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了解越多，对它的好感就会越少，你记住我这句话。只是老远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的时候，它们好像挺可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英国社会来说几乎是一种保障，因为它会向所有阶级传播一种恐怖，让他们知道目前的社会组织被推翻的话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我只是不喜欢它。”
“还有，”劳埃德·乔治接着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轰走，我们就有可能必须对如何知晓他们的意图作出解释。我们在暗中监视他们的实情可能比他们所有浮夸的演讲更有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群起反对我们。”
菲茨不喜欢别人跟自己进行政治现实说教，即使对方是首相，相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感到十分气愤。“但我们断然不该跟布尔什维克做交易！”
“如果我们拒绝跟所有利用大使馆进行宣传的人做交易的话，我们就剩不下多少贸易伙伴了。菲茨，我们甚至还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做交易呢！”
菲茨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毕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没什么用来交换的——但他权且不去理会。“难道我们穷到这个份儿上，必须向这些杀人凶手兜售货物？”
“恐怕是这样。我约谈过不少商人，他们对未来十八个月的悲观预期让我大为吃惊。没有任何订单。顾客什么都不买。我们可能会面临最糟糕的失业期，糟糕到任何人都无从想象。但是，俄国人想买，再说，他们付的是黄金。”
“我才不要他们的黄金！”
“是吗？不过菲茨，你的黄金够多了。”劳埃德·乔治说。
比利带着自己的新娘回老家阿伯罗温，正赶上惠灵顿街举办一场聚会。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六，破天荒头一遭没有下雨。下午三点，比利和米尔德里德带着她的孩子，也就是比利的继女——八岁的伊妮德和七岁的莉莲，抵达火车站。这时候，矿工们已经从井里上来，每周一次的洗浴过后，换上礼拜日穿的衣服。
比利的父母来车站迎候他们。他们老了，身子也似乎缩小了，不再傲视众人。爸爸握着比利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儿子。你勇敢抵抗了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比利很高兴，尽管他并没觉得自己是爸爸生命中的某项成就。
他们曾在艾瑟尔的婚礼上见过一次米尔德里德。爸爸跟米尔德里德握手，妈妈吻了吻她。
米尔德里德说：“真高兴又见到你，威廉姆斯太太。我现在能管你叫妈妈了吗？”
这是她说过的最好的话了，让妈妈满心欢喜。比利相信妈妈肯定会喜欢她，只要米尔德里德别骂脏话就行。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不懈地一次次质询——艾瑟尔为他们提供信息，迫使政府宣布为一些在俄国因叛乱等罪被判刑的战士和水手减刑。比利的刑期被减到一年，随即获得释放，从部队复员。他便立刻与米尔德里德结了婚。
阿伯罗温让他感到陌生。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只是他的感觉已经大不一样。这里狭窄单调，环绕的山冈就像几座围墙把人们围在其中。他不太相信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穿上战前穿过的衣服，虽然大小还合适，却让他觉得不对劲。这里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他这样想着。
他们走上惠灵顿街的土坡，看见一座座房子上装饰着各种旗子：英国国旗，威尔士龙旗，还有红旗。街上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家，比利乘二”。所有邻居都站在街上。桌子上摆着啤酒壶和茶瓮，盘子里装满馅饼、蛋糕和三明治。大家一看到比利，便唱起了《我们在山坡迎候你》。
这让比利流下了眼泪。
有人递给他一杯啤酒。一群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围住了米尔德里德。对他们来说，她是个稀奇的尤物，她伦敦化的装扮，说话时的伦敦腔，还有她那顶帽檐巨大、用丝绢花装点的帽子，无一不让她显得充满异国情调。她已尽最大可能显得端庄得体，但仍不免脱口说出几句粗话：“我不能把话憋在胸脯这儿，请原谅我用上这句俗语。”
外公更显老了，几乎无法站直身子，但他的头脑还跟从前一样清楚。他负责照看伊妮德和莉莲，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拿出糖果，还教她们怎么能让一枚硬币消失。
比利还要跟丧失亲人的家庭谈一谈那些死去的战友——乔伊·庞蒂、先知·琼斯、斑点·卢埃林，等等。他又跟汤米·格里菲斯重聚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俄国的乌法。汤米的父亲莱恩，那位无神论者，现在患上了癌症，显得十分憔悴。
比利打算在周一重新开始下井，矿工们争相跟他解释在他离开后井下发生的变化：新铺的路开进更深，直达开采面，电灯比以前多了，安全防范措施也更加完善。
