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梦想。可以说，这种制度完全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总要比一小撮人单独做出的决定要明智些。尽管从群体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并不明智的议会

    在议会中，我找到了一个关于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例证。

    尽管时代早已变迁了，各国议会选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依然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明显感觉到种族因素的影响的弱化，也会认为它会将群体的共同特征掩盖，事实上，它并不会妨碍群体共性特征的表现。

    在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的议会中，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当议员们进行辩论和投票时，往往会和有名称的异质群体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进而让自己的政府陷入困境之中。

    议会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梦想。

    可以说，这种制度完全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总要比一小撮人单独做出的决定要明智些。尽管从群体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在议会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如头脑简单、善变、易于受到暗示，喜欢夸大以及受少数领袖的控制和支配等。

    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议会都是由特殊的成员构成的，因此，它又会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议会独特的特征

    把所有意见简单化是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

    任何一个党派，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无一例外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用最简单的抽象原则或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从原则上说，由于党派并不相同，因此，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

    但是，由于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总是会在无形中放大自己所坚持的原则的价值，因此，他们一定会把它贯彻到底。这样一来，议会便会成为各种极端意见的忠实代表。

    议会意见的简单化特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长于推理，也喜欢以教条服人，他们的脑袋完全被众多含糊的普遍观念所充斥。

    因此，他们喜欢在完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之前就开始贯彻死板的原则。提及他们，人们无不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清楚革命现场的状况。

    在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和支配下，他们自认为有从头到尾改造这个社会的能力，但结果却表明，他们不但没有对社会的进步做出半点贡献，反而让一个本来拥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倒退到了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和那些极端质朴的人一样，会采用“绝对简单化”的方式行事。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无非是将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全都毁掉罢了，不论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抑或是热月派，无不受着同一种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议而不决的现象

    议会群体和所有其他群体一样，易于受到暗示。事实上，暗示不是来自平民百姓，而是来自享有很高名望的领袖。但是，需要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议会群体所受到的暗示是非常有限的。

    面对一切和地方或地区的利益有关的问题时，议会中的所有成员都会形成自己坚定且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有力的论证都无法动摇他们。比如，碰到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这类与有权有势的选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便有狄摩西尼那样的演说和说服的天赋，也无法改变议员群体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投票结果。

    在选民投票前，类似这样的暗示，足以压倒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建议，这样一来，就能使他们原有的意见保持绝对稳定的地位。

    但是，一旦涉及一般性问题，如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样固定的意见就不会再出现了。这时候，尽管与普通群体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领袖依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并且很多时候，他们的权势不相上下。这导致的结果是，有的时候，众议员会被夹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时要做出选择，无疑是艰难的，因此会表现得迟疑不决。

    这就是同一个众议员会在短短15分钟内做出完全相反的表决，或又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条款使其生效的原因。比如说，一开始规定要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紧接着添上一条让这条规定失效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原因，因此每届议会中既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会有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从总体上来看，一般性问题通常是议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所以议会中常常会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而之所以会议而不决，是因为选民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因此，领袖所做出的决定随时可能被颠覆。也就是说，出于对选民的担心，所以才会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

    领袖操纵着整个议会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议会中，领袖没有什么权力。

    要知道，在任何辩论中，一旦涉及到一个议员们都没有任何先见的问题时，最后的决定权便会完全归于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领袖。

    事实上，这些领袖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存在不是以群体的名义存在的，而是以群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的。

    可见，他们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

    一个群体若是没有了领袖，那么群体的所有成员便都难以有所建树。

    可见，通常议会所代表的也是极少数人的意志而已。

    领袖影响力的大小不取决于他们所提出的论据，而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名望。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到，一旦他们因为某种变故而失去了名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便荡然无存了。

    但是，要看到，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与他们的头衔或名誉无关，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仅仅是他个人。关于这一点，作为国民议会成员的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的国民议会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之前还能呼风唤雨，但转眼间他便什么都不是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讲台开始发表他那幽默风趣的演讲，但是他的演讲并不成功。尽管人们觉得他演讲时和皮阿很像，但是，他却没有赢得同样的掌声与喝彩。当沃拉贝勒和我谈起皮阿时说：“我不喜欢他的那些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国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

