的废墟，一个上百万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其中还能看见帕森斯太太的脸，她满脸皱纹，头发稀疏，正在无奈地摆弄着一个堵塞的下水管。

    他又伸手挠了挠脚踝。电幕日日夜夜用数据轰炸着你的耳朵，证明人们今天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人的寿命长了，工作时间短了，比五十年前的人更高大、更健康、更强壮、更幸福、更聪明、更有文化。这一切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例如，党声称，如今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都有读写能力：而革命前，据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这像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历史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的一切，很可能纯粹是胡说八道。就他所知，可能从未有过“初夜权”这种法律，从未有过资本主义者这种生物，也从未有过大礼帽这种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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