汤米站在一把椅子上致欢迎辞，随后比利作了回应。“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说，“我记得人们曾经习惯说是上帝派富人在这个地球上统治我们这些等级低下的人。”人们报之以一阵轻蔑的笑声。“很多人在主日学校郊游都管理不好的上层阶级军官的指挥下战斗，从而纠正了这种错觉，”一些老兵深有感触地点点头，“战争是由我们这样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赢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并不愚蠢。”大家赞同地喊着“就是，就是”。
“我们现在要进行选举，也包括我们的妇女，尽管只是一部分妇女，这一点我姐姐艾丝很快就会跟大家说明。”有几个妇女发出一声欢呼，“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控制它，就像布尔什维克接管俄国，社会民主党掌控德国。”男人们欢呼起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也就是工党，我们已经获得了席位，让我们的党进入政府。劳埃德·乔治在上次选举中玩弄诡计，但他不会再次得逞的。”
有人大喊：“绝不！”
“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家的。珀西瓦尔·琼斯当阿伯罗温下院议员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人们欢呼着，“我希望看到一位工党的人在下议院代表我们！”比利看见父亲正望着自己，爸爸激动得满脸通红。“谢谢大家的热情欢迎。”他跳下椅子，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讲得真好，比利，”汤米·格里菲斯说，“可谁会当工党议员呢？”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汤米？”比利说，“让你猜三次。”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一年访问了俄国，写了一本小书，名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认识》。这在莱克维兹家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导致夫妇二人离婚。
罗素公开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更糟的是，他是以左翼的观点发表自己见解的。与那些保守的评论家不同，他不认为俄国人无权推翻沙皇，在农民中划分贵族的土地，自己管理工厂。相反，所有这些他通通赞成。他攻击布尔什维克不是因为错误的理想，而是有了正确的理想，却不能成功付诸实践，因此，他的结论不能简单看成政治宣传而予以否定。
伯尼最先读到这本书。他像所有图书管理员那样，对在书籍中做标记深恶痛绝，但现在他破了例，在书页上涂满了愤怒的评论，在句子下面划线，用铅笔在页边上写下：“垃圾！”“无效的论据！”
艾瑟尔一边给孩子哺乳一边读这本书。孩子现在一岁多了，取名米尔德里德，但他们一直叫她的小名米莉。大米尔德里德跟比利搬到了阿伯罗温，当时她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瑟尔想念她，尽管她很高兴现在可以使用楼上的几个房间了。小米莉长着一头卷发，眼睛里已经带着那种挑弄人的神色，谁见了都说像艾瑟尔。
艾瑟尔喜欢这本书。罗素是一位机智而诙谐的作家。他像个贵族一样漫不经心地要求采访列宁，与这位伟人共处了一个小时。他们用英语交谈。列宁说，诺斯克列夫勋爵是他最好的宣传员——他认为，《每日邮报》上有关俄国人对贵族大肆掠夺的恐怖故事能够恐吓资产阶级，但这些报道会对英国工人阶级起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罗素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他说，但是统治者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协助他们的只有赞同其观点的无产者。“我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艾瑟尔说着，放下了书。
“伯特兰·罗素是个贵族！”伯尼气愤地说，“他是第三代伯爵！”
“那并不能证明他错了。”米莉停止了吸吮，睡着了。艾瑟尔用指尖抚摸着她细嫩的脸颊。“罗素是社会主义者。他指责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实施社会主义。”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贵族已经被粉碎了。”
“反对派的报纸也是同样下场。”
“这是暂时的必要……”
“怎么暂时？俄国革命已经三年了！”
“不打破鸡蛋，你就不能做摊蛋饼。”
“他说，那里发生着任意逮捕和处决，秘密警察现在比在沙皇的统治下还要强大。”
“可是他们是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哪怕是反革命也一样。”
“不，不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
他们的高嗓门惊醒了米莉。孩子感觉到了房间里的愤怒，开始哭了起来。
“瞧瞧，”艾瑟尔气冲冲地说，“看你干的好事。”
格雷戈里从内战战场回到家里，回到政府机构所在的克里姆林宫那座古老堡垒内部的舒适公寓里，与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团聚。对他来说，这里简直过于舒适了。整个国家正在遭受粮食和燃料短缺，但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商店。院区有三个餐厅，里面的厨师都在法国培训过，让格雷戈里感到不舒服的是，侍者们对布尔什维克毕恭毕敬地叩响脚跟，与以往侍奉贵族没什么两样。卡捷琳娜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到了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坐上汽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去看歌剧。