    尽管基内很聪明，有着非凡的才智，但是没有人尊敬他。议会召开前，他还算有些声望，但是议会进行的时候，他却不为人知了。

    最不重视才华横溢者的，非政治集会莫属了。它所在意和关心的无非是那些与时间地点都契合且有利于党派利益的滔滔辩才，而他们是否对国家有利，它却毫不在乎。

    谁要想得到1848年拉马丁和1871年梯也尔所得到的那种崇敬，就需要和他们一样拥有急迫而坚不可摧的利益刺激才行。一旦没有任何危险了，政治集会便会将他们的感激和害怕抛到九霄云外。

    我之所以会引用上面这段话，并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各种解释，而是其中所揭示的某些事实。诚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段话所包含的心理学知识少得很。

    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论这个领袖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从那一刻起，它自己的个性便荡然无存了。

    群体对领袖的服从，归根结底还是对领袖所具有的名望的服从，并且这种服从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服从，完全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情的支配。

    所以，一旦一个领袖拥有了足够的威望，那么他也就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众所周知，在上次大选中，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因某些金融问题而落选了，但是，在这之前，多年来他一直凭借着自己的名望而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当年，他一个手势就能决定内阁的命运。

    到底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有位作家做出了恰当的描述：

    因为这位X先生，我们得付出比平常高出三倍的代价。若不是因为他，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不可能会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若不是因为他，我们在南尼日尔不可能被骗走一个帝国；若不是因为他，法国人不可能会被埃及瞧不起。法国因X先生的荒谬理论而丢失的领土，与拿破仑一世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对待这种领袖，我们不必太过苛责。不错，他确实让我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但是，这种民意和过去在殖民地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仍没有超越的痕迹。

    可见，领袖的意思很少会比民意更超前，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顺应民意，正因如此，他们容易助长错误。

    影响议会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领袖说服群体的方式，除了名望之外，还包括那些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

    领袖若想让这些手段为自己所用，那么他就得对群体的心理特征了然于心，如若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得知道如何与群体交流，对于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更要了解并且充分地利用它们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当具有特殊的辩论能力，比如，利用信誓旦旦的断言以卸下论证的重负。再如，充分地运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并加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

    这样的辩才在世界上任何议会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就连英国议会这样最严肃的议会也不例外。

    英国哲学家梅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若对下议院的争吵进行一番研究，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争论只不过是些软弱无力却又只会讲大话的人在怒气冲冲的情况下进行的交锋罢了。

    尽管这种语言形式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它能对纯粹的民主幻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要想让群体接受某些用夸大的言辞表达出来的笼统断言，向来算不上是什么难事，即便它根本就没有被证实过，大概也得不到证实。

    上面引文所提到的“夸大言辞”，不论说得多离谱都不为过。回顾前面的研究，便知道，我已多次谈到过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因此，在措辞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选择那些能唤起生动形象的词语。下面是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词，它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热病正在那片坐落着我们的监狱的土地上示威，而那正是这艘船所要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正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无视政府的杀人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可以促膝长谈了，它们完全可以把对方当做一种社会状态中不可或缺的两派！”

    用这样鲜明生动的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栩栩如生，对演说者来说，几乎他所有对手都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受到了他的威胁。他们的脑中不断地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遭受热病肆虐和吞噬的国土，一艘可以带他们离开的船。他们不也一样，很可能也被看做是可怕的政客了？他们也和当年那些听到罗伯斯庇尔拿断头台来施威的演说的国民公会的人有一样的感觉，那就是觉得无比地恐惧。而在类似这样的强烈恐惧感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选择屈服。

    无休无止地夸夸其谈对领袖总是会有莫大的帮助。

    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位演说家，他总能在不激起任何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在议会中用最离谱的话做出这样的断言：金融家和神父明目张胆地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应当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接受严厉的惩罚。

