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内部使用的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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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电幕近在咫尺,温斯顿还是不自觉地深深叹了口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把听写机拉到跟前,吹去了话筒上的灰尘,戴上了眼镜。他打开四个从桌子右侧的通风管掉下来的小纸卷,把它们夹在一起。

    小隔间的墙上有三个洞。听写机右边的一个小通风管专送纸条;左边一个大一些的通风管专送报纸;旁边的墙上,在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一个蒙着铁丝网的大大的长方形口子。这最后一个是处理废纸的。整个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口子,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而且每个走廊里隔一小段就有。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被戏称为记忆洞。一旦发现应该销毁的文件,甚至一张随处乱扔的废纸,人们就会自动打开最近的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扔进去,接着,一阵热风会把它送进藏在大楼深处一个大火炉里。

    温斯顿察看了一下刚刚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上面都用专用的缩写形式写着一两行话——不是新话,但包含了很多新话的词——这是部里内部使用的行话。纸条上写着:

    泰晤士 17.3.84 老大 发言 误报 非洲 更正

    泰晤士 19.12.83 预计3年4季度83 误印 核对本期

    泰晤士 14.2.84 富部 误引 巧克力 更正

    泰晤士 3.12.83 报道 老大 每日指示 极不好 提到非人 全部重写 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最后一张纸条放到一边,心里有点得意。这是一件复杂的责任重大的事,最好留到最后处理。其他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只是第二件可能需要整理一些枯燥的数字。

    温斯顿通过电幕接通了过期期刊处,调来了相应日期出版的《泰晤士报》,几分钟后,报纸就从通风管里滑了出来。他收到的纸条上提到了一些文章或者新闻,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更改,正式的说法是“更正”。例如,在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上,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计南印度前线将太平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事实上欧亚国的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起了进攻,而北非太平无事。因此必须重写老大哥的这段发言,使他一语中的。又例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官方预测的1983年第四季度各类消费品的产量,这也是实施第九个三年计划以来的第六个季度。而今天的报纸报道了实际产量,看来预测在各个方面都大错特错了。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更正原始数据,使之符合新的数据。第三张纸条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过来。就在二月份,富足部刚刚作出承诺(官方用词是“明确保证”),不会降低1984年的巧克力定量。实际上,温斯顿知道,本周末巧克力定量就要从三十克降低到二十克。他要做的只是把原先的承诺换成一个警告,警告必要的话可能在四月间降低定量。

    温斯顿一处理完这些纸条,就把听写机打出的更正文字夹在相应的《泰晤士报》上,把它们扔进了通风管。接着,他几乎完全无意识地把原来那些纸条和他的笔记揉成一团,扔进了记忆洞里让烈焰吞没。

    在那些通风管通向的看不见的迷宫中发生了什么,他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个大概。某一期《泰晤士报》需要的更正文字会被集中起来接受校对,然后这一期被重印,原来的版本被销毁,更正之后的版本将取代它们在档案中的位置。这个不断修改的过程不单应用在报纸上,而且应用在书籍、杂志、小册子、海报、传单、电影、录音、动画、照片中——应用在一切被认为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的文献和资料中。每天,几乎每分钟,历史都在被更新。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会被资料证明是正确的;任何与当前的需要相左的新闻或表达的观点都不允许留在记录中。全部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的羊皮纸,想写多少次就写多少次。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任何篡改。记录处的最大一个科比温斯顿工作的科大得多,那里的人的任务就是寻找并收集所有已经被取代、应当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很多《泰晤士报》因为政治阵营的改变或者老大哥预言的失误,已经被改写了十几次,在档案中却仍然标着原来的日期,而且没有任何现存的版本可以否定它。书籍也被一遍一遍地收回重写,并再次发行,而且从不承认做过任何更改。就连温斯顿接到的指令,那些一处理完就毫无例外地扔掉的东西,也从未说过或者暗示过任何伪造行为:所提到的都是失误、错误、印刷错误或者引用错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纠正。