“但愿我们不会成为新贵族。”有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对卡捷琳娜说。
她讥诮地笑了：“如果我们是贵族，那我的钻石首饰呢？”
“可你知道，我们参加宴会，坐头等车旅行，等等。”
“贵族从来没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你们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十五、十八个小时。你不能指望像穷人那样，靠烧垃圾碎屑取暖。”
“话说回来，精英们总能为自己的特殊待遇找到借口。”
“到这儿来，”她说，“让我给你点儿特殊待遇。”
两人做爱之后，格雷戈里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尽管心怀疑虑，看到自己的家人生活优渥，不免让他心里暗暗感到满足。卡捷琳娜也长胖了。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性感十足、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现在她是个二十六岁、身材丰满的母亲。弗拉基米尔现在五岁，跟其他俄国新统治者的孩子们一道在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女儿安娜，他们通常叫她安雅，已经三岁，长着一头顽皮的卷发。他们家的屋子从前属于皇后的一位宫廷女侍。房间里温暖，干燥，十分宽敞，孩子们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与格雷戈里在彼得格勒的住所相比，这个客厅就能住下二十个人。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喝茶有陶瓷茶杯，炉火前铺着毯子，壁炉上方挂着描绘贝加尔湖的油画。
格雷戈里终于睡着了，但早上六点钟的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他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我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阁下。”她用旧式的尊称说。
他认出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玛格达！”他惊讶地说，“我差点儿没认出你。快进来！怎么了？你住到莫斯科了吗？”
“是的，我们搬到这儿来了，阁下。”
“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叫我。康斯坦丁在哪儿？”
“在监狱。”
“什么？怎么回事？”
“说他是反革命。”
“不可能！”格雷戈里说，“一定是弄错了。”
“是的，先生。”
“是谁逮捕了他？”
“契卡。”
“是秘密警察。别着急，他们为我们工作。我会调查清楚的。早饭后，我马上就去查问一下。”
“求你了，阁下，我求你现在就做点什么——他们一个小时后就要枪毙他。”
“该死，”格雷戈里说，“等等我，我马上去穿衣服。”
他穿上制服。虽然上面没有职衔徽章，但衣料比普通士兵的好得多，足以清楚显示他是一位指挥官。
几分钟后，他和玛格达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院区。外面在下雪。他们走到不远处的卢比扬卡广场。契卡总部是一座由黄砖砌成的巨大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门口的卫兵向格雷戈里敬礼。
他一进入大楼就开始大声叫嚷：“谁是这儿的负责人？马上把值班的军官给我叫来！我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同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要立刻见到囚犯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你还在等什么？快去！”他发现这是一种最快的办事方式，但这让他极不舒服地联想到被宠坏的贵族。
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几分钟后的事情让格雷戈里深感震动。值班军官被带到门厅。格雷戈里认识他。那人正是米哈伊尔·平斯基。
格雷戈里惊讶莫名。平斯基曾经是个欺压无辜、残暴成性的沙皇警察，难道他现在改头换面，以革命之名继续欺压无辜，实施暴力？
平斯基讨好地笑了：“别斯科夫同志，见到你真是荣幸。”
“你纠缠乡下贫女被我打倒在地那会儿，怎么没听你说过这话。”格雷戈里说。
“今非昔比啊，同志——我们人人都在变。”
“你们为什么要逮捕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
“从事反革命活动。”
“这简直是胡扯。1914年他就是普梯洛夫机械厂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了，他是第一批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他比我更布尔什维克！”
“真是这样吗？”平斯基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威胁的味道。
格雷戈里不予理会：“把他带到这儿来。”
“马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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