    但是，这样的断言却总能煽动群体。

    事实上，即便断言再激烈，声明再可怕，都不算过分。这是唬住群体最有效的辩术。

    群体中，在场的人绝不会有异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这么做了，就可能会被当做叛徒被打倒，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事。

    照我说，这种特殊的辩术在任何议会中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议会群体的危难时刻，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大演说家在各种议会上说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演说的每一个时刻，他们都认为自己应当先对罪恶加以谴责，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弘扬美德；接着，应当破口大骂暴君；最后信誓旦旦地宣称，倘若不能得到该有的自由，他们宁肯去死。

    在场的人听后全都站起来喝彩、鼓掌，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当然，偶尔也有智商高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品质不但对他没有好处，反而可能会给他带来危害。当然，假如他想说明事情的复杂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以加深彼此的交流和理解，那么这时候他的智力就会助他一臂之力，会让他变得宽宏大量，但与此同时，这也会大大削弱信徒们所要求的信念的强度，并降低其粗暴程度。

    在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任何一个伟大的群体领袖的头脑都是非常狭隘的，这样的狭隘是常人所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但也正是头脑极端狭隘的领袖，能给群体施以最大的影响力。

    在那场最著名的演说中，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且相互矛盾的观点。单看这些演说词实在让人费解，实在搞不懂这个手握大权的独裁者究竟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议会对名望的崇拜

    教学法式的说服方式和用一堆陈词滥调表达的常识，糊弄孩子时所运用的最平常的拉丁文化……即便在攻击和辩护的过程中，它们也只够应付小学生的挑衅。

    演讲内容没有思想，措辞上没有韵律感，演讲词中也没有任何切中要害的讥讽。整个演讲过程中，只有令我们嗤之以鼻的疯狂断言。只要看一遍这种没有乐趣的演讲稿之后，都不免会和德穆兰一样仰天长叹一声。

    每当想到将一个极端狭隘的头脑和坚定的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会让一个本来就有名望的人获得什么样的权力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顿然觉得后背发冷，心惊肉跳。

    要知道，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他才能真正做到无视各种障碍，并且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因为群体生来就需要一个精力旺盛并且信仰坚定的人来当领袖。事实上，它们不能缺少这样的人物，且永远需要这样的人物。

    在议会中，一次演说成功与否，与演说者提出了多少的论证，有没有提出论证没有关系，它几乎完全取决于演说者所拥有的名望。

    能最好地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一旦演说者因为某种原因失去原有的名望，他便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影响力，而这也正是他操控表决结果的能力。

    当不为人知的演说者带着一篇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演讲稿出场时，如果在整个演说的过程中，他依然只有论证，那他恐怕也只能让人听听自己的观点罢了。

    最近，一位深谙群体心理学智慧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用下面这段话对一位缺乏名望的众议员进行了一番描述：

    他走上讲台，慢慢地从公文包里拿出演讲稿来，慢条斯理地将它摆在自己面前，然后自信满满地发起了言。

    他十分自信地说，他能让听众对使他本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深信不疑。他陈述自己的理由，并且反复地列举自己的证据，而对那些以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他也深以为然，坚信利用它们能让听众信服。

    他还认为他所引用的证据，是任何人都驳不倒的。就这样，他一厢情愿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他无比信任其他议员的眼力，觉得他们完全会被自己的演说所征服，会理所当然地赞成自己的观点。

    可是当他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台下的人并没有安静下来，那些从各个角落里传来的噪声多少让他有些恼怒。

    这个众议员在心里暗自问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安静下来呢？为什么一个个表现出对我的发言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呢？看到我这个正要讲话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到底是多紧要的事让那边那个众议员迅速地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呢？

    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有点紧张，皱了皱眉头，终究还是停了下来。最后，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清了一下嗓子，鼓起勇气，大声地开始发言了。

    发言过程中，他不断地加重自己的语气，并且做出各种手势。尽管如此，台下依然噪声遍布，并且越来越大，直到他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话了。

    迫于无奈，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害怕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其他议员的那句可怕的：“闭嘴！”于是他又开始说起来了。但是，台下的噪声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游走在感情的两个极端