    可是这实际上也算不上伪造,他一边重新调整着富足部的数字一边想。只不过是用一句空话代替另一句空话。你所处理的大多数材料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直接的谎言都算不上。原始数据和更改之后的数据一样,都是凭空想象。很多时候,你要自己编。例如,富足部估计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产量是六千两百万双。然而温斯顿在重写时,把这个数字降到了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像往常那样说任务超额完成了。无论六千两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都是胡说八道。很可能一双靴子也没生产过。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靴子,更没有人关心。人们只知道,每个季度报纸上所说的靴子产量都是天文数字,而大洋国也许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所有事实的记载,无论大小,都是如此。一切都隐入了一个虚幻世界,直到连今年的年份都无法确定。

    温斯顿向大厅另一边看去。在那边正对着他的小隔间里,一个叫提乐森的人正在埋头工作,他个子不高,严谨刻板,下巴上长着青青的胡子茬,他腿上放着一份折起来的报纸,嘴巴凑在听写机的话筒上。那架势,好像他正在说一件机密的事,除了他自己和电幕之外,决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抬起头,朝温斯顿这边看了一眼,镜片上的反光一闪,似乎充满了敌意。

    温斯顿不太认识提乐森,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记录处的人从不轻易谈起自己的工作。在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排着两排小隔间,纸张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有对着听写机发出的低语,有十来个人温斯顿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虽然每天都看见他们在走廊里来去匆匆,在两分钟仇恨中指天划地。他知道,在他隔壁的小隔间里,那个小个子的棕发女人从早到晚忙着在报纸上寻找并删除那些已经蒸发因此不再存在的人的名字。这个工作很适合她,因为她的丈夫几年前也被蒸发了。隔着几个小间,坐着一个温和无用、神情恍惚的家伙,名叫安普夫,他长着毛茸茸的耳朵,对玩弄韵脚和格律有惊人的天赋,他专门改写歪诗——又叫“最终文本”——这种诗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害,但出于某种原因,还要保留在选集里。这个大厅里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只是一个小部门,好比记录处庞大复杂的机体中的一个细胞。在此处的外面、上面、下面,还有一群一群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难以想象的大量工作。有巨大的印刷车间和众多的副编辑、排版专家,还有设备复杂的伪造照片的摄影棚。电视节目科有工程师、制作人和一组一组特意挑选的擅长模仿声音的演员。还有大量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一张张需要销毁的书籍和杂志的清单。有巨大的仓库,用来存放更正以后的文件,还有隐藏的火炉,用来销毁原先的版本。不知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指挥一切的智囊团在协调着所有工作,并且决定政策方针,以决定哪部分历史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又有哪些应该一笔勾销。

    而记录处本身毕竟只是真理部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任务不是重建历史,而是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提供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信息、教育或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诗歌到生物学论文,从儿童拼写手册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需要,还要为了无产者的利益将整个操作在低层次上重复一遍。有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和娱乐。他们生产垃圾一般的报纸,上面只有体育、犯罪和占星术,他们还生产低俗廉价的小说,色欲横流的电影和多愁善感的歌曲,这些歌完全是用机械方式在一个称为作诗机的特殊的万花筒上做出来的。甚至还有整整一个部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新话叫“色处”,它的产品密封包装之后被送出去,除了在此工作的党员以外,别的党员一律不许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通风管里又滑出了三张纸条:都是些简单的活儿,他在两分钟仇恨之前就处理完了。仇恨结束之后,他回到小隔间,从架子上取下一本新话词典,把听写机推到一边,擦干净眼镜,着手做今天上午最重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大多数工作都是枯燥的例行公事,其中也有一些困难复杂的工作,做起来会令人像做数学题一样忘记自我——这是一些精巧的伪造,没有谁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能凭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了解,或者猜测党想让你说些什么。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被指派更正《泰晤士报》的社论,那是完全用新话写成的文章。他打开刚才放到一边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

    泰晤士 3.12.83 报道 老大 每日指示 极不好 提到非人 全部重写 存档前上交

    换成旧话(或者标准英语)是:

    1983年1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的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极为不妥,其中提到了某些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将草稿在存档前交上级审查。

    温斯顿把这篇令人不快的文章通读了一遍。看来,老大哥的每日指示主要赞扬了一个名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向水上要塞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它生活用品。文章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叫威瑟斯同志的高级内党党员,并授予他二等战功显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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