    当议会群体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时，会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一样，会让自己的感情走向极端。这时候，他们可能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壮举，也可能做出最穷凶极恶的事情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不再是他们自己了，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完全不相符。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议会可能将自我意识丧失到怎样的程度，也说明了议会怎样会被那些与自己的利益完全相左的建议牵着鼻子走。

    无疑，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可是在国民公会时期的那个晚上，他们却果断地这样做了。

    同样地，即便可能会使自己永远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议会的成员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那原本势不可侵的权力。

    他们并不因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而感到害怕，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今天他们可以亲手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而明天自己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厄运。

    事实上，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我曾描述过的状态，那就是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处于这样的状态下的他们，没有什么想法能阻止他们赞成那些早已控制住他们思想的建议。

    要说明这种情况，我选择了下面这句话，这句话摘自他们中的一个叫做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中。他说：“两天前，甚至是一天前，那还是为我们所严厉抨击的决定，当然也是我们完全不想做出的决定，可是今天，大家却一致赞成通过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危机，再没有别的原因了。”依我来看，再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任何一场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能看到类似的无意识现象。泰纳曾说：

    他们还是批准了那些愚蠢透顶的措施，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措施与犯罪的相似之处，反而引以为荣。事实上，他们会导致滥杀无辜的惨烈情形，甚至会制造杀害亲朋好友的惨案。

    在右派的支持和怂恿下，左派全体成员一致在最热烈的掌声中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送上了断头台。

    而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在最响亮的掌声中全体一致表决，顺利地通过了革命政府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法令。最后，在一片热烈的叫喊声和赞扬声中，如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赞扬声中，议会全体一致支持举行改选，结果，他们让杀人成性的政府掌管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平民派之所以痛恨它，是因为它杀人成性；山岳派之所以痛恨它，是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

    可是最后，不论是平民派，还是山岳派，他们全都落得了为相互残害厮杀出力的罪名。牧月22日，议会全体一致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刽子手；热月8日，议会又旧戏重演，亲手将罗伯斯庇尔这位暴君送上了断头台。

    表面看来，这样的情景是昏天黑地的，但它却准确无误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画面。议会兴奋到一定程度，或是头脑昏聩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感情上走向这样的极端。这时候，它俨然已完全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流体，任何刺激都能控制和支配它。

    下面是一段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坚定的民主信仰者——的描述1848年的议会的文字，这段文字曾发表在《文学报》上，它非常有代表性，我将其摘录如下：

    我曾多次提到群体的夸张、善变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导致群体非常容易迅速地从感情的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下面这段文字就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因为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轻信和无节制的愿望，最后，共和派让自己坠入了地狱。他们的简单和天真与他们那普遍怀疑的态度是不相上下的。紧随毫无法律意识与纪律意识的，是空前的恐怖和无尽的幻想。在这些方面，即便是农民和孩子，也会比他们强很多。

    他们非常冷酷，其程度不亚于它们缺乏耐心的程度。可是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也是不相上下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他们完全是性格不成熟和缺乏教养的自然产物。

    纵然没有什么事情会让这样的人感到吃惊，但是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惧而吓得发抖，也可能会因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敢于赴汤蹈火，无所畏惧。

    他们完全不管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全然不顾事物之间的关系。

    他们忽然灰心丧气，又忽然充满斗志。

    惊慌情绪轻而易举地就能影响他们，在这样的影响下，他们要么过于紧张，要么过于沮丧，但是从来都不会有当时的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

    流水易变，但是他们更善变，常常头脑混乱，行为无常。

    我们能指望这样的议会为我们建立怎样的政府基础呢？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这些议会的特点，并不常见。因为议会只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而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所有成员仍然会保持自己那独特的个性。这正是议会能制定出出色的法律的原因。

    事实上，这些法律都是那些法律专家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拟定而成的。所以说，议会全体表决通过的法律，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产物，而非集体的产物。

    显然，这样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

    而当人们不断地修正它并给它添上一系列修正案，进而将它变成集体的产物时，就很可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与独立的个人产品相比，不论群体产品的性质的好坏，其品质终究还是低劣的。

    很多情况下，专家会阻止议会表决通过一些欠考虑或不可行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完全影响不到他，但是他却可以对议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议会的险情

    尽管议会在运转的过程中会遇到如此多的困难，但迄今为止，人们仍没有找到一种比它更好的统治方式，更找不到一种更好的能够摆脱专制统治的方法。

    不论它看上有多么地愚蠢，它至少为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众多有教养的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统治模式。

    但现实中，议会制度会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会不可避免地浪费财政支出，二是会不断地限制个人的自由。

    第一种危险是因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倘若有个议员能提出一项明显与民主理念相符合的政策，例如，让所有的工人都有养老保障，建议给所有级别的国家职员加薪，那么这时候，对其他众议员来说，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提议若是通过了，必然会给政府的预算增添新的负担，进而会有新税种的出现，但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依然不会迟疑。因为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如果反对这样的提议，无疑，就是置选民的利益于不顾。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选民会让他变成这样的提议的牺牲品，将他赶下台。

    除了扩大开支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即必须无条件地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利益的补助金的提议。任何一名众议员都没有办法反对这样的提议，因为这样的提议同样符合选民的需求，再者，对任何一个众议员来说，要想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类似的补助金，先得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行，否则，一切免谈。

    上面提到了议会可能造成的第二大危险，是会限制个人的自由。

    表面来看，这样的危险是不存在的，也是不明显的，但事实上，它着实是存在的。因为这是大量法律上的限制性措施所造成的结果。

    议会认为自己须履行通过某项提议的义务，殊不知，一旦通过了，则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因此，会造成这种危险也是在所难免的。要看到，即使在英国这个有着最民主的议会体制的国家，也没能逃脱这种危险的戕害。

    很久以前，赫伯特·斯宾塞曾在一本著作中指出，尾随表面上不断增加的自由而来的必然是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的近作《人与国家》一书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谈起英国议会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这个时代开始到现在，立法机关一直以我指出的方向和路线为准。但日益完善的独裁政策不时有吞噬和限制个人自由的倾向与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每年都会制定大量的法律制度，在过去，公民的某些行为完全是自由的，但是现在，这些法律法规发挥它们的限制和制约作用，并且强迫公民做一些过去他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会进一步限制公民的自由。何以见得？要知道，公共负担，特别是地方公共负担为了从公民的收益获得更多的税额，它们会想方设法减少公民能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而这不正是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花销吗？换句话说，这不正是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吗？

    事实上，这种与日俱增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每个国家之中。斯宾塞并没有明确地列举出这类限制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正因为有大量的类似的限制性法令被通过了，所以才需要不断地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自然而然，公务员的权力和影响也必然会随之获得提升。

    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我们会发现，最后这些公务员很可能会成为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而广泛的权力。我们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要看到，尽管政府可能处于不断更替的过程中，但是不论怎么变，他们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需要任何个性。他们能永久地存在于国家当中。这不正是实行强迫性专制统治的三大主要表现吗？

    一旦议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法规，那么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举动也会被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束缚起来，这必然会让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深受一种谬见的迫害，因此一致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制定法律法规，因此他们不厌其烦地批准施行一些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的法令法规。

    因为慢慢习惯于被套上各种枷锁，人们很快就会达到预期中的奴隶状态，这时候，他们便完全失去了任何精神与活力。这一刻，他们俨然如同虚幻的人影，他们消极、顺从、毫无生气地活着。

    倘若果真到了这一步，那么个体便注定要去寻找那种在他自己身上已经完全找不到的外在力量了。而这个时候，政府各部门的麻木和无望也会与公民的麻木保持同步增长。

    所以，政府部门必须表现出个体所不具备的主动性、创新性和指导精神。而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部门必须承担一切，领导一切，保护一切。这样一来，国家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

    可是，照经验来看，这种上帝不可能经久不衰，也不可能很强大。

    在很多民族中，尽管表面上的众多许可让他们有“自己拥有一切自由”的幻觉，但事实上，他们的自由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了。

    和任何一项制度的衰老所造成的结果一样，议会制度的衰老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这是所有文明衰落的征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躲得